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20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印度开始进一步调整情报体系。鉴于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关注其情报改革的历史与现实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通过梳理印度情报演进历史，发现三次危机深刻推动了印度的情报改革，即20世纪60年代两场战争、1999年卡吉尔战争和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基于三次危机中的情报失误，印度进行了一系列情报改革并形成了现有的印度情报格局。因此，印度情报体系改革可概括为“危机驱动型”模式。研究认为，这种情报改革模式是基于危机进行的修正，缺乏战略性和系统性，遇到新情况时固有缺陷或将反复出现。
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面临新危机与新形势，印度未来情报改革将聚焦三方面：加强情报统筹、促进技术融合、重视情报监督。部分改革新动向主要指向中国，须加强关注。关键词：印度 情报改革 情报体系 情报统筹 危机驱动型图源网络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中印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一方面，中印
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中保持沟通与协调，在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全球治理等领域携手合作，维护中印两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中印在边界问题、巴基斯坦议题等方面存在争议，尤其是美国推出“印太战略”之后，印度借机围堵中国，利用美国加强与中国竞争的砝码。自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印度国内对中国的安全担忧急剧上升，部分国防与安全政策调整都以中国为假想敌。尤其在2020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印度在安全和情报领域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以中国为对象进行一系列情报改革。
鉴于此，对印度情报体系的研究，尤其是关注其情报改革模式和未来方向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界围绕印度情报体系展开了一些讨论。部分学者专门对其中一个情报机构或项目进行研究。比如印度国家情报网项目、印度空军力量研究中心、印度调查分析局。部分研究则关注印度情报失误现象。比如对卡吉尔冲突中出现的情报预警失误进行研究；印度情报机构的失败和转型研究；调查分析局人力资源缺乏的问题研究。还有学者主要关注印度的情报合作。比如印美针对中国展开情报和防务合作；印度情报合作的驱动力研究。虽然现有成果为本文提供了充实的研究基础，但主要侧重印度情报体系的某一方面，相对缺乏整体观照。
还有成果对印度情报改革的被动和渐进式方式进行了研究。虽然其关注了印度情报改革，但未能充分界定印度情报改革的模式，这也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那么，究竟如何界定印度的情报改革模式？印度情报体系的历史演进以及情报改革的未来方向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二、印度“危机驱动型”情报改革及历史演进情报改革是情报学研究中的重要主题之一。情报改革的动力源于危机与冲突，国家情报理论认为，“国家情报演化的核心动力机制即国家冲突，其构成了国家情报现象的历史原因和现实主因，一切与国家情报重大转变相关的社会现象都可在该动力机制中找到恰当的解释”。即便如此，各国应对危机时的调整方案仍有所不同，这也是造成情报改革成效差异的主要原因。纵观美国情报体系改革的历史，可以发现其情报改革与调整具有较强的战略性和系统性。“美国是一个战略至上的国家，其战略文化非常独特和深厚，比较注重中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结合”，“从其历史演变逻辑可以看出，当代美国的国家情报体系是跟随国家战略即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而不断深化走向成熟的”。
简言之，美国的情报改革基于国家安全战略，战略性特征较为显著。除此之外，美国国家情报体系演变具有系统性特征，这种系统性表现在制度建设的国家性等方面。具体而言，美国情报体系演化是围绕国家体制进行的，包括二战、“9·11”事件之后的情报改革，以及美国情报界的建设等都在不断强化“国家管理者”的理念，具有较强的系统性。有学者总结道：“纵观主要大国国家安全情报体制的发展，突出的特点是：情报体制始终是跟随着国家发展、任务调整、体制转变而转变的；情报体制的转变必须要首先确立合理的机构体系，辅以配套的立法规章，并形成必要的补充或协调机制”。
据此，美国情报改革的成效相当显著，这种兼具战略性与系统性的情报改革精神被英法等国争相借鉴。虽然印度与美国等国一样，都是基于危机和冲突对情报体系进行改革与调整，但由于印度的特殊国情，呈现出与美国等不同的情报改革模式与效果。印度情报改革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战略性与系统性。一方面，由于印度的情报体系继承于英国殖民遗产，导致其与独立后的行政体制出现“排斥”反应；另一方面，印度情报体系在后天的改进中缺乏战略规划，只是在危机中不断调整。因此，有专家总结道：印度的情报治理体系比较粗糙，缺乏长程战略规划，整体战力较为低下。
基于此，本文将印度“危机驱动型”情报改革模式界定为：当情报系统遇到战争、恐怖袭击等重大危机时，由于情报失误造成了重大伤害，情报系统基于危机中暴露的问题，对情报体系进行对应性的修正。该模式的优点在于可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缺点是对情报体系缺乏战略性考量，使其缺乏系统性规划，容易出现权责不清等问题，且当遇到新危机时又被迫进行新一轮改革。如表1所示，三次危机可被认定为推动印度情报改革的关键事件。有研究将情报失误总结为文化因素、组织因素、决策失误等。印度在数次危机中表现出的情报失误，基本都受到这几类因素的影响。
图源：《情报杂志》（一）20世纪60年代的两场战争第一场战争是1962年中国对印军实施的自卫反击战，这是中国边防部队在特殊高原地区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反侵略作战。此战印度不仅在军事上受到了挫败，其情报领域短板也被充分暴露。印度情报系统对中国军事行动和外交行为的重大误判导致了严重后果，迫使印度高层考虑对外情报领域的改革。有情报专家研究认为，印度在此战中的情报失误主要表现在：缺乏人力情报支持；情报局专业知识不足；情报收集与分析存在语言障碍；情报分析主观代入过强；过度依赖英美情报机构。由于对外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以及战争的失败，时任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故要求成立专门的对外情报机构。
第二场战争则发生于1965年8月初至1966年1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因克什米尔地区分治问题爆发冲突，造成双方数千人伤亡。此战对印巴均造成了严重损失，且双方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情报失误。印度作为战争的被动方，在情报方面存在以下失误：对巴基斯坦军事行动缺乏预警；对双方军事实力判断失误；情报共享缺失，军队协调失灵。基于两次战争中对外情报的重大失误，印度迫切需要通过情报改革来巩固国家安全。起初，印度情报局（IB）负责内部和外部情报，经历过上述两次重大情报失误后，政府意识到需要通过加强对外情报工作来应对国际挑战。
1968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政府决定建立独立且高效的对外情报机构，时任情报局副局长拉梅什瓦尔·纳特·高（RameshwarNath Kao）对新机构进行了制度设计，并担任第一任负责人，这就是印度情报体系中非常重要的调查分析局（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简称R＆AW），该机构专门负责外部情报工作，并重点关注中国和巴基斯坦。经过多年发展，该机构的功能进一步拓展和完善，成为印度情报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二）1999卡吉尔战争得益于上述的情报改革，印度在1971年的印巴冲突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然而，1999年的卡吉尔战争再一次暴露了印度情报体系的缺陷。卡吉尔战争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巴基斯坦向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渗透部队并占领战略要地；第二阶段，印度发现渗透并予以应对；第三阶段，印巴军队展开大规模战斗，印度重新夺回巴基斯坦军队控制的大部分领土，随后巴军队在国际压力下撤回控制线。此战印度虽取得了胜利，却付出了重大代价，情报领域的重大失误再次引发国内的担忧。因此，战争结束三天之后，印度立刻成立卡吉尔审查委员会（Kargil Review Committee，简称KRC）调查相关事宜，并形成了报告，就印度情报改革提出相关建议。
该报告总结了印度存在的情报失误：情报收集不足，印度未及时发现巴基斯坦相关活动；情报机构各自为政，缺乏情报共享与合作；决策层被印巴关系缓和所蒙蔽，导致情报分析失误。2000年4月17日，印度成立了部长小组（Groupof Ministers，简称GoM），以审议卡吉尔委员会报告的建议，并发布了关于国家安全体系改革的报告。根据卡吉尔审查委员会和部长小组的相关建议，印度政府对国家安全体系进行了全面审查，完善了国家安全机制顶层设计，改革相关情报机构。具体包括：1、将国家安全顾问（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简称NSA）全职化，其任务是定期就有关印度内外部威胁等向总理提供建议，并代表总理进行监督，这是印度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重要改革；
2、设立国防情报局（DIA），旨在成立统一机构来负责军队情报的分析和处理工作，该机构的主责是领导情报工作而非实施侦察；3、成立国家技术研究组织（NTRO），该机构是国家安全顾问领导下的一个技术情报机构，主要从事高科技监控工作，包括卫星监控、地面监控、互联网监控，向其他机构提供有关内外部安全的技术情报。除此之外，卡吉尔审查委员会和部长小组的一些建议后续逐渐得到落实，包括完善卫星和无人机的空中监视、设立国防参谋部、改进军队年龄结构等。（三）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2008年11月，印度孟买遭受一系列恐怖袭击，据印度称，袭击者来自恐怖组织虔诚军（Lashkar-e-Toi-ba），袭击共造成175人死亡，另有300多人受伤。
袭击平息后，政府处置危机不力引起民众不满，负责国内安全事务的内政部长引咎辞职。孟买恐怖袭击案暴露了印度在情报领域存在的重大缺陷，主要包括两方面。
第一，反恐情报能力不足且缺乏协调。印度警察系统高度分散且协调不足。印度各邦承担了大多数治安工作，其拥有自身的反恐和情报部门，但是往往缺乏训练、装备不足、腐败严重。中央与地方的情报调查机构则只是进行表面上的合作，不仅缺乏协同且相互之间争权夺利。
第二，国际情报合作不足。事实上，美国、英国和印度的情报部门在事前均获得了相关恐怖袭击的线索。但由于国际情报合作乏力，导致情报碎片难以整合。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现了虔诚军策划袭击的迹象；英国也很早就开始追踪袭击者在互联网上的活动；印度也对潜在袭击者有所关注。但是各国机构互相并不清楚对方的动向。正如时任印度外交部长所言：“美国、英国和印度都未能独自整理出完整的情况”。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印度调整了反恐情报机构，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反恐情报合作，具体改革内容包括：1、成立国家调查局（NIA），袭击发生后政府意识到需要一个专门机构来处理印度境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其任务是调查和起诉相关犯罪行为；
2、设立国家情报网格（NATGRID），这是一个综合情报框架，与印度政府安全机构的数据库相连接；3、设立国家反恐中心（NCTC），但是该提议遭到了各邦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削弱印度联邦制的一种手段；4、加强美印反恐合作，美国联邦调查局与印度安全部门之间加强了合作力度，尤其是美国与印度的情报共享也有所增加。
三、改革后印度情报体系的顶层设计与机构概况基于三次危机中的情报失误，印度进行了一系列情报改革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情报体系，具体可从顶层设计和机构概况两方面进行考察。如图1所示，在顶层设计方面，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简称NSC）负责就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问题向总理办公室提供建议，是印度国家安全管理体系的最高机构。在委员会之下设立：战略政策小组（Strate-gic Policy Group）、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y Board）和联合情报委员会（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
战略政策小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决策机构的核心，负责战略防御审查，对短期和长期威胁进行评估，并提供政策建议。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由政府以外的国家安全权威专家组成，他们来自国内外安全、外交、国防、科技和经济事务领域并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联合情报委员会整合来自印度情报局、调查分析局以及国防情报局的情报数据，系统分析国内外情报。图源：《情报杂志》印度情报机构纷繁复杂，已知公开的情报机构大约有数十个，其中部分机构存在隶属关系。根据表2可知，情报机构可分为内部安全、外部安全、国防情报、经济情报等。图源：《情报杂志》（一）内部安全方面印度情报局（IB）是一个著名的老牌情报机构，隶属于内政部，主要负责搜集和整理有关国内安全的所有情报，兼有反间谍任务；
中央调查局（CBI）是印度主要的警察调查机构，隶属于人事、公众申诉和养老金部，致力于反腐败、经济犯罪和特殊犯罪相关的情报；国家调查局（NIA）隶属于内政部，专门的反恐执法机构，主要任务是调查和起诉具有国内和跨境影响的犯罪行为；全印度无线电监测服务（AIRMS）负责监测印度境内的广播以及必要的外国广播；麻醉品管制局（NCB）隶属于内政部，该机构的任务是打击贩毒和使用非法药物。（二）外部安全方面调查分析局（R＆AW）是印度负责境外情报最重要的机构，负责搜集整理外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情报，并兼顾印度核计划的安全；
航空研究中心（ARC）是印度的图像情报组织，负责空中监视、信号情报、侦察飞行、边界监控、图像情报等；无线电研究中心（RRC）负责通信和信号情报，其任务包括与驻外使馆通信、向驻外特工发送密码、拦截固定线路和无线通信；电子与技术服务部（ETS）负责电子情报，包括电子战、电子监视、遥测、数据跟踪与监视等。（三）国防情报方面国防情报局的主要职责是指导和协调三军情报搜集部门的工作并实现情报共享；军事情报局是陆军的情报部门，首要任务是为军队的战术、战役和战略层面的需求提供及时、相关、准确和同步的情报支持；
海军情报局是海军的情报部门；空军情报局是空军的情报部门；联合密码局是印度武装部队的一个机构，负责信号情报和密码分析，并协调军事情报机构的相关行动；印度海军信息管理和分析中心是海事数据融合的机构，将公海、海岸线和岛屿领土的信息联系起来；图像处理与分析中心和信号情报局负责与军事有关的图像和信号情报。（四）经济情报方面经济情报委员会是负责监督印度经济情报和打击经济犯罪的最高机构；中央经济情报局负责收集信息并监控经济和金融部门的经济犯罪和战争；税务情报局是反走私情报、调查和行动机构；所得税调查总局是财政部下属的执法机构，负责调查违反印度税法的行为；
经济执法总局是国内执法机构和经济情报机构，负责执行经济法和打击经济犯罪。
四、新形势下印度情报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
根据前文可知，印度“危机驱动型”情报改革模式缺乏战略性和系统性，故无法解决其情报体系的根本问题，面临新危机和新形势时，缺陷可能会反复出现。2020年6月15日，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中印双方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印方一线边防部队公然打破双方军长级会晤达成的共识，在局势已经趋缓的情况下，再次跨越实控线蓄意挑衅，甚至暴力攻击中方交涉的官兵，进而引发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冲突发生之后，印度前内政部长指出，印度在冲突方面的情报存在一些失误；陆军上校出身的情报专家也指出了情报部门工作中的一些缺陷。
虽然中印边界冲突已经平息，但是印度国内对情报部门能否应对新的挑战依然存疑，这也导致关于印度情报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除中印关系之外，恐怖主义新态势与高科技革新也对印度安全格局造成了一定影响。这些新形势的出现导致印度正在面临新的情报困境，这也增强了其情报改革的动力。（一）情报机构缺乏统筹与未来改革的重点之所以将印度的情报改革称为“危机驱动型”，是因为现有的印度情报体系主要是为了应对危机而增设情报机构等，故其既有情报体系明显呈现出机构嵌套、功能重叠、权责不清的特征。有专家认为：“新情报搜集手段不断出现，专业的情报搜集机构随之建立···各个情报门类都有独立的搜集、处理、分析和分发途径，情报搜集的效率大为提高，但它们之间互不联通，各个部门之间信息不能共享”。
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DSA）关于印度情报机构改革的建议中，加强情报机构整合成为重点方向。
第一，情报机构之间权责不清。虽然印度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情报体系，但部分情报机构之间的功能重叠，情报收集重复，且未形成良好的共享机制。比如，在针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情报搜集上，尽管军事情报系统、调查分析局、印度情报局、国家调查局都参与其中，但依然出现了各种纰漏，这暴露了情报机构之间共享机制的缺失。
第二，情报体系与印度官僚系统的适配性。印度许多情报机构的创建仅仅是为了暂时应对危机，缺乏战略规划。此外，有的机构设置只是照搬西方模式，与印度的政治和官僚体系不匹配，导致执行能力低于设置标准。比如，印度将对外情报独立出来，其出发点是模仿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由于印度固有的官僚系统，导致很多情报共享存在问题。
第三，中央与地方情报部门争夺权限。印度属于联邦制国家，中央与地方治理存在很多分歧。在情报领域，地方政府一直对中央过于集权存在不满。尤其是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之后，中央为增加反恐行动的有效性，试图成立国家反恐中心（NCTC），然而各邦认为赋予中央机构如此广泛的权力将严重侵犯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印度情报体系的统筹问题属于“危机驱动型”改革的后遗症，因为对整个情报体系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导致这种应对危机的改革只是修修补补，其存在的情报收集与共享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因此，印度各界都认为，制定情报改革的战略规划，解决其统筹问题是最重要的方向。
尤其是面对中印竞争的新形势，军事情报整合与统筹将成为其当前和未来改革的重点。莫迪上台之后，为应对新的国际挑战，进一步加强了军事情报与行动的协同整合。莫迪政府于2019年8月宣布设立国防参谋长（CDS）职位，其目的是促进军队内部的联合与协调。（二）情报活动中高科技能力的缺乏与提高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集成电路、无人机、新型卫星等技术愈发成熟，相关领域应用也日渐加强。新技术的发展给印度“危机驱动型”情报改革带来了新局面。新技术在情报领域的应用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情报竞争的重点。
有专家指出：“在信息时代，情报信息已成为直接的作战要素，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争夺信息优势的对抗。因此，每个国家都时时刻刻在使用信息技术装备及信息系统进行着维护本国安全和利益的斗争，并且这种斗争不局限于军事领域，它在政治、外交、经济、科技等领域都在激烈进行着”。对印度而言，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制定以科技为核心的国家情报战略成为其未来情报改革的重要方向。根据2019年外交关系委员会创新与国家安全工作组的观点：“如果不迅速获取和部署相关技术，情报界将落后于潜在对手”。在情报技术方面，印度自身能力严重缺失，几乎完全依赖以色列和美国。
但事实上，尖端技术往往被美国用来加强对其他国家的操控。因此，莫迪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在军事、安全和情报系统中融入高科技因素。针对印度相关部门在技术方面的不足，多位专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阐述，也代表了未来印度情报部门在技术层面改革的方向。首先是网络方面，印度的网络威胁除了来自巴基斯坦等国之外，还包括网络虚假信息等。无论是战略制定、运营、资金投入等，印度的网络能力都与中美存在较大差距。虽然提升意愿极强，但实际能力却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其次是无人机方面，无人机行动既可以完成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也可以直接参与冲突袭击，但是印度军方的无人机能力相对有限。
再次是人工智能方面，印度安全部门已经开始深度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但是相关技术水平仍有待提高，除此之外印度安全部门在负责任使用人工智能（Responsible use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未来印度政府除了在情报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之外，相关规范也将成为努力方向。最后是印美国防技术合作，双方已经制定了多项旨在促进防务合作的提案和倡议。2023年6月莫迪对美国进行重要访问，其主要任务就是加强与美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其中多项合作都与情报能力建设有关，未来加强与美国情报工具与技术合作是印度情报技术提升的重要补充。
（三）情报部门权力滥用与监督加强印度“危机驱动型”情报改革的后果之一是情报部门的权力不断增强，对公众的隐私等造成了严重侵害，在信息日益透明的当下，印度国内对情报监督问题愈发关注。各国均面临情报监督问题，尤其是斯诺登事件之后，公众和媒体对本国情报部门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加强对情报部门权力限制的呼声不仅存在于美国、英国和欧盟等，印度国内对情报机构的警惕也形成了高度共识。事实上，针对印度情报监督的尝试一直在进行。第一位倡导情报监督改革的印度领导人是时任副总统的哈米德·安萨里（Hamid Ansari），他于2010年1月19日在调查分析局总部发表演讲时呼吁对情报机构进行问责。
随后，国会议员马尼什·特瓦里（Manish Tewari）在2011年3月提出了一项法案，即《2011年情报服务（权力和监管）法案》，以模仿英国法律对印度三大情报机构的工作进行规范化。然而，印度政府并未通过该法案。近年来，在有关以色列的飞马（Pegasus）间谍软件负面影响的讨论中，特瓦里于2021年再次提出设立情报监督法。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DSA）在关于印度情报机构改革的建议中，提出设立一个单独的机构对情报部门进行监督。印度情报部门一直在针对普通公众进行视频监视、人脸识别、电话监控、生物识别等。
近年来，印度启动了多项大规模监控计划。
其一，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项目（DRDO NETRA），这是印度的一个大规模监视项目，该系统可以在几秒钟内从电子邮件、即时消息、状态更新和推文中检测到“炸弹”“爆炸”“攻击”或“杀戮”等重点词语。
其二，合法拦截和监控项目（LIM），这是由印度电信技术开发中心远程信息处理发展中心（C-DOT）部署的一项大规模秘密电子监视计划，用来拦截语音记录、短信、通话详细记录等，并监控互联网流量和电子邮件等。
其三，国家网络协调中心项目（NCCC）是印度拟议的网络安全和电子监控项目，旨在筛选通信元数据并协调其他机构的情报收集活动。其四，电信执法资源和监控项目（TERM）则是印度电信部的警戒和监控部门。如此大规模的监控，引起印度公众和媒体的普遍不满，加强情报监督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情报监督成为未来印度情报改革不得不兼顾的方向。
第一，完善情报立法，对情报机构的职权进行规范化；
第二，加强议会监督，议会监督是各国情报监督的重点，印度在模仿美国和英国的情报体制过程中，议会对情报预算、流程、人员招募、问责等都是标准程序，这也是印度未来情报监督改革的重点；
第三，强化媒体监督，针对重点事件、新设机构、相关立法，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
第四，整合情报内部自查机制，这有利于情报机构的规范化运转。
五、结语根据前文可知，印度“危机驱动型”情报改革模式是基于危机而对情报体系进行修正，
这种模式缺乏战略性规划和系统性安排，导致情报体系陷于“危机－调整－危机”的恶性循环之中。虽然印度已经意识到这种情报改革模式的缺陷与危害，但由于其行政体制继承于殖民体系，导致其无法从根源上摆脱这种模式。
第一，印度的行政机构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宗主国的机构设置，情报机构亦如此，而印度则更是在独立后继续学习英国，这可能引发机构设置与印度现实不符，从而出现解决旧问题又引发新问题的局面；
第二，“印度”某种程度是地理概念，独立后的印度继承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疆界，导致不同地方在语言、文化、宗教、制度层面差别较大，地方自治性较强，而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分歧也很大，情报工作需要上下齐心，这种央地矛盾导致印度情报改革困难重重。短期内，印度显然无法克服这些问题，因此情报改革之路还需继续探索。对中国而言，
第一，要密切关注印度情报机构的改革动向，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情报活动。2020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印度进一步加强了针对中国的情报改革，尤其是在情报统筹和高科技应用方面。同时，印度借助美国提升自身情报能力的意图更加明显，莫迪访美取得一系列技术合作，这些将应用于对华情报活动，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第二，吸取印度情报改革过程中缺乏战略性和系统性的经验和教训，形成兼具战略眼光与系统规划的良性情报改革模式。有专家建议：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兴起，革新“烟囱式”情报体制，动员全民族的智力资源，整合情报界掌握的全部信息，共同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满足国家、军队和其他部门对情报的需求，形成一个分统有序、协调一致、信息共享的情报体制，是情报改革的必然选择，也是21世纪情报工作的发展方向。总之，印度情报改革还在继续，我们需要持续关注其最新动向，及时制定相应对策，切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作者简介：吴思奇，安徽省公安教育研究院经侦禁毒教研室副主任，讲师；迟慧，讲师本文选自《情报杂志》2023年9月19日，原文标题为《印度“危机驱动型”情报改革模式研究》本期编辑：李梓硕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