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同为印度洋海域的重要经济体，经贸、能源、侨汇构成了双方传统伙伴关系中的三大支柱。在世界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印度莫迪政府对印度国际地位进行再定位，志在由“平衡型大国”成长为“领导型大国”，也将战略布局从“直接周边”延伸至“扩展周边”，更在外交风格上从“谨慎参与”转变为“积极有为”。在对国际格局、地区局势、国家发展愿景进行综合战略考量、继承“考底利耶主义”传统外交理念的基础上，莫迪政府延续和发展了“西向”政策并提出“西联”政策，将位处“扩展周边”的海合会国家置于“西联”政策的优先位置。
印度对海合会国家实施“西联”政策的战略意图清晰、成果显著，以首脑外交引领印海战略伙伴关系提质升级；以能源合作奠定双方战略合作基础；以投资经贸合作推进双方经济改革转型；以防务安全合作提供地区安全治理的有效路径；以人文交流深化印海民意基础。然而，印度外交“多向结盟”策略的投机性、“印度优先”原则的狭隘性、“领导型大国”综合实力不足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极端化等诸多因素，将对“西联”政策的长期有效性构成挑战和制约。关键词：“西联”政策；印度；海合会国家；战略选择图源网络当前，海合会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印度工业发展所需油气资源的主要来源地。
海合会国家位于印度洋西北部，其所属的红海、阿拉伯海、波斯湾、阿曼湾、亚丁湾等属于印度洋海域。因此，印度具备与海合会国家发展伙伴关系的天然地缘优势，是印度“扩展周边”的重要组成。莫迪政府实施“邻国优先”政策，优先关注南亚地区的“小周边”，继而关注东南亚、东亚、中亚、海湾地区和西非等“大周边”。莫迪执政后，印度开始重视对中东政策的调整，将谨慎参与为特征的“西向”政策升级为主动靠近、积极参与的“西联”政策，标志着印度中东政策的转型。“西联”政策是印度中东外交与时俱进的表现，该政策的实施范围从狭义上的西亚地区扩展至大中东地区。
长期以来，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在能源和经贸领域合作相互依赖性突出。因此，海合会国家成为印度“西联”政策重点关注的对象。印度与海合会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印度与中东关系的重要组成。目前学界对印度与中东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印度中东政策的缘起、目标、特点和具体内容等；二是印度与沙特、伊朗、以色列等地区大国间的战略关系；三是印度与中东国家在安全、能源、经济等具体领域的深度合作。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学界均充分认识到双方加强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各领域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当前，海合会国家积极在亚洲地区寻求多元平衡的安全伙伴关系，探索集体安全模式。
海合会国家学界认为印度的地理位置接近，是潜在的地区安全合作伙伴，尤其在保障海上航线安全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莫迪政府也表明将承担印度洋地区安全提供者的大国责任。但无论是印度学界还是海合会国家学界，对于印度能否成为中东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对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与和平进程产生实质影响存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已经成为“战略伙伴”，并且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印度对于海湾地区安全的作用有限。莫迪政府虽然认识到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印度的长远利益，在西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安全中承担了更多责任，但是并没有付出推进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外交努力。
阿拉伯海湾地区是印度推进“西联”政策的优先区域。目前来看，从“西联”政策背景下综合研究印度与海湾阿拉伯国家间战略合作仍存在较大空间。随着莫迪政府提出并实施“西联”政策，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在经贸和能源等传统领域的合作从双边形式扩展为多边形式，并且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双方合作，探索战略投资、全球产业链、绿色能源、粮食安全等领域的互惠性合作。同时，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在政治、安全和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交流呈现出新风貌。在政治领域，印度继续深化与海合会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完善各领域各层级对话协调机制，提升印度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安全领域，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在海上安全、恐怖主义融资、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更加紧密。在人文领域，得益于海合会国家渐趋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印度与海合会国家跨文化和跨宗教的交流明显增多。因此，本文着重考察莫迪政府实施“西联”政策以来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全方位合作的新进展，并剖析印度在海湾地区推进“西联”政策的多重动因、实施路径和制约因素。
一、印度对海合会国家实施“西联”政策的多重动因海合会国家是印度最大的能源进口地，对印度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由于阿拉伯海湾地区与印度次大陆毗邻，天然的地缘优势使得海湾地区成为印度“西联”政策的优先考虑范畴。整体而言，国际层面的大国战略博弈、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国家发展愿景和角色认知以及传统外交理念构成印度“西联”政策优先选择海合会国家的多重动因。印度对海合会国家采取“西联”政策，一方面表现出印度外交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另一方面表现出印度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一）国际层面：国际变局下对外政策的适度调整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在世界格局多极化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莫迪政府在对外政策中采取“多向结盟”（Multi-Alignment）策略，并提出 “西联”政策提升印度在“大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印度优先在海湾地区推进“西联”政策，其与海合会国家的战略合作具有“联美”特点。
第一，“西联”政策是国际变局下印度“多向结盟”的必然选择。印度的“多向结盟”策略归纳起来，可以总结为“接触美国、应对中国、结交欧洲、安抚俄罗斯、调动日本、吸引邻国、延伸周边、扩大传统支持者”。印度战略界认为，全球化打破国际政治力量的平衡，使得一大批新兴国家跻身世界经济体前列，多极化是世界大变局的发展趋势。从战略层面看，朝着多极化和均衡化发展的世界有利于印度扩大其利益空间，与全球大国均保持长期伙伴关系，在“亦敌亦友”的互动关系中保持战略自主和权力平衡。在国际层面，印度采取积极灵活的“多向结盟”策略，遵循均势政治的基本逻辑。
“多向结盟”是印度在国际体系结构多极化、国际格局走向不明确背景下的理性选择结果。例如，印度既借助上海合作组织深化与中亚地区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又通过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构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深化防务合作，并且与日本、澳大利亚发起“供应链弹性倡议”，以此减少对华依赖。
第二，“西联”政策在海合会国家的实施具有明显的“联美”倾向。2019年莫迪政府连任后，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迎合美国“印太战略”，印度“西联”政策对美战略借重逐渐增强。印度在海湾地区推进“西联”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美国的助力。在国际机制层面，印度加入美国主导的“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印度四方机制”（简称“I2U2四方机制”），寻求在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联合投资机会，并扩大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在军事层面，2022年4月，印度决定作为“准伙伴”加入美国领导的总部位于巴林的海上联合部队（Combined Maritime Forces），增强双方在西印度洋区域的安全协作。
在产业链方面，2023年9月，印度与美国牵头并联合沙特、阿联酋、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欧盟，共同推进“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ndia-Middle 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项目，该项目对印度成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支点具有战略意义。
第三，“西联”政策是印度“大周边”外交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当前，印度的外交战略兼顾“小周边”和“大周边”地区，旨在维持印度在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优势地位的同时，寻求更广阔的地缘空间，扩大其对扩展周边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印度计划通过建设跨国公路、加强海岸检察、实施莫萨姆计划（Project Mausam）、恰巴哈尔项目（Chabahar Project）、阿什哈巴德协议（The Ashgabat Agreement）等一系列具体项目助推印度实现自给自足的“蓝色经济”，推动印度洋地区的整体复兴。
印度“西联”政策的实施范围包括海湾、西亚和北非。由于印度与海湾地区地理空间接近、经济相互依赖、资源禀赋互补，海合会国家成为印度“西联”政策的战略选择对象。（二）地区层面：地区安全治理面临复杂严峻挑战隔海相望的海湾地区和印度次大陆各类安全问题复杂交织。当前，两个地区安全环境依然脆弱，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跨国犯罪、海盗活动仍旧活跃，造成严重的地区安全困境。尤其是美国从中东撤走部分军队后，海合会国家更加迫切地寻求建立多元紧密的安全合作伙伴网络。对印度而言，印度洋海上安全、周边区域的跨境犯罪、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安全挑战影响地区安全环境。
因此，印度洋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成为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开展跨区域安全合作的重点。印度在落实“西联”政策过程中对印度洋地区的安全环境给予更多关切，并渴望深化与海合会国家间双多边性质的安全合作，致力于共同维护海上贸易航线安全，并且在打击跨境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融资、有组织跨国犯罪、贩毒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密切协作，其战略诉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维护印度洋海域安全是印度安全战略的重点议题。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对印度的能源安全、对外贸易和物流联通至关重要。维护海上货运通道安全成为印度与海合会防务合作的长期目标。尤其是2019年以来，海湾地区发生一系列货船遭袭事件引发全球关注，更引起印度对周边安全环境的担忧。为保护印度在该地区的海洋利益，自2019年6月19日起，印度海军的隐形护卫舰“塔尔瓦尔”号（Talwar）部署“桑卡尔普”（Op Sankalp）海上安全行动，确保印度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022年12月，莫迪政府批准“国家海洋领域意识”（National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项目，旨在进一步提升印度海军力量、海岸监视侦查能力，完善海上综合情报网络，扩大印度在整个印度洋海域的战略部署。
第二，跨境恐怖主义仍旧活跃于海湾地区和印度次大陆，对两地区构成安全威胁。海湾地区与印度次大陆都是跨国恐怖主义活动的受害者，并且仍然是跨境恐怖主义活动的重点区域。印度在全球恐怖主义指数中排名第十三位，安全形势不容乐观。长期以来，海湾地区成为“印度学生伊斯兰运动”（The Students Islamic Movement of India）与“印度圣战者”（Indian Mujahideen）等印度本土极端组织成员的避难所和资助来源地。另外，总部位于巴基斯坦的虔诚军组织（Lashkar-e-Taiba），长期致力于解放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
其分支小组常年活跃于海湾地区，一方面在海湾国家筹集活动资金，另一方面为印度境内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和圣战活动提供资金、培训和武器支持。因此，印度期待与海合会国家建立更加积极有效的区域反恐合作。（三）国家层面：“领导型大国”角色定位与利益诉求是内生动力印度综合实力的增强提振了印度成为全球“领导型大国”的信心和意愿。莫迪政府提出的“新印度”愿景，成为新政府的施政目标和印度大国崛起的发展指南，主要包括践行“新印度”发展理念、大力发展制造业、推进国内政治改革、2030年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推进全方位大国外交等。
莫迪政府的施政效果明显，尤其是在社会福利计划上的成就有效稳固了其选民基础，为其在2019年再次赢得大选，从而为继续推进印度崛起的大国战略奠定基础。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印度经济发展形成了重创。2020年5月12日，莫迪宣布印度实施“印度自力更生”倡议（AatmaNirbhar Bharat Abhiyan），旨在通过价值2,770万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助力疫情时期印度恢复经济发展。该倡议包括经济、基础设施、技术系统、人口结构和需求等五个支柱，重点是推动“印度制造，为世界制造”，实现印度成为5万亿美元经济体的愿景。
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在贸易、投资、油气资源、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制造业、新兴技术、人力资源领域的互补互助，有助于该倡议的实现，也有助于印度实现宏伟的“新印度”愿景。
第一，印度的自我定位强化其大国外交的积极性。印度对其国际身份进行再定位，提出要将印度的国际身份从全球“平衡型大国”（Balancing Power）转变为“领导型大国”（Leading Power）。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度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印度超越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巴西，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提振了印度转型成为“领导型大国”的信心和决心，印度的外交实践也从“谨慎参与”转变为“积极进取”，甚至表现出敢于冒险的心态。截至当前，莫迪政府已相继提出“改革的多边主义”“多向结盟”等外交策略服务其大国外交战略构想。
在印度战略界看来，机遇与挑战并存，风险与收益成正比，敢于冒险是实现大国抱负的必要条件。因此，莫迪政府加速对外政策和战略的调整，使之适应印度成为“领导型大国”战略愿景。而推进与海合会国家在内的“扩展周边”地区之间的战略合作是印度成长为“领导型大国”的必要环节。
第二，印度在优先考虑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积极承担自身在印度洋地区的安全责任。印度认识到西亚地区尤其是海湾国家在其实现经济强国目标中的战略地位，海湾国家的能源、外汇和投资将会成为印度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支柱。一方面，印度希望通过与海合会国家全方位外交提升国家实力；另一方面，通过发挥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和作用在海湾地区投射地缘政治影响力，塑造“领导型大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由于印度绝大多数的国际贸易依赖海上运输，因此印度优先考虑在印度洋海域的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多责任，但其本质目的仍是维护自身经济利益。
（四）历史遗产：考底利耶主义传统外交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印度的“西联”政策体现出对考底利耶主义（Kautiliyan Doctrine）传统外交理论的传承和发展。印度古代政治家考底利耶（Kautilya）提出的曼荼罗（Mandala）国际体系观对印度长期结构现实主义风格的外交政策形成长远影响。曼荼罗国际体系观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方式，将自我假设为“征服国”，征服国采取和解（sandhi）、战争（vigraha）、中立（ásana）、备战（yána）、寻求保护（samsraya）和双重政策（dvaidhíbháva）等六种对外政策。
对于实力较强的国家采取和解、寻求保护和双重政策，对于实力较弱的国家采取战争和备战政策，对于实力相当的国家则采取中立政策。印度外交政策将自我设置于曼荼罗体系中的中间位置，优先考虑对周边邻国的外交关系，并根据其与邻国的相对实力而选择对外政策，对周边实力较弱、相当或较强的国家分别采取战争、备战或竞争、和解等基本策略，对实力相当或实力更强的中间国及中立国交好或结盟。但总体来看，印度没有追求绝对霸权的意愿，而是追求维持保障其安全和生存的均势状态。印度当前的外交战略延续了曼荼罗国际体系观的战略思维，将印度外交区域范围划分为“三个同心圆”，第一圈层是“直接周边”，是印度寻求地区霸权的范围；
第二圈层是“扩展周边”，是印度通过平衡其他大国的影响力维护国家利益的区域；第三圈层是整个国际舞台，是印度谋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场域。从地缘关系上看，海合会国家与印度隔海相望，不属于印度的“小周边”范围。印度外交政策的整体框架和战略构想延续考底利耶现实主义政治哲学逻辑，但不同阶段的具体政策则是受到阶段性的国家利益需求和国际格局双重影响而进行调整。在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初期，印度前总理拉奥提出“扩展周边”概念，以此示意印度与周边国家经济互动和权力投射的区域范围，此概念对印度当前“大周边”外交也产生持续影响。
当前，印度的“大周边”外交从“谨慎接触”转变为“积极参与”，印度将其中东政策从“西向”政策调整为“西联”政策，表现出印度大周边外交实践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由于海合会国家处于印度“大周边”范围，并不是对印度构成威胁、竞争和安全困境的直接邻国，因此在印度的国际体系观中，海合会国家是天然盟友或者中立国。由此，莫迪政府更加积极地与海合会国家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互动合作。
二、印度对海合会国家实施“西联”政策的主要路径
当代国际政治中，“伙伴关系”是指“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21世纪以来，印度与海合会国家从“对话伙伴”关系演进为“战略伙伴”关系。印度“西联”政策与海合会国家整体“向东看”寻求多元平衡外交相契合，成为双方深化区域间合作伙伴关系的直接驱动力。印度在海湾地区的核心利益需求包括能源安全、经贸合作以及海上货运通道安全等，这些是印度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推进双方伙伴关系的根本原因。2018之后年印度经济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叠加，致使印度经济呈现下行态势，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加重印度经济改革的压力，促使印度在对外政策方面加重了战略投机心理。
在此背景下，莫迪政府加紧推进“西联”政策，推动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在政治、能源、经贸、安全、人文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双方战略伙伴关系。（一）以政治互信为基石，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政治关系的稳步推进为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开展全方位外交奠定重要基础。近年来，印海首脑外交推动印度与海合会国家伙伴关系提质升级。在首脑外交的引领下，印度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建立并完善高层对话机制，为双方合作项目的推进提供机制保障。此外，印度也以其与沙特、阿联酋政治关系的深化为契机，争取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合法性、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一，首脑外交引领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升级。莫迪总理对海合会国家开展的首脑外交直接推进印度与海合会国家政治关系升级。自实施“西联”政策以来，印度与海合会国家频繁开展双边高层互访，着力巩固双方伙伴关系，并有效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框架和机制的形成。值得一提的是，莫迪总理在任期间对阿联酋和沙特的访问次数较多，五次访问阿联酋，两次访问沙特，充分表明其对阿联酋和沙特两国的高度重视。莫迪上台以来，通过首脑外交巩固印度与海合会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推动印度与阿联酋双边政治关系正式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充分表明阿联酋在印度“西联”政策中的关键地位和战略价值。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印度与阿联酋战略趋同促使双方政治关系更加密切。最主要的变化是双方加强国际多边主义机制和“小多边”机制下的全球范围合作，并且相互支持发挥各自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2017年，时任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访问印度期间，两国关系正式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9年8月，在访问阿联酋期间，莫迪总理因其在推进印度和阿联酋战略伙伴关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被授予“扎耶德勋章”。2023年1月，阿联酋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部长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受邀参加印度作为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举办的“全球南方之声”峰会，肯定印度在组织活动、为各国提供交流理念和愿景的平台、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观点纳入二十国集团议程等方面做出的贡献。
2023年7月15日，莫迪总理第五次访问阿联酋，两国领导人重申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总理赞赏阿联酋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以及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承担的国际责任和重要作用。会晤期间，印度与阿联酋发布联合声明，表明双方在“I2U2四方机制”、阿联酋—法国—印度三边合作倡议等小多边合作机制下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
第二，依托重要合作机制推进全方位务实合作。印度与海合会国家还通过高层级官员联络对话机制推进双方务实合作。
以印度与阿联酋为例，自2015至2022年，双方建立阿联酋-印度商业理事会（UAE-India Business Council）、可再生能源联合工作组（Joint Working Group on Renewable Energy）、印度—阿联酋文化理事会（India-UAE Cultural Council）、人口贩运问题联合工作组（Joint Working Group on Human Trafficking）、人力资源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Manpower Resources）等双边对话、协调和合作机制，扩展各层级关系网络，推进双方在经贸投资、可再生能源、文化、打击人口贩运、人力资源等具体领域的务实合作。
以印度与沙特为例，2019年2月19日至20日，沙特王储副首相兼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阿勒沙特访问印度，双方同意成立“战略伙伴关系理事会”（Strategic Partnership Council），通过高级别监督机制巩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沙特“2030愿景”及“13项愿景实现计划”与印度“印度制造”“创业印度”“智慧城市”“清洁印度”“数字印度”战略对接，推进双方在贸易、投资、安全、科技、生态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以印度与卡塔尔为例，2022年6月，印度与卡塔尔成立联合商业理事会（Joint Business Council）和投资联合工作组（Joint Task Force on Investments），为“印度—卡塔尔创业桥”项目的推进提供机制保障。
第三，争取克什米尔问题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是影响印度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西联”政策背景下，印度以更加积极的外交手段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中的重要成员沙特、阿联酋加强政治对话，为其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中获取克什米尔议题的话语权铺平道路。2019年3月，尽管遭到巴基斯坦的强烈抵制，阿联酋外长仍邀请时任印度外长苏什玛·斯瓦拉吉（Sushma Swaraj）作为主宾参加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第46届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议，被视为印度在伊斯兰世界重要的政治外交胜利。2019年8月，印度政府废除宪法第370条赋予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和自治权，并允许非克什米尔印度人移民至该地区购买土地和开办企业。
虽然巴基斯坦极力推动伊斯兰世界谴责印度政府对该存有争议地区实施的单边措施。但是，海合会国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要么反应冷淡、选择沉默，要么采取“亲印度”的立场，阿联酋官方甚至承认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度“内政”问题。2021年10月，迪拜政府与印度政府签署首份查谟和克什米尔基础设施投资协议。2023年3月20日，穆斯林占多数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首府斯利那加市获得迪拜艾玛尔集团6,050万美元的投资，用于大型购物中心和多功能商业塔的建设。这些案例说明，随着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各领域相互依赖加深，克什米尔议题逐渐“本土化”，也意味着其在国际舞台上遭到边缘化的可能。
（二）以能源合作为支柱，巩固能源伙伴关系作为非能源国家的印度在能源方面的对外依赖性不断提高，对海合会国家的能源依赖度尤为显著。目前，海合会国家正加快经济结构多元化改革，改变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油气资源的现状。尽管如此，能源合作仍是印度与海合会国家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但是，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已经超越传统的油气贸易，向战略石油储备、石油开采、炼油技术、绿色能源技术等领域延伸拓展。
第一，维持传统能源贸易，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印度是世界上第三大能源消费国，但不是能源生产国。这使得印度在能源方面严重依赖于进口。根据印度商业和工业部数据，2021~2022年印度进口原油量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从海合会国家原油进口总额约为480亿美元，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进口总额约210亿美元，海合会国家贡献了印度35%的石油进口和70%的天然气进口。在海合会国家中，阿联酋、沙特是印度主要的原油进口来源国，卡塔尔是印度主要的天然气进口来源国。当前，印度正在加速推进社会经济政治改革，“新印度”愿景、“印度制造”“印度自力更生”倡议等宏伟发展目标的实现都依赖稳定的油气资源。
2018年2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bu Dhabi National Oil Company）与印度石油和天然气公司（India’s Oil and National Gas Corporate）领导的财团签署一项协议，印度企业首次获得阿布扎比石油和天然气特许经营权。印度财团以6亿美元参股，获得下扎库姆海上油田特许经营权10%的股份，在40年合约期中同阿布扎比共同开采下扎库姆油田。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莫迪政府加快推进战略石油储备计划。2020年4月至5月，印度利用全球原油低价时机迅速从阿联酋、沙特等传统原油供应国购买原油填充其战略石油储备。
此外，印度意识到提升油气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性。2023年5月，印度南亚天然气有限公司（South Asia Gas Enterprise）承担“中东—印度深水管道”项目（Middle East-India Deepwater Pipeline），拟耗资50亿美元建设一条长度为2,0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途径阿曼和阿联酋，穿过阿拉伯海，以避免地缘政治敏感地区。
第二，探索炼油技术合作，提升自身石油产能。由于印度的炼油技术主要针对低硫原油，印度很长一段时间主要进口伊朗和伊拉克等波斯湾北部地区石油。但是受到海湾战争、联合国制裁以及美国制裁等一系列国际因素和地区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印度被迫寻求多元化的能源进口来源，因而将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作为原油进口替代来源。目前，印度政府鼓励印度石油公司加大上游产业开发，积极吸引境外直接投资，提升炼油能力，减少石油进口。2018年5月，沙特阿美公司、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三家印度国有石油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探索建立“区域能源伙伴关系”，计划在印度西海岸马哈拉施特拉邦联合开发一项价值为440亿美元日产量为120万桶的大型炼油和石化综合项目，探索石油炼制技术配置，以满足印度对燃料和化工产品的需求。
虽然该项目因当地政治局势和土地纠纷问题迟迟未能正式动工，但印度和沙特都对该项目抱有期待。2023年9月，印度与沙特同意成立监督委员会，以保证炼油厂项目按期完成。
第三，探索绿色能源合作路径，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可再生能源成为印海能源合作的新领域。气候变化推动各国加快绿色能源转型，可再生能源、氢能、电网互联技术开发应用成为印度与海合会国家能源合作的新兴领域。能源结构转型成为印度和海合会国家重要的能源目标，也是双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战略调整。印度政府承诺，到2030年实现500千兆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通过可再生能源满足其50%的电力需求，减少1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2018年10月，莫迪总理提出“一个太阳，一个世界，一个电网”倡议（One Sun One World One Grid Initiative），呼吁建立一个连接不同区域的共同电网，用于传输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
截至目前，阿联酋、沙特、阿曼、巴林等海合会国家已加入印度倡导发起的国际太阳能联盟（International Solar Alliance）。2023年1月，印度与阿联酋签署关于绿色氢能开发和投资双边合作谅解备忘录，并拟议开展一项通过海底电缆实现印度—阿联酋电网系统互联互通的可行性研究，完善共同能源市场的基础设施。2023年9月10日，印度与沙特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氢能、电网互联、碳捕获、利用和储存技术等领域开展合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能源转型共同努力。（三）以经贸关系为基础，增进经济优势互补近年来，海合会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根据印度商务部数据，2021/2022财年印度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额超过1,540亿美元，其中进口贸易额约1,100亿美元，出口贸易额约440亿美元。需要指出的是，阿联酋和沙特分别成为印度第三和第四大贸易伙伴。当前，印度正在吸引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推进双方贸易自由化制度建设以及共建跨区域粮食价值链等方面加强与海湾国家的经济联系，实现区域间经济优势互补。
第一，吸引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莫迪政府将“西联”政策中经济外交部分视为服务于国内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印度积极吸引海合会国家对印投资，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由于印度国内政治不稳定和投资监管环境复杂多变，阿联酋对投资印度持谨慎态度。直到2017年10月，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和印度莫迪政府支持成立的国家投资与基础设施基金（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frastructure Fund）签署了1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主要是针对交通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
印度吸引海合会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印度企业标志着印度与海湾地区经济关系走向成熟，超越传统的油气贸易。近年来，吸引海合会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成为印度企业的主要经济目标之一。当前，海合会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愿景和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投资主体，其关注重点包括技术和创新性企业、医疗保健、物流、可再生能源、数字基础设施等高新技术领域。2020年，阿布扎比投资局和穆巴达拉投资公司（Mubadala）等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向印度信实工业投资109亿美元。
同年，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以15亿美元认购印度信实工业旗下数字服务全资子公司Jio平台有限公司(Jio Platforms Limited)2.32%的股份，既有助于印度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沙特实现经济转型目标中的部分计划。2023年，阿布扎比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相继宣布开始筹划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国际金融科技城（Gujarat International Finance Tec-City）设立办事处，寻找在印度的投资机会。
第二，优化贸易便利制度。印度与海合会重启并推进自贸协定谈判，通过签订双边性质的经济协定、结算协议和自由贸易协议推动双方自由贸易制度化。由于印度西海岸与阿曼港口距离较近，运输时间短，双方受益于此，并于2021年达成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意向。2022年2月，印度成为首个与阿联酋签署双边性质《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国家。2022年5月1日该协议生效，其目标是在五年内使双边货物贸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服务贸易额突破150亿美元，阿联酋承诺为印度97%以上的关税细目提供优惠市场准入政策，这些关税细目占印度对阿联酋出口价值的99%，印度将受益于关税减让带来的贸易优势。
2022年11月24日，印度与海合会同意恢复自贸协定谈判，重点关注技术转让、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等议题。2023年3月20日，印度-海合会首轮高级官员会议在利雅得举行，双方同意尽早确定印度-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另外，印度与海合会国家也在推动贸易便利化的配套金融服务。2023年7月15日，印度与阿联酋签署跨境交易本币结算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关联支付与信息传递系统的谅解备忘录，旨在通过降低结算成本推动跨境交易。印度与阿联酋加强支付系统领域的合作，实现两国即时支付系统之间的整合，将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处理阿联酋和印度之间的跨境交易。
第三，共建跨区域粮食价值链。新冠肺炎疫情与俄乌冲突叠加，对全球粮食供应链形成强烈冲击，粮食安全问题愈加凸显。由于海合会国家对粮食进口依赖性较强，供应链风险成为影响海合会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2020年12月，“阿联酋—印度粮食安全峰会”在迪拜举行，阿联酋与印度共同探讨加强粮食安全领域合作的方式，推进“印度—阿联酋粮食走廊”（India-UAE Food Corridor）项目。对于印度而言，积极主动参与该项目能够帮助印度政府推进国内农业改革，惠及印度200万农民，为印度国民创造20万个就业岗位，并增加印度对海合会国家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
对海合会国家而言，则可以借此机会进一步提升地区食品供应链的确定性，加强地区的粮食安全。印度正在成为中东地区的“粮篮”。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粮食生产国，阿联酋是印度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双方是共建跨南亚—中东粮食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关键盟友。2022年7月14日，首次“I2U2四方机制”峰会重点关注“印度—中东粮食走廊”项目（India-Middle East Food Corridor），旨在通过建设连接印度、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的“粮食走廊”强化跨区域粮食供应链的韧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在该项目中，阿联酋斥资20亿美元在印度建设食品园区，以色列提供农业技术、清洁技术、滴灌技术等技术支持，帮助提印度提升粮食生产价值。
这种合作对于印度和阿联酋而言是双赢选择，且具有战略意义，有助于促进跨地区粮食供应链的构建。（四）以安全合作为保障，维护区域共同安全21世纪头十年，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安全合作主要集中于反恐和打击海盗。自实施“西联”政策以来，印度与海合会国家进一步加强双方在海上安全、联合军演、反恐情报分享、反恐怖主义融资、打击跨境犯罪、网络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协同合作，为实现区域安全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深化海上防务伙伴关系。在“西联”政策推动下，印度进一步加强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和巴林的防务安全合作，印度尤其重视海上安全领域的双多边合作。印度与海合会国家的海上防务合作最早追溯于1993年印度与阿曼举行首届“海上微风”（Naseem Al Bahr）海上演习。截至目前，印度与阿曼已举办13届“海上微风”双边演习。2018年，莫迪总理访问阿曼期间，双方签订相关协议，阿曼为印度开放杜库姆港，为印度在印度洋海域开展海上安全行动提供便利条件。2019年11月和2021年8月，印度与卡塔尔举办名为“海洋咆哮”（Za’ir-Al-Bahr）的双边海上演习，主要侧重于通过海上监视、水面行动、拦截行动等战术演习，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活动，维护海上安全。
2021年8月和2023年5月，印度与沙特在海湾水域开展名为“Al-Mohed Al-Hindi”的海上联合军演，双方通过战术演习、搜救行动和电子战演习，深化双方海上防务协作能力和合作水平。
第二，加强全面新型反恐合作。莫迪上台以来，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在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建立共同数据库、加强信息共享、开展联合培训等反恐领域的合作明显增多，并且形式更加多元。标志着印度与海合会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2016年，印度金融情报机构与卡塔尔金融情报机构就洗钱、恐怖主义融资和相关罪犯情报交换等方面合作签署谅解备忘录。2019年2月，印度与沙特同意成立反恐联合工作组，实现实时反恐情报共享。2023年7月15日，印度总理莫迪与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会面，双方声明将进一步深化双方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反恐合作，打击跨境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融资、极端主义等。
第三，共同打击网络犯罪。防止网络空间极端思想传播成为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加强网络安全合作的迫切需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演进，网络空间成为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跨境传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场域。为共同治理网络安全问题，印度与海合会国家达成打击网络犯罪的相关协议。2016年2月，印度与阿联酋签署关于网络空间技术合作和打击网络犯罪谅解备忘录，双方通过协调交换网络犯罪信息和开展网络犯罪调查培训等方式联合打击跨境网络犯罪行为。2019年8月，印度与巴林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安全、反恐和情报信息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并强调加强网络安全合作，包括防止利用网络空间宣传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扰乱社会和谐等行为。
2022年11月，在利雅得举办的全球网络安全论坛期间，印度国家网络安全协调员与沙特国家安全局局长讨论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探讨双方在威胁情报、网络危机管理、抵御网络犯罪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空间。（五）以人文交流为纽带，深化民间友好交往人文交流成为印度与海合会国家深化民间友好关系的重要途径。莫迪政府鼓励在海合会国家的印度侨民发挥人文纽带作用，并通过推广瑜伽文化、跨文化交流、学术交流等方式，提升印度在海合会国家的软实力影响。但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两年多，对印度与海合会国家的人文交流活动造成较大冲击。
第一，发挥印度侨民的人文纽带作用。印度侨民对于印度和海合会国家关系而言具有经济和人文双重意义。根据最新统计，目前约有900万印度侨民在海合会国家生活和工作，活跃于石油、信息技术、健康医疗、基建等多个行业。根据印度储备银行数据，2021/2022财年，印度外汇收入创历史新高，总额达891.27亿美元，阿联酋、沙特、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成为印度前十大外汇来源国。海合会的印度侨民为印度外汇收入做出突出贡献。除了经济方面的作用，海合会的印度侨民也发挥着印度与海合会人文交往的天然纽带作用。印度与海湾地区文化交往历史悠久，印度社区成为海湾国家多元文化包容性的象征。
莫迪政府重视海合会国家印度侨民社区的文化建设。2019年8月24日，莫迪作为首位访问巴林的印度总理，向巴林首都麦纳麦的15,000名印度侨民发表讲话，称赞他们在巴林经济发展和印巴两国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次日，莫迪参观了位于麦纳麦具有两百年历史的印度教什里纳吉神庙（Shreenathji Temple），并承诺拨款420万美元用于该寺庙的重建项目。从双方长远交往来看，印度侨民是印度与海合会之间深化人文交流和民间友谊的重要纽带。
第二，提升瑜伽文化的软实力影响。莫迪政府大力推动瑜伽文化成为印度与海合会国家文化外交的优先领域。长期以来，由于瑜伽蕴含印度教教义和哲学思想，海合会国家担心其构成一种“文化入侵”而对其屡加禁止。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驻各海合会国家的使馆积极推广并开展“国际瑜伽日”活动，得到当地居民的积极响应。“国际瑜伽日”活动已成为印度对海合会国家开展文化外交的重要手段，也是印度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瑜伽文化在海湾国家的推广也得益于海合会国家推进多元包容的文化政策和世俗化改革。2017年11月，沙特政府贸易和工业部正式批准瑜伽教学，将瑜伽教学列为商业登记的“体育活动”，标志着瑜伽在沙特的合法化。
2021年6月21日，印度莫拉吉·德赛国家瑜伽学院与沙特体育部签署瑜伽合作谅解备忘录。瑜伽运动在海合会国家的接受成为印度在海合会国家软实力影响的重要标志。
第三，促进文化理念的交流互通。随着印度与海合会关系的逐渐升温，跨文化交流成为莫迪政府与海合会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并且，印度与海合会国家文化交流既关注文化形式的呈现，也重视文化理念和哲学思想的沟通。2018年12月，时任印度外长苏什玛·斯瓦拉杰访问阿联酋期间，与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为甘地—扎耶德数字博物馆（Gandhi-Zayed Digital Museum）揭幕，以此纪念圣雄甘地诞辰150周年和谢赫扎耶德诞辰100周年，并强调博物馆将为和平、宽容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播做出贡献。
沙特文化转型为印度与沙特开展文化交流创造重要机遇。在此背景下，沙特致力于加强与印度在电影制作价值链上的协同合作，发展两国文化伙伴关系，帮助实现两国的文化愿景。2019年，卡塔尔博物馆成功举办 “卡塔尔—印度2019”文化年系列活动，包括举办各类艺术展、演出、讲座和研讨会，共同探索两国的文化共性和差异，增进两国友谊和相互理解。
三、“西联”政策下印度与海合会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限度莫迪政府正式提出“西联”政策之后，积极扩展与海合会国家
在经济、政治、能源、安全、人文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深化双方战略伙伴关系。总体而言，“西联”政策成果丰硕，短期成效卓著。然而，莫迪政府外交“多向结盟”策略的投机性和“印度优先”原则的狭隘性，“领导型大国”角色定位与实际能力不符，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极端化等诸多因素，可能对印度在海湾地区持续推进“西联”政策和印海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构成阻碍。（一）“西联”政策的“多向结盟”特点阻碍印海多边机制的形成印度采取的“多向结盟”外交策略以及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模糊不利于印度与海合会建立基于互信基础的多边机制。
印度的“多向结盟”外交策略可以追溯至21世纪初。“多向结盟”是印度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发展作出的符合国家利益的对冲战略，可以有效帮助印度灵活应对各类国际政治风险。在印度前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领导下，印度开始实施“多向结盟”策略。这一策略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积极加入并参与新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多边和小多边机制和论坛；二是广泛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深化现有的伙伴关系；三是寻求规范对冲。“多向结盟”策略有助于印度通过多边机制和战略伙伴关系与主要大国和其他地区国家进行定期对话、增进互信，也有助于印度参与塑造全球秩序的规则和规范。
莫迪政府在海湾地区和大中东地区落实推进“西联”政策过程中，延续了“多向结盟”策略，主要通过积极参与区域性的小多边机制和广泛建立双边性质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力求降低成本风险的同时扩大印度的利益空间和地区影响。“西联”政策是印度立足于“大周边”范围进行的外交战略调整，包括海合会国家在内的海湾地区是印度“西联”政策的关注重点。整体来看，印度与海合会国家的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深化。但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印度与海合会六国的合作机制主要以国家间双边机制为主，双方尚未形成多边性质的制度化框架。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印度推进“西联”政策在中东地区的落地过程中采取“多向结盟”外交策略，寻求战略自主。
但是，印度在中东地区争议问题上立场模糊，弱化了海合会国家对印度的信任基础。当前，中东多极化格局业已形成，但未来的地区政治格局走向仍有诸多不确定性。由于中东地区内部矛盾复杂交织，增加了印度参与中东事务和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难度。印度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妥善维系其与中东各域内大国的友好关系。莫迪总理通过极具个人风格的“拥抱外交”策略伪饰其自利自助的“平衡外交”现实主义实质。在中东外交实践中，印度谨慎理性地与沙特、阿联酋、伊朗、以色列、土耳其等中东地区的域内大国进行“多向结盟”，在地区冲突上保持“不干预”原则，以加强自身的战略自主，扩展外交政策的调整空间。
例如，在巴以问题上，莫迪政府改变印度长期以来强烈的“亲巴勒斯坦”“亲阿拉伯”立场，表现出向以色列倾斜的趋势。莫迪上任以来，印度与以色列在政治、经济、科技、国防、农业等领域的互动不断增加。莫迪多次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会晤，并于2017年7月成为首次出访特拉维夫的印度在任总理。尽管如此，莫迪政府仍重申强调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支持，并且印度的官方政策表明对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地区的谴责。又如，印度通过“多向结盟”同时与沙特和伊朗发展战略合作。一方面，印度重视同沙特加强在能源、贸易、投资、反恐和印度侨民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合作；
另一方面，印度与伊朗在维持阿富汗局势稳定和推进恰巴哈尔运输走廊项目上仍然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印度在中东地区问题上的立场摇摆不定展现出其外交政策的实用性、灵活性和投机性，但同时也削弱了印度与海合会各国的政治互信基础。（二）“印度优先”外交原则与“领导型大国”愿景有所背离2015年，莫迪提出将带领印度从“平衡型大国”转型为“领导型大国”，成为全球议程的制定者和问题的解决者。为实现这一目标，印度在国际多边主义机制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2021年8月9日，印度总理莫迪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加强海上安全：国际合作案例”高级别公开辩论会，阐述海上安全合作的五项原则，积极倡导“地区同安共荣”（Security and Growth for All in the Region，简称“SAGAR”）愿景、制定包容性的海上安全架构，并强调印度作为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Net Security Provider）的角色和作用。2022年12月，印度首次成为二十国集团峰会轮值主席国。在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期间，印度推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莫迪政府对海合会国家实施“西联”政策的过程中，与海合会国家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海上安全、可持续发展等地区性和全球性重要议题上开展积极对话和广泛合作。虽然莫迪政府在推进与海合会国家的外交互动中表现得更加积极，并承担“地区安全提供者”的责任，但对于印度在外交政策中的明显转变，印度知识精英和官僚阶层对于印度与世界接触的能力仍然缺乏信心，认为印度仍旧缺乏在全球层面承担领导型大国责任的硬实力。然而相对而言，海合会国家对印度参与海湾地区安全治理的期待较高。但是，莫迪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印度优先”原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印度在地区问题中发挥大国作用的主观意愿。
第一，综合实力不足是阻碍印度成为“领导型大国”的客观原因。目前来看，印度仍然缺乏成为“领导型大国”应具备的综合实力。从军事实力看，印度虽然大力发展国防工业，但其设备能力仍较弱，目前仍然高度依赖俄罗斯、法国、以色列的武器进口。从科技水平看，印度依赖于美国的支持，正通过“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United States–India Initiative 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深化两国技术伙伴关系，提升印度在国防工业、半导体供应链、空间技术、5G/6G技术、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和高端科技领域的自主能力。从政治外交方面看，印度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屡屡受挫，成为“领导型大国”的道路仍比较曲折。
第二，“印度优先”原则弱化了印度承担大国责任的主观意愿。虽然在“西联”政策下，印度积极发展与“大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全方位合作关系，但印度参与合作实践的根本动因是维护印度的国家利益，而非维护区域共同利益。印度前外长苏什玛·斯瓦拉吉曾强调，莫迪政府注重将印度外交政策作为协助国内经济转型的工具，利用国际伙伴关系推进国内旗舰计划。印度推行“西联”政策的核心战略诉求是维护保障其发展的外部环境和物质基础条件。印度不愿在与其核心战略利益不相关的领域投入大量精力，也无意开展盲目扩张的地缘政治竞争，而是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和多元平衡外交为自身发展维持相对安全和稳定的周边环境。
因此，“印度优先”才是莫迪政府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印度优先”原则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强调印度外交政策旨在服务于印度国内的发展，应有助于印度本土自主经济发展模式。此外，印度在对外关系上尤其国家安全议题上深受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采取更加强硬方式处理与邻国的边境问题。印度为地区和国际事务、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仍有所欠缺，更多是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做出理性选择，适度参与。（三）印度教民族主义激化印度“伊斯兰恐惧症”，波及印海外交虽然印海关系正处于上升期，但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全方位外交可能受到印度国内“右倾化”社会运动的消极外溢影响。
莫迪政府的“西联”政策淡化意识形态的影响，突出世俗性、多元性、世界性的外交理念，并强调根据地缘政治经济背景的变化进行实用主义的战略调整。然而，莫迪政府主政期间，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度人民党进一步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渗透于教育、工业、文化等公共领域，使之成为印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当前来看，民族与文化因素在印度国内政治经济政策中的体现愈加明显，也对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也产生一定影响。印度国内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以及以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度人民党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团党组织针对基督教、锡克教、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群体的歧视性政策正在上升为对非印度民族本土文化的排斥。
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为主要推动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遵循的政治哲学目标是追求在印度本土文化（包括共同历史记忆、共同语言和传统习俗）认同、宗教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基础上，推进经济民族主义，实现自力更生的生产模式，从而将印度建设为“印度教徒民族”。因此，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基本抵制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外来思潮和相关理论，并且对全球化也持批判态度，认为印度应该通过自力更生促进本土生产模式的发展。莫迪政府宣布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提出“印度制造”计划、“印度自力更生”倡议、提高进口产品关税、“生产挂钩激励”计划等举措，某种程度上体现出莫迪政府经济外交政策不同程度地受到印度民族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
这与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路线已经产生偏离。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国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进一步加重了印度社会裂痕，尤其加重了印度穆斯林群体的政治边缘化，导致宗派冲突层出不穷。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莫迪总理上台以来，印度部分地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近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屡次发布反穆斯林言论，印度人民党政府采取针对印度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性政策，正在进一步加剧印度社会内部的宗派冲突和族群矛盾。印度教民族主义已经演变为激进的民粹主义，更朝着极端化的方向演变。
2022年4月，在印度教罗摩·纳瓦米节日期间，狂热的右翼印度教团体在中央帮、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古吉拉特邦、特伦甘纳邦等地区穆斯林社区组织游行、发表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破坏清真寺，进而升级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催化“伊斯兰恐惧症”蔓延印度社会，形成印海关系发展的阻碍因素。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与印度人民党团党协调，共同推进融合印度教多数族群认同、印度本土文化认同和印度教宗教认同等要素的“印度教特性”国民身份认同建构，并对其他少数族群、宗教和文化采取排他性立场和政策。
印度教民族主义强调印度文化的优越性，这也导致印度国内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群体的族群、民族、宗教排斥演变为对针对伊斯兰文化的仇视。印度政府对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冒进行为缺乏管控，印度“伊斯兰恐惧症”对印海关系的稳定发展不断形成挑战。2022年5月26日，印度人民党发言人努普尔·夏尔马（Nupur Sharma）公开发表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侮辱性言论，该事件持续发酵引发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与海合会国家精英之间的“媒体战”，海合会国家民间也形成一股抵制印度产品的声潮。海合会国家采取传唤印度大使或正式抗议照会等外交手段，谴责印度人民党官员的言论并要求印度政府公开道歉。
（四）印度在海湾地区安全稳定中的作用具有局限性从海合会国家的角度来看，海合会国家对于印度推进“西联”政策的期待不仅局限于政治和经济层面，也反映在安全层面。在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和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背景下，海合会国家意识到海湾地区的安全不能仅仅依赖美国，因而开始实施多元平衡外交战略，同时积极探索构建由更多世界大国参与的海湾集体安全架构。海合会国家将印度视为重要的地区安全伙伴。但是，对于印度能否在海湾地区以及大中东地区安全问题和政治局势中发挥实质性作用，海合会国家学界存在两种认知。海合会国家一方面认为印度是潜在的安全伙伴，并且积极推动双方在打击恐怖主义、维护海上安全、联合军演、情报共享等具体领域的协调合作。
其中，维护印度洋海上安全是印度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卡塔尔阿拉伯学术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伊玛德·卡杜里（Emad Y. Kaddorah）认为印度的国家安全观受到“海权论”的影响，将印度洋海上安全纳入国家的整体安全战略。随着印度与海合会国家之间贸易往来与能源合作日益密切，印度更加重视印度洋海上航道的安全，并在海湾地区部署更多的海军力量。然而，另一方面，海合会国家也对印度能否成为地区安全提供者并在中东事务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表示怀疑。其主要原因在于印度在海湾地区和中东地区争端和冲突中始终保持“不结盟”立场。
阿联酋外交学院高级研究员纳拉亚纳帕·贾纳尔丹（Narayanappa Janardhan）认为，印度与海合会国家交往合作中充分遵循了“不结盟”的外交传统，即“不强制”“不干涉”“不评判”和“不在地区争端中选边站队”，谨慎平衡与地区各国的关系来维护其核心利益。保持中立性有助于印度能够避免卷入沙特与伊朗、阿联酋与卡塔尔、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等国之间长期的地缘政治矛盾，但也清晰地表明印度对介入中东安全事务持消极态度。因此，海合会学者认识到印度在海湾地区集体安全架构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印度与海合会国家的能源和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促使印度更加重视西印度洋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问题，增强在西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
但是，印度对海湾地区的安全投入仅仅局限于与印度经济利益相关的海上安全领域，并没有向海湾地区提供任何的集体安全倡议，也没有为中东地区冲突付出调解或斡旋等外交努力。
四、结语“西联”政策是莫迪政府外交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莫迪政府充分认识到海合会国家的多元战略价值，并因时、因势、因需调整对海合会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施政重点。在“西联”政策背景下，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在政治、能源、经贸、安全和人文等各领域开展全方位互动，取得明显成效。印度与海合会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稳步推进，为双方开展各领域合作奠定政治互信基础。总体来看，能源与经贸合作仍是印度对海合会实施“西联”政策的关键领域。在能源领域，莫迪政府积极推进与海合会区域能源伙伴关系的建构，拓展双方在战略石油储备、能源运输、炼油技术配置、绿色能源技术、电网互联等具体领域的合作关系。
在经济领域，莫迪政府有效推动海合会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对印投资，优化双方贸易便利化措施，共建跨区域粮食价值链，助推国内经济转型。除此之外，印度也意识到维护周边地区安全稳定是印度加快实现“大国愿景”的必要保障，积极推进其与海合会国家在维护海上安全、打击跨境恐怖主义、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加强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协调互动。同时，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显著提升了印度在该地区的软实力影响。然而，莫迪政府在海合会国家推进“西联”政策也面临多重制约因素。从对外关系的角度来看，“莫迪主义”外交的“印度优先”原则具有狭隘性，“多向结盟”外交策略则具有较强的投机性。
“莫迪主义”外交强调的“印度优先”基本立场与其“领导型大国”角色认知的错位，阻碍印度在国际和地区政治格局中发挥真正的大国作用。莫迪政府采取“多向结盟”外交策略应对国际格局和地区格局演变带来的不确定性，在中东地区敏感问题上左右逢源、立场模糊，虽然有助于其实现“战略自主”和“战略平衡”，但也折射出莫迪政府的侥幸心理，不利于其获得海合会国家的集体信任。从国家能力角度来看，综合实力不足制约印度“西联”政策的长期有效性。当前，印度仍然缺乏支撑其“领导型大国”野心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在国防工业和尖端科技领域对外依赖性较强。
从国内政治角度来看，印度国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极端化，加重了印度国内穆斯林社群和印度教社群之间的对立情绪和冲突矛盾。与此同时，印度社会“伊斯兰恐惧症”的滋生与盛行形成印度与海合会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的现实考验。从海合会国家的角度来看，印度在“西联”政策背景下对海湾地区和中东地区安全领域的投入和努力尚未达到海合会国家对印度“地区安全提供者”的角色期待。作者简介：姜颖，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丝路战略研究所2019级博士研究生；马丽蓉，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教授。
本文转载自“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平台2024年3月7日文章，原标题为：《印度对海合会国家实施“西联”政策的动因、路径与限度》。原文选自《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1期文章。本期编辑：章钰珏 陈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