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吴俊 叶海林:想脱钩又离不开,印度对华经济政策为何如此矛盾?
首先,印度在工业化路径上徘徊于“嵌入式发展”与“自主性替代”两种相互牵制的国家愿景;其次,决策过程受国内官僚及利益集团“开放与保护”的博弈;最后,政治层面深受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经济安全化”叙事影响。
首先,印度在工业化路径上徘徊于“嵌入式发展”与“自主性替代”两种相互牵制的国家愿景;其次,决策过程受国内官僚及利益集团“开放与保护”的博弈;最后,政治层面深受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经济安全化”叙事影响。
“神山圣湖”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自主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是文化学术上的还原与澄清,也关涉对中国西藏历史、文化身份及其文明归属的国内外认识。
1971年年初,穆吉布拉赫曼(Mujibur Rahman)领导的东巴基斯坦政党人民联盟掀起了大规模“不合作运动”,寻求建立独立的“孟加拉国”,遭到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Yahya Khan)的镇压,大量东巴基斯坦难民进入印度境内。
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主要依靠跨境石油与毒品走私、有组织暴力劫掠以及外部资金输送等四大资金来源维持运转。巴基斯坦政府需要采取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策略,并通过强化技术手段,以及通过双边及多边外交渠道加强国际合作等途径来解决分离主义武装的资金来源问题
印度政治发展经历了明显的转型,其民主模式从某种形式的多元主义民主走向多数主义民主,主要表现为:联合政治的原则受到侵蚀; 中央集权得到强化,地方自治被削弱,非对称联邦制特征更加明显;少数派在正式权力结构中边缘化,印度教多数主义主导政治。
冈仁波齐文化作为中华藏文化的根基,不仅深刻塑造了藏传佛教的精神气质,也通过高原丝绸之路西线对印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体现了中华藏文化基于中华文明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确证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创新性。
本文通过研究2014年以来印度与尼泊尔、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这四对双边关系的演变,从正反两个方向试图回答莫迪治下为何印度的超强实力未能提升其在南亚的领导力。
印度的征地制度经历了殖民主义立法到后殖民主义立法的变革。殖民主义的征地立法是以英殖民政府的利益和便利为驱动的,其法律精神与英国本土的征地法律完全不同,并且展现出以行政为中心、剥夺被征地者利益、极度不公平的殖民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