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到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再到2020年中印边界西段加勒万河谷事件，美国政府逐渐放弃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模糊“中立”立场，向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公开支持印度的方向转变。本文基于战略三角理论分析认为，美国在该问题上的偏好转变是其在中美印战略三角中关键地位的逐渐丧失导致的。由于中印相对实力上升、中美和中印对抗性加剧、中印外交态度转变等因素，中美印战略三角结构出现变动，致使美国从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前后中印对立的关键地位滑向了2020年中印边界西段加勒万河谷事件前后中美对立的“侧翼”位置，使其需要利用中印边界问题挑拨中印关系，重新获得战略优势。
关键词：战略三角中美印关系 美国政府 中印边界问题政策偏好图源网络自中印边界问题公开化以来，中印双方均主张自主解决边界争端，拒绝第三方干涉。然而，美国持续密切关注中印边界问题，多次向印度提供立场声援和一定程度的军事援助。此前，美国对中印边界问题表态相对谨慎：一是在中印边界地区的对印援助问题上，美国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前后曾对印援助，但前期仍鼓动英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声援印度中打头阵。与此同时，美国官方仍呼吁中印自主解决争端，尽可能避免直接公开干预争端。二是在中印边界领土归属问题上，美国承认印度在中印实控线东部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即中国藏南地区）的领土要求，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但是对中印西段边界不置可否。
1962年10月26日，在中印边境冲突爆发一周后，美国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Kenneth Galbraith）在德里发表声明：“美国承认麦克马洪线是传统和普遍接受的国际边界，并完全支持印度在这方面的立场。”但是自中印边界分歧公开化以来，美国并未就中印边界西段的领土归属表态，仅将阿克塞钦视为“印度声索主权但由中国管辖的争议地区”。然而在2020年中印边界加勒万河谷和班公湖冲突发生后，上述部分偏好发生转变，美国政府最高领导人和部分官员开始就中印边界问题发表偏袒印度的言论，实施并公开在边境地区的对印军事支持。
为什么美国政府逐渐放弃采取模糊“中立”，转而更积极地涉入中印边界问题？本文认为美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偏好转变受到其在中美印三角中位置变动的影响。随着中印相对实力上升，中美和中印对抗性加剧，中印外交态度变化，中美印三角结构发生转变，美国正在失去其在中美印三角中的关键地位，而印度则在三角博弈中获得更多战略优势。随着政策选择空间和利益获取能力的下降，美国需要在边界问题上挑拨中印关系、拉拢印度，重新争取优势地位。本文首先梳理战略三角理论、中美印三角关系和美国与中印边界问题的既有研究，进而分析中美印三角结构变动和美国三角位置变动的原因，最后以美国在战略三角中的位置变动解释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偏好转变。
一、既有研究及其不足战略三角是三个主权国家形成的不可分割的体系，其中任何一组双边关系都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也会被第三国所影响。中美印三角关系的研究是21世纪后发展起来的，其重要性随着全球化和中印实力上升变得越来越重要。当前，学者们主要关注了中美印三角的整体结构和历史演变、每组双边关系的第三方因素，较少探究三角内行为体对特定问题偏好变化的三角结构因素。同时，既有文献对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美国对中印边界问题偏好的事实和理论研究也不够充分。（一）战略三角与关键地位尽管学界对战略三角的具体条件有不同意见，但普遍同意将战略三角视为三个主权国家形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结构，任意两者的关系变动都会对第三方产生影响。
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1977年提出了三角关系的定义和特征，即存在一个国际体系，三个层次等级大致相当的大国在其中处于优势地位，三者之间存在疑惑、紧张和敌意，使任何两者都无法结盟。但是他对国际政治中的三角问题没有充分展开论述。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1997年从系统视角探讨了只存在三个行为体的简化版国际体系。他将三角关系视为如下情境：任何一对国家间现存的、潜在的和期望的关系，都会影响每一方与第三方的关系，而且也会受到这种关系的影响。一国在制定对第二个国家的政策时，需要关注该政策对其与第三国关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在国内学者中，倪孝铨等人在描述美苏中关系时称，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性质都对第三国的安全产生很大影响，且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同任何其他三边关系相比有质的区别，这种状况被称为“三极结构”“三角政治”和“战略三角关系”等。时殷弘提出了“标准”三角关系的条件，即任意两国之间的基本关系都在较长历史时间中维持合作与对立交织的状态，任意两国的基本关系在较长历史时间中是波动的而非基本不变的，其中任何一方有关的对外政策变化都会对三角关系和其他两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与战略三角有相似之处的理论，这两本著作在杰维斯讨论三角关系和关键地位时都有提到。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在1988年探讨了“鹬蚌相争”的情况，他认为每一个发动战争的决定都受到战争进程预测的影响，国家需要提前预测盟友是否会支持他们，敌人的盟友是否会加入战争，以及未表态的国家是否会参与战斗、给予经济援助或保持冷漠。但与战略三角的研究不同，他谈论的情况没有限定在三个行为体之间，同样适用于涉及三个以上行为体的情况。美国政治学家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在1998年探讨了“三极系统”（Tripolar System）的多种类型、稳定性及其转化动力，但他所讨论的是全球国际格局下的三极系统，不考虑一方或两方为较弱国家的情况，且存在相互结盟的可能，这与本文探讨的战略三角结构有一定区别。
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根据三方博弈关系进行了三角结构类型划分，指出了该结构中政策选择空间最大且有能力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关键地位。在《战国策·燕策二》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展现了双方争执使第三方获利的情景，其中渔翁所处的位置就是关键地位。杰弗里·布莱尼和兰德尔·施韦勒两位学者在其著作中也都讨论了类似情境。1981年，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从博弈论的视角推导出三种三角模式，包括三个行为体相互友好的“三人共处”型、两个行为体对立但都与第三个行为体友好的“浪漫三角”型，以及两个行为体友好但都与第三个行为体对立的“稳定婚姻”型。
其中，当行为体成为“浪漫三角”型中的“支点”行为体（pivotplayer）时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它可以同其他两国都友好相处而不与任何一方为敌，在成本最小的情况下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付出。杰维斯认为，在三角关系中，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与其他两方中的任何一方合作，而后两方不具有这样的灵活性时，前者就获得了一种“支点”地位（pivotal position）。这种地位可以使其获得与其经济和军事资源不相称的收益，并能够通过影响他国行为来换取自己的利益。他表示，地理因素、国家对外政策取向、另外两个国家的关系都是决定一国能否获得关键地位的因素：如果其中两个国家拥有共同边界，那更遥远的第三国更容易获得关键地位；
维持现状或不谋求威胁他国的国家更容易获得关键地位；如果另外两个国家冲突上升，那第三个国家更容易获得关键地位。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也曾指出，战略三角中最有利的位置是“支点”角色，它与其他两个参与者（侧翼）保持友好关系，同时让他们相互对抗。（二）中美印三角关系的既有研究战略三角理论最初主要用来研究中美苏关系，对中美印关系的研究是21世纪后发展起来的。随着近几年中国和印度在各领域的发展，中美印三角关系的认可度和关注度都在上升。2019年《印度评论》期刊出了一辑特刊，多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历史和当代多个角度研究中美印三角关系，表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在上升。
学者们普遍认为，随着全球化和中印实力上升，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印三角互动关系变得愈发重要。约翰·加弗（John W.Garver）认为，在后冷战时期，中国、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种独特的三角互动模式，这种模式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到2001年则相当强劲。中美印三角关系成立的关键在于，每一方都害怕另两个结盟。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实力较弱的国家这种担忧尤为强烈，因此两国都试图采取行动牵制对方与美国的关系。阿南娅·查特吉（Ananya Chatterjee）也认为当今中美印三角关系已成为全球秩序的重点，美国是三角关系中的“支点”国家。
也有学者认识到了中美印三角的不稳定性。加弗认为，不同于中美苏关系，中美印三角结构的薄弱之处在于两国关系中每一方的主导问题都与第三大国无关。中印关系的主要问题是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和中巴军事联系，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贸易、人权、导弹防御、台湾地区问题与印度关系不大，美印的经济和反恐合作与中国也关系较小。然而随着各国利益向外扩延，很难忽视中美印任何一方在另外两个行为体双边问题中发挥的作用。三角结构并非一成不变，有诸多因素在推动着中美印三角的演变，包括全球化发展和中印实力上升。拉贾·莫汉（C.Raja Mohan）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美中战略分歧扩大与美印共同利益增加使中美印三角的传统结构出现重大偏离。
阿南娅·查特吉则认为，随着中印在21世纪的崛起，中美印三角关系的未来演变不可知，可能是美印联合对抗中国，也可能是中印合作反对美国霸权。潘特（Harsh V.Pant）认为，结构性和国内政治变量的结合，已导致中国和印度分别对美国采取的软平衡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需要重新评估中美印三角关系。考虑到各方对外政策对三角结构的能动作用，部分学者呼吁以合作视角看待中美印关系，促进三方进入良性循环。施密特（Johannes DragsbaekSchmidt）认为，中美印在未来应追求良性循环，构建平稳有效的三角关系，但要以中美关系的改善为前提。
印度智库研究员辛格（AntaraGhosal Singh）批判了当前对中美印三角的现实主义审视，认为当前政策和研究过分强调三国在印度洋地区的竞争和相互欺骗，忽略了三国在该地区的合作可能。她基于建构主义视角认为，各国之间在该地区的安全网络既可以被视为联盟阵营，也可以增加地区合作。也有观点认为，由于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取决于中美印，因此保持中美印战略三角平衡十分重要。但是学者们也都承认这种三角关系导致竞争、对抗和战争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有学者为中美印如何应对三角关系提出应对措施。例如印度前大使维诺德·卡纳（Vinod Khanna）主张印度应该在中美印三角中采取“软制衡（soft balancing）”策略，做防范和合作两手准备。
在中美印关系的研究中，较多文献探究了中美印任意双边关系及其第三方因素，更多将三角结构视为分析任意双边关系的大背景。慕永鹏的《中美印三边关系：形成中的动态平衡体系》是第一本全面系统研究中美印关系的中文专著，他分别回顾了中美、中印、美印关系的发展历程和冷战前后的三边关系历史。张贵洪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之上分别分析了每组双边关系的第三方因素，并先后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对中美印三边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坦维·马丹（TanviMadan）在其2020年发布的新著作中全面评估了中国在塑造美印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对华考量是美印关系走向的核心因素。
她认为，早在冷战上半期美国就开始通过中国棱镜看待印度的战略框架，研究中国影响美印关系的历史轨迹有助于当代的中美印三角关系研究。吉隆坡中国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马哈茂德·阿里（S.Mahmud Ali）在其著作中关注了次要利益相关者如何通过利用各自与中美的联系来推进自身利益、塑造中美竞争动态。他在该书第五章回顾了中美印三角的动态演变，并着重探讨了印美安全利益明显趋同情况下印度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则关注了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和对美影响，认为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不仅影响着亚洲的稳定和繁荣，还将深刻影响美国的重要利益。
（三）美国与中印边界问题的既有研究当前对美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偏好分析大多集中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前后，运用解密档案、参与者自传等材料描述美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前后的作为及其原因。美国学者对历史档案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美国在冲突前后是否与印度形成了秘密联盟及双方的合作内容等。加弗教授对相关著作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美印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形成了秘密联盟”的观点仍有待考证。詹姆斯·赫什伯格（James G.Hershberg）以美印关系和时任印度国防部长的克里希纳·梅农（V.K.Krishna Menon）为切入点探讨了美印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合作。
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也有诸多研究成果，主要是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的角度来梳理美国在1962年边境冲突前后对印度的支持，并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孟庆龙梳理了美国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前后的态度变化和一系列作为。沈志华主编的《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一书整理和分析了1948～1976年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中国获取的情报，其中部分涉及中印边境冲突。蔡佳禾、刘恒、王琛等学者都认为，在冲突期间及冲突结束后，肯尼迪政府向印度提供了大规模的国防援助，直接或间接怂恿印度在边界采取“前进政策”。
他们都表示，美国选择援助印度是为了促使印度改变不结盟政策或冷战中立立场，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以遏制中国，同时推动印巴和解。汪婧、张瑾、郭永虎等学者则利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档案分析了美方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前后的参与，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冲突前后对西藏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准军事行动，并围绕中印边界冲突进行了大量的评估和预测工作，而且这些工作都是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开展的。较少研究关注了美国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偏好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马诺吉·乔希（Manoj Joshi）在其2022年的新著中回顾了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其中部分内容描述了美国不同阶段在中印边界问题中的参与。
此外，一些学者在智库、新闻媒体等平台发布了一些评论，探讨了美国在最近几年中印边界摩擦中的作为及其可能扮演的角色。普罗巴尔·达斯古普塔（Probal Dasgupta）认为，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美国明显在边界问题上支持印度，这种转变有利于美国在地区获得更多战略优势，美国增加对印支持的潜在威胁可能会迫使中国为与印度的谈判留出空间。因陀罗尼·巴格奇（Indrani Bagchi）表示，美国特朗普总统、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国会领导人公开站在印度一边，美国的这些行为给中方敲响了警钟，并在争端中引入了一个新的敌对因素。
中国学者刘宗义认为印方将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视为其在边界问题上对华施压的良好契机，主张中方基于印美准军事同盟在边界等问题上重新评估对印策略。从国际关系理论分析该问题的研究较少，运用理论探讨美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偏好变化及其原因，或从结构和系统角度分析美国偏好转变的研究并不充分。既有中美印三角的案例研究集中在印度洋和中东能源等问题上，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案例分析则大多围绕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展开。总体来看，既有文献存在几点不足。在战略三角理论方面，诸多文献关注了中美印三角结构的整体演变，部分文献关注了任意双边关系的第三方因素，但较少文献探讨三角内某一行为体在特定问题上偏好转变的三角结构因素。
在案例方面，美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相关研究较少，特别是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美国在该问题上的作为和变化，对该案例的理论研究也不多。本文认为，行为体在三角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从三角结构视角分析其行为动因的较好选择，因此本文尝试从美国在中美印三角结构中的位置变化分析美国政府在特定问题上偏好转变的原因。
二、分析框架与变量解释本文尝试探究某一行为体
在特殊问题上发生偏好变化的三角结构因素。论文以中美印战略三角作为主要解释工具，将三角结构中的位置视作关键变量，试图阐释美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偏好为什么会发生转变。文章设定了“三角位置”和“问题偏好”两个变量，以表格形式简要梳理了案例分析部分的变量变化情况，并解释了美国“三角位置”发生变动的原因。（一）概念界定与研究变量关于本文战略三角概念的界定及特征，有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战略三角是一种认知，或是从小系统视角分析问题的一种方法，并非是客观存在的。战略三角并不仅仅是一个力量结构，其整体结构和各行为体位置不但受到物质力量的影响，还受到主体间互动和行为体认知的影响，三角位置的变化也会对行为体的物质力量、认知和对外政策等产生影响。
第二，本文探讨的中美印战略三角存在但不稳定。一方面，中美印之间很难产生双边联盟。从权力转移的视角来看，中美之间是结构性矛盾，暂不存在中美联合形成G2的可能性。作为两个崛起中国家，中印虽然在追求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利益、推动全球治理等领域有诸多共同利益，但两国存在涉及核心利益的边界领土争端，且发展路线和目标存在竞争，因此也很难出现中印真正的联合。美印是最有可能出现联盟的一组双边关系，美印已经签署了美国与其他军事同盟国都会签署的防务合作文件，达到了“准盟友”级别，且近年来印度的“不结盟”立场已明显松动。
但印度仍未放弃“战略自主”原则，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企图采取平衡外交获取更多实质利益，同时印度国内的反美势力仍旧是美印联合的重要阻力，因此美印在短期之内也很难走向结盟。另一方面，本文选取的案例是与美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中印边界问题，这导致三角结构存在不稳定性。但正是由于中印边界问题与美国本国利益不直接相关，才更能表明美国偏好转变（干预增加）背后有结构因素驱动，因为过度涉入别国核心利益纷争可能弊大于利。
第三，中印都主张独立解决边界问题，不会将美国吸纳为边界问题中的“玩家”，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对边界问题的偏好不会对中印在相关问题上的处境和政策选择产生影响。因此在作为认知和方法的三角结构中，美国是相关问题的“玩家”。文章设定了两个研究变量，包括行为体在三角结构中的位置与行为体对特定问题的偏好，在文中简称为“三角位置”与“问题偏好”。“三角位置”指行为体在三角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三角位置决定了行为体讨价还价和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会随着三角结构演变和行为体自身政策调整，被动或主动地发生变化，其衡量标准包括政策选择空间和利益获取能力。
本文认为，关键地位是三角结构中一个相对的最优势地位。当三角结构中的一个行为体获得了三个行为体中最大的政策选择空间，并且最有能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它就获得了三角结构中的关键地位。“问题偏好”在这里特指一国政府对特定问题的立场和言行，衡量标准是最高领导人公开言论、政府官员公开言论、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作为及其公开程度等。本文认为，美国的三角位置变动导致了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偏好转变，即美国在三角结构中关键地位的逐渐丧失促使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公开介入、偏袒印度的作为。战略三角，图1分析框架，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1:美国在中印边界三次危机前后的三角位置，资料来源：笔者自制。表2:美国在中印边界三次危机前后的问题偏好，资料来源：笔者自制。（二）三角结构和美国三角位置的影响因素为了验证美国在中美印三角中的位置与问题偏好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是三角位置的变动导致了其问题偏好的变化，要尽可能排除美国前一时期的问题偏好导致其后一时期三角位置的干扰。本节尝试分析中美印三角结构及美国三角位置变动的影响因素，并尝试论证美国三角位置变动发生在其问题偏好转变之前。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和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认为，有四种因素影响三角关系，包括三国的力量分配、三角当中的威胁观、对第四方的共同威胁观以及外交政策分歧与利益冲突。
任晓等学者认为，国际政治中三角关系的形成、运作和演化受到四种因素影响，包括各方的利益判断、力量对比、相互看法和国际调解机制。迪特默（Lowell Dittmer）认为，三边博弈模式的转换动力因素包括两个，一是所有玩家的最佳累计收益、风险和成本，二是博弈总体紧张程度的变化。从上述内容来看，中美印三角结构变动和美国位置变动主要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三个行为体相对实力、双边关系和行为体态度，本节将依次分析三种因素。1．三方力量对比：中印相对实力上升中印相对实力上升是中美印三角变动的主要原因，这导致该结构从美国占绝对优势的非对称三角结构向相对对称的三角结构发展。
维持关键地位需要极高的灵敏性和技巧，这对美国的有形和无形实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美国投入足够的物质支持。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为了降低海外投入带来的负担，美国不断督促其盟友和伙伴承担更多的责任，对其盟友和伙伴的依赖度在增加。中印相对实力上升主要体现在GDP占世界总GDP比重、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贫困人口比例、互联网普及率等方面。其中，中国GDP占世界总GDP比重于2008年以后迅速上升，并于2021年达到18.37％，同年美国为24.15％。2022年10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显示，2013—2021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8.6％，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
中国在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互联网普及率等方面也表现出强劲发展势头，贫困人口比例于2019年下降至0.1％。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促使美国政府放低了与印合作的门槛，而印方也弱化了此前的“不结盟”立场。与中国相比，印度在部分数据上发展不够显著，但仍在除中美以外的其他国家中占据优势。多方认为印度经济发展在未来不容小觑。2022年下半年，印度超过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排名
第五，印度工业联合会（CII）估计2047年的印度是一个35～4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印度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同年11月8日，投行巨头摩根士丹利预测，在技术和能源投资的支持下，印度将在2027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将于2030年成为世界第三大股市的所在地。同年11月19日，2022年亚洲首富、印度企业家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在第21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上表示，印度花费了58年才达到第一个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而现在却只需要12～18个月就能产生另外一个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到2050年印度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23年3月初，投行高盛预测，印度将在2030年实现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梦想，并将在2075年超过美国的GDP总额。图2 1960—2021年中国、印度和美国GDP占世界总GDP比重。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GDP数据自制。2．双边关系变化：中美和中印对抗性增强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中美竞争烈度迅速上升，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美国的战略选择空间，并增加了印度利用中美分歧获得自身利益的机会。美国自2017年以来陆续发布一系列转变对华战略的政府文件。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共同视为“修正主义大国”，认为此前“支持中国崛起和融入战后国际秩序”的策略是失败的。
这标志着美国放弃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接触”战略，对华战略调整为“全面遏制”。2018年至2022年，美国多次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描述为美国的“竞争者”和“战略竞争对手”，强调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军事、科技、经济威胁。这一战略转向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大大增加了中美关系的对抗性。
第一，双方出现了高频率、全方位的战略竞争格局。清华大学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2023年4月发布的“中国与大国关系分值表（1950-2023）”数据表明，中美关系分值自2017年前后降至负值并持续走低，表明两国负面事件频率不断上升，关系持续恶化（见表3）。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持续推进，包括持续升温的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加速实现与中国的脱钩，试图与印度等国合力重塑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通过南海军力部署和频繁的自由航行等方式制约中国；就民主和人权问题做文章，加大对中国管控疫情手段和边疆问题的抨击等。
第二，双方经济出现脱钩迹象。自2017年以来，中美双边贸易对各自外贸的重要性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下降。根据中方统计数据，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从2017年占贸易总额的14.21％下降到2022年的12.04％。根据美方统计数据，美国对华贸易额从2017年占总贸易额的16.34％下降到2022年的13.08％。
第三，美国国内反华论调愈发明显。一方面，近年来美国对华舆论越来越不利。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3月20日至26日对3576名成年人的一项调查，83％的受访者继续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持非常负面看法的人所占比例为44％，较去年增加了4个百分点，只有14％的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见图3）。另一方面，美国两党在反华制华问题上立场逐渐趋同。2023年2月1日至23日的盖洛普年度世界事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5％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有好印象，创造历史新低。其中，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对华看法都急剧恶化，所有群体当前都处于最低点（见图4）。
与此同时，中印之间在边界问题、经济贸易、国际多边机制等领域的竞争也在加剧。其中中印边界争端的对抗性明显增强，印度在边境地区的不安全感上升，更愿意寻求外部支持，这为美国等第三方介入提供了机会。2017年的中印洞朗对峙持续了两个多月，对两国关系负面影响明显。2020年以来的中印边界西段加勒万河谷事件被认为是中印边界争端的一个新分水岭，严重侵蚀并大幅度突破了中印2020年以前在边境问题上遵循的行为准则：烈度明显增强，出现了几十年未有的流血冲突和鸣枪事件；时间跨度更长，且经历了多轮对话沟通仍未完全解决。
表3 2010～2023年中美关系分值（月度）。资料来源：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http：／／www.tuiir.tsinghua.edu.cn/info/1145/5980.htm图3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https：／／www.pewrese arch.org/global/2023/04/12/americans-are-critical-of-chinas-global-role-as-well-as-its-relationship-with-russia/图4 美国各党派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人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盖洛普（Gallup）。https：／／news．gallup．com／poll／471551／record-low-americans-view-china-favorably.aspx3．行为体态度变化：中国和印度的外交态度变化随着综合实力的上升，中国在国际平台中更加自信，增加了美印两国的危机感，促使两国加强战略联系。在边界问题上，中方采取更加果断强硬的方式回应。2017年8月2日，中国外交部在洞朗对峙期间发布《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文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较此前边界事件表态明显更加强硬。
2021年4月29日，中国国防部果断对中印边界的不实报道予以反驳，严词声明“中印边界西段有关事态责任不在中方”。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更积极主动地实现“创造性介入”。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第
一、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相继于2017年和2019年
在北京举行，该倡议更加追求高质量发展，机制建设也更加完善。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有力回击包括“疫情源头论”等一系列对华负面话语，并积极对外提供援助疫苗。据外交部消息，截至2021年12月中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18亿剂疫苗。中国在边界问题、地区合作、对外援助等方面更加自信的姿态增强了美国和印度对华的忌惮。中国在边境地区自信的外交策略增加了印度的不安全感，使其战略自主和不结盟立场松动，从反对美国介入中印边界问题向愿意借用美国力量提升边界综合实力的方向转变。同时，印度对其在中美对立格局中优势地位的认知不断加强，并通过政策调整获取利好。
后者加速并巩固了中美印三角的既有转变，使印度在三角中获得更多战略优势。具体来说，印度的外交态度转变可以从以下动向中得到证实。一是印度外交政策发生明显转向。印度尝试打破此前谨慎的“不结盟”立场，更加积极、清晰并有效地争取自身利益。2019年4月，印度外长苏杰生提出印度对外政策的两个目标是“深耕美国（cultivatethe US）、应对中国（manage China）”。苏杰生在2020年出版的著作中表示，美国衰落和中国尚未成熟为其他行为体的发展腾出了空间，这对于印度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印度需要摒弃过去过度谨慎的做法，利用差距和优势，采取更加积极、冒险、有创造力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这表明印度政府已经意识到中美竞争的机遇，尝试把握机会争取更大利益。二是印度利用中美对其战略需求解决自身难题。在安全领域，印度通过引入美国影响解决了马苏德·阿扎尔（Maulana Masood Azhar）的问题，被印方认为是“印度的巨大外交胜利”。在经济领域，印度利用中美分歧促进自身经济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印度就主动联系了上千家美国公司，为这些公司从中国转移至印度提供多方支持。当前美国越来越重视印度在打造全球弹性供应链、建立起替代中国的伙伴国生产基地的重要价值，例如苹果公司正在将印度视为一个新的制造中心。
在能源领域，印度利用优势地位在俄乌冲突中维持中立立场，为其赢得了廉价石油、国际声誉等利好。2022年8月，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访问泰国期间就印度购买俄罗斯折扣石油表示，美国等国家了解并接受了印度的立场。由于印度从俄罗斯大量购买廉价石油，从2022年1月至8月，俄罗斯和印度之间的贸易额达到170亿美元，相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30％。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对东南亚精英舆论的民意调查表明，印度成为东盟“第三方”合作伙伴的受访者支持率明显上升，得票率为11.3％，仅次于欧盟的42.9％和日本的26.6％，而且几乎所有东盟国家对印度的信任度都有所提高，印度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或起到重要作用。
三、美国的三角位置与问题偏好变化从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到2017年洞朗对峙前后，美国处于中美印的关键地位，具有更大的政策选择空间和利益获取能力。在这一阶段，美国对中印边界问题表现出主张中印“直接对话”、不公开地援助印度、未就中印边界西段发表立场的偏好。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下滑和中美竞争的加剧，美国逐渐从关键地位滑落至“侧翼”位置，其政策选择空间和利益获取能力都在下降。在2020年中印边界西段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后，美国在该问题上转变为有意参与调节和仲裁、偏袒印度的领土主张、多次公开指责中国、公开对印提供军事支持的偏好。
（一）美国在中美印三角中的位置变化随着时间的变化，中美印关系持续变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印与美国之间还有明显的实力差距，中美印关系是非对称的，美国具有绝对优势。从边界分歧公开化到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期，中印关系急速恶化，中国在三者中被孤立，而美国则位于中印对立的关键地位，相较中印具有明显的战略优势和灵活性。这一时期，美国开始重视南亚事务，于1954年与巴基斯坦建立军事同盟关系，并在1962年前后公开援助印度，之后又于第二次印巴战争后淡出南亚。中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处于相互隔绝、对立的状态，但中印边境冲突导致中印关系急剧恶化，使美国获得了更多的讨价还价能力－印度主动放弃不结盟政策向美国寻求援助，中美关系也开始出现缓和迹象。
美国在是否参与南亚事务、支持哪一方等问题上具有灵活性。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中美印呈现相互友好的关系，美国凭借其实力优势依旧占据关键地位。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使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被打破，中美于1979年建交。美国对华采取接触战略，两国在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领域展开合作，进入到中美相互依存的友好发展阶段。与此同时，美印关系在1972年之后逐渐升温，中印也于1976年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后，中印实现了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的脱钩，两国在经贸发展、军事合作、文化交流等领域展开合作，并于世纪之交先后签订了涉及边界问题的多项和平协定。
1977年之后，印度政府重申了不结盟立场，而美国也调整了其在南亚的亲巴倾向，双方关系缓和。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和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美印在冷战时期的紧张关系也得到改善，两国还于2008年力排众议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至特朗普执政前，中美印三角关系开始从三方友好状态向中美对立、中印竞争的三角关系缓慢过渡。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正式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巩固和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并有意压制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发展势头。在有效应对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新时代大国外交，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的实力上升和大战略的推出冲击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双方在部分领域出现竞争和摩擦。与此同时，中印在边境地区的摩擦频率和烈度上升，先后出现了2013年帐篷对峙、2014年拉达克对峙和2017年洞朗对峙等争端。双方在国际贸易、地区影响力、国际领导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在加剧。在中美和中印关系下滑的同时，美印进一步加强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时期美国在三角中的位置开始转变，印度获取了更多优势，美国愈发需要拉拢印度以在“印太”地区牵制中国。2017年以来，中美印关系正式进入中美对立的三角关系，中印关系也相对冷淡，美印结盟可能性增大。
美国持续拉拢印度在其2017年推出的“印太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双方在军事层面处于“准盟友”状态。同时，印度这一阶段在中美印战略三角中的战略优势迅速上升。美国不得不联印制华，而中国也需要避免将印度彻底推向美国，印度获得了更多讨价还价的能力，实现了其在三角结构中的“崛起”。当前印度正处于一个令人羡慕的位置，它可以是所有人的朋友或敌人，所有阵营都需要印度站在他们一边。而美国则滑向了“侧翼”位置，逐渐失去了关键地位。美国为拉拢印度不惜在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并有意借此挑拨中印关系以重获优势地位。
（二）从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前后至2017年洞朗对峙的问题偏好美国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前后对边界问题态度谨慎，对印援助的主要考量是联印反共、反华，但不愿过多涉入边界问题。1950年，美国与印度协同反对解放军入藏。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访印期间首次与印度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交谈，他表示两国有漫长的边界且在发展道路上有竞争，联印符合美国利益，因此主张继续向印度提供适度援助。
但这一时期美国总体对中印边界争端持谨慎态度：1959年11月1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蒂安·阿奇博尔德·赫脱（Christian ArchibaldHerter）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边界的界定相当不清”“美国没有在争端中偏袒任何一方”“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立场”。在12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表示，中印边界争端“真正的问题是各国是通过谈判还是使用武力解决分歧。”对于中印边界的划分，美方认为印度可以在西段地区有所妥协。在1960年5月17日的中印关系情报评估中，美方倾向于相信“印度在拉达克地区的让步换取中国承认印度在其东北边境的领土主张”作为最终解决方案是可以实现的。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至结束，美国联合英国等盟友加强对印援助，同时不愿明确表态，以避免被卷入不必要的战争中。同时，美国却在中印冲突之后以“印度把中印边界争端提交联合国”为援助条件，意在将中印矛盾扩大并为自己的干预提供合法性。1962年10月15日，美国国务院执行秘书威廉·布鲁贝克（William H.Brubeck）给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的备忘录中称，自中印边境冲突爆发以来，印度政府已三次请求美国协助安排印度购买运输、通信和其他军事装备，美国应印方的请求正在提供援助。
该备忘录还表示，除印方已经提出的具体要求外，美方不打算主动与印方讨论额外的具体援助，“除非印度政府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为了避免刺激中国，对中印边界争端依旧表态谨慎。在1986～1987年中印桑多洛河谷事件前后，美国与苏联暗中威慑印度并控制局势，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中印之间再生冲突。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后，中印在搁置边界争议的基础上关系发展迅速。两国都主张通过双边谈判自主解决分歧，并于世纪之交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减少边界摩擦、避免冲突升级的协定和管理措施，大大降低了美国等第三方势力介入中印边界问题的可能性。
但美国利用边界争端分化中印关系的意向仍未改变，偶尔间接涉入边界问题。2015年奥巴马访印时，美印在朝核问题、南海问题和战区情报共享方面达成共识，双方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可能已有情报合作。2016年4月，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霍尔（Craig HIall）公然声称“美国政府绝对清楚“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16年10月，美国驻印大使理查德·维尔玛（RichardVerma）公开访问印度实控线东部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即中国藏南地区）等地，这是美国驻印度大使首次访问该地区。
然而，美国政府依旧不愿直接且公开地干预中印边界争端或明确选边站。2017年中印在洞朗地区发生对峙，美国官方表态呼吁中印通过“直接对话”和平解决争端，实际上却秘密为印度提供了情报支持。据美国学者杰夫·史密斯（Jeff Smith）的观点，在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中，美国已经向印度政府提供了“有关（中国）部队增援和部署的信息”，而印度也有兴趣加强这些情报共享安排。但美国官方却从未公开承认其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对印度的军事支持。在2017年6月莫迪访美之后，美国官方仍表示支持洞朗地区恢复原状，建议双方“直接对话以缓解紧张局势”，并提出在对话和解决方案中应“避免一切强权方式”。
（三）2020年中印边界西段加勒万河谷事件后的问题偏好2017年中印边界为期两个多月的洞朗对峙和平解决后，中印关系短暂回升。但洞朗对峙却根本地改变了边境局势，中印已有的边界协定逐渐被侵蚀，边境局势不确定性增大。2020年，中印先后在西段边境地区的加勒万河谷和班公湖地区发生对峙和肢体冲突，目前两国在实控线地区仍未完全脱离接触。2017年至今，美国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通过最高领导人表态、政府官员发言、参议院决议和对印军事援助等方式涉入中印边界问题。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偏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与边界问题相关的言论出现频率迅速上升，时间间隔越来越小，密度越来越大。其偏好转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从模糊“中立”向明显偏袒印度转变。美国政府在谈论边界问题时，其言论从支持“直接对话”与“和平解决争端”，到现在更公开地表示其介入意愿。早在2020年5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发出推文称“美国愿意且能够调解或仲裁中印之间日趋激烈的边界争端”，并在此后多次表达介入意愿。同时，部分政府官员开始指责中国的“挑衅”“胁迫”与“侵略”，公开强调对印度“毫不含糊”的支持，鼓励美国政府向印度提供更多实质支持。
2023年2月16日，美国两位参议员联合提出决议，正式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为中印边界，批评中国的“挑衅”行为，并支持进一步加强美印在边境地区的国防和技术合作。该决议于同年3月14日在两党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并于7月14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获批。其次，发表中印边界问题相关言论的官员级别上升且涉及部门增多。特朗普政府时期，发表相关言论的主要是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美国参议员、总统助理、前美国驻印大使等官员也曾就中印边界争端发表谴责中国、支持印度的言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虽然拜登本人未公开就中印边界问题发表偏袒印度的言论，但发表相关言论的官员明显增多，官员所属单位涉及美国白宫、国防部、国务院、参议院等，职位包括国防部长、参议员、各部门的新闻秘书与发言人等。
最后，美国在边境地区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及其曝光度增加。在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之后的同一年内，特朗普政府先后向印度提供了地理空间数据、卫星地图和适应极端天气的军装等援助，并将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驶入孟加拉湾以声援印度。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据称美国曾于2022年12月9日的中印边境小摩擦中“实时”向印度提供了“可操作”的军事情报。同时，美国政府更有意愿主动曝光美印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合作。2020年9月17日，特朗普总统副助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柯蒂斯（Lisa Curtis）公开声称“美国在整个危机期间为印度提供了强大而明确的支持”。
拜登政府在2022年2月公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公开谴责中国在中印边界地区的“胁迫和侵略性”，支持在边境地区进一步强化与印度在“顾问、培训、部署和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主张为印度提供地理空间数据、卫星地图、极端天气军装采购等方面的支持。与特朗普政府期间援助曝光的滞后性不同，拜登任期内的美印边境合作相关报道更加迅速。2022年12月9日边境摩擦中美国对印支持的新闻报道的曝光速度远快于2017年洞朗对峙和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事件中相关消息的曝光速度。此外，美印近来不断加强国防合作，并将中印边境地区作为合作重点。
双方已达成共识，印度武装部队将在其国内三个主要枢纽（覆盖海洋区域）部署来自美国的31架捕食者无人机，以便于进行边境地区监测。
四、结语从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到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再到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事件，美国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原先的模糊“中立”发生了转变，向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明确支持印度、指责中国的方向转变。从中美印战略三角的视角来看，美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偏好转变是其在中美印三角中关键地位的逐渐丧失导致的。由于力量结构、双边关系和各国态度的变化，特别是中印相对实力上升、中美和中印对抗性加剧、印度和中国的外交态度转变，中美印三角结构发生转变，致使美国从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前后中印对立的关键地位，滑向了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事件前后中美对立的“侧翼”位置，这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政策选择空间和利益获取能力，使其需要通过在边界问题上采取联印制华、挑拨中印关系等策略重获优势。
战略三角并非一个简单的力量结构，其结构和各行为体位置不但受到物质力量的影响，还受到主体间和行为体认知的影响，三角位置的变化也会对行为体的物质力量、认知和对外政策等产生影响。因此，美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不仅与中美印的相对实力有关，与中美印中的双边关系、各行为体态度也有关。客观与主观、主动与被动的多重因素增加了战略三角的复杂性，但却是从系统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的重要工具。从中美印三角的整体演变可以看出，不论是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还是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事件，中方在中美印关系中都不具有优势，未来甚至有可能滑入最劣势位置。
面对美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偏好变化，中国可以从“如何在中美印战略三角中获得关键地位”或“如何不落入美印“稳定婚姻”的局外人”的角度思考应对方法。
第一，寻找中印共同利益与合作点，特别是合作重构有效的边境管理机制。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事件是早期一系列边境管理规范侵蚀的原因也是结果。2020年9月10日中印谈判中达成了五点共识，其中指出“双方应加快完成新的建立互信措施”，表明当务之急是修复遭到损坏的边境管理措施。自2020年5月冲突爆发至今，中印相继举行了十九轮军长级会谈、十三次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第15次会议至第27次会议）。在几轮磋商中，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和军事层面的沟通，建立沟通热线，推动脱离接触，促进边境从应急处置转化到常态化管控。这些都是中印为共同管控边境局势做出的努力。
第二，挖掘并利用印美互信不充分的机遇。当前美印双方已先后签署了《美印防务关系框架协议》和包括《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在内的四个功能性合作协议，并持续在联合军演、技术研发等方面深化合作，为两国在边境地区的情报共享和后勤互补奠定了基础。但印度国内始终以维护“战略自主”为由在部分问题上与美方保持距离，对此美方也颇有微词，双方战略互信并不充分。此前双方签署了《国防技术和贸易倡议》（DTTI），旨在通过克服“独特的国家官僚结构、收购模式和预算流程”造成的障碍实现两国国防技术共享，但倡议因种种阻碍遭搁置，2023年美印刚签署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仍旧阻力重重。
第三，减少中印边界问题的第三方因素。虽然印度寻求美国在边境地区的情报、后勤支持，但仍拒绝其直接调解和仲裁中印边界问题，这与中方立场一致。中国应不断强调美国干涉他国领土争端的不正当性，坚持中印独立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避免边界问题成为第三方获取优势地位的牺牲品。作者简介：隋雪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选自《南亚研究》2023年第3期，原文标题为《战略三角、关键地位变动与美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偏好转变》本期编辑：陈欣雨 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