作者 | 朱永彪 王巍整理 | 王晶编辑 | 崔洛宾 陈珏可 摘要➤研究目的：印度的《政事论》蕴含了丰富的情报思想，系统梳理其情报思想有利于深入了解世界情报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情报理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研究方法：采用文本分析、归纳等研究方法，在系统梳理《政事论》情报思想的基础上，阐释其思想特征并加以评价。➤研究结论：《政事论》不仅对情报活动有清晰的认识，还详细论述了情报获取、情报分析、组织运作及反情报等业务内容。其情报思想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充足的延展性和一定的客观性，对印度情报工作和情报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值得深入发掘。
关键词：《政事论》 情报思想 情报理论 情报文化 情报工作 印度考底利耶。图源：网络 古印度政治著作《政事论》又称《利论》，其梵语原名为“Artha sāstra”，字面意思是“关于物质收益的科学”。关于该书的作者及年代，目前学者们的意见尚未完全统一，但普遍认为其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到3世纪，主要作者为孔雀王朝的开国大臣-考底利耶（Kautilya，约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275年）。《政事论》全书15卷、100多章、5000多节，内容涉及行政、法律、农业、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个方面，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但因其精华主要是论述君主如何统治国家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种种治国安邦之策略，又被誉为“国王利益的手册”。
有趣的是，同东西方作者往往喜欢结合史实来进行政治探讨不同，《政事论》并不严格征引历史案例来说明其政治主张，而始终以抽象的方式来探讨各种内政外交的原理，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理论化风格，即偏好从逻辑推衍而不是历史与现实的思路来组织篇章，论述观点，因此该书主要专注于对事物的描述性和规范性阐述。《政事论》在印度古代情报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印度次大陆的情报活动萌芽于吠陀时期。哈拉巴文明衰亡后，雅利安人的入侵以及部落间的频繁战争，形成了为数众多的早期国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情报活动。
古印度的经典文献和伟大史诗，如《吠陀经》（Vedas）、《奥义书》（Upanishads）、《罗摩衍那》（Rama-yana）和《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等主要从宗教角度解读情报活动，强调情报对国王统治的重要意义，展现了印度人民对情报工作的早期认识。公元前四世纪，考底利耶在继承早期情报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辅佐国王征战四方的经历，完成了《政事论》一书，从而推动了印度本土性情报文化走向成熟。《政事论》深刻影响了印度封建王朝的情报观。孔雀王朝的后继者，如笈多王朝、莫卧儿帝国等都意识到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纷纷建立起庞大复杂的情报网络。
然而，英国的殖民统治却彻底改变了印度情报文化发展的自然进程，使得印度的情报理念逐渐被英国的情报文化所取代。当前，印国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空前活跃，使得具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的“考底利耶主义”在印度精英阶层的接受度空前提升，这一重大变化势必对印度的情报活动产生持久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政事论》情报思想的研究热情不断升温，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部分学者主要关注《政事论》情报观的价值和意义，如苏马里亚尼和帕布K．S．等人主要从遏制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等角度论述了《政事论》情报思想的现实价值；
二是还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政事论》与印度情报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迈克尔·李比希认为，该书可被为印度内生性情报文化的源头之一，并对该国当下的情报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三是另有成果部分梳理了《政事论》中蕴含的情报思想，以王燕、曾祥、博斯柯和肖厄姆等人的研究为代表。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主要散落在对《政事论》政治思想、治国方略和对外战略等内容的探讨之中，较缺专题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较少对该书的情报思想做辩证分析和特点总结，这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基于对《政事论》文本的考察，系统梳理其中的情报思想，归纳总结其思想特征，进而对其做辩证评析，以期为后续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利论》中文译本，图源：编者供图
一、《政事论》对情报的整体认知《政事论》的作者考底利耶曾辅佐皇帝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建立了古印度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孔雀王朝（公元前322年至公元前185年），结束了诸国林立、长期混战的分裂局面，其情报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考氏认为，在多个王国互相竞争的“丛林”体系中，国王不应以自我保存为满足，而应该积蓄力量，战胜强敌，称霸四方。这种“欲胜”的思想不仅构成了《政事论》情报思想的价值基底，决定了考底利耶对情报的根本看法，还影响了其对情报性质、作用和价值等方面的认识。
（一）情报维护国家安全《政事论》全篇自始至终都渗透着一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强烈的忧患意识。考底利耶指出，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王不仅要面临辅臣反上、王子反目和军队作乱等内忧，还存在敌国进攻等外患。“在外部产生，并在内部得到响应的煽动；在内部产生，并在外部得到响应的煽动-这是四种危险。”他强调，（国王）应关注那些隐藏在角落的、经常不为人知的细节变化，因为这些微小的变化可能给国家造成巨大的动乱。“背面的微小动乱和正面的巨大收益两者中，背面的微小动乱更严重。奸人、敌王或丛蛮酋魁（甚或王国内臣民）的叛乱，都会从各方面助长背面的微小动乱。
若发生此事，即使在正面获得了巨大收益，也会被臣工、盟王、损失和耗费吞噬光。”鉴于内外接应谋乱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考氏建议国王应高度关注、全面审视不同的形势下的安全问题。为此，他设想出一套网罗严密的情报安全体系，把情报工作视为维持帝国统治、消除安全隐患的重要凭借。（二）情报增强国家力量“知识”是治国的基础，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考底利耶正是通过强调情报的认知属性，将其看作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他认为国家力量由三大组成部分，一是“知识”的力量，为谋略能力；二是府库（经济）和军队的力量，为主宰能力；
三是勇决的力量，为精进能力，而其中代表“知识”的谋略能力最为重要。在《政事论》中他打了个比喻，一人“拉弓放箭，飞矢疾走，中则杀一人，不中则一人不能伤，而有识之智者，能杀腹中之胎儿”。换句话说，他希望君主不要成为一个只能弯弓射箭的武夫，而要成为一个运筹帷幄的有识之智者。考底利耶强调的“知识”并不是古典哲学中的“科学”，而是“明”，它一般都有外在的目的。“核究（探究原因或根据）永被视为诸明之灯，一切行动之方计，一切正法之依凭。”对考氏而言，情报即由耳目、使节等向国王讲述的有关国家内、外部威胁的知识，亦是国家力量的重要来源。
更确切的说，支撑治国之道的关键知识来源于情报的搜集、分析与评估。世界处于不断运转之中，国家要么走向强大要么走向衰弱，国家间关系也是流动的，今天的朋友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国王必须通过密探明察诸事，从而减少不确定性。他把国王的日常起居用水漏或晷影分为昼八分和夜八分，并指出国王的大部分日程都应接收和认知与安全相关的情报。“昼第五分里，国王应通过传送信件与咨议团谋议，并了解（暗差探得的）消息、密事以及应当知晓的事；昼第八分里，应与军队统帅一道谋划军机；夜第一分里，应召见暗差；夜第七分里，应主持谋议，并遣发暗差。
”无论何时，国家的生存都具有潜在或迫在眉睫的危险，安全并不总是稳定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无知”意味着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国家的安全取决于情报收集和知识获取。（三）情报指导对外行动精准的情报不仅是正确决策的前提，亦是行动成败的关键。《政事论》认为在一个“大鱼吃小鱼”的世界里，国王必须遵循“鱼的法则”，通过外交和战争来成为一个征服者，而采取何种的外交政策和战争手段则要以情报为准，这种情报涉及敌我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信息、敌我对比的优劣、敌方民间是否存在动乱、敌方精英阶层是否可被利用、敌方的心理弱点等内容。
此外，书中还提出了“和”、“战”、“静待”、“往征”、“托庇”和“贰端”六种对外行为模式，被称为“外交六策”。考底利耶认为，国王根据所掌握的情报，若与对方相比，自己国势衰弱，则应议和；若国势在增强，则应求战；若“敌人既不能击败我，我也不能击败敌人”，应“静待”，即对峙；若我具有明显优势，应“往征”，即备战；若我力量弱小，应“托庇”，即联盟；若需要他国帮助方能实现目标时，应“贰端”，即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向强国妥协让步以实现“和平”，另一方面积极侵扰第三国并与强国共享侵扰行动所获收益。
“欲胜王从国力、地点、适合发动征事与调集军队之时间、背面的动乱、损失、耗费、收益和危险方面知悉敌我双方的强弱点后，若力量胜出，则可往征，否则应静待。”实际上，以上“六策”归根结底只为“和”与“战”二策，这表明《政事论》将情报视为是“战”还是“和”的关键，重视情报在指导国家对外行动方面的基础作用。
二、《政事论》情报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欲胜”思想指导下，《政事论》详细论述了情报获取、情报分析及反情报等方面内容，并设想出了一套严密完整的情报系统，以期将纷繁复杂的情报活动纳入到国家行政体系、控御体系和边防体系实际运作中，凸显出强化中央集权的表征和趋向，顺应了当时的制度与权力的变迁，形成了其颇具特色的情报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古印度的情报思想。（一）情报获取组织周密、运转高效的情报获取工作关乎国家间斗争的主动权问题。考底利耶十分重视情报获取工作的开展。首先，他认为国王应广招耳目并分为两类：一类是固定的密探，包括黠生（知晓他人阴私、有胆量的生徒）、背誓苦行者和冒充的商贩等；
另一类是流动的密探，包括密使、刺客和投毒者等。固定密探往往伪装成各种职业，定居一处，监视动向，而流动密探则化装周游各地，刺探情况，他们由国王及辅臣指挥，活动范围包括宫廷、宅邸、城镇、森林、边境等底，不仅监视和考察各类官吏，甚至还刺探王后和王子们的行动；其次，考底利耶认为还须发挥使节的情报搜集作用。合格的使节不仅需要广泛了解对方的社会经济、社情民意等各种基层信息，广泛观察乞丐、醉汉、疯子、熟睡之人和朝圣地和庙宇的各种迹象，还应主动结交别国的军政要员，判断别国国王对本国的态度，并注意核实我方已有情报的准确性；
再次，按《政事论》的设想，侦察活动应借助公开和私下两个渠道同时进行：受雇来打伞或执扇，在王座或战车上服役者可用于侦查对方的外出形迹等公开表现：假充的驼背侏儒、哑巴、聋子、盲人、白痴、优人、舞者、歌手、乐师、颂唱人，以及女子则负责侦查官员在家中的形迹等私下表现；最后，打入敌营内部也是获取情报的重要举措，应争取外国境内的可归附者。《政事论》积极主张收买敌国人员，包括愤怒者（16种）、惧者（10种）、贪婪者（5种）和傲慢自大者（7种），并详细列举了各种手段和说辞来拉拢这些人。考底利耶指出，国王应将这些心怀不满者与间谍合用来实现其目标。
（二） 情报分析情报分析是通过对全源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分析和解读，将处理过的信息转化为情报以满足已知或预期用户需求的过程。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所坚持的是一种系统全面的情报分析评估方法，即将国内外事务置于整体视野下，并结合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多维度来审视。考氏在阐述其情报分析思想时，有意避免对问题采取选择性、还原论的方法，反对片面关注
一、两个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的做法。他
在论述战争胜负问题时就指出，要避免仅仅考虑军事实力强弱等某些单一因素的情况，因为效率低下且腐败的官僚机构可能会削弱一个国家的真实军事实力；他在分析粮食问题时同样认为，一个国家就算拥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和广袤的肥沃土地，但如果过度征税也会抑制农业产量，使农民陷入贫困。考氏强调对局势的情报分析和评估必须基于事件全貌，不仅要分析别国情况，还要分析本国情况；不仅要分析物质性因素，还要分析非物质因素；不仅要强调局部，还要看到整体。他在《政事论》中颇具创见地提出了“国家七要素说”，认为“国王、大臣、国土、关塞、国库、军队和盟友”等七种要素有机的构成了国家。
若这些要素相互和谐，则国家强大；反之，则国家衰落。（三）情报组织建设《政事论》设想了一种有组织、系统性的情报活动，具有较高的体系化水平。一方面，情报活动的目标早已明确，即巩固中央集权和维护国家安全，并最终帮助国王战胜强敌，称霸四方；另一方面，考底利耶提出了建立一个三级情报体系的方案。在这一方案中，最高一级由国王和辅臣（包括情报总负责人）组成，他们作为统治集团的核心，负责接受、分析、处理重要的情报。辅臣应具有本国人、出身贵重、易于驾驭、博闻强识、忠诚可靠和足智多谋等资质，以帮助国王增加智慧，加强统治。
国王需避免独断专行，如遇紧急事件，应听取辅臣的意见，因为“仅一个人，想不出什么计谋···王事都（有赖于）谋臣而后可成”，“若没有众位辅臣，那么国王就好比被去翼的鸟，无法行动”；而在最高一级之下，则是建立在不同地区的情报站点。各情报点被赋予了相当大的自主权，负责运作地区情报网络，策划和执行招募训练密探、分发传递情报以及反情报等任务。不同地区的情报站点共同组成了覆盖整个国家的情报系统；最后，情报体系的第三级则由众密探组成。因为《政事论》中的情报活动主要以人力情报为主，考氏因此十分重视情报队伍建设。
他强调，在招募间谍时要着重考察候选人的三个关键品行-对国王／国家的忠诚；专业素养以及严守秘密的能力，而忠诚是其中最重要的特质。（四）军事情报思想军事情报系指运用在军事用途上的情报，属于情报活动的一种。军事情报无疑是一种价值较大的情报，是决策者制定军事计划、筹划和指导战争的重要依据之一。《政事论》对军事情报工作也有较多讨论。例如，考底利耶在论述使节的情报搜集作用时，就特别强调要注意了解所在国军事的相关情报，并想方设法详细了解对方的要塞与郡邑的面积规模，分析其优势与弱点服务于本国的军事行动。
此外，在考虑本国进军策略和“如何作战”问题时，考底利耶提出了“公开战”、“诡计战”和“秘密战”三种作战形态。若情报显示，我方筹划周密，且实力更省一筹，则应主动发起“公开战”，即国王各种召集军队，在指定的交战时间与地点进行的光明正大的战斗。若我方实力略逊一筹，则应选择“诡计战”或“秘密战”，“诡计战”即两国并不公开宣战却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削弱对方；“秘密战”是指派遣密探潜入敌后破坏军需，杀伤兵员，争取暗杀敌人的国王和将领，以各种形式实现战争目的，夺取最后胜利。最后，考氏强调，无论在哪种战争中，都要注意灵活机动地作战，尽可能以智谋取胜，要善于利用天气和有利的地形，抓住时机袭击敌军，争取以小损失获得大胜利。
（五）反情报思想反情报是情报工作中的重要内容。自情报活动出现后，反情报思想就应运而生了。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其反情报思想，提出了许多精辟观点。1、警惕敏感信息泄露考底利耶指出，国王在做出决策时，既要兼听则明，又要控制知情范围，故一般“应咨询辅臣三四人”，认为“咨询人数超过四人，则决策将过于困难且难以保守秘密”。因为使节、辅臣以及国王的手势和眼色（都会）泄露计谋，（因此）一直到事业完成，（都应）掩盖计谋，并防范被任命（做事）的人。不仅如此，当国王与辅臣进行秘密商议时，还应尽可能选择封闭的地方，要防止周遭环境中出现鹦鹉、鹩、狗等动物，未获准者不得靠近国王与辅臣谋议的地点。
2、重视反间谍工作为了对付对手派遣的间谍，《政事论》建议采取严密的反间谍措施，责成己方的间谍找出外国君主派遣的间谍，要求借助反制使节与密探，以及公开和秘密的守卫去提防敌方使节（因其具有谍报职能）。为了防范外国谍报活动（包括暗杀、投毒等），考底利耶明确要求不能让没有得到财利和尊荣的外国人在本国君主身边活动。3、规范情报报送机制在考底利耶设想的情报体系中存在多个情报枢纽，涉及多层级、远距离的情报传递，易造成情报泄露。为此，考底利耶提出可以根据情况采用加密手段-有些是口头上的，有些是有固定规律的，从而确保情报安全。
此外，对于密探获取的情报，情报点应派遣其他人员进行核实，如果从私下、公开以及复核三个渠道得到的情报相互吻合，则可判定情报可靠。4、严惩泄密人员“令核究、三吠陀（娑摩吠陀、梨俱吠陀和夜柔吠陀）、治生（经营之术）达成获取与持守者，为刑惩…完全不施加刑惩就会导致‘鱼的法则’…施加宽严得当之刑惩者，为众生所尊敬。”考底利耶认为一旦出现泄密事件，为起警示作用，要严惩泄密者。对于谩骂国王和泄露谋议者，应令人拔其舌，严重的甚至可以直接处死。
三、《政事论》情报思想的特点作为古代印度系统论述治国安邦策略的名著，情报思想可能并不是《政事论》全书的核心内容，但客观而言，情报思想却是全文主题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总体而言，《政事论》中的情报思想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一）情报思想系统性强《政事论》是古印度一部极重要的经典著作，也是世界上较早系统论述治国方略的文献。客观而言，该书作者考底利耶对情报的认识是相当完备的，其情报思想具有较高的体系化水平，展现出一定的系统性。他在书中所设想的情报活动是一个层次鲜明、功能完备的整体，不同层级的情报点具有不同维度的指标，彼此之间体现出较为清晰的任务逻辑关系，整个情报体系具有了良好的秩序感。
整体能容纳部分，而部分也能反映整体。不仅如此，考氏还在书中对情报获取、情报分析、反情报、军事情报等做了论述和梳理，涉及到了情报工作的多个方面。（二）情报思想延展性足《政事论》把情报工作视为治国的手段，其所论述的情报内容较为综合，情报活动也相对多样，因此，其情报思想的延展性也更足，空间性也更大。考底利耶认为，与外部威胁相比，内部叛乱就像是“蛇的危险”，可能更为有害。他提出国王应将财政和军队置于自身掌控之下，根据忠爱程度和能力派遣那些在籍贯、衣着、艺业、语言、出身方面有可靠伪装的人，去刺探本国的宰辅、国师、军队统帅、王储、司阍、后宫侍卫长、宫主事、总督、府库总督、裁判官、领军、市裁判官、厂坊官、谋臣、各部督官、军队参谋长、城防长官和边防长官、丛蛮酋魁。
密探可以假充仆隶，侍候他们使用伞盖、水瓮、风扇、鞋、座、车乘、坐骑，去探知他们外出的行迹，搜寻国王需要的情报。就外部威胁而言，国王则可向友邦、中立国以及附属国等派遣敌后密探，了解这些国家的动向，侦察虚实，以知悉其国力、地理等方面的强弱，备用各军队的优劣，并对齐王、弱王、强王等采取不同的策略，最终找出平定他们的各种办法。由此可见，在考氏“欲胜”思想的指导下，《政事论》思考情报活动的角度更为多样，情报获取的内容更加综合，范围也俞加宽泛，不仅限于对军事情报的获取，亦重视国内外社情民意、天时地利和政治民生等情报的掌握和分析。
（三）情报思想突出结果导向突出结果导向是《政事论》情报思想的重要特征。考底利耶认为，一国的国王要求得生存，唯一的途径就是欲图成为一个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情形的因素，才能遏制外来入侵者。这种政治现实主义思维反映在其情报思想中，突出表现为评判情报活动的基本标准要看能否有效维护国王统治、能否扩大国家相对权力。考底利耶的情报思想对国王具有极强的导向性，他告诫国王，本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必须用一切手段加以保护和扩大，即使妇女、孤儿以及盲人也可被物色为间谍，主张为获得胜利可采取包括暗杀、离间、欺骗等一切手段。
显然，《政事论》中的情报思想主要是根据结果来判断甚至是证明手段的正义性的，体现出其极强的目的导向性和非伦理观。（四）情报思想体现出客观性与早期思想家相比，考底利耶的情报思想带有较少的宗教迷信色彩。他强调，情报要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应反映现实的情况，仅凭国王的直觉、经验和才能是不足以保证国家权力及人民福祉的，更不能依靠神谕、巫术和相信所谓的天命。在考底利耶生活的列国时代，激烈的社会动荡不能不在各阶级、阶层人们的心目中有所反映。无论是婆罗门教的灵魂不死、轮回转世的说教，还是耆那教和佛教所主张的舍生取义、以肉体痛苦换取灵魂快乐的学说，都在世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作为一国之君的国王也难以避免。
他告诫国王不能相信命运或迷信，“一个人一旦托付给命运，那么便放弃了个人努力，因此必将毁灭”。这些看法表明，考底利耶对情报工作具有一定的客观认识，即情报是对世界是客观真实的反映，而不是过去或未来的任何想象。不仅如此，考底利耶还对情报工作的预见性提出了要求。他指出，收集信息和实施早期预警是情报人员的主要任务，维持和平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好准备，情报工作应突出对未来的预见性。“（国王或军队统帅）应保持警醒：发生于诸要素的灾患，无论原因是什么，他都应针对该原因提前做出应对。”
四、结语《政事论》中的情报思想产生于古代印度次大陆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大背景下，考底利耶跟随旃陀罗笈多国王抗击亚历山大入侵，推翻难陀王朝的经历丰富了他对于情报活动的直观认识，渐渐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情报思想轮廓。尽管以现代眼光审视，书中可能并未出现诸如“反情报”、“情报分析”等术语，但其蕴含的情报思想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政事论》也可被视为世界上最早系统论述情报理论和方法的著作之一，其情报思想也当然是世界情报思想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底利耶具有卓越的情报才能，其情报思想内容深邃，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充足的延展性。
尽管在他看来，情报工作的首要任务即巩固统治、战胜敌人，只要有利于国家利益，任何手段都是正义的，而很少顾忌道德和法则的约束，但在考氏思想的更深处，其哲学的最终目标是创造稳定局势以给更多地区带去幸福。他主张明君治国，强调国家是在一个依赖于社会与其独立个体幸福的组织，认为国王应担起维护江山社稷的职责，肩负保护臣民安全与幸福的责任，体现出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及忧国忧民的情怀。由于具有较高的理论抽象性，《政事论》中所论述的情报思想并不能被视为是对现实的分析和总结，而更多属于理论性阐述。考底利耶所主张的在战争中使用妇女作为“慰安妇”的做法、利用一切手段杀死敌国首领的做法以及将整个国家放置于巨大的情报监视网络下，完全压制臣民私生活空间的做法等，显然已不符合于我们当今时代的主流价值观。
这实际上要求我们在考察《政事论》情报思想的时候要采用一种辩证的眼光，而不能将其机械的套用到如今的国家结构和情报工作之中。此外，《政事论》的思想内涵极为丰富，要注意避免出现一些符号化和标签化的论断。例如，考底利耶在设想情报系统以强化中央集权、维护国王权威的同时，也突出了国王为国民福祉而奋斗的职责，这实际上是强调情报工作应最终服务于人民利益。事实证明，印度次大陆在不同时代的情报实践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具有独特的内生性情报文化。然而独立后的印度却主要保留了英印政府的情报体系，继承了其体系运作诸多特点。
印度的情报人员也大多经由美、英培训，其情报机构设置及工作作风带有很浓厚的西方特色。但近年来，随着印度国内关于《政事论》的研究不断趋热，其中的情报思想逐渐为更多印度学界、政界人士所熟知，这或多或少对印度的情报理念与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2010年，时任印度副总米誦·（Hamid Ansari）的ー“考底利耶对情报活动的论述，即使在今天（也让印度）受益匪浅。2013年10月8日，时任印度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梅农（Shivshankar Menon）在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DSA）的演讲中说：“毫无疑问，《政事论》在我们思想中具有根本重要性…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知的”。
图源：网络 当前，莫迪政府正推动一系列情报改革，持续增强印度情报活动能力。2023年9月，两名印度杀手在温哥华刺杀加拿大籍印度锡克教领袖尼贾尔（Hardeep Singh Nijjar），可谓完美实践了《政事论》的“教导”。实际上，如果透过《政事论》的思想“棱镜”来观察就可为印度当下这种大胆的情报实践找到合理的解释。作为古印度的经典之作，《政事论》已经深刻影响了印度的政治思维和情报文化，并对印度当下的情报实践产生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因此，详细发掘其中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可为我们深入了解印度情报工作提供积极的参考视角。
作者简介：朱永彪，博士，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方向:国家安全与对外战略、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王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世界民族与国际政治本文选自《情报杂志》2024年5月13日文章，原标题为《印度中的情报思想研究》本期编辑：崔洛宾 陈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