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 王晶编辑 | 张正阳 穆祎璠 导言 自2014年印度人民党上台以来，“新印度教特性”成为印度政治最显著的特色。“新印度教特性”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顺应时代变化以及印度人民党为实现政治抱负所掀起的新一波“藏红花色浪潮”。“新印度教特性”是被本地化、现代化和日常化改造后的“印度教特性”的新形式，其从地理范围、组织运作、言论表述和国家观念构建四个方面对“印度教特性”进行了拓展和修订。同“印度教特性”一样，“新印度教特性”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之上，过于强调同质性建设，而疏于公平性发展。印度人民党在达罗毗荼运动影响深远的泰米尔纳德邦的实践充分体现了“新印度教特性”的特点及发展困境。
关键词：“新印度教特性” 印度人民党 泰米尔纳德邦 印度教民族主义 达罗毗荼民族主义图源网络自2014年莫迪两度带领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以来，以“印度教特性”(Hindutva)为内核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印度政治的主流思想。“印度教特性”、“印度教民族主义”、“团家族”(Sangh Parivar，SP)几乎成为同义词。与此同时，“印度教特性”并非一成不变，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并更好地契合地方特色，“新印度教特性”(Neo-Hindutva)随之出现。
以BJP为核心的印度政党政治和以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为代表的印度公民社会的相互融合，为“新印度教特性”更广泛且深入地渗透到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先决条件。“新印度教特性”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顺应时代变化以及BJP为实现宏大的政治抱负所掀起的新一波“藏红花色浪潮”。为求得更普遍的认同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拓展影响，“新印度教特性”从地理范围、组织运作、言论表述和国家观念构建四个方面对“印度教特性”进行了拓展和修订。然而BJP要想实现“新印度教特性”的泛印度化甚至是全球化面临诸多困难，即使是在以印度教教徒占多数人口的泰米尔纳德邦，“新印度教特性”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一、“新印度教特性”的泛起随着BJP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强势崛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印度教特性”并非一个静态和单一的概念，相反“印度教特性”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正逐渐出现变化。这也反映出印度社会和政治的复杂性。（一）“新印度教特性”的提出在论述何为“新印度教特性”之前，有必要对传统的“印度教特性”进行回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一些学者关心“印度教特性”最新发展变化的同时，另一些学者深化了对“印度教特性”的溯源考证。
在印度，有学者和评论家推翻了萨瓦卡尔 (Vinayak Damodar Savarkar) 是“印度教特性”概念首创者的普遍观点，指出“印度教民族主义传统在西孟加拉邦并不陌生”，“‘印度教特性’一词产生于19世纪的孟加拉地区”, 孟加拉语保守派文学家钱德拉纳特巴苏(Chandranath Basu)最早将“Hindu”(印度教)加上古典梵语后缀“tva”(表示性质的中性名词)合成“Hindutva”。早在1892年，巴苏就写过一本为《印度教特性——印度教的本真》(Hindutva-Hindur PrakritaItihas)的著作。
巴苏坚信印度教和雅利安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试图从教派林立的印度教教义中，选取具有最崇高理想的教义加以阐述，并将多样化的印度教教义整合为同质性的印度教特征，从而使印度教信仰区别于其他宗教。可见，最初的“印度教特性”是从宗教研究的角度抽象出印度教的共性。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将“印度教特性”一词加以理论化以及形成日后组织化运作的奠基人的确是萨瓦卡尔。萨瓦卡尔版本的“印度教特性”学说是一个更加广泛且备受争议的概念，它模糊了宗教与文化、种族与民族国家的概念。萨瓦卡尔认为“印度教特性”具有三个要素：一个共同的民族国家(Rashtra)、一个共同的种族(Jati)和一种共同的文明(Sanskriti)。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萨瓦卡尔用括号标注出的、对这三个要素的印地语解释。“Rashtra”在印度-雅利安语支中具有民族国家之意。为寻找印度教民族国家的起源，萨瓦卡尔提到了有关印度河 (Sindhu) 是古老印度教国家(Sindhu Rashtra)前沿的观点。与主张血统或遗传基因具有共同特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概念不同，萨瓦卡尔所认为的种族是一个按照贾提(Jati)制度下运行的印度教教徒社会群体。在传统的印度社会中，一个人生来具有特定的贾提并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萨瓦卡尔并未采用欧洲人所使用的“种姓” (Caste)来描述印度社会制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印度教民族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在反对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反对英国殖民统治。
萨瓦卡尔所提及的文明是由梵语及其现代形式的印地语所记载的文明，并强调了“作为整个民族国家所共有的语言应该被称为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或印地语(Hindi)”。萨瓦卡尔进一步指出，所有这些要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位印度教教徒不仅将印度斯坦作为自己的祖国，而且还是其信仰的圣地。民族国家和贾提制度都是由祖国这个词语所表达的，而梵语文明是由圣地一词所暗含的。以无神论者自居的萨瓦卡尔在论述“印度教特性”概念时最大限度地略过了神学范畴的印度教含义，并强调了“印度教特性”不同于“印度教”。
然而根据上述分析，“印度教特性”确实是一个在印度教社会、文化基础上孕育的概念。受到萨瓦卡尔的“印度教特性”思想的启发，海德瓦尔(Keshav Baliram Hedgewar)建立了RSS。RSS的理想是通过组织整个社会和确保对印度教的保护，把国家带到光荣的顶峰。至此, “印度教特性”由一种思想转变为依托RSS为组织架构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日后，RSS发起了众多深刻影响印度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的运动，如RSS成员被指控参与刺杀圣雄甘地、挑起举世震惊的阿约迪亚巴布里清真寺事件等。在国大党执政时期，“印度教特性”思想长期受到压制。
2014年，在RSS大力支持下BJP在印度大选中获胜，“印度教特性”得以转变为备受关注的主流政治文化，并从BJP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发展为当前印度政治最显著的特色。随着BJP做大做强，国内学者逐渐加强了对“印度教特性”的关注。在基于对经典论著——萨瓦卡尔的《印度教特性：谁是印度教教徒》的解读之上，提出了“印度教特性运动经历了种族民族主义、整体人本主义、极端教派主义、经济和文化民族主义四个发展阶段”。与国内学者侧重文献分析法和历史阶段划分法不同，外国学者更倾向于通过直接观察法就“印度教特性”的发展变化进行论述。
在观察到远离印度本土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英国前所未有地针对画家M.F.侯赛因(M.F. Husain)进行激烈攻击后，爱德华安德森(Edward Anderson)提出了“新印度教特性”概念。“‘新印度教特性’是关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特殊表达，指在‘团家族’制度和意识形态框架之外运作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安德森还进一步将那类否认与团家族和“印度教特性”有直接联系、或模糊关系的印度教特性运动称为“软新印度教特性”；而将那些不隐晦其立场、甚至更为强硬、好斗的印度教特性运动称为“硬新印度教特性”。
安德森开拓性地探讨了“新印度教特性”运动在地理空间上拓展至印度本土以外，在组织形态上不限于以RSS为母体的“团家族”结构，并且海外“印度教特性”与印度本土的“印度教特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印度教特性”运作方式更加多样、灵活，具有极大的隐蔽性，更适于在多元文化和多元信仰环境中发挥作用。“新印度教特性”概念提出后，在国际上引发了南亚研究界学者的关注。2018年，由罗德里奇出版社与英国南亚研究协会联合出版的《当代南亚》学术期刊制作了一期以“新印度教特性”为主题的专刊，其中收录了五篇学术论文。
这些文章从多个方面论证了“新印度教特性”正在不断延展并进行本地化自我调适。由于“印度教特性”与印度教的密切关系，它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教派民族主义，并具有非世俗性。然而，索姆亚萨克塞纳(Saumya Saxena)分析了自20世纪末就开始出现的各类“印度教特性案件”，她发现BJP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法院来实现其“印度教特性”主张的合法化，如推行统一民法典、介入“哈迪雅 (Hadiya) 案”，并以此体现“印度教特性”的世俗生活方式。简单来说，在萨克塞纳看来，印度民族主义者正利用世俗司法机构实现他们消除异己文化(宗教)的目的。
过去由于地理文化差异，“印度教特性”未能深度触及印度东北部地区，但是人类学者阿科通隆库默(Arkotong Longkumer)发现“印度教特性”正在印度东北部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加速渗透。隆库默分析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通过普及瑜伽运动，并推广外包装上印有瑜伽大师巴巴拉姆德夫(Baba Ramdev)头像的快消品牌“帕坦伽利”，向长期具有分裂倾向的那加人传播“国民健康”理念，引导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给运动”(Swadeshi)式的爱国消费。同样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地方一级所开展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凯坦阿尔德(Ketan Alder)考察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贾坎德邦农村地区开展的“服务”(Seva)。
此类服务活动并不是一种明显的宗教活动或政治实践，而是通过当地的RSS分支机构“部落福利中心”(Vanavasi Kalyan Kendra，VKK) 将印度教理论规范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从而促使人们按照“有道德”、“有纪律”的“印度教行为”(Hindu Act)行事。例如，VKK服务人员制售长叶紫荆木花酸辣酱，以改变农村地区人们用长叶紫荆木花发酵酒的习惯，因为在印度教的传统道德中，饮酒被打上了负面标签。普利亚斯瓦米(Priya Swamy) 将研究视野转向了印度海外，以在荷兰生活的苏里南印度教教徒为研究对象，质疑了印度作为“祖国”在“新印度教特性”传播中所起的作用。
并且，斯瓦米认为“印度教特性”所创造的作为印度教教徒的自豪感以及集体的印度教教徒情感挑战了苏里南印度教教徒在跨国背景下的公民身份构建。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印度教特性”的传播越来越离不开媒介的作用，萨哈娜乌杜帕(Sahana Udupa)认为当前“印度教特性”与媒体紧密联系，并且BJP在2014年大选以及随后的地方选举中比其他政党都更多地利用了社交媒体。上述研究表明，“新印度教特性”已经通过新的手段渗透到印度社会甚至是海外印度教教徒社群生活的各个方面。“新印度教特性”正表现出强大的可塑性和时代适应性，这就要求我们转变以往许多对“印度教特性”的固有认识。
“新印度教特性”的提出为我们准确把握当代印度社会和政治发展极具裨益。现有研究主要从个案角度对“新印度教特性”进行了“片段式”的讨论，我们还需要对“新印度教特性”进行系统性分析，并进一步回答“新印度教特性”与传统“印度教特性”有何区别联系，“新印度教特性”的实质是什么以及“新印度教特性”是否具有普遍认同性等问题。（二）对“新印度教特性”的再定义如同“印度教特性”这一内涵丰富且具有争议的概念一样，想要简明且准确地界定“新印度教特性”并非易事。
来自休斯敦大学清湖分校的人类学和跨文化研究学者迪帕雷迪(Dep SReddy)认为，“‘新印度教特性’以两种相似的运动为标志：一方面是常见的有关种族认同政治的主张，这种主张有时是被动的、粗暴的，但总是尖锐地批评自由主义的矛盾之处、世俗主义的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以及现代印度治理当中的不公，特别是对占据印度社会多数群体的印度教教徒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呼吁远离政治腐败，为本土文明传统和印度群体之间的联系感到自豪”。雷迪还进一步指出：需要理解存在于这种新兴的印度教特性想象中的反政治(anti-political)和非政(apolitical)的融合。
“反政治”可被解读为对自印度独立后，长期由国大党等印度左翼势力所控制的、在公共领域中的去神化以及推行机会主义世俗化的主流政治秩序的批判，并由此表现出反政府(主要是反国大党领导的联邦政府) 的诉求和行动。所以一部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们试图通过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途径对印度进行治理。与依赖于国家机器的治理不同，这种“反政治”的治理模式我们可将其理解为是人民的治理，也就是治理不应当只来自于政府，而应当来自于社会本身。在谈及“新印度教特性”的“非政治”含义时，雷迪解释称，“‘非政治’不仅指熟悉的抽象概念，如被神话为印度母亲(Bharat Mata)的国家，还包括超越现有政治分类的框架和逻辑，例如关注社会福利工作就是一个‘非政治’的例子’”。
“非政治”赋予了“新印度教特性”以至高道德的地位而远离政治腐败。需要指出的是，新一轮的“藏红花色浪潮”的确广泛地出现在印度社会领域，但是我们认为以“非政治”界定“新印度教特性”并不十分准确。一是“非政治”并不是“新印度教特性”的专属性质。以“印度教特性”为指导思想的RSS，在其成立之初就曾强调它自身是一个远离政治的、仅仅关注印度教文化和印度教教义的组织。早期RSS的活动远离政党政治，并一度是国大党政府的压制对象。二是“非政治”忽略了当前印度十分盛行的政党与公民社会相互介入的现象，有把国家(政府或政党政治)与公民社会视为二元对立的相互隔离体的嫌疑。
诚然，政党与公民社会存在差异，不过二者都是有组织的集团。通常，“政党因其意图控制政府的主要机构。政党常提出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涵盖了国家生活中具有政治意义的所有方面”；而公民社会可概括为除政府和私营经济部门之外，围绕共同利益和价值的行为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关注到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出现了相互转化的趋势。一方面，一些社会运动组织朝着政党化方向努力，试图通过建立政党以掌握政权，实现群体性利益。另一方面，政党也出现了公民社会化发展倾向，表现为“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行为取向的一体化、民主模式的参与化”。
通过双向赋权，政党为社会运动组织提供给了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政党得以借助社会组织实现政治动员并传播政党的意志，政党也可能会学习公民社会的某些沟通方式和动员技巧。与此同时，公民社会将更加深入地参与国家治理，从而模糊了政党集团的边界。简而言之，具有共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和社会组织的相互融合，既为政党创造了更加稳固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运动组织也得以发展壮大，最终将有利于意识形态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认同。这种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双向赋权行为在当代印度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作为“团家族”政党分支的BJP牢固掌握印度政权后，BJP与RSS相互协调配合，“印度教特性”得以从社会运动思潮上升为国家意志。
BJP在印度政坛上的绝对优势，也为各类以“印度教特性”为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保障。因此，尽管表面上“新印度教特性”经常以“非政治”的运作方式或理念示人，则难以否认其实际上是为某种政治利益服务，或由政治集团操控，或与政治集团保持密切联系。例如，近段时间以来在印度社会中备受争议的护牛组织便是如此，这些自发性组织力图通过改变穆斯林及达利特人的生活方式来维护印度教的正统性。这类活动的确具有“非政治”表象，然而其得以普遍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是BJP对此类暴力组织活动的默许，并且护牛组织也与某些警察部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即使在印度海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也与印度本土政治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爱德华安德森所关注到的英国印度教教徒论坛(Hindu Forum of Britain, HFB)，HFB是当前在英国印度教群体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组织，该组织主要赞助人和领导人帕特尔(C.B.Patel)是莫迪总理的拥趸，莫迪也公开称帕特尔是朋友。相较于雷迪对“新印度教特性”的表述，我们更加认同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弗贾弗雷罗(Christophe Jafrelot)对“印度教特性”新发展的总结，他使用了“日常化”(banalisation)一词描述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日益渗透到印度社会各个方面的趋势。
我们认为“印度教特性”实现“日常化”的发展，正是BJP与以RSS为核心的其他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双向赋权的结果。在RSS的支持下，BJP完成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政党化掌权的升华，“印度教特性”这一曾在国大党时期不入流的意识形态才能正大光明地成为印度政坛和社会生活的主流思想。并且，BJP正立志于以比RSS更具整体国家视野的雄心，建立起一个受到世人所尊重的印度国家。为了因地制宜、有策略地推广“印度教特性”并赢得民心民意，BJP需要社会运动组织为其服务，以亲民的方式深入人心地推动“印度教特性”的发展并为BJP充盈票仓。
相对应的是，BJP的崛起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草根运动”塑造了更加有利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草根运动”才能在印度各地、各领域活跃。基于此，我们认为相较于“印度教特性”，“新印度教特性”主要指的是自2014年BJP成为印度联邦执政党后，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对“印度教特性”实施本地化、现代化和日常化改造后“印度教特性”三大要素——印度教民族国家、印度教种族和梵语——印地语文明所发生的新变化。其中，本地化指的是去除或削弱“印度教特性”与其作用环境所不符或相抵触的地方，增强“新印度教特性”对异质多样环境的适应性；
现代化是指为适应全球化、数字化和印度政治社会生态的最新变化，“新印度特性”发展出了新的时代使命和新的承载及传播方式；日常化即“新印度教特性”更广泛且自然而然地融入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新印度教特性”的日常化表现形式，并不与印度政党政治相抵触。相反，一方面BJP是“新印度教特性”日常化的倡导者，另一方面“新印度教特性”的日常化为BJP赢得了更具优势的支持率。因此，本文将着重关注BJP对“新印度教特性”的推动和实践。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新印度教特性”的组织架构视为一种“星系结构”，也就是一个以RSS为质量中心运转的、包括繁多的、与中心远近距离不易的物质(即各类组织或运动) ，并以共同信念为重力约束的体系。
二、“新印度教特性”的特点“新印度教特性”尽管仍保留着战斗性的强烈冲击特色，但拥有更加充分的发展维度，特别是
在地理范围、组织运作、言论表述和国家观念构建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和特点。
第一，“新印度教特性”传播和活动的地理范围以及对民族国家边界的认知不断扩大。在萨瓦卡尔版本的“印度教特性”学说中，一方面引述了一个具有领土边界的婆罗多国(Bharata)，也就是《毗湿奴往世书》中描绘的一片海洋以北，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土地。另一方面也宣示称“让我们的殖民者继续不懈努力，尽其所能建立一个大印度……印度教教徒没有什么能阻挡你们扩张的愿望。印度教特性唯一的地理界限就是我们地球的界限”。换句话说，“印度教特性”所认为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有着不太精确的、可扩张边界的国家，“印度教特性”的影响力应具有全球性。
不过，在2014年以前，RSS及BJP缺乏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有力环境。莫迪上台后，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复兴计划，作为BJP意识形态的“印度教特性”得以上升为国家意志。当前BJP和RSS正在印度国内和海外深度培植“新印度教特性”。将BJP在印度政坛的影响力变化作为衡量“新印度教特性”在印度国内地理空间影响力变化的一个关键指标，可以发现:在联邦政府层面，BJP的当选改写了印度大选历史。2014年BJP在人民院选举中获得了282个席位，打破了自1984年以来印度无一政党获得过半席位的局面。在2019年大选中，BJP更是获得了高达303个席位，这次选举也是历次印度大选投票率最高的一次。
莫迪当选后与阿米特沙阿组成了加速印度民族和国家同质化整合的“双驱动”，BJP正在利用国家机器，逐步推进三项象征着印度由世俗民族主义转向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动议——重建罗摩神庙、推行统一民法、废除印控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此外，在国家边界问题上， BJP执行了更加强硬和冒进的政策。印度越过印巴停火线，对巴基斯坦实施了自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以来的首次空中打击；印度继续推行前进政策，与中国爆发了自1967年以来伤亡人数最大的边界对峙冲突。在地方政府层面，BJP及其盟党试图突破“印度语地带”限制，将政权扩大到印度东北部地区，并加紧对印度南部的渗透。
过去，BJP的影响力被认为局限于印度北部几个推崇印地语的邦。瓦杰帕伊时代，BJP最多纸张了六个邦级政府。2014年，莫迪上任初期，BJP仅控制了印度七个邦。然而，2018年，BJP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NDA)领导了包括东北部的特里普拉邦、梅加拉亚邦和那加兰邦在内的21个邦级政府，其地方政权影响力覆盖了印度80％的地区和超过71％的人口。截至2021年2月，BJP及其盟党仍控制着12个地方政府(其中包括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 。与过去以在印度国内培育“印度教特性”为主而以海外为辅不同，“新印度教特性”同时注重扩大在印度海内外的影响力建设。
相较于国大党政府和瓦杰帕伊政府时期，莫迪更加注重与海外印度侨民的直接联系，并鼓励他们为印度的发展做出贡献。2014年BJP的竞选纲领明确表示BJP将与非常住印度人以及印度裔合作，通过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战略，发展所谓的“印度品牌”。2019年的BJP竞选纲领也进一步表明“BJP将与海外印度人建立制度机制，深化与印度裔的文化和历史联系，并与他们保持定期接触，同时BJP将推出‘婆罗多自豪’(Bharat Gaurav) 活动”。据统计，截至2016年海外印度裔数量约为3100万人，分布于全世界146个国家。
其中，海外印度人人口数超过100万的国家主要有美国、沙特、阿联酋、马来西亚、缅甸、英国、斯里兰卡、南非和加拿大。莫迪每次出访上述国家时，总通过各种形式的演说加强与当地印度裔社区的情感联系，从而激起海外印度人对印度国家和文化的热爱。这些海外印度人很大一部分已取得了外国国籍，有的出生在海外并忠于所在国，如果按照萨瓦卡尔有关须将印度作为“祖国”的标准，这部分印度教教徒将被排除在“印度教特性”之外。这显然有悖于当前BJP推行的政策。在 BJP 加强与海外印度人联系的同时，受益于来自海外印度裔的资金捐助，许多在印度本土活跃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得以发展壮大。
我们认为“新印度教特性”对民族国家边界的认知，已超越了萨瓦卡尔所提及的婆罗多国，是一个由印度教教徒在文化、政治、商业、科技等领域占主导地位，并具有跨国或跨区域性质的空间。换句话说，与其将“新印度教特性”视野下的印度民族国家视为一个拥有特定主权范围的实体，不如将其视为一个具有精神引领作用的国家意象。
第二，“新印度教特性”的组织运作架构不限于实体的“团家族”，已延展到网络虚拟世界。传统的“印度教特性”思想和活动主要依托于RSS、BJP以及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va Hindu Parisha，VHP)为三大核心组织的“团家族”开展的。当然，在“团家族”网络中，还有许多与母体组织RSS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分支机构，如印度工会(Bharatiya Mazdoor Sangh)、农业联合会(Kisan Sabha) 、知识运动组织( Vidya Bharati)、全印学生会(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 、部落福利院(Vanvasi Kalyan Ashram) 等。
尽管“团家族”十分庞大，但也难以覆盖印度社会各方面以及海外地区。在BJP处于印度政坛绝对优势的当前，“新印度教特性”组织化运作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善于发起有组织的网络、媒体“攻势”。如果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大致分为精英政治家和草根政治活动者两个层面，可以发现，这两大阵营在网络和媒体上的表现均十分活跃，但又有所差异。以莫迪为代表的BJP精英政治家们十分重视媒体的作用，将其广泛地用于政治宣传、大选动员、政策发布、塑造亲民形象等。莫迪总理及其团队不仅设立了莫迪的个人网站Narendramodi. In，还管理着超过6953万粉丝的推特（Twiter）账户，这让莫迪总理一度成为推特上关注人数第二多的民选政治家。
此外，莫迪总理还在包括油管(YouTube)、脸书(Facebook)、领英(LinkedIn) 、品趣思(Pinterest)、照片墙(Instagram)、汤博乐(Tumblr)在内的数个社交平台拥有账户并发布消息。莫迪总理一改过去BJP主要注重通过街头政治和传统媒体进行宣传的策略，在印度这个超过65%的人口年龄在35岁以下的国家，用互联网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和推崇。在就任印度总理前，莫迪就以其印度教民族主义右翼立场以及在印穆冲突中的强硬表现闻名。在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莫迪曾时常以一种具有印度教寓意的形象出现在公众场合——在一片藏红花色背景中手持弓箭或剑。
在莫迪出任总理后，他在网络平台上虽没有表现出对穆斯林或其他宗教团体的公然蔑视，但依然“以印度教和灵性作为民族国家建构和发展的主要内容进行狂热的推广”。在草根政治活动者层面， 一部分人热衷于在网络平台上通过亵渎、冒犯的语言制造“伊斯兰恐惧症”，在线上激起了强烈的极化政治对抗。网络组织架构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将现实中的矛盾转移至虚拟世界中。二是“团家族”加强与地方政党和社群组织的合作，以更加本地化和柔性的方式发挥影响。过去由于在地理、宗教、文化、民族上的巨大差异，“印度教特性”活动难以深入到印度东北部地区。
时至今日，BJP直接控制了阿萨姆邦、特里普拉邦、曼尼普尔邦和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在梅加拉亚邦和特里普拉邦，BJP与盟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在米佐拉姆邦和锡金邦，尽管BJP未直接参与地方邦政府，但这两个邦均由支持BJP的、来自东北部民主联盟(North-East Democratic Aliance，NEDA)的政党执政。2016年，BJP打破意识形态隔阂与阿萨姆人民委员会(Asom Gana Parishad)、波多兰人民阵线(Bodoland People’s Front)组成政党联盟，之后那加人民阵线( Naga People’s Front)和锡金民主阵线(Sikkim Democratic Front)等党派相继加入。
通过与地方政党的合作，BJP拉近了与东北部地方民众的距离。以那加兰邦为例，那里88％左右的居民信仰基督教，如果按照萨瓦卡尔版“印度教特性”学说，基督教被视为外来宗教，不应该成为印度教民族国家的成员，但BJP及印度教民族主义更加灵活地处理了这一矛盾。当前在那加兰邦活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不再排斥基督教，而是强调发展议题以改变贫穷落后的东北部地区。如莫迪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投入了大笔资金用于促进东北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BJP的这一策略得到了很多那加兰邦年轻人的支持，尽管他们知道BJP所推崇的“印度教特性”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相悖，但是通过支持甚至加入中央联邦执政党BJP，他们可以获得政治权益和参政机会，进而改变生活现状。
由此可见，“新印度教特性”的组织运作方式实现了全面升级，让“新印度教特性”可以触及印度的各个角落。新的组织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印度教特性”组织的暴力色彩，并且为避免宗教矛盾，有时策略性地将宗教界定为个人信仰领域，不再强调其在公共领域的作用。三是“新印度教特性”在言论表达方面侧重于通过一种温和的、鼓舞人心的、淡化宗教色彩的话语强调印度教民族国家的统一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BJP的印地语政策上。BJP与RSS都十分强调印地语对印度民族国家的整合作用，但二者的政策背景和具体策略又有区别。
RSS是在反对“外来”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对抗背景下，提倡使用印地语以压制乌尔都语和英语。以RSS为母体的BJP虽继承了其前身印度人民同盟(Bharatiya Jana Sangh，BJS)所推崇的3H政策——印地语（Hindi）、印度教教徒(Hindu)和印度斯坦(Hindustan) ，但侧重于从传承印度文明和增进印度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角度来推广印地语。BJP并未过多纠缠于要明确地将印地语冠以国语(national language)的称谓，而是在众多场合中增进民众对印地语的自豪感。
如2015年在博帕尔举行的世界印地语大会上，莫迪宣称“未来印地语将同英语和汉语一道在数字世界产生影响”。再如阿米 特沙阿曾表示“印地语是我们自由奋斗的核心与灵魂……让印地语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与此同时，莫迪也在包括联合国大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在内的众多重要多边国际场合使用印地语发言。并且，BJP将印地语在印度海外的推广提升到印度政府的优先议程。印度驻外使馆对所在国公民开设了免费的印地语课程，并向外国学生提供印地语学习奖学金等。在BJP的政策表述中，印地语应该实质性成为联结印度各地的语言，主张将印地语上升至世界性语言的高度，这与印度追求成为世界大国的目标相符。
此外，在BJP领导人的话语中，一方面他们强调印地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表示要保护印度语言的多样性。BJP尽量避免展现出其仅倡导印地语的政党形象，以减弱非印地语地区对印地语的抗拒。例如，BJP将英语而不是其他印度本地语言作为印地语的对立面。在BJP的宣传话语中含有这样一种逻辑：印地语的推广不会以牺牲其他印度本土语言为代价，反而英语会阻碍印度语言多样性发展，因为英语的大范围使用已影响到印度人对自己母语的掌握，而“一个放弃自己母语的国家将永远无法自立”。四是传统的“印度教特性”是从复古主义的维度唤起民众对古印度的向往，从而进行印度教民族国家观念塑造，而“新印度教特性”的国家观念建构方式更加与时俱进。
翻看萨瓦卡尔的经典著作《印度教特性的要素》 ，可以感受到全书都充斥着萨瓦卡尔对古印度的神往，“回到吠陀”重现印度教国家的辉煌成为萨瓦卡尔对未来印度教民族国家的设想。萨瓦卡尔甚至把印度教民族国家的国庆 日，设定为阿约迪亚王子从锡兰回国登基为王的日子。在那天对罗摩王宣示效忠的不仅有雅利安血统的王子，还有神猴哈奴曼(Hanuman) 、 猴王须羯哩婆(Sugriva)以及来自南部的维毗沙那(Bibhishana)。然而，这个源自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仅是一个神话。这也反映出当时“印度教特性”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尚处于不成熟阶段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活动家们，在强烈反对莫卧儿王朝对印度教教徒的压迫及反对英国殖民者的家长制做派的同时，力图维护过去印度教国家的旧体制。
然而，传统的“印度教特性”框架下的国家形态与现代国家相去甚远。“新印度教特性”在致力于复兴印度教文明的同时，采用了现代政治理念对印度教民族国家进行建构。2014年，莫迪的竞选口号是“好日子要来了”，承诺印度选民将创造一个比过去更加廉洁和富裕的印度。为了推动印度现代化发展，莫迪提出了包括“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清洁印度”、“智能印度”在内的创新方案。。2019年大选，莫迪打出了“新印度”的口号，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新印度，其未来与辉煌过去一致”。可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BJP并未沉迷于对古印度神话的回想，而是期望创造一个能比肩古印度的现代国家。
为此，BJP着手从现代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打造一个统一的、高效的现代印度。莫迪政府呼吁“一个国家，一次选举”(one nation, one election) ，实现人民院选举和地方选举同时进行，以减少选举成本，让政府更多地关注治理而不是拉票。为了改革印度复杂的税收系统，提升印度商业便利度，莫迪政府提出了“一个国家，一种税制，一个市场” (one nation，one tax，one market)的设想，并开始推行商品和服务税(GST)。“新印度教特性”的国家观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提升了人们对统一的印度国家的认知，并加强了BJP作为联邦执政党对印度地方的管辖能力。
以上这些新特点，赋予“新印度教特性”更强的时代适应性和灵活性，而不是拘泥于“印度教特性”的框架限定。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认为“新印度教特性”对“印度教特性”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变，二者仍将印度教教徒塑造为“受害 者”形象，以印度教文明和想象中的印度教国家形态，唤起印度教教徒形成整体意识以对抗包括穆斯林和基督教等的“他者”。“新印度教特性”继承了传统“印度教特性”的三个要素：印度教民族国家、印度教种族和梵语——印地语文明，并且对这三个要素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拓展。“新印度教特性”框架的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得到极大扩展，其依托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形式存在，组织架构的壮大使这个民族国家拥有了不断扩散的外延。
对于种族的界定，“新印度教特性”不再提及贾提制度，而是把一切认可印度教文明、与印度具有亲缘联系的人群视作“新印度教特性”运动的目标对象。同时 ，以更为世俗化的语言和制度手段加强印度教民族国家的同质性建设。“新印度教特性”在推崇古印度教文明的同时，力图建立一种备受世人所推崇的现代国家发展模式。
三、“新印度教特性”的发展困境“新印度教特性”与“印度教特性”
在本质上均为民族主义者有关印度国家形态的讨论，他们试图建立信仰共同体以推动社会进程发展到某一终极状态，即在统一的意识形态框架下建设理想的民族国家。从这一意义上而言, “印度教特性”及“新印度教特性”与印度国大党创始人之一的艾伦奥克塔文休姆 (Allan Octavian Hume) 所构做的自由印度民族国家具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对未来独具特色的印度国家形态的一种讨论。但是，印度国大党对民族国家的设想，是基于相对包容和世俗的印度民族主义思想之上，而以BJP为代表的“印度教特性”及“新印度教特性”被打上了教派民族主义的烙印。
尽管“印度教特性”及“新印度教特性”否认其等同于印度教，但是难以掩盖其印度教至上的思想。这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印度教特性”及“新印度教特性”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宗教共同体，甚至如同泛伊斯兰主义那样，推动泛印度教主义的形成。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指出了民族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的区别与联系，即“民族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都涉及信念和情感民族和民族领袖可能犯错，而宗教不会承认信仰和上帝会犯错”。那么，当一个国家的执政党秉持有宗教共同体特色的意识形态治国时，将会导致领袖们站在宗教道德的制高点对公民的行为进行约束，而将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视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014年以来，禁止屠牛令所引发的一系列恶性护牛事件，让印穆伤痕再度撕裂，是否能贩卖和食用牛肉这个原本属于公民自由的议题，被以国家法律形式加以限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诉求维护了印度教教徒的信仰，却极大损害了穆斯林的利益。虽然“新印度教特性”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传统“印度教特性”的暴力一面，然而其教派民族主义的内核并未改变，这将阻碍“新印度教特性”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同。我们认为“新印度教特性”延续了“印度教特性”的教派民族主义性质，这致使其先天不足，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剧了其所面临的困难。
第一，“新印度教特性”继续推崇一套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架构之上的印度教历史观。与中国十分不同的是，历史上印度并不是一个大一统国家，即使在辉煌的孔雀王朝时期其领土都不曾完全覆盖今天印度共和国的版图。确切来说，古代印度指的是地理意义上的印度次大陆，一个横跨喜马拉雅山至北印度洋的伟大的印度教国家从未真实存在过 。然而，如前文所述, “新印度教特性”持续立志于构建一个主权领土 十分广阔的印度教民族国家。BJP上台后，RSS最高领导人巴格瓦特不遗余力地宣传“完整的婆罗多”(Akhand Bharat)的理念。
在RSS的“完整的婆罗多”概念中不仅包括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还包括了阿富汗、缅甸、斯里兰卡，甚至还有中国西藏。与此同时，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印度教文明叙述为，在历史上不断遭受外来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侵蚀和压迫的受害者形象，未曾正视不同宗教间的相互融合，以及外来宗教对印度瑰丽多姿的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又极力宣扬印度教的包容和宽容，如巴格瓦特宣称“印度教思想是世界上唯一能包罗万象的思想”。此外，为了打压国大党势力，BJP对尼赫鲁政府时期的印度政策持批评态度。有评论家就认为，“莫迪可能是这么认为的，从克什米尔到中国，从公共部门到失业，印度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源自尼赫鲁的错误”。
“新印度教特性”正在以一种精心筛选并修饰过的历史观引导民众形成一种印度教至上的国家观、文化观和民族观。然而，这种历史认知并不被整个印度所接受，更不用说扩大到全球范围。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印度海外的一些活动已经引起了所在国的关注，例如“考虑到印度教特性的渗透超越了限制……英国可能有必要调整对待印度教组织的方式”。
第二，“新印度教特性” 投机性地赋予了印地语神圣地位。“印度教特性”之所以推崇梵语——印地语文明，是源自对印度教的崇拜。大多数古老的印度教经文是由梵语所书写的，印度教仪式也是由梵语记载并延续至今。无论颂扬古印度教经文的信徒的母语存在如何大的差异，他们均使用统一的梵语传递神谕。因此，梵语具有了“统领”其他语言的作用，印度教教徒将其视为神圣的语言。印地语是梵语的现代形式，尽管印地语同乌尔都语都被统称为印度斯坦语，二者有着共同的基本词汇，印地语延续了梵语的天城文书写方式，而乌尔都语采用波斯——阿拉伯字母书写。
因此，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看来，印地语继承了古代梵语的神圣性，相反乌尔都语是异族穆斯林的语言。BJP上台之后，尽管遭到来自印度南部、东北部和东部非印地语地区的强烈反对，而且超过半数的印度人不使用印地语作为母语或日常语言，但BJP仍然坚持推广印地语并使之成为印度通用语言。我们认为BJP将印地语置于最高语言地位的目的在于扩大票仓，维护自身政权稳定。根据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的洛克尼提 (Lokniti) 项目的调查，在2014年印度大选中，那些收看或阅读印地语新闻的群体对印度人民党的支持率最高，而在非印地语选区印度人民党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
以语言为基础重新划分邦界的运动，将助长地方性政党做大做强，从而挑战BJP在印度的权威。“新印度教特性”的单一语言政策实际上是为BJP的政党利益所服务的，并非单纯地出于对印度整体文化的保护。
第三，“新印度教特性”未能推动解决印度社会公平问题。在讨论印度社会政治问题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种姓政治。印度独立之初，宪法就废除了种姓制度，不过时至今日种姓仍深刻地影响着印度社会的发展。在一部分低种姓群体中存在这样一种认知：公元前印度次大陆的原住民达罗毗荼人开创了古印度文明，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次大陆后将达罗毗荼人驱赶到印度南部，并以种姓制度作为社会基础的婆罗门教(后发展为印度教)教化达罗毗荼人，使他们安分守己地从属于雅利安人。达罗毗荼人因肤色较深，大多被划归为“不纯洁”的低种姓。“印度教特性”所冲上的吠陀时代，是一个由婆罗门享有无上崇高地位、低种姓遭到剥削的社会，所以许多印度低种姓群体并不接受“印度教特性”学说，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信仰印度教。
2014年大选期间，莫迪尽力打造他有别于国大党婆罗门精英的形象，并承诺改善低种姓群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但是上台后，莫迪并未完全兑现当初的允诺，BJP仍被视为一个来自北方、代表高种姓群体利益的政党。2019年，在莫迪内阁中，有47%的部长来自高种姓，有20%的部长来自其他低种姓，仅有11% 和7%的部长分别来自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然而，根据2019年的统计，印度70%的人口都属于其他落后种姓、表列种姓或表列部落。也就是说在莫迪政府中，出现了低种姓代表与人口比例严重不相符的情况。RSS也因反对曼达尔委员会报告中有关扩大预留制的规定而站在了达利特群体的对立面。
2014年以来，达利特人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矛盾日益激化，甚至在孟买等地出现了，达利特人聚集以纪念英国东印度公司向婆罗门贵族开战的一幕，起因是前者为了征服印度马拉地帝国。“新印度教特性”实现了“印度教特性”的本地化、现代化和日常化发展，然而并未根除“印度教特性”的原有缺陷，这激发了新的问题和矛盾。如果“新印度教特性”依旧不能正确地看待印度过往历史，以及多元文明融合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仍以宗教或政党利益而非国家利益为准绳，那么“新印度教特性”将在印度继续面临极大的发展困境，更不用说成为广泛认同的价值观。
四、案例分析：印度人民党
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实践泰米尔纳德邦在印度独具地位，我们以该邦为例来验证这一观点：进行过本地化、现代化和日常化改造的“新印度教特性”更具时代适应性和灵活性，但仍难以成为泛印度意识形态。泰米尔纳德邦是印度教文化十分深厚的印度地方邦，这里有众多印度教圣迹和虔诚的印度教信徒。然而多年来，“印度教特性”难以在泰米尔纳德邦获得认同。与莫迪总理到访印度其他大部分地区所受到的热烈追捧截然不同，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迎接莫迪的要么是象征达罗毗荼运动诉求的黑色旗帜和气球，要么是推特上“莫迪请回去”(Go Back Modi) 的话题。
莫迪总理也较为反常地使用英语而不是“印度教特性”所强推的印地语在泰米尔纳德邦发表公开演讲，台下的听众也大多默然地等待着泰米尔语翻译的转述。这一切让泰米尔纳德邦在 “藏红花色浪潮”中显得十分与众不同。泰米尔纳德邦是BJP为实现其宏大抱负而重点应对的地方邦。该邦是印度重要的商业、艺术、基建业和制造中心，是印度第二大GDP地方邦，也是印度教育、医疗水平较高并与海外具有密切联系的邦。泰米尔纳德邦有着自成体系的历史、文化、语言和政治生态，在印度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泰米尔纳德邦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是 “新印度教特性”构建 “大印度”的重要连接点。
由于亲缘关系，生活在印度6000多万泰米尔人与生活在斯里兰卡的约300万泰米尔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过去，在印度泰米尔人的强烈要求下，印度曾直接介入斯里兰卡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的冲突，拉吉夫甘地也因此遭到泰米尔人的刺杀。改变印度泰米尔人对BJP的认知，并通过其影响海外泰米尔人的认同感，将有利于“新印度教特性”走向世界。（一）达罗毗荼民族主义与“印度教特性”的矛盾“印度教特性”难以在泰米尔纳德邦立足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达罗毗荼民族主义在该邦的盛行。早在印度独立以前，为了反对种姓压迫，争取权力，南印度的泰米尔地区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达罗毗荼运动。
1916年，正义党(Justice Party)的成立标志着达罗毗荼运动的正式开始。正义党由非婆罗门精英组成，重点是从政府的高级职位中撤出婆罗门。在早期阶段，达罗毗荼运动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达罗毗荼国(Dravida Nadu)，其范围包括南印度所有讲达罗毗荼语言的地区。除了提出独立的要求外，达罗毗荼运动还发展出基于三种理念的达罗毗荼民族主义：
第一，通过废除现有的种姓制度、宗教习俗并赋予妇女在社会中的平 等地位以解除婆罗门特权；
第二，振兴达罗毗荼语言；
第三，进行社会改革。因此 , 尽管泰米尔纳德邦的居民大多尊奉印度教，但是他们具有反印地语、反婆罗门和反雅利安文明的传统，这与“印度教特性”完全相对立。正如泰米尔纳德邦财政部长帕拉尼维尔蒂亚加拉詹(Palanivel Thiaga Rajan)所言，“印度教特性的概念与印度教完全不同，我们在泰米尔纳德邦所见的是印度教 (这门宗教) , 而非印度教特性(这种意识形态) 。”在泰米尔纳德邦，印度教是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那里的人们拒绝将印度教用于政治煽动和意识形态斗争。与“印度教特性”运动出现政党化趋势一样，达罗毗荼运动也孕育了多个达罗毗荼政党。
这些达罗毗荼政党利用语言、文学、电影等具有符号意义的工具定义达罗毗荼人的身份象征，将“婆罗门—非婆罗门”的宗教身份对立，转化为“雅利安人——达罗毗荼人”的文化身份对立，通过重塑辉煌的过去，赋予当前受压迫阶级以“自尊”,塑造大众的达罗毗荼意识形态。达罗毗荼运动大大增强了泰米尔人的群体意识和凝聚力。泰米尔人的身份和叙事建立在一种基于泰米尔语的超国家认同之上，遍布全球的跨国泰米尔语社区共享一种语言文化精神。这种泛泰米尔精神的核心是桑格姆文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为斯里兰卡和印度的泰米尔民族主义和语言运动提供了文学和认知基础。
泰米尔人以文化情感、民族语言身份等为中心，为在印度海内外争取广泛的权益而进行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动员，构成了一种泛种族(Pan-ethnic)或超国家(Supranational)的政治宇宙观和道德共同体。因此，强调同质性建设的“新印度教特性”难以轻易动摇泰米尔民族文化政治群体意识，难以将泰米尔人的身份印度教教徒化，由此形成了阻碍BJP南下的“达罗毗荼高墙”。（二）BJP推动“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的实施多年来，BJP难以在泰米尔纳德邦立足。2014年和2019年大选是BJP的高光时刻，在这两次大选中均获得了人民院半数以上席位，可是在泰米尔纳德邦，2014年大选时BJP只赢得1个席位，2019年没有赢得席位。
更为糟糕的是，BJP在该邦的得票率从2014年的5.55%下降至2019年的3.66%。为了改变不利局面，BJP推出了 泰米尔纳德邦版本的“新印度教特性”——“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Tamil-friendly Hindutva)。“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是一种灵活的拉拢式政策，是对“印度教特性”进行泰米尔本地化、现代化和日常改造。2021年BJP在泰米尔纳德邦议会选举中的策略，是BJP对 “印度教特性”进行泰米尔本地化的一个典型例证。泰米尔纳德邦一直将自身视作对抗北印度 “霸权”的堡垒 。
相对于经济落后的印度东北部，印度南部地区经济及整体意识都较强，因此，BJP在印度东北部以经济发展承诺换取政治支持的策略难以在南部奏效。多年来，BJP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参与泰米尔纳德邦的政治发展。不过BJP从未放弃更加深入地参与泰米尔纳德邦地区事务。在2021年结束的泰米尔纳德邦邦级议会选举中 , 尽管总体上BJP落败，但获得了四个邦级议会席位，这是20年来 BJP首次进入泰米尔纳德邦邦级议会。这主要得益于BJP的“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选举政策。首先，BJP主动迎合泰米尔纳德邦的“反婆罗门”和影视明星从政传统。
达罗毗荼运动强调，在北方入侵之前达罗毗荼人没有阶级之分，种姓制度完全是婆罗门教 (印度教) 强加给印度南方社会的，是确保自身统治地位的不公平产物。达罗毗荼人要想在政治和社会上获得合法地位，必须破坏印度教、种姓制度和雅利安主义在印度南部的影响。为了改变婆罗门精英政党形象，BJP推举了来自农村、并未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MR甘地(MRGandhi)为候选人；为了博得低种姓及贱民阶层的好感，BJP任命了来自其他落后阶层(OBC)的洛加纳森穆卢干(Loganathan Murugan) 为BJP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党首。
此外，泰米尔纳德邦具有影视明星参政的政治文化，这与泰米尔语电影在政治动员方面的重要作用息息相关。为此，BJP支持了泰米尔电影演员库什尔孙达尔(Khushbu Sundar)竞选泰米尔纳德邦议会议员。其次，BJP突破意识形态隔阂，选择与达罗毗荼政党结盟。泰米尔纳德邦地方政治长期由两个相互对立的达罗毗荼政党—— “全印安纳达罗毗荼进步联盟”(AlIndia Anna 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AIADMK) 和“达罗毗荼进步联盟” (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DMK)所把持。
自1998年以来，BJP联合DMK或AIADMK结成政治同盟。在2021年邦级选举中，BJP与AIADMK结盟。由于BJP的“印度教特性”意识形态，BJP无法从泰米尔纳德邦的中上层阶级获得重要支持，而这恰好是AIADMK的长处所在。这也说明，BJP在策略上并不拘泥于传统“印度教特性”的约束，可为实现泛印度的政治目标暂时搁置分歧。再次，为消除南方对BJP仅支持印地语的固有观念，BJP改变了用强硬手段推行印地语的方式。BJP一方面表现出对泰米尔语言文化和文学巨匠的尊崇，另一方面潜移默化地植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理念。
莫迪本人也时常适时表现出对泰米尔文化和泰米尔语的喜爱。2021年6月27日，莫迪在广播节目 “心灵对话” (Mann Ki Bat)中称，他是泰米尔文化和语言的“大”崇拜者，并表示每个印度人都应该珍惜并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属于印度而感到自豪。莫迪还多次在海内外场合引用泰米尔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话语。如2019年在联合国大会上，莫迪引用了泰米尔桑格姆时代的诗人卡尼扬庞贡德兰(Kaniyan Poongundranar)的话——“四海之内皆兄弟”，并指出这种超越国界的归属感是印度国家的特质之一 。
2020年7月3日，莫迪到访中印具有争议的拉达克地区时，引用了泰米尔语古典伦理文学经典著作《古拉尔箴言》中的话语——“荣誉、勇气、信仰与威武的行军是精锐之师的四大要素”，以强调印度军队的尊严和荣誉。过去，远在印度次大陆最南端的泰米尔人时常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看待印度北方与中国的边界冲突。然而近年来，一些泰米尔语媒体对莫迪涉及中印边界问题的激烈言论进行了大肆报道，这在部分泰米尔人当中点燃了民族主义热情。进行过泰米尔本地化改造的“新印度教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局部修复了达罗毗荼民族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之间的分歧，以泰米尔人更容易接 受的方式对“印度教特性”进行了重塑。
从RSS基层组织沙卡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增长程度看，“新印度教特性”的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据统计，截至2021年8月，约有2200个沙卡组织活跃在泰米尔纳德邦，其中的600个沙卡组织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最后，利用网络动员、强调现代化“新印度”建设是BJP对“印度教特性”进行现代升级的惯用手法。在泰米尔纳德邦，BJP通过有组织的网络动员和舆论把控将自身打造为道德维护者，并以此打压竞争对手。2020年一个名为“黑色人群” (Karuppar Kootam)的社团在油管(YouTube) 上发布了一段关于对战神穆卢干(Murugan) 赞颂诗解读的视频，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视频内容粗俗不堪，因此强烈反对。
BJP借此指责政治对手DMK支持了这个组织，并将 DMK打上了反印度教的标签。虽然在泰米尔纳德邦人们反对吠陀“正统”印度教，崇拜的主神也与北印度有差别，但是大多数选民均为印度教教徒，给DMK以反印度教的定性无疑会削弱其选民基础。为了大造声势，在新冠疫情肆虐之时，BJP发起了“胜利之矛游行”(Vetrivel Yatra)，号召泰米尔人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此外，BJP非常清楚的是，不可能通过历史联系强化泰米尔纳德邦对印度整体国家观的认识，因为历史上这个地区的独立意识非常强烈，只有将现代泰米尔纳德邦的发展与印度总体发展相挂钩，才是塑造统一国家观的有效途径。
在莫迪政府“新印度”的大旗下，联邦政府在南印宣布实施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包括降低税率、提供与生产有关的激励手段、改善经商便利性以及修改劳动法等，吸引了海尔、苹果等国际知名企业在泰米尔纳德邦投资设厂，大力推动了该邦的电子制造与进出口加工业的发展。BJP善于通过“印度制造”培育泰米尔人的统一印度观。2021年2月，莫迪在将印度制造的战斗型坦克移交给金奈陆军时说:“泰米尔纳德邦已经是印度领先的汽车制造中心。现在，我看到泰米尔纳德邦正在发展成为印度的坦克制造中心。”他补充道：“泰米尔纳德邦制造的坦克将在我们的北部边境使用，以确保国家安全。
这体现了印度的统一精神。”BJP还注重加强泰米尔纳德邦与印度其他地区的联通建设。莫迪2014年上台后，提出在全印打造“钻石四边形”的高铁网络，全长1754公里的德里——金奈高铁走廊就是该计划的一部分，这条高铁走廊建成后将加强泰米尔纳德邦与印度北方地区的联系。在泰米尔纳德邦，“新印度教特性”已渗透到网络空间、媒体舆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现代生活方面。
（三）“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的发展困境尽管在达罗毗荼民族主义的精神遗产根深蒂固的泰米尔土地上，“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拓展了“印度教特性”对泰米尔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一定程度上帮助BJP实现突破，但是这种安抚型的“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一系列阻碍，因为其本质还是将复合性、包容性和世俗性的泰米尔人的身份进行“印度教教徒化”，要求所有印度教 教徒消除其他标记、语言和文化来实现同质身份构建。这与达罗毗荼民族 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泰米尔人从语言中获得自己的身份，并拒绝将宗教作为身份的标志。
“新印度教特性”试图强化印度教教徒对国家的认同，然而其仍不能让南北印度形成统一的国家历史观，并且依旧在传播印穆对立思想。泰米尔纳德邦从来就不认可与北印度曾同为一个古印度国家的观点。即使是在近代英国殖民时期，南印度也 以马德拉斯管辖区(Madras Presidency)的整体形式存在。“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虽不再强调共同的国家记忆，但是仍在传播一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认为的自古代延续至今的印穆对立思想。BJP意图借1998年发生的哥印拜陀恐怖爆炸事件动摇泰米尔纳德邦的世俗主义立场。爆炸发生后，印度教右翼势力在哥印拜陀地区迅 速抬头，激进的穆斯林团体也跃跃欲试。
BJP本希望借助这种宗教仇视深度介入泰 米尔纳德邦，然而并没有成功。因为历史上泰米尔纳德邦从未受到穆斯林的统治，穆斯林人口数量也不到该邦人口的6%，印穆矛盾不是泰米尔纳德邦的突出问题。因此，在印度南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无法以反穆斯林的名义制造想象中的威胁。此外，在泰米尔纳德邦人们将泰米尔人身份和泰米尔语视为平等及世俗主义的标志，这为低种姓群体和穆斯林的联合创造了条件。泰米尔纳德邦的穆斯林对自己的泰米尔人身份认同较高。在泰米尔穆斯林群体中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伊斯兰是我们的道路；甜蜜的泰米尔语是我们的语言。
”尽管“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向泰米尔人释放了相对多的善意，但是这种友好具有虚伪的一面。例如，虽然BJP通过 “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口头上表达了对泰米尔语的赞美并表示要促进泰米尔语文学发展等，但实际上仍竭力将印地语提升为联邦沟通用语。印度独立后，泰米尔纳德邦始终是反印地语的急先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泰米尔纳德邦就开始抗议政府强制推行印地语。泰米尔人对自身语言历史文化具有浓厚的热爱与自豪之情，他们认为印地语的历史并不悠久，它是“入侵民族”雅利安人的语言。因此，南印度人并不认同把印地语作为国家语言和印度民族身份的象征。
为强化语言同质性，BJP执政后推出了一系列巩固印地语优势地位的举措。2017年，印度国家公路局将泰米尔纳德邦的国家高速公路路标上的英文标识换成印地语标识。2019年，印度联邦政府发布了新的国家教育政策草案，根据该草案，自1968年通过《国家教育政策》以来采用并推广的“三语方案”将继续实施(第4.5.5条)，以促进多语言国家的多语交际能力(第4.5.6条) ，即印地语邦的学生对三种语言的学习将继续包括印地语、英语以及印度其他地区的一种现代语言，而非印地语邦学生的语言学习将包括地区语言、印地语和英语。
在达罗毗荼政党看来，草案以打破精英与其他阶层的鸿沟、提升印度本土语言活力为噱头，实则巩固了印地语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行的法律基础，因此在泰米尔纳德邦爆发了诸多抗议活动。同时，为了扩大“印度教特性”的受众，甚至对下一代泰米尔人产生影响，BJP的“母体”RSS特意改变了过去“印度教特性”的“男性气质”，吸引泰米尔妇女参与有组织的、传播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活动，并对她们的日常生活提供帮助。通常RSS的基层组织沙卡只招募男性成员，其活动方式大多以强硬和具有暴力倾向的方式进行。但是在泰米尔纳德邦，RSS以较为柔和、亲民的方式吸引女性参加活动，并引导她们成为BJP的支持者。
这主要是因为泰米尔纳德邦的女性选民比男性多出约95万人 ，对宗教的虔信程度也普遍高于男性。RSS及BJP等右翼组织一直试图利用与信仰相关的情感获得选举收益，通过开设妇女学校、定期在庙宇举办宗教课程等方式加强对妇女的宗教教育与培训管理，同时还利用妇女的家庭角色扩大对儿童的影响。另外，RSS还在泰米尔纳德邦设立了越来越多的奖学金，试图扩大对学校公共生活的影响。与“印度教特性”的直接灌输不同， “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以保护泰米尔人利益为由，间接推广印度教价值观。我们观察到，一些时候“新印度教特性” 并未压制达罗毗荼民族主义的发展，恰恰相反的是鼓励泰米尔人坚守其独特的文化。
一个名为“泰米尔神圣社会”(Tamil Deivega Sangam)的组织作为RSS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先锋队”正活跃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这个组织挨家挨户地进行宣传，但是他们并不谈论选举或直接给BJP拉票，而是劝说人们遵守泰米尔文学中的丰富宗教教义，以维护社会团结和纪律。他们还收集普通泰米尔人的手机号或聊天软件(WhatsApp)账号，并将其进行分组，不定期推送有关融合了泰米尔文学和爱国主义情怀的信息。“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弱化了达罗毗荼民族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分歧，为二者部分兼容创造了可能。
相对于传统的“印度教特性”，“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既能赢得一部分具有“分离”倾向的达罗毗荼民族主义者的好感，也维系了保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再者，“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并不能为泰米尔纳德邦带来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泰米尔纳德邦是印度达利特人人数较多的邦，其比重约占泰米尔纳德邦总人口的21%。达利特人问题成为该邦的主要社会话题，BJP的全国 性统一政策有时伤害到了达利特人的利益。
2017年印度政府开始在医学领域推行统一的“国家资格暨入学考试政策”(National Eligibility Cum EntranceTest, NEET) , 然而这项政策被认为泰米尔纳德邦的达利特人并不友好，因为在过去泰米尔纳德邦可以根据该 邦自设的考试大纲并使用泰米尔语进行考试。一个17岁的达利特女孩未通过NEET考试而自杀的事件引起了泰米尔纳德邦对BJP的强烈不满。此外，政治代表性不足也是泰米尔纳德邦认为其长期受到印度联邦政府打压的具体体现。泰米尔纳德邦的经济状况远好于处于印度教民族主义核心地带的北方邦， 但印度大选按照人口进行选区划分并分配席位。
近年来，经济相对落后的印度北部的人口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水平较好的印度南部。如果根据近期的人口普查数据重新分配席位 , 泰米尔纳德邦现有席位数将减少，而北方邦席位数将增加，这意味着泰米尔纳德邦在联邦层面的话语权减弱。而且，泰米尔纳德邦认为其在财政分配方面未得到公平对待，泰米尔人为印度联邦上缴了相对多的税赋，而联邦政府划分给泰米尔纳德邦的财政收入相对较少。在印度，地方邦的财政收入由 自身来源收入和以下拨或捐赠方式从联邦中央转移的收入组成。据统计，2015年至2021年，泰米尔纳德邦的自身来源收入占其总财政收入的69%，远高于平均比重54%。
以上的不公平问题，“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均未能触及。此外，BJP试图通过“新印度教特性”对达罗毗荼政党进行道德谴责的方法也难以奏效。绝大多数达罗毗荼政党坚持以其理性的、世俗的宗教道路努力反对基于种姓的不平等和剥削。例如，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寺庙管理实践中，DMK政府扩大任命非婆罗门僧侣的规模 ，推动寺庙管理民主化且更加具有多元包容性。DMK还计划将一些学校和图书馆建在收回的寺庙土地上，通过参与型的世俗主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这种背景下，BJP以宗教名义获得支持的策略遇到了障碍。总体而言，“藏红花色浪潮”想要席卷印度南部仍面临重重掣肘。
这不仅涉及具体的政策实践问题，也包含抽象的身份认同问题；这既反映了印度教民族主义与达罗毗荼民族主义复杂的关系，也折射出印度民族国家内部中央与地方权力架构的矛盾。
五、结语在印度独立以前，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先驱们就致力于
在印度开辟出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具有印度特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以印度教这个在印度拥有最众多信徒的宗教为核心，树立起印度教民族国家的大旗，的确是印度政治史上的一大创举。相对于其他哲学理念欠缺、组织涣散、行动力匮乏的政治设想，“印度教特性”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机制。BJP以“印度教特性”为指导思想，在瓦杰帕伊政府时期 “印度教特性”构想才真正以国家政权形式得以实践。2014年莫迪带领 BJP赢得大选之时，印度的内政外交环境相对于瓦杰帕伊时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在印度国内，百年大党国大党颓势明显，BJP赢得了空前的支持。在国际上，随着印度综合实力的发展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印度与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外交风生水起。BJP更加自信地要创建一个为世人所称赞的“新印度”，此时“新印度教特性”就成为建立“新印度”的思想保障。“新印度教特性”修正了传统“印度教特性”的不合时宜之处，软硬兼施、因地制宜地推进印度大国梦的实现。然而同“印度教特性”一样，“新印度教特性”过于强调印度教教徒的多数性而忽视了印度教包容与多元的本性；过于突出同质性建设而疏于公平性发展，这使“新印度教特性”仍不能代表全体印度民众的意愿。
作者简介：许娟，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印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张琳，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泰米尔语专业本科生本文来源于《南亚研究》2021年第4期，原标题为《“新印度教特性”的泛起、特点与发展困境——以印度人民党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实践为例》本期编辑：张正阳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