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苏尚特·辛格（Sushant Singh）编译 | 刘派 张谦和编辑 | 赵澜清 江怡编者按2024年1月，莫迪出席阿约提亚罗摩神庙揭幕仪式，一同参加仪式的除印人党和团家族高层外，还包括11位军队高官。由于继承了英印时期的专业主义和接受文官指导的传统，军队本应只效忠宪法而不宜介入政党政治。但此次军队热切为印人党“捧场”，难免让人怀疑所谓的“世俗化”和“非政治化”原则早已在印人党政府强势执政十年后逐渐消亡。在作者看来，军队早已成为莫迪政治野心的共谋，双方互有所求。一方面，印度军队天然存在着道德合法性漏洞和被边缘化的恐忧，希望借执政党之手摆脱上述困境。
一来，印军并未参与次大陆的独立斗争，相反一直呈现出“为虎作伥”的形象，上至政治领导层下至普通百姓希望约束军队防止暴政；二来，印军处于政治权力边缘。印度军队并非政府部门，在政治领导-文官-军队的三元架构中只能成为指令的被动接收方，在国防参谋长（CDS）未建立前甚至无法凭借军事专业优势在决策中谋得一席之地。因此，高级军官和普通士兵都渴望踏上“权力晋升的阶梯”，需要仰仗政党；三是，印度军队与社会割裂，威望不高。印人党政府开动宣传机器为军队涂脂抹粉，掩盖不光彩的失败和劣迹斑斑的人权侵害行为，军队自然乐见其成。
另一方面，印人党需要印度军队助力其继续执政，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首先，军队和保卫国家的神圣性密不可分，印人党将军队护国有功宣传为莫迪政府强硬姿态的自然结果，可以有迷惑性地将胜利归因为政党成绩。其次，印度社会往往不批评军队，印人党政府利用军队充当自身施政错误的挡箭牌，必要时唤起民族主义情绪，达到转移矛盾的效果；最后，印人党的文化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拥有将印度教和军事化结合的思想渊源，拉拢军队有利于实现一个富有“印度教特性”的印度国家和印度社会。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网络 位于法扎巴德兵站（现已更名为阿约提亚兵站）的多格拉团中心（Dogra Regimental Centre）距离巴布里清真寺（1992年12月被印度教暴徒拆除）所在地仅几公里之遥。2022年，在印度陆军步兵团多格拉团（Dogra Regiment）建立百年之际，时任陆军参谋长马诺杰·纳拉瓦内（Manoj Mukund Naravane）将军出席阅兵仪式并参加了其他纪念活动。2024年，纳拉瓦内率领着由11位前军队首脑组成的小分队再度回归，参加莫迪总理主持的罗摩神庙（Ram）揭幕仪式。
罗摩神庙建在十六世纪清真寺的废墟之上，目前施工仍在继续。出席本次仪式的军种参谋长约占全部35名曾经领导过陆军、空军或海军且仍然健在的军种参谋长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其中包括在莫迪政府任期内一直担任国务部长的维杰·库马尔·辛格（VK Singh），以及去年参加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的“团结印度巡游”（Bharat Jodo Yatra）的迪帕克·卡普尔（Deepak Kapoor）。他们中唯一的非印度教徒是乔金德·贾斯旺特·辛格（JJ Singh），他曾是至高阿卡利党（Akali Dal）两个派别的成员，于2022年加入印度人民党。
他们几乎都是北印度上层种姓印度教徒，而这一选区正是莫迪意识形态政权的主要支持基础。印人党的意识形态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将建立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Rashtra）的漫长征程推向了高潮，而争取第三次连任总理的莫迪则在这一征程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在过去十年中，许多机构都为印度教项目提供了帮助，其中包括不问青红皂白的走狗媒体、空心化的议会和无动于衷的司法机构。此次盛会的全部受邀名单都经过精心策划，其中包括政界、商界和娱乐界的明星。军队也不例外。据退役中将、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前军事顾问普拉卡什·梅农（Prakash Menon）称，一名高级退役军官曾致电前军种参谋长们，试探他们是否愿意出席活动。
只有那些表示愿意的人才收到了正式邀请。仪式期间，花瓣被从一架军用直升机中投出，洒下寺庙。身着制服、满面春风的飞行员与亲印人党的记者如纳维卡·库马尔（Navika Kumar）在寺庙内合影留念。在莫迪领导下的印度，宗教、政治和国家三者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军队公开加入宗教政治活动便是突出体现。南亚已有军队高度政治化的例子。1947年后，巴基斯坦军队的作用被确定为保卫国家意识形态边界的安全，伊斯兰教成为其战略文化和集体意识形态的持久特征。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印度军队公开宣称非政治和无党派，只效忠于宪法，它是否在试图效仿印度的两个对手？
印度陆军西部司令部参谋长马诺吉·库马尔·卡蒂亚尔（Manoj Kumar Katiyar）中将1月13日在昌迪曼迪尔兵站（Chandimandir Cantonment）举行的授衔仪式上说：“印度陆军的突出之处在于我们严格遵守两项重要原则，第一是世俗化，第二是非政治化。这意味着我们尊重所有宗教，远离政治。必须坚持非政治化和世俗化原则，并认识到任何妥协或松懈都会对军队造成伤害”。他上传到陆军西部司令部YouTube账户上的讲话视频后来被删除。然而，与此同时，九天之后的罗摩神庙内，却大肆传递着相反信息。
出席活动的名人和建成一半的神庙照片在电视频道和社交媒体平台上铺天盖地，神庙被鲜花点缀，以掩盖其尚未完工的状态。纳拉瓦内也在X上发布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称揭幕仪式是“国家的历史性时刻”。在接任陆军参谋长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纳拉瓦内曾谈到要忠于宪法并以宪法为指导。但退休后，他的决心似乎有所减弱。2023年5月，他在浦那（Pune）举行的团家族学生组织“全印学生总会”（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全国执行会议上发表讲话，称全印学生总会为在青年中培养民族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他担任陆军参谋长期间，2020年中印间发生边界冲突，至今印度仍未扭转这一局面；莫迪政府还实施了有争议的短期合同制征兵计划，并将其命名为“烈火之路”（Agni path）。纳拉瓦内即将出版的回忆录《命运的四星》披露了有关“烈火之路”计划的爆炸性细节，无意中对政府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这本回忆录揭示了莫迪政府如何强行推行一项令陆、海、空三军参谋长都措手不及的计划。莫迪政府对军队高层的意见置若罔闻，但在各邦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后，政府派遣军队首脑为该计划点赞和辩护。没有一位参谋长敢于透露这一决定是如何做出的。
纳拉瓦内也许在无意中表明，莫迪政府毫不关心希望服兵役的年轻人的抱负，无视各军种参谋长的建议，也不关心作为机构的武装部队的健康状况。这不仅说明莫迪对军队加以利用，也说明军队领导层愿意被利用，即使这一决定让军队变得更加虚弱。这本书的发行时间恰到好处地从1月15日推迟到了4月30日之后，也就是大选结束前后。在许多方面，军方已自愿成为莫迪政治计划的同谋。表面上看，军队从2014年以来愈演愈烈的、极具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中获益匪浅。一支有着殖民地血统的职业军队在独立斗争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现在却转而将展示民族主义作为其运作的主要特征。
这与新独立的印度所信奉的反殖民民族主义完全不同。莫迪政府对军队高层领导的深入遴选及对未来高官的许诺进一步激励了军队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忠诚。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文官和行政部门控制军队的标准规范，如今却被滥用于攫取政治利益。莫迪本人也充分利用军队来提升自己的形象。他从不浪费穿上军装的机会，经常援引阵亡将士来转移人们对灾难性政治决策的注意力，并将自己塑造成印度敌人的强硬克星。与此同时，中印关系岌岌可危，巴基斯坦则继续在克什米尔挑起事端。
在曼尼普尔邦，种族清洗已经持续了近九个月。莫迪甚至一次都没有到访过该地，军队恢复秩序的努力也受到了阻碍。但莫迪在公众心目中的强人形象却丝毫未减。如果没有军队在印度社会中的崇高地位，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如果孤立看待军队与文官领导层之间的裙带关系，只能解释长期以来的民主准则是如何被践踏，从而使军队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保持一致。但这种观点忽略了印度的市民社会，在与军队和政治领导层的关系中起到三足鼎立的作用。包括新闻、电影和体育等媒体在拉近军人和民族主义价值观与公众的距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
自2014年以来，莫迪政府通过投资宣传性电影和电视节目塑造公众情绪，这些电影和电视节目将印度教右翼和军队塑造成了英雄。一些叙事因此产生，从而掩盖印度教右翼和军队的严重失误。绝大多数印度人信任军队，支持军队对国家的影响，并认为尊重军队是印度人的标志。长期以来，媒体、政治机构、大型主流文化产业和军队本身在塑造公众想象力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军人被推上了神坛，成为纪律、荣誉和为国牺牲的典范。运营失败、侵犯人权、性虐待和腐败往往被忽视或归咎于少数几个恶人，军队则不用承担任何系统性责任。在莫迪时代，印人党更加鹰派的路线在印度民众中引起共鸣。
贾廷德·考尔·图尔（Jatinder Kaur Tur）在报道中详细描述了最近发生在蓬奇（Poonch）的案件，就是例证：无辜平民被军队关押，期间惨遭酷刑和谋杀。在殖民地时期和后殖民早期的印度，军队与印度社会的主流结构是隔离的。隔离的性质和程度各不相同，但都是由殖民遗产、组织惰性和成为专业部队的愿望所保证。这主要适用于陆军，而海军和空军由于规模小得多，对军队与社会的关系影响甚微。军队背负着可信、公正和世俗机构的名声，军队是解决社区暴力事件的最后手段，见到军队的旗帜，就意味着秩序将得到恢复。
同时，军队也是自然灾害发生后，开展救援和救济活动的中坚力量。因此，军队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机构地位，它就像一头“圣牛”，不能受到任何非议。这种遥远的视角为军队带来了某种神秘感，尤其是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和孟加拉国独立之后，印度的军事干预被誉为是为解放事业服务。1987年，印度对斯里兰卡进行了灾难性的干预，印度维和部队被指控严重侵犯人权。到了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印度军队通过首次电视转播战争，淡化了长期以来可以塑造的孤立形象。它所产生的病态后果，在近年来愈演愈烈。卡吉尔战争中的英雄屡屡出现在电影、网络剧和电视中。
军方积极策划各种行动和事件，以塑造符合人们所期望的形象。例如，2004年，一部简短的电影在影院上映，影片展示了士兵们在冰天雪地的锡亚琴冰川（Siachen）上高唱国歌的场景，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尼马尔·钱德尔·维杰（Nirmal Chander Vij）将军也在影片中露面。媒体对军事部署的报道受到严格控制，他们严格遵循军队提供的不容置疑的谄媚说法。当时正值印人党竞选连任，媒体报道充满了民族主义热情。阵亡士兵的遗体被运回家乡，军队在高官的见证下举行大型集会作为最后的仪式。军队完全成了民族主义和国旗的代名词，这一属性使军队得以避免批判性审查其失败、失误和错误。
20世纪90年代，电视新闻的普及与印度的经济改革和军队在克什米尔山谷打击国内叛乱分子的大规模部署不谋而合，公众改变了对军队性质的看法。人们期望军队能够打击外部威胁，确保国家边境安全，但同时也为军队镇压那些被视为内部敌人的人而欢呼。军队一直是印度想象中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核心。例如，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在克什米尔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尽管在克什米尔有两个不同方向的行动，一个是在控制线（LOC）上打击巴基斯坦和试图越境进入印度一侧的武装分子，另一个是在腹地打击武装分子，但公众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
军队将此称为“代理战争”，并将其归属于总部设在斯利那加（Srinagar）的15军团（Chinar Corps）。各种调查显示，印度社会往往不加批判地崇拜军队，这一倾向远高于其他国家。皮尤在 2019-2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将印度列为公众对军队的信任度高于其他任何机构的国家之首。80%的受访者“非常”信任军方会为他们做正确的事，而科学家的相应数字不到60%，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对政府抱有类似的信任。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信任媒体，只有五分之一多的受访者信任商界领袖。大约在那个时候，皮尤还发现，85%的印度成年人认为尊重军队“非常重要”，甚至是真正成为印度人的关键。
莫迪政府正是利用了这一点。2019年，在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被严重政治化的背景下，莫迪再次当选，印人党的支持率达到顶峰。在公众心目中，军队与民族主义价值观之间具有紧密联系，这一观念对莫迪政府尤其有用。军队和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在印度独立中都没有发挥作用。军队中参与反英活动的人从未被召回服役，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犯。这些人曾加入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的“印度国民军”（Azad Hind Fauj），与日本人并肩抗英。然而，他们的法律诉讼案引起全国的关注，并由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律师团队打赢了这场官司。
1946 年，参加孟买海军兵变的水兵被解职，即使在独立后也从未被召回。与此同时，国民志愿服务团正在利用它如今拥有的政治权力来推广其思想先辈们梦想的军事精神。萨瓦尔卡（VD Savarkar）曾发出“政治印度教化，印度教军事化”的号召。他举了个例子，维纳亚克·查图尔韦迪（Vinayak Chaturvedi）在其著作《印度教与暴力：萨瓦尔卡和历史政治学》（Hindutva and Violence: VD Savaraka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中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一个理想化的、想象中的统一印度教国家，标志着印度教徒最终征服的领土，以及世界上只属于印度教徒的圣地”。
萨瓦尔卡尔希望通过社会军事化来加强印度教的男子气概，这一点在他推动将国家视为祖国，而非大多数印度教徒心目中的巴拉特母亲（Bharat Mata）或祖国母亲（Motherland）的过程中显而易见。对萨瓦尔卡尔来说，军事化是印度教徒去女性化的一种手段，从而加强祖国和圣地的观念。尽管国民志愿服务团自称是一个文化组织，但它的许多日常活动都与军事活动如出一辙。其创始人海德格瓦（Keshav Baliram Hedgewar）对军国主义思想情有独钟。这反映在他称RSS 的首席训练员为“sarsenapati”（意味“首领，总司令”），这也是马拉塔帝国时期对军队总司令的称呼。
按照海德格瓦的意愿，每周一次的“志愿者”（swayamsevaks）游行也由一名退役军官带领。海德格瓦的导师穆恩杰（BS Moonje）在访问法西斯意大利后写道：“印度教印度需要一些这样的机构来实现印度教军事的复兴。在海德格瓦博士领导下，我们在那格浦尔（Nagpur）的RSS机构就是这样的组织”。由于军方和RSS都没有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因此他们无法轻易在印度独立之初宣称具有民族主义特征。印度教的修正民族主义精神和与军队有关的大男子主义让两者都能宣称自己的民族主义资格。要制造这种假象，必须具备一定的公关能力。
一旦公众的看法确定下来，大多数机构——从司法机构、审计机构再到议会——都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在批评军队的问题时犹豫不决。即使是在议会辩论中，所有议员和党派也会特别注意不对军队提出过多批评。重点总是放在他们的英勇和牺牲上，而不是对任何行动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2019年2月，在上次大选前几个月，印巴之间发生了军事冲突。一个巴基斯坦武装组织声称在普尔瓦马（Pulwama）制造了一起针对印度军方车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近四十名准军事人员死亡。当时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长萨蒂亚·帕尔·马利克（Satya Pal Malik）后来指控莫迪要求他对安全漏洞保持沉默。
2023年，马利克告诉记者卡兰·塔帕尔（Karan Thapar），中央后备警察部队曾要求内政部提供一架飞机，“因为如此庞大的车队走不了陆路”。马利克说，在袭击当天，他告诉莫迪“这是由于我们的过失造成的。如果我们给了飞机，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他对我说，我现在应该保持沉默。有趣的是，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反穆斯林暴力事件中，正是时任邦首席部长的莫迪未能安排好后勤和运输，才阻碍了军队控制局势的行动。扎米尔·乌丁·沙阿（Zameer Uddin Shah）中将在他的《政府穆斯林》（Sarkaari Mussalmaan）一书中写到了当年3月1日凌晨与莫迪会面的情景。
沙阿向莫迪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希望军队能够恢复法律和秩序。但是，当近三千名人员抵达时，古吉拉特邦政府没有安排任何交通工具，机场“漆黑一片，空无一人”。据沙阿称，在此期间造成了最大程度的破坏。如果基本的后勤工作得到了保证，其中很多破坏本可以避免。为回应普尔瓦马袭击事件，印度空军对其声称位于巴拉科特的恐怖分子训练营进行了空袭。这是自1971年战争以来印度首次深入巴基斯坦境内进行空袭。凯旋的媒体和政府将其吹捧为一场胜利，尽管这次行动引发了一系列致命的失误。卫星图像证实，没有任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遭到袭击。
印度在随后的空战中击落了自己的直升机，机上载有六名空军人员。巴基斯坦军队击落一架米格-21战机，俘虏了印度飞行员、空军中校阿比南丹·瓦尔塔曼（Abhinandan Varthaman）。与它被吹嘘的巨大成功相反，这是一次失败的行动。时任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的阿杰·比萨里亚（Ajay Bisaria）在接受卡兰·塔帕尔（Karan Thapar）采访时说：“我们只有叙述，却没有巴拉科特袭击成功的证据”。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次袭击非常接近于一场灾难。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写道，他“并不认为全世界都清楚地知道，2019年2月印巴之间距离的核大战有多近……我只知道太接近了”。
在大选前夕，这些似乎都不重要。莫迪一再吹嘘他的政府对巴基斯坦采取的强硬立场。他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说：“我想对首次投票的选民说，你们的第一张选票能投给在巴基斯坦巴拉科特进行空袭的勇敢士兵吗？他宣布了新印度将如何应对冲突：“它将进入敌国领土并发动攻击。他因演讲违反《行为守则范本》（Model Code of Conduct）而受到警告，根据该守则，禁止将军队政治化以换取选票，但选举委员会最终给了他清白。与此同时，许多媒体掩盖了印度在巴拉科特冲突中失败的消息，并将印人党的国家安全言论宣传为胜利。
比萨里亚在其《愤怒管理：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麻烦不断的外交关系》（Anger Management: The Trouble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一书中写道：“一些战略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影响显而易见，马利克宣称，选举是在我国士兵的尸体上进行的，却没有进行任何调查。他说：“如果进行了调查，当时的内政部长就必须辞职。许多军官会被关进监狱，并引发巨大争议”。印人党在选举中一举夺得政权。莫迪在选举中大肆渲染巴拉科特事件，从而获得了巨大利益，同时他还利用军方高层来转移任何严肃的质疑。
空军的军种利益与执政党的政治利益一致，他们都在选举结束前掩盖失误。空军没有公开承认自相残杀击落直升机的事实，而是以完成调查为借口，拖延到投票结束。莫迪政府在获得第二个任期后不久就废除了宪法第370条，解除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有限自治权，从而引发了巨大震动。克什米尔一直是印人民民族主义政治的核心，该党主张在这个印度唯一的穆斯林占多数的邦存在武装叛乱，必须采取严厉的安全路线。在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政府担任内政部长期间，阿德瓦尼（LK Advani）支持采取激进措施，包括沿控制线紧追武装分子。
作为总理，莫迪在2016年授权对巴控克什米尔实施所谓的“外科手术式打击”。印度新闻频道的叙述采取了反对克什米尔和克什米尔人的宣传立场，将他们描绘成恶棍。印度媒体总是没有告诉公众关于克什米尔的全部真相。但这种情况在2014年后愈演愈烈。宣传和操纵基于一种积极针对克什米尔平民的政治叙事，这种叙事甚至讴歌军队并为其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辩护。退役将军们经常在演播室里表达严厉的观点，助长了对克什米尔人的负面描述。利图尔·戈戈伊少校（Leetul Gogoi）将一名无辜的克什米尔平民绑在吉普车引擎盖上的事件被大部分媒体正常化或合理化，包括引入退休军官的话。
军方在克什米尔的行动得到了认可和奖励，媒体对其进行了广泛而谄媚的报道，军人也获得了英勇奖章并得以晋升。与此同时，如果说2019年军队的特点是在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对峙中出现失误，那么2020年中印关系则出现了更大的危机。当年6月，自1975年以来印度士兵首次在实际控制线（LAC）上丧生。随后，中国控制了实际控制线沿线的大片领土，印度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笔者在2022年10月为本刊报道了其中的细节。已出版的纳拉瓦内回忆录节选显示，2020年8月，印度政治领导层放弃就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升级作出决定，而是告诉陆军参谋长：“做你认为合适的任何事”。
这与莫迪在2020年6月19日全党会议上令人震惊的否认声明是一致的：“既没有人越境入侵，也没有人正在入侵”。中印边境局势至今也并不稳定。在陆军西部和中部司令部的公开授勋仪式上颁发的各种英勇奖章显示，冲突仍在继续。它们表明，中印士兵经常在边境发生冲突，中国夺取印度边境哨所的企图并未停止，印度士兵正在深入中国境内开展秘密行动，以挫败敌人的计划。这类事件不仅发生在拉达克，也发生在东部边境。与此同时，即使20名士兵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中丧生，议会也没有就中印边境的局势进行过辩论。在过去的四年里，议会也不允许任何人提出任何问题。
2021年2月，两军在拉达克首次脱离接触后，国防部长宣读了一份声明，但议会两院的会议主持者被禁止提问。相比之下，议会1962年曾召开过一次议会特别会议讨论边境局势。印度政治领导层一心想以某种方式从班公湖北岸的四号指路牌上移除中国国旗和标记，以至于牺牲了印度在冈底斯山的军事优势。军队的体制利益再次与执政党保持一致，它们一同掩盖了丧失边境地区领土控制权的问题。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军队掩盖了百余名印度士兵被中国俘虏的耻辱，包括被俘军官受到虐待的事实。这个借口可能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士气，但真相也会摧毁莫迪作为强硬领导人的神话，即他可以给像中国这样强大的对手一个恰当的教训。
就国内而言，在印度东部地区，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扑灭自去年以来肆虐的致命大火。曼尼普尔邦没有外部敌人，但莫迪却一直没有介入该邦的安全危机。随着近年来该邦暴力叛乱的平息，军队的作用受到了限制，一个陆军师被调往中国边境。阿萨姆邦步枪队（Assam Rifles）一直是维护该邦安全的主要力量，虽然在行政上隶属于内政部，但在行动上隶属于军队并由军官领导。2023年5月，在该邦印人党政府的批准和支持下，梅泰族（Meitei）民兵发动了大规模种族暴力活动，阿萨姆步枪队因此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阿萨姆步枪队试图阻止暴力的梅泰暴徒袭击库基（Kuki）村庄，但发现自己处处受邦政府掣肘。该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场面，当地警察用武器指着阿萨姆步枪队，并威胁要向他们开枪。2023 年8月，邦政府甚至以“妨碍公务”和“刑事恐吓”为由对阿萨姆步枪队（包括军官）提起刑事诉讼。梅泰部落、邦人民党和曼尼普尔邦政府都要求阿萨姆步枪队撤出该邦。暴力事件爆发后，陆军已将一个师迁回曼尼普尔邦，但这对该邦的安全局势影响甚微。陆军参谋长上一次访问该邦是在5月份，即使警方提交了第一份情报报告，军队也没有采取强硬立场。
激进的梅泰妇女组织“女性火炬手”（Meira Paibis）曾多次检查士兵的身份证并阻止他们的行动。在当地一名印度人民党议员率领的暴民与“女性火炬手”成员一起包围士兵后，军队被迫释放逮捕的12名武装分子。其中一人莫伊朗特姆·坦巴（Moirangthem Tamba）被确认为2015年昌德尔（Chandel）伏击事件的主谋，该事件中多格拉团6营的18名士兵丧生，另有15人受伤。自2017年以来，曼尼普尔邦一直拥有一个双引擎政府——莫迪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个拥有印人党政府的邦。军队一再受到羞辱，其专业性也遭到削弱。
居住在该邦的库基（Kuki）士兵的家人一直是梅泰（Meitei）暴徒的攻击目标，但军队领导层却未能做出适当的回应。曼尼普尔邦的事件并不是军队失败的例子，而是军队领导层对维护自身利益或确保其集体形象持谨慎态度，因为莫迪和印度人民党会因此而形象受损。军队高层愿意被政治领导层利用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有所体现。尽管军队在中印边境捉襟见肘，缺少兵员11.5万人，其库存中三分之二的装备都是老古董。军队迫切希望实现现代化，但政府基本上不愿意提供资金。在莫迪政府执政期间，国防开支（不包括养老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印度独立以来的最低水平，甚至低于1962年以前的水平。
除去工资和津贴，军队可用于购买新型现代化装备的资金所剩无几。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但政府却一直用别的能上头版新闻的其它数字混淆视听。2022年卸任陆军参谋长的纳拉瓦内试图通过提出创新的 "巡回任务"模式来减少养老金支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第一次向首相提出“巡回任务”（Tour of Duty）计划时，更多的想法是在士兵层面选择短期服役，类似于当时已经流行的军官短期服役委员会计划（Short Service Commission scheme）。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就像每年招收数量有限的短期服役委员会军官一样，我们同样也会招收数量有限的士兵，并在其“服役期”（tour）结束后复员，如果他们身体健康，还可以选择再次入伍服役”。
这个想法计划每年招募五千名士兵，占军队年招募人数的10%，招募期为五年，招募条件与常规士兵相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需要节省一些工资和养老金，用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2020年，纳拉瓦内向莫迪提出建议后的几个月内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和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发生的冲突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他写道：“然而，总理办公室正在考虑这项建议，但其范围和适用性要大得多。该规定指出，当年的全部入伍人员不仅应以短期服役为主，而且还应适用于所有三个军种。”纳拉瓦内补充说，陆军“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措手不及，但对海军和空军来说，这犹如晴天霹雳。
”他花了一些时间才向其他军种的司令解释，他的提议只是以陆军为中心，他也同样感到惊讶。2023年11月，一位海军前参谋长在陆军考底利耶防务对话（Chanakya Defence Dialogue）上表示，时任海军上将卡拉姆比尔·辛格（Karambir Singh）以书面形式驳回了“烈火之路”募兵计划（Agnipath scheme）草案。军队、国防部同总理办公室就薪酬、留任比例和合同期限进行了谈判，但最终结果更符合政治领导层的意愿。军方高层的意见被置之不理，但莫迪政府随后却动用军队来捍卫根本不是他们做出决定。
当时，纳拉瓦内和辛格已经退休，尽管各邦爆发了抗议活动，但三位军方参谋长公开支持“烈火之路”计划。首长们还继续让军队充当这种考虑不周的政治决定的挡箭牌。莫迪政府显然无意在选举前公布“烈火之路”计划的具体细节。这已经不是莫迪政府第一次让军方吃亏了。2015年，莫迪上台一年后就推翻了印度与达索航空公司（Dassault Aviation）的收购程序，这轮收购涉及购买四个中队的战斗机。该交易的部分内容涉及促进国内制造发展。但是，莫迪没有购买126架战斗机，而是选择了政府间协议，购买36架“阵风”（Rafale）战斗机。
现役空军军官接受亚洲国际新闻（ANI）的采访时为政府以高昂价格购买法国飞机并附加限制条款进行了辩护。他们的论点并不局限于战斗机的质量，而是涉足腐败和定价等政治领域。最高法院还以军官关于飞机质量的证词为幌子，为政府开脱罪责。查尔达姆（Char Dham）高速公路项目总长九百公里，价值1200亿卢比，这一项目因环境质量不达标而被最高法院搁置，该项目通车后将联通印度教四大圣城亚穆诺特里（Yamunotri）、根戈德里（Gangotri）、凯达尔纳特（Kedarnath）和巴德里纳特普里（Badrinath）。
国防部提交了一份申请，由印度现任首席大法官钱德拉楚德（Dhananjaya Y. Chandrachud）为首的法庭批准了拓宽道路的申请，称法院不能对军队的要求进行猜测。政府还突然提出以国家安全和军队在中国边境部署为由为其项目辩护。法院拒绝接受陆军参谋长在2019年在媒体发表的声明，即现有的查尔达姆道路宽度足以满足安全要求。无论是总统保镖问题、“阵风”战斗机交易中的腐败问题，还是查尔达姆高速公路项目，一旦这些事件受到指控，法院都会犹豫不决，不予干涉。最高法院最近对军队的唯一一次反击是关于女性进入国防学院（National Defence Academy）并获得永久委任的问题。
甚至连军队的法定审计也被取消了。审计总长不再在其网站上公布与国防部有关的报告。2017年，审计总长的一份报告认为军队缺乏足够应对十天冲突的弹药储备，此后，军队和政府以行动保密为由，限制公众查阅后续报告。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政府隐瞒了审计总长报告中关于“阵风”战斗机交易的具体数字，导致这份文件即滑稽可笑又难以理解。这种缺乏透明度的情况意味着军队运作的关键环节无法以合宪的方式接受审查。这使得公众普遍认为军队是一个无可指责的机构，使其得以有罪不罚。
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首席信息委员会（Chief Information Commission）和印度新闻理事会（Press Council of India）等法定机构在处理军方问题时也非常克制。国家人权委员会一直未能对军方在克什米尔和东北部的不当行为进行审查，但在其现任负责人、最高法院前法官阿伦·米什拉（Arun Mishra）的领导下，该委员会现在采取的立场似乎在为军方的违法行为开脱。在2021年人权日的讲话中，米什拉谴责了在“国际”势力的“授意”下错误指责印度侵犯人权的“新趋势”。
但军队自身对其有罪不罚的最明目张胆的例子是在2018年，当时700名现役军官要求最高法院更换审理曼尼普尔假冒袭击案件的法官。中央调查局（CBI）正调查法外处决的指控，法官席上的一名法官曾询问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对军队被告人进行审讯。法院驳回了关于更换法官的请求，但政府拒绝批准起诉军官，这意味着案件陷入僵局。2021年4月，中央调查局向法院通报说，在曼尼普尔邦虚假遭遇指控登记的39起案件中，只有17起案件提交了起诉书，15起案件已经结案，其他案件正在等待政府批准起诉。国防部援引《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Act）拒绝批准某些案件。
政府常常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批准对此类案件起诉。在2018年的另一起案例中，一名现役军官起诉至最高法院，因为他的儿子（也是一名现役军官）在克什米尔登记的一份初步案情报告（FIR）中被指控杀害了三名平民，他宣称这三人向其子投掷石块。这位父亲希望取消初步案情报告，并要求制定保护士兵权利和确保公平赔偿的指导方针。在听证会上，最高法院法官说：“他是一名军官，不是普通罪犯。”并停止了调查。一名现役军官或一群军官可以在没有军队反对的情况下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这表明军队有能力影响法院并寻求特殊待遇。莫迪最大的承诺是实现军队现代化。
在过去十年中，军队的组织结构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作为这一愿景的一部分，为整合三军，提高效率，政府重新调整了印度军队的指挥结构，设立了一个凌驾于陆海空三军参谋长之上的职位。2019年宣布任命国防参谋长（CDS）是一项政治决定。国防部最初向内阁提出的建议是任命一名参谋长委员会常任主席。一位前国防秘书指出，作为“一个简洁明了的任命”，国防参谋长比“不那么鼓舞人心的参谋长委员会常任主席”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这有助于它“成为莫迪政府的大胆举措， 在更广泛的受众中引起共鸣”。在设立这一职位的过程中，存在着行政矛盾和法律漏洞。
例如，作为军事事务局秘书，国防参谋长相当于秘书，而作为四星将军，他相当于内阁秘书。正如一位前国防秘书后来所说：“国防参谋长一职被视为解决所有军事问题的灵丹妙药，每当出现任何问题，包括政府和媒体在内的所有人都会求助于国防参谋长。”因为军衔代表的是国防部门的军衔而非任命，因此就连国防参谋长的服饰设计也存在争议。首任国防参谋长是一名陆军将领，但他在陆军制服上佩戴的肩章却混合了陆海空三军军衔徽章。这一变化违背了行政逻辑和军事传统。他的继任者同样来自陆军，却继续在军装上佩戴上一任的军衔徽章。有人曾申请知情权（Right to Information）要求了解为国防参谋长佩戴新军徽章的信息，但遭到拒绝，理由是这会影响“印度的主权和完整”。
在设立国防参谋长一职的过程中有两个最后期限，有两个最后期限：2019年8月15日，新连任的总理在红堡城墙上发表独立日演讲时戏剧性地宣布这一消息；2019年12月31日，现任陆军总司令比平·拉瓦特将军将退休。拉瓦特被视为莫迪政府及其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Doval）最喜爱和信任的军官。2016，年拉瓦特通过“深度遴选”取代了比他资深还深的两名陆军指挥官（其中一名是穆斯林），被争议地钦点为陆军参谋长。最终产生的国防参谋长承担了三重角色，国防首长、参谋长委员会常任主席、军事事务局秘书。
前国防部长莫汉·库马尔（G Mohan Kumar）后来称其为“超级将军—超级官僚”的职位。身兼三职的国防参谋长可能会提高军事效率，满足退役和现役军官的需求，但却消除了过去七十年来存在于政治家和军队之间的民间官僚作风。这种转变意味着文官对军队的控制现在直接来自政治行政部门，这带来了政治领导层干涉军队核心职能并将其用于党派目的的风险。这一现象类似于印度联邦警察（Indian Police Service，IPS）的情况，后者直接在政治领导层的控制下运作。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逆转了印度政府在独立后的头十年启动的具有关键意义的防止政变和平衡措施。
权力集中于一人的风险导致一位资深编辑公开抨击拉瓦特是“一个军事马基雅维利，正在密谋和商议成为印度独立以来最有权力的军官”，他“正在其单位内策划一场行政政变”。即使关于他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将军，正在与民主体制发生冲突”的指控不一定属实，但这也表明了担任如此重要职位所固有的危险性，在政治领导力较弱或不受欢迎的情况下，或在重大危机期间，这种危险性更大。在拉瓦特去世后的九个月里，没有人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由此可见，国防参谋长一职对国家的安全设置并不重要。更令人惊讶的是，接替他的不是另一位前军队参谋长，而是一位退役中将——阿尼尔·乔汉（Anil Chauhan），在就任规则被突然改变后，乔汉旋即就任。
他与拉瓦特同属廓尔喀军团（Gorkha），同样北阿坎德邦（Uttarakhand）。阿尼尔·乔汉中将已从陆军东部司令部参谋长一职退役，回到了台拉登（Dehradun）。他回到德里后在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担任军事顾问，之后被任命为国防参谋长。军队和特定邦的军官在安全机构中的主导地位不容忽视。与以种姓和地区为基础招募士兵的做法相比，军队中的军官阶层更加多元化，被视为代表了国家的种族、语言、地区和宗教多样性。通过笔试和随后的面试选拔，来自不同背景的印度人至少可以公开竞聘。虽然没有官方数字，但传闻军官学员不再来自昔日的王公贵族或社会经济精英阶层。
追求军官职业的是士兵的后代和寻求社会流动之路的人。同时，军官的子女也不太可能被军官职位所吸引。与空军和海军不同，陆军没有按邦分列的军官详细资料。但从印度军事学院（Indian Military Academy）在军官入伍时发布的新闻稿中可以看到各邦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军官中来自印度北部印地语带的印度亚民族（虽然人口众多）的比例过高。即便如此，这种差距也与独立后的情况不同，正如史蒂文·威尔金森（Steven Wilkinson）在《军队与国家》（Army and Nation）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印度一半高级军官来自旁遮普邦，而该邦人口仅占印度人口的5%。
”浏览一下印度军事学院过去十年按邦分列的服役军官名单就会发现，哈里亚纳邦、北阿坎德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喜马偕尔邦和旁遮普邦在服役军官中所占比例过高。东部各邦和南部各邦以及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的参军人数则少得不成比例。派遣人数最多的是印度北部各邦。无论如何，军官阶层内部明显的高度社会凝聚力似乎限制了基于种族、语言、种姓或地区派别纷争的可能性。正如士兵的情况一样。但是，在控制军队的军官一级，军队是不平衡和不具代表性的。这可能会给军队和国家带来重大影响，正如巴基斯坦在独立后十年内的情况那样。
某些群体和团体在军官中的比例仍然过高，而穆斯林等群体的比例却严重偏低。在萨查尔委员会(Sachar Committee)撰写报告时，要求军队提供穆斯林占比数据的行为引发了争议。在国防部长普拉纳布·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的干预下，委员会未获得数据。阿里·艾哈迈德（Ali Ahmed）2018年在《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上发表题为《失踪的穆斯林军官》（The Missing Muslim Army Officers）的论文对2005年至2011 年在印度军事学院接受培训的军官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只有约2%是穆斯林，这一数字即使在2017年和2018年也保持不变。
艾哈迈德还发现，在2018年初报名参加军官的705人中，只有9名穆斯林。前国防部长桑杰·米特拉（Sanjay Mitra）说：“高级军官通常将此归因于缺乏兴趣。这可能部分属实，但对多样性问题的总体反应相当有趣。”米特拉在谈到军队不愿意接受萨哈尔委员会的数据收集时写道，“目前的对话一方面正确地强调了军队的公开、择优录取、强烈的世俗特征，但另一方面似乎又暗示数据收集过程本身可能会损害士兵的精神和士气。”这位前官员呼吁 彻底审查各军种遴选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结构，并加强外联计划，以提高多样性。
但这很可能被忽略。截至2021年3月，军队在册士兵人数为1,151,726人，而核定人数为1,229,559人，军官在册人数为42,959人，而核定人数为50,806人。尽管近27名士兵对应一名军官，但军队在体制上仍由军官阶层主导和控制。大卫·史密斯（David O Smith）等观察家认为，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军队中，由军士（non-commissioned officers）监督的活动在印度都是由军官完成的。在反叛乱行动中，很少能看到没有军官领导的小队行动、伏击或巡逻。正如军官在战斗中的高伤亡率和颁发地英勇奖章所显示的那样，他们在前线发挥着领导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个没有社会代表性的士兵阶层由一个更具代表性但占主导地位的军官阶层领导，也意味着后者的倾向性支配着机构的行为。此外，成为储备军官的渠道被塞尼克学校（Sainik schools，意为“军校”）和预备学校等机构垄断，并形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群体。这群储备军官自幼与普通公民生活隔绝，在文官机构或其他精英机构中很少有同龄人。创建赛尼克学校是为了减少军官队伍中的地区和阶级不平衡现象，以确保“全印度的代表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特点已被淡化。2018年，国防学院（National Defence Academy）招收的学员中约有五分之一来自国防部管理的33所塞尼克学校。
2017年，这一类生源学校份额超过四分之一。随着莫迪政府允许私人开办上百所塞尼克学校，人们担心这些军事机构正被稀释，以包括对印度教友好的学校。2024年1月3日，国防部长拉吉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在北方邦的维伦达文(Vrindavan)启动了第一所全女子塞尼克学校，作为私营合作计划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军队还开办了位于德拉敦的印度国家军事学院（Rashtriya Indian Military College）和五所印度国家军事学校（Rashtriya Indian Military Schools），这些学校的水平被认为高于邦政府开办的塞尼克学校。
最近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由邦政府甚至私人机构开办预科学校，确保学生入选国防学院。例如，旁遮普邦开办的预科学校取得了成功，其他邦也纷纷效仿。斯蒂芬·彼得·罗森（Stephen Peter Rosen）在《社会与军事力量：印度及其军队》（Societies and Military Power: India and Its Armies）一书中写道：“军队反映社会结构和病态的程度越低，军队就越会被视为一个外来实体，一个在人口构成或主导价值观方面不能代表社会的群体。”这可能导致社会对军队及其领导人的不信任。
印度军队主要部署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地区、基督教占多数的那加兰邦（Nagaland）和米佐拉姆邦（Mizoram）以及锡克教占多数的旁遮普邦（Punjab）执行反叛乱任务，因此这种不信任会变得更加明显。如果不是作为印度教军队，而是作为印度的军队，就只能预示着在一个宪法上世俗的国家会出现危险的结果。军队只能后果自负。2022年末，一条病毒式推文声称，“一个‘穆斯林军团’拒绝参加1965年与巴基斯坦的战争。”这是一个明显的谎言，因为这样一个群体根本不存在。这促使120名退役军人写信给当时的总统拉姆·纳特·科温德（Ram Nath Kovind）。
信中写道：“‘穆斯林军团’的帖子此后被多次转发，在中印边境冲突时阴差阳错地浮出水面，这无疑十分可疑”。无需强调，社会动荡会对远离家人，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履行保卫边境职责的士兵的士气产生不利影响。近年来，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政治和信息战的战场，士兵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这一潮流的影响。智能手机和数字通信的普及意味着士兵现在很容易接触到新闻、信息以及流行的社会和政治叙事，包括假新闻和宣传。起初，军方试图完全限制士兵使用智能手机，但最近的变化使军方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态度，并做出了合理的限制。
这使得士兵们可以实时分享信息，并成为家人、朋友和社区团体的一员，否则他们可能很少可以与他们互动。虽然军队在职业上保持着独特的亚文化，但在社区层面，士兵们现在与国内其他群体一样，都在努力应对同样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由于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上右翼煽动文化的猖獗，这些潮流已具备两极分化、多数主义、分裂和有毒民族主义的特征，反映了许多印度人的经历。军队作为一个固有的保守组织，正在对这些刺激做出反应。士兵们不仅被动地接受族群仇恨和多数主义偏见，而且还经常转述这些信息。士兵们还利用这些平台表达自己的不满，让军队领导层陷入困境。
2017年，一些士兵上传了批评“sahayak”（侍从）制度的视频，这是一种将士兵分配给军官作为随从具有剥削属性的制度。据称，下士（Lance Naik）罗伊·马修（Roy Mathew）在一个新闻频道讲述了侍从制度如何强迫士兵为军官做“家务”后自杀身亡。拉瓦特后来宣布，利用社交媒体抱怨的士兵可能会受到惩罚。他认为这些抱怨降低了其他士兵的士气。由于某些退休军官在社交媒体上提出批评，军队甚至考虑制定一套行为准则，一旦违反将承担法定责罚，以避免对部队造成负面影响。好在这项准则并未落地。2020年6月，军队发布了一长串关于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注意事项，其中89个网站和应用程序被禁。
其中包括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Tinder、Tumblr和Reddit。其他应用程序，如Skype、WhatsApp、Telegram 和Signal，可以用于与已知人员交换一般性信息。允许使用Twitter、YouTube和Quora，但仅限于被动地获取知识或信息。军队现在正更加努力地管理公众的看法。一般而言，这是国防部的工作，国防部在1965年和 1999年战争后制定了两项与媒体打交道的政策。负责与媒体打交道的官员来自印度新闻处（Indian Information Service），并得到来自陆海空三军官员的协助（被派驻国防部担任公共关系的官员）。
曾在卡吉尔战争期间担任媒体顾问的曼文德拉·辛格（Manvendra Singh）称，军事行动局和军事情报局在20 世纪90年代组建的一个小团队满足了“为记者（包括外国媒体）提供一个不可归属但可靠的陆军总部地址的需求”。该团体由一名上校领导，在卡吉尔战争期间晋升为少将军衔。当时，该团体被指定为补充公共信息总局（ADGPI），但没有发布正式新闻声明的官方授权，因此该职权仍由国防部行使。军方为记者在前线的报道提供了便利，每天由一名军官和一名外交部官员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军方设立了一个军队联络小组，后来这个联络小组成为了ADGPI。
根据新一轮改革要求，新设了陆军副参谋长（战略）一职，ADGPI现已成为新增的战略传播总局，隶属于信息战总局。该机构由一名少将领导，包括二十多名军官，负责批准、支持、密切监视和控制媒体报道、社交媒体、电影、书籍、网络剧、纪录片和其他与军队有关的项目。辛格曾是该小组的官员，后来他当选国会议员，并加入国防常务委员会，他写道：“通过保持沉默和有选择性的友好泄密，控制印度军事前线报道的新方法现已到位。”正如加勒万河谷冲突期间的情况一样，只有公民被剥夺了获取真实信息的权利。媒体是塑造有利于军队叙事的帮凶。
一项关于印度和国际媒体对2014年9月克什米尔洪灾报道的比较研究发现，印度媒体对克什米尔进行了安全化报道，即以安全为中心的克什米尔观点。这种以安全为核心的报道似乎旨在为印度军队在克什米尔创造同情的政治空间。有些报道甚至要求克什米尔人感谢军队拯救了他们的生命。另一份工作文件发现了媒体操纵克什米尔的证据。主流媒体在放大操纵行为、降低网络新闻、降低政治言论质量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将一个旨在通过媒体向公众提供可靠信息的小组置于信息战总局之下，不禁让人怀疑这次行动的真实性。辛格写道：“只针对国内受众的心理战不会改变当地的事实，也不会改变对手的战斗意愿，而这必须始终是信息战的首要军事目标。
”该小组负责协调特别电视节目，如新德里电视台的“向士兵致敬”（Jai Jawan）节目，该节目将电影明星带到军队基地，宣传军队在边境地区艰苦而富有挑战性的生活，以说明全国人民应当感谢军队。对电影的控制同样严格。《乌里：外科手术式打击》（Uri: The Surgical Strike）的导演说，军队为影片提供了顾问支持，还批准剧本并培训演员。他补充说，他将成品展示给了公共信息总局，他们对最终成品非常满意。他还说，有12个制片人曾与军队接触，但只有他的剧本获得了批准，因为“他做了研究”。
管控如此严格，以至于在2020年7月，国防部致函电影认证委员会（Central Board of Film Certification，CBFC）指出以军队为题材的电影或网络剧的制片人应在上映前申请无异议证书。信中指出，埃克塔·卡普尔（Ekta Kapoor）的网络剧《XXX》自2018年起在流媒体平台ALT Balaji上播出，该剧涉嫌以“扭曲的方式”描述军队。“ALT Balaji侮辱军队”的标签开始在推特上流行。最近上映的极度沙文主义的电影《战斗机》（Fighter）在片尾不仅致谢了国防部、空军和众多军方人员，甚至还感谢了国防部的审查委员会。
所有关于军队的电影都必须通过该委员会的审查。电影评论家乌代·巴蒂亚（Uday Bhatia）写道：“让我们假定所有印度士兵都是至高无上的爱国者、自我牺牲者、人性的明灯。我们能不能在今后的电影中节省一些时间，每当他们出现在银幕上时就把这一切作为法定警告”？空军早些时候对《卡吉尔女孩》（Gunjan Saxena: The Kargil Girl）的终审结果表示不满。为此，空军致函电影认证委员会，称拍摄这部关于直升机飞行员和卡吉尔退伍军人影片的达摩制片公司在影片中出现了一些误导性的情况，描绘了一种不恰当的工作文化，尤其是针对空军中的女性。
这种充当电影超级审查员的要求表明，军队希望被视为特殊角色，凌驾于所有法律和规则之上。这与2006年关于《芭萨提的颜色》（Rang De Basanti）的争议形成了鲜明对比。当《芭萨提的颜色》的制片人去找电影认证委员会时，他们被转到了国防部。该片展示了米格战斗机坠毁、零部件采购中的腐败以及一名飞行员死亡后的公众抗议。国防部让导演安排一次私人审查，国防部长和空军人员观看了该电影。据导演称，军官们在观看影片后要求对影片进行12处修改，但他不想服从。当时的电影认证委员会主席莎米拉·泰戈尔（Sharmila Tagore）要求他直接与国防部长普拉纳布·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联系。
穆克吉在二审后决定允许这部影片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上映，他说：“我的工作是保护国家，而不是审查电影。” 近年来，军队社会地位崇高的另一个标志是军队与体育，尤其是板球运动的关系。军队中一直有杰出的运动员，他们在各种体育运动中表现出色。但是，除了在兰吉杯（Ranji Trophy）派出一支军人代表团之外，军队从未与板球运动建立牢固的关系，尤其是在板球成为印度最成功、最受欢迎的运动之后。作为促进军人职业发展的一种手段，印度的一些顶级板球运动员，如多尼（MS Dhoni）、卡皮尔·德夫（Kapil Dev）和萨钦·坦杜卡尔（Sachin Tendulkar）都被授予了荣誉军衔。
多尼获得领土部队（Territorial Army）荣誉委任之后，他开始在国际比赛中佩戴带有伞兵徽章迷彩图案的手套。当国际板球理事会拒绝他在2019年世界杯期间佩戴这副手套时，体育部长和其他板球运动员纷纷发言反对这一决定，社交媒体上出现了“#DhoniKeepTheGlove”的热潮。同年早些时候，在普尔瓦马袭击事件发生后，经国际刑事法院批准，印度队在多尼的家乡兰契（Ranchi）戴着迷彩帽与澳大利亚队比赛。这凸显了军队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共生关系，而现代体育也想从中这种关系中分一杯羹。据说，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英国陆军元帅，第一任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曾说过，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打赢的”。
殖民地时期的英国认为，其军事上的成功是基于其公立学校所教授的价值观。印度军事领导人也将类似的美德归功于国防学院。1998年，当阿伦·普拉卡什上将重返国防学院担任指挥官时，他“惊讶地注意到（学员们）不端行为范围之光，规模之大。偷窃、虐待下级、考试作弊和冒名顶替是一些常见的违法行为，很明显，大多数违法者都没有接受过价值观体系的教育，父母或老师也没有为他们提供道德基础。”他发现教官们认为，“聪明”的军校学员最好掌握说谎、作弊和偷窃等基本“技能”，因为这些技能不仅能帮助他在严格的军校训练中生存下来，还能使他在战场上，特别是在反叛乱环境中更加有效。
今年1月，普拉卡什在该学院成立75周年之际写道：“即使在把他们塑造成诚实、正直和有道德的人的同时，也必须让学员们认识到，道德勇气对于一名军事领导人来说与身体勇气同样重要，必须把‘对权力说真话’的能力视为一种值得珍视的品质。”不仅是军队领导层，印度媒体也同样丧失了道德勇气和对权力说真话的能力。如今，媒体与政府在政治领导层希望推广的叙事方式上一拍即合。但情况可能不会一直如此。军方可以利用媒体作为战略盟友，通过影响公众舆论直接向政治领导层施压，以促成某些结果。在一个决策往往以一人为中心迅速做出的系统中，这种转变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尤其是在诚实反馈已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
印度之所以能够避免一些南亚国家的命运，并不是因为它是“民主之母”，也不是因为它能够抵御过度的军事影响。这要归功于独立后不久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民主领导层，他们认识到了这些危险并采取了保护措施。捍卫民主需要持续的努力和政治意愿。莫迪政府当然不乏这两方面的优点，但其对军队的使用以及军队高层愿意被使用的态度预示着该国民主的未来岌岌可危。这将颠覆印度在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的头七十年里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作者简介：苏尚特·辛格（Sushant Singh），印度杂志大篷车（The Caravan）顾问主编。
本文编译自“The Caravan”杂志2024年2月1日文章，原标题为："On the defensive：How the military fell in line with Modi's political project"原网址为： https://caravanmagazine.in/security/military-modi-political-project本期编辑：赵澜清 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