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顾凯杰编译 | 关云逸 姜波审核 | 顾青子编辑 | 沈欣 陈珏可编者按印前驻华大使顾凯杰日前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其新书《逆风：尼赫鲁、周恩来与中美角逐》旨在解决三个核心问题：其一，尼赫鲁时期的印度为何没有运用自身的地位与影响力来维护本国利益？
其二，印美关系是否同中印关系存在强烈关联？
其三，印度奉行的是纯粹的不结盟外交战略吗？针对第一个问题，顾凯杰认为，尼赫鲁对于新中国将由共产党领导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却因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察有误进而导致了各类外交战略政策上的误判。针对第二个问题，顾凯杰以印度在台海危机斡旋中的重要作用为例表明印美关系同中印关系的强关联，但他认为世纪之交中印关系缓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对印度的策略性利用，即利用印美关系实现中美关系缓和。针对第三个问题，顾凯杰认为印度一直保有战略自主，并始终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谨慎处理印美关系。顾凯杰在采访中强调了印度政府在处理中印关系时应谨记的两个历史教训：一是印度政府不能进行内部“小圈子”外交决策；
二是印度政府需要对华采取“威慑+对话”双轨并行外交策略。顾凯杰最后指出，中国基于对第三国外交政策的判断愈发坚信印度正在倾向于美国，前者的行动可能是为了迫使印度弱化其同美国的密切联系。南亚研究小组特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图源：网络 据前外交秘书、驻华大使、新书《逆风：尼赫鲁、周恩来与中美角逐》（2023年1月22日出版）作者顾凯杰（Vijay Gokhale）所述，中国可能已经得出结论，认为印度现在正倾向于美国，而不是在中美竞争中保持相对中立。近期顾凯杰在接受《印度教徒报》采访时表示，面对地缘政治挑战，印度可以从历史中汲取许多教训，尤其是在当前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也变得复杂。
以下是采访摘录：➤记者：是什么促使您重新审视印度独立后第一个十年的外交政策？我们可以从那个时候印度与大国外交的过程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顾凯杰：有许多问题已经困扰我多年，我写这本书正是希望能够找出答案。首先，为什么印度在承认中共政府时没有在涉及印自身利益的问题上向中国寻求任何交换条件或保证。毕竟作为一个老牌民主政府，印度在世界享有一定的地位与影响力，而当时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刚刚兴起，并未得到大多国家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印度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来维护自身利益或解决那些引人担忧的问题呢？
这引发了我的一系列思考。其次，中印关系正如何影响着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外交联系，那就是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我们正为独立自由斗争时，美国始终支持印度的民主事业，并在印度独立后与我们接触并试图建立伙伴关系。因此，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中国的看法与中印关系的变化是否对印度的美国外交政策存在影响？
第三，我一直想要知道，印度无论何时都将采取绝对纯粹的不结盟外交战略吗？不结盟是否只是大多数时候在喊喊口号？为了弄清所有问题，我开始为写作本书展开研究，并查阅了印度、英国和美国三个国家的国家档案及资料。而这本书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记者：关于尼赫鲁决定承认中共政府，或更广泛的来说，关于他最初的对华政策，您写道，他在战略直觉方面是敏锐的，但在规划和实际进行外交活动方面则稍显不足。➤顾凯杰：我注意到尼赫鲁在二战结束后的讲话中不断地提到塑造战后亚洲秩序的必要性，他认为亚洲国家必须拥有重塑秩序的发言权。
尼赫鲁总理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认识，即如果印度要真正发挥影响力，摆脱殖民主义的世纪，那么它不仅要从英国手中获得独立，而且还必须创造一个周边环境，这个环境能够允许印度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政策上都能行使独立的政策。尼赫鲁无疑认为，其他亚洲国家将成为印度的伙伴。他在讲话中提及了一些国家，一个是1945年刚刚独立的印度尼西亚，而另一个是中国。1945 -1949年的中国并非如今的中国，而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尼赫鲁与蒋介石长期保持联系，一开始双方通过书信往来，之后尼赫鲁到访中国。
随后，在“退出印度运动”期间，蒋介石访问印度。因此，无论从个人层面还是更广泛的战略角度，尼赫鲁都坚信中国将发挥作用。我们也应当对尼赫鲁予以赞誉。正如我在书中用大量档案材料论证，由于在中共政府成立前一年多，尼赫鲁已十分清楚共产党必将获胜，而印度必须采取各种手段与其周旋。这实际是极富远见的，因为在那个阶段，美国人仍在押宝蒋介石，而英国人即便心怀疑虑，但并未准备公开质疑美国的对华政策。然而，如果你看到尼赫鲁与其官员及印度驻华大使的来往信件，你会发现尼赫鲁很清楚蒋介石政府即将倒台，而印度应当准备应对新的共产党政权。
正因如此，我在书中指出，尼赫鲁总理在中国格局逐渐走向国民党解体、共产党统治的时期对中国的观察是相当敏锐的。➤记者：您还写道，此后尼赫鲁对中国的认知并不准确，尤其是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的假设。➤顾凯杰：我在书中得出的主要结论之一是，在战略层面上，尼赫鲁可谓远见卓识见，但在实际的外交与战术方面，他却表现不佳。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止一个。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在关于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性质上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持有不同意见。美国将共产主义视为对西方世界的巨大威胁，而尼赫鲁的观点则更为微妙。
他认为，亚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无论是中国、越南还是马来亚，都更具民族主义色彩，而非古典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这些都是民族情感的表达，印度独立运动也表达了这一民族情感。因此，中国需要被优先单独处理，而非仅视为苏联为颠覆世界而采用的共产主义扩张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印、美对华态度存在差异。除此之外，印度本身刚刚结束与殖民列强的独立斗争，印度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予以理解与共情。西方将中国视为对其自身利益的威胁，但印度并非如此。而我在书中提到的第三点，这一点尚未得到充分探讨。这就是印英两国政府高级官员之间持续的接触与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对印度外交政策的影响，不仅针对中国，也包括对美国。
有趣的是，因为尽管英国曾殖民统治印度，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对其关于国际关系的言论重视程度高于对美国的重视。要知道，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是民主国家，曾支持世界各地的反殖民与民族主义运动，不仅准备与印度共谋发展，还赋予印度在亚洲的重要地位。据我所知，从未有人从这方面探讨过。而我写作这本书是真心希望改变印度人对我们的对华政策是如何形成的看法，以及对印度独立第一个十年中，特别是对美国，我们的西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看法。➤记者：在探讨印度对两次台海危机的反应时，您提到中国当时向印政府传递的信息，即中国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在东方，而非在西方与印度相冲突。
您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思路是如何演变的？➤顾凯杰：这本书不仅涉及台海危机，还通过研究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即不同于普世认知，印度实际在台海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一次危机中，印度试图在中美两国间斡旋，认为台海和平将在亚太或印太地区创造更广阔的和平区域，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而到第二次危机发生时，中印关系已趋于恶化。但尽管如此，印度建制派的至少一部分人，主要以国防部长、尼赫鲁实施外交政策的“利刃”克里希纳·梅农(Krishna Menon)为首，仍在尝试是否能在中美之间达成某种和解。重要的是，不要再让人认为印度在确保台海和平稳定方面毫无建树，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干涉此事，而是因为台湾海峡事务属于印度的地缘政治事务，而且正逐渐成为印度的地缘经济事务。中国接触印度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在两次台海危机期间提供援助或干预的结果。正如我在书中归纳中国现有的极少量第一手档案材料并指出的那样，中国对印度在两次台海危机中的动机持怀疑态度，认为印度本质上对西方唯命是从。然而，那时因为全球南方国家中只有我们与美国关系良好，所以中国仍愿意给印度一些空间，认为可以利用印度，从而达成与美改善关系的终极目标。当中美关系在1958年及第二次台海危机后开始陷入类似于冷战状态时，中印关系也走向恶化，中国人开始担心两线作战。
换句话说，他们在东部沿海地区需要面对美国及其所有盟友，并且在西南与印度接壤边境上也可能面临危机重重、挑战不断的状况。中国在这种时候向印伸出援手来应对这种双线挑战，并暗示印度其真正的对手并非印度而是美国，以此希望与印缓和紧张局势并努力达成共识，这实质上是某种权宜之计。我认为，这只是一种策略，并未反映中方与印交好的强烈意愿，更未体现出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真诚想法。这种对印度的接触往往发生在中方面临美国强压时，因此我们应该对此有清楚的认知。这本书明确指出，中国只是在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时才就此事向印度伸出援手，而不是在情况发生之前。
➤记者：关于中印关系的早期阶段，您写道，高层领导人间没有真正的直接接触，但却做出了会产生长期影响的严重决定。您认为那时的教训仍能沿用至今吗？➤顾凯杰：那时与现在情况不同，因为两方都是刚刚成立的新政府。就我们而言，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无法开展外交活动或直接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在独立后花了一段时间才站稳脚跟。然而，正如我在书中指出，新成立的印度政府并未真正尝试建立外交政策体系。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一个小团体中，主要是尼赫鲁的政治伙伴及部分接触过国际外交的官僚。除此之外，更广泛的咨询和磋商是缺失的。
例如，我在书中提到，尽管副总理瓦拉巴伊·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及包括拉贾戈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在内的部分高级领导人均敦促尼赫鲁咨询内阁建议，比如在承认中国新政府前咨询议会或公众意见，但实际上他并未照做。当我们开始与中国谈判1954年印度在西藏特权的相关协议时，情况也是如此。那时也是由一个很小的团体做出的决定，并未进行更大规模的内阁磋商，导致我们没有制定任何战略，也未对该战略、政策乃至战术实施监督。就我们与中国关系而言，我们显然付出了相当巨大的代价。
当然，关于不与中方对华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高层峰会并不比如今频繁。事实上，当时两国领导人互访的情况相当罕见。但我所说的重点是，我们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与他们达成协议、与他们妥协、与他们和解时，两国最高领导层之间并没有面对面的会晤。我认为，这很奇怪，因为通常要在领导人会面、相互了解、探讨各种可能性后，才方可达成重要协议，例如1954年关于西藏的协议。我们在几乎没有高层接触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通常而言，我认为对话从始至终非常重要。就中国而言，我们应该用两条腿走路，那就是对话和威慑。
我认为两者对于维护两国广义的和平与稳定同样重要。➤记者：当前中印关系正陷入僵局，您认为未来的出路是什么？➤顾凯杰：简而言之，我们已经从2020年拉达克事件之前的和平共处状态转向了现在的武装共处阶段。而这意味着双方均在边境地区大量集结军队，且这种情况或将持续至两国制定出新的妥协方案或新的关系框架。然而，没人知道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这属于政府政策的一部分，而政府人士无疑也正在考虑。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仍然应当采取对话和威慑策略。威慑是无可替代的。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明，中国懂得用实力说话。因此，在中印边境地区建立可靠威慑必须成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
近年来，政府无疑已在基础设施方面以及设备与技术方面为此采取多项重要举措。再比如，2024年已经是印度军队在北部荒凉地区大量驻扎的第四个冬天。对话通常是在军事层面进行的，但如果政治层面也能进行对话，无疑对情况有所帮助。而为此政府已经建立许多机制。因此，这并非缺乏机制对问题，何时恢复对话只是时间问题，且时间由政府决定。但我认为对话早晚恢复，只是何时与如何恢复的问题。➤记者：最后，您认为中美关系愈演愈烈将会导致什么结果？如今我们能看到中美竞争正在影响中印关系，尤其是中方似乎特别关注美国。➤顾凯杰：实际上，中国仍然不仅愈发将美国视为其生存威胁，还开始更公开地表达这一观点。
因此，由于中美属于两个世界性超级大国，中国倾向于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评判他国举措，或者看待他国政策。你离中国距离越近，中国就会越关心，越用显微镜仔细地观察你，试图辨别你的倾向，或者猜测你的倾向及对华可能产生的影响。毫无疑问，中国周边有许多重要邻国。然而，其中许多国家历史上长期是美国盟友，而中国也很清楚这些国家的立场，因为许多国家仅仅是美国的条约盟友，或是美国在其境内驻扎了军队。然而，印度的情况则不同。我们不仅持续保持战略自主权，而且在过去七十年中，我们也一直与美保持谨慎的外交联系。但毫无疑问，过去十年中印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它已经蜕变成真正的，共同点远超差异的战略伙伴关系。当然，差异仍然存在，国家利益有所不同，价值观也不同。但目前而言，印美利益及价值观一致性大于差异，而这也是中国最关注的方面。在我个人看来，中国也许会认为印度正在向美国倾斜，而非在中美问题上保持相对中立。如果这个假设成真，且只有中国才能验证这个假设，那么我们需要明白，中国在外交以及灰色地带战争方面对我们采取的部分举措可能是为了推动我们，甚至强迫我们不再倾向美国。这只是我的观点与假设，但如果你关注更广泛的发展，就会发现这一假设具有一定可信度。
作者简介：顾凯杰（Vijay Gokhale），印前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本文编译自《印度教徒报》网站2023年12月28日文章，原标题为：‘China may have concluded India is now tilting to the U.S.’ 原网址为：https://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china-may-have-concluded-india-is-now-tilting-to-the-us/article67769245.ece本期编辑：沈欣 陈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