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印度与非洲均为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印非关系是考察全球南方内部互动的重要案例。本文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系统分析了莫迪政府时期印度对非外交战略的形成逻辑，以及非洲在印度对外战略中三位一体的定位。本文认为，全球南方崛起、印太地缘竞争加剧和中国在非洲影响力上升的体系压力，经过战略认知、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等中介变量的过滤与转化，促使莫迪政府将非洲定位为地缘博弈竞技场、经济发展伙伴、全球南方话语试验田三重战略空间。印度对非外交体现了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内中介变量互动的复杂性，非洲已成为印度维持战略自主、争取全球南方领导权的重要地区。
关键词：新古典现实主义 莫迪政府 印非关系 全球南方 图源：网络 “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于相似的历史境遇、现实发展阶段、共同发展目标及相同政治诉求而形成的身份认同。其内涵已超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地理边界，演变为兼具社会经济边缘性、反殖民抗争性与改革诉求性的政治符号。非洲与印度均为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皆经历过殖民历史，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层面面临相似挑战，并在改善国际治理体系、提升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拥有共同利益。早在独立之前，印度和非洲就在英帝国的殖民网络中建立了密切的经济与社会联系，这一时期前往非洲的印度移民为日后印非关系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冷战期间，独立后的印度始终积极支持非洲反殖民斗争，非洲成为印度推进不结盟外交、倡导亚非团结的重要伙伴。克瓦米·恩克鲁玛、纳尔逊·曼德拉等非洲领导人在领导各自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与印度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并从印度独立运动尤其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汲取政治经验。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自由化改革开启，印度逐渐完成对非外交战略转型，非洲成为印度拓展经济利益、追求大国地位的重要伙伴。2005—2011年，印度与非洲贸易增速达到32.4%，高于同期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增速（27%），印度私营资本在电信、信息技术、能源和汽车领域对非洲投资呈现激增态势。
2014年莫迪担任印度总理后，非洲在印度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2015年10月，莫迪政府在新德里举办第三届印度非洲论坛峰会（IAFS），邀请非洲联盟54个成员国代表参会，释放出大幅提升印非关系的强烈信号。2018年7月，莫迪在乌干达议会发表演讲时提出印度对非关系十项原则，这是印度首次公布对非合作的纲领性指导原则。2023年1月，印度举办首届“全球南方之声”线上峰会，47个非洲国家派出代表参会，占全部125个参会国家的1/3以上，标志着非洲已成为印度在全球南方发起多边倡议的重要支持力量。
作为全球南方内部合作的重要案例，印非互动引起国际政治研究者的关注。早在莫迪执政之前，国际舆论就开始构建“中印在非洲竞争”的话语，学术界对印度在非洲的经济活动以及中印在非洲的互动予以持续关注。以伊恩·泰勒（Ian Taylor）为代表的欧美学者系统梳理了印非关系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动力，将印度在非洲的活动描述为介于中国国家主导模式与西方附带干预性条件模式之间的中间路径，并认为这种模式有助于非洲自主发展和外交多元化。但是，这类观点过多强调印度在非洲的活动以私有企业为主，未充分考量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后以大财团为代表的私营资本同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低估了印度政府在推动印非关系中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弱化了中间路径的解释力。
随着印非关系不断深入以及征地纠纷等争议问题暴露，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开始质疑“中间路径”和“中印争夺非洲”的观点。卡伊罗-塞斯佩德斯（Gemma Cairó-Céspedes）和科洛姆-哈恩（Artur Colom-Jaén）以印度对塞内加尔的投资为例，认为印度政府提供的优惠贷款虽然为当地改善基础设施与提振就业创造机会，但投资集中于初级产品，而且援助带有明确的出口促进性质，双方在收益上的较大差异消解了印度构建的“双赢”叙事。菲利普·吉格（Philipp Gieg）通过对比分析中印在非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互动，驳斥了中国与印度发展对非关系只为攫取资源的错误认知，认为印度对非关系重在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叙事，而非直接挑战中国。
米拉·文卡塔查拉姆（Meera Venkatachalam）和丹·巴尼克（Dan Banik）则指出，印度的南南合作虽然被包装为互利共赢、非剥削的伙伴关系，但本质上仍是新自由主义秩序下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再生产。在印度学界，以鲁吉塔·贝里（Ruchita Beri）为代表的学者长期关注冷战后印度对非政策调整与转型，认为印度发展对非关系的动因已从冷战时期的反殖民斗争转变为加强经济合作、团结印度侨民、打击恐怖主义、执行维和任务、开展国防援助等五大目标。随着莫迪执政后印度在非洲利益不断拓展，一批出身印度外事服务系统（IFS）的战略学者开始系统性地为印度对非整体外交建构话语体系，试图在“中印在非洲竞争”的话语中探索印度的比较优势。
曾任印度驻南非高级专员的拉吉夫·巴蒂亚（Rajiv Bhatia）在2022年出版的专著《印度非洲关系：变化的视野》中，全面回顾了印非从共同开展反殖斗争到构建多维现代伙伴关系的历史。巴蒂亚将中印在非洲的影响力竞争比作马拉松，认为印度凭借共同历史、相近文化和软件技术上的相对优势，能够保持对非洲的长期影响力。曾任印度外交部非洲司联合秘书、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兼驻非洲联盟代表的古尔吉特·辛格（Gurjit Singh）在同年出版的《哈兰比因素：印度—非洲经济与发展伙伴关系》一书中，重点评估了印非经济和发展伙伴关系。
与巴蒂亚类似，古尔吉特·辛格也将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定位为“一种依赖大量资金投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工程建设模式”，而印度则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软实力模式”。巴蒂亚与辛格的观点在印度战略界颇具代表性，即认为印度在历史心理、文化等所谓软实力因素上相比中国更具优势，但这一论断仍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对中国在非洲缺乏软实力这一刻板印象的影响，即认为具有移民历史纽带的印度人比中国人能更好地融入非洲社会。非洲学者强调以非洲本土视角看待印非关系，对“中间路径”论持保留态度，但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印度“软实力优势”论。
埃塞俄比亚学者范图·切鲁（Fantu Cheru）和尼日利亚学者西里尔·奥比（Cyril Obi）较早对中印两国在非洲的竞合关系展开系统对比，指出中印在非洲虽呈竞争态势，但双方投入规模的巨大差距使竞争形式大于实质，从中长期看印度或凭借制度与软实力优势对中国形成更有针对性的竞争。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SAIIA）首席执行官伊丽莎白·西迪罗普洛斯（Elizabeth Sidiropoulos）等人指出，莫迪上台后将经济外交与南南合作话语并置，视非洲为获取能源、矿产与市场份额的关键地缘经济空间，印非峰会则成为整合援外、信贷、侨民与私营部门资源的制度平台。
印度对非援助正由需求驱动转向商业战略驱动，并试图借发展伙伴关系叙事对冲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然而，印度承诺与实际交付差距明显、对非产能合作深度不足，而且非洲国家内部对印度的“互惠”条款存在分歧，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地缘经济构想的落地。中国研究者多从地缘战略层面或农业、能源等特定领域合作层面论述印非关系，分析莫迪执政后印度加强对非外交的战略动因，重点关注印度对非战略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徐国庆分析了莫迪政府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对非政策，认为印非关系的发展彰显印度在印太地区地缘与领域方面的独特优势，有利于提高印度在美日印澳四方机制涉非议题上的发言权。
杨思灵分析了印度“中间路径”的外交叙事如何服务其对非战略目标，认为印度对非影响力的扩大虽难免冲击中非关系，但其话语叙事可为中非关系发展提供启示。叶海林、姜莉比较了中国和印度对非战略发展前景，认为两国战略存在结构性差异，既未能开展互利共赢合作，也没有联合非洲协调立场以形成应对西方的统一阵线，印度在非洲经济战略甚至含有排斥和取代中国的意图，导致中印合作潜力难以发挥。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从地缘战略视角对印度调整对非政策的动因以及“中印在非洲的竞争”进行相对深入的分析，形成“中间路径”论、“软实力优势”论等观点，但鲜有以理论视角对印度对非政策的动因进行结构化的系统分析。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结合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分析在全球南方语境下，非洲如何成为印度平衡体系压力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点对象。本文认为，莫迪政府对非外交战略并非仅仅是对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变化的被动反应，而是国际结构性压力与印度国内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变量共同作用下的主动构建。非洲在莫迪政府外交中被定位为一个“三位一体”的复杂空间：它既是印度制衡中国、追求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战略竞技场，也是满足印度国内经济发展需求、实现“发展外交”的重要伙伴，还是印度塑造其全球南方领导者形象的话语试验田。
一、理论基础：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逻辑新古典现实主义于20世纪90年代
在现实主义阵营中发展起来，首次出现于吉登·罗斯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书评《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外交政策理论》。该文系统阐述了体系压力、机遇—单元内部传导—对外政策的分析路径，在肯定体系结构从根本上约束国家对外政策的同时，强调国内层次因素作为必不可少的中介变量，体系结构因素需经国内因素过滤后方能塑造最终的外交政策。在理论发展过程中，新古典现实主义逐渐从解释结构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异常现象，发展为构建独立的外交政策理论，并将解释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国际后果和结构变迁。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其理论内涵不断深化。
第一类新古典现实主义聚焦于修正结构现实主义的异常案例，认为国际体系传递的威胁或机遇信号往往模糊不清，决策者的认知偏差、国家资源提取能力的差异，会导致相同体系压力下的政策分化。例如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对中小国家的约束显著，但不同国家对阵营选择的回应差异，需通过国内政治结构予以解释。第二类新古典现实主义则试图构建独立的外交政策理论，强调在体系压力提供战略可能性范围的前提下，领导人认知、战略文化、国内制度等变量决定了政策的具体形态。当体系信号清晰时，国内变量的影响相对有限；而当信号模糊时，国内变量的作用更为突出。
第一类和第二类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均试图打开国家这一黑箱，在肯定结构作为根本制约因素的前提下引入国内因素，强调外交政策并非体系刺激的直接后果。但是，这两类理论依然将因变量局限在国家的政策选择，未能充分关照到政策选择亦会反作用于国际体系。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则进一步将理论解释范围扩展至国际结果与体系变迁，提出“体系结构—结构性调节因素—国内变量—政策实践—体系反馈”的完整链条。诺林·里普斯曼等学者明确将体系变量细化为“相对实力分布”与“战略环境清晰度”，将国内中介变量归纳为领导人的意象、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国内制度四类，从而形成可操作的分析模型。
新古典现实主义既继承了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无政府性与权力竞争的核心认知，又吸收了自由主义对国内层次因素的关注，为解释国家外交政策的复杂性提供了更有力的工具。对于分析全球南方视域下莫迪政府的对非政策而言，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适用性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它为解析莫迪政府对非战略提供了观察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互动的视角。该视角既关注国际体系内中美博弈加剧、全球南方崛起等结构性压力，又重视印度国内的政治生态与国家利益需求，避免从地缘战略的单一视角看待印度与非洲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其次，它强调国内中介变量的“过滤”机制，为理解印度对非外交的独特性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莫迪执政时期印度对非外交路径的调整，以结构化框架呈现莫迪执政后国内日趋高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对非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
正如拉吉夫·巴蒂亚把中印在非洲的竞争比作“马拉松”所隐含的逻辑：中印在非洲的互动固然重要，但印度的历史文化优势或许才是维持长期竞争力的关键，这一观点本身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逻辑不谋而合。本文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分别选取体系层次和国内层次的自变量，共同解释莫迪执政时期调整全球南方框架下对非政策定位的动因，具体分析框架如下图所示：图源：“中国非洲学刊”微信公众号（一）体系变量国际体系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外部环境，其结构特征与权力分布构成制约国家行为的根本性约束。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体系压力并非直接决定外交政策，而是通过向国家传递“威胁”或“机遇”的信号，塑造政策选择的可能性空间。
对莫迪政府而言，国际体系的多重结构性变化共同构成其调整对非战略的外部诱因，这些变化既包括全球格局的权力分布，也涉及地区层面的结构性刺激。首先，多极化趋势与全球南方话语权的上升，成为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体系特征。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发生变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版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南方国家的GDP（按购买力计算）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金砖五国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在2020年超过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工业强国。
“全球南方”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逐渐成为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关键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及其主导全球能力相对下降，加速了世界多极化趋势。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强调单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减少对传统多边机构和国际协议的依赖，削弱了美国作为全球主导力量的相对影响力，将国际秩序推往更加复杂、多极互动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向。这一变化促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力量寻求扩大自身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填补美国战略收缩带来的权力真空。印度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中人口数量最多、经济规模仅次于中国的重要力量，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被视为未来国际体系中的一极。
而非洲作为全球南方的核心板块，拥有54个联合国成员国，在多边机制中的投票权与话语权持续提升。通过联合非洲国家，印度可借助“全球南方”的集体力量提升自身在国际治理中的权重，扩大其在印度洋沿岸地区的地缘影响力。其次，美国在印太战略下对华地缘竞争加剧，构成促进印度深化对非外交的体系压力。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明确定位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并正式将“印太”作为战略概念纳入战略规划。报告强调，中国试图替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推广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并按对其有利的方式重塑地区秩序。
而印度作为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展影响力的重要力量，能够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发挥区域支柱作用，承担更大国际责任。为此，美国不断扩大与印度的防务与安全合作，深化军事交流和技术转让，推动双方形成稳定的安全合作框架。2020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提出加强美印在西印度洋地区的防务合作，要求美国印太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及非洲司令部与印度在西印度洋地区进行最大限度的防务合作，增加军事交流。美国将印度视为反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影响力扩大的平衡力量，支持印度扩大与非洲国家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使印度在介入非洲事务过程中获得更多外部支持。
最后，中国不断深化与非洲关系，被印度视为清晰的威胁信号。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指出，体系信号的清晰度越高，国家往往会做出更为明确和果断的政策回应。“一带一路”建设加速了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涵盖交通网络、能源设施、港口、通信等多个领域。在经贸领域，中国连续16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4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956亿美元，连续第4年创历史新高。此外，中国还通过提供奖学金、文化交流项目和医务援助等人文合作手段，增进与非洲民众和政府的关系，构建全方位的跨领域合作网络。中国对非洲影响力大幅提升，被印度视为对其在非洲市场份额和资源获取权益的重大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派遣海军编队在亚丁湾开展护航行动、在吉布提建立海外保障基地等安全措施，也被印度战略界解读为对印度海上通道和能源供应线的潜在挑战。综上所述，中非关系深化对印度形成清晰且具体的威胁信号，印度将中国视为对其在非洲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利益的系统性挑战。为应对中国压力，莫迪政府不断强化对非洲的外交和安全投入，积极参与非洲多边机制，力图在对非竞争中稳固并扩大自身战略影响力。（二）中介变量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国际体系压力需经国内层面中介变量的过滤才能转化为具体政策。这些国内变量包括领导人的意象、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国内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体系信号的解读框架与执行载体。
领导人的意象是政策形成的核心过滤机制。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领导人的个人特质与认知模式直接影响其对体系信号的解读。莫迪自幼加入印度教民族主义核心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在漫长的从政生涯中逐渐把确立印度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主导地位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同印度大国崛起的战略目标相结合。这种认知模式投射到对非政策实践中，表现为莫迪政府善于利用右翼宗教组织加强与非洲印侨的联系，在对非公共外交中侧重印度教文化元素，注重打造不同于传统大国崛起的“文明国家”叙事。与此同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复兴叙事也使莫迪政府在参与全球治理、对非提供公共产品上更为积极主动，以此彰显印度的“世界导师”形象。
战略文化作为长期形成的认知模式，为政策提供了隐性框架。承袭自英国殖民者的现实主义风格构成印度战略文化底色，使其在独立后大多数历史阶段都以务实态度处理对外政策。从冷战时期积极支持非洲大陆的反殖民斗争，到后冷战时代围绕现实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合作，再到莫迪时期对全球南方领导权的追求，印度始终以自身利益为核心调整对非定位。在对非话语叙事上，印度也会根据其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亲疏，在冷战时期的民族解放和反帝反殖与冷战后的“民主能力建设伙伴”之间灵活转换。与此同时，英国殖民时期英属印度和英国在非洲殖民地之间的密切联系，不仅在客观上拓展了印度的海洋利益空间，更在历史记忆和战略认知上加强了非洲在印度“扩展邻国”利益范围中的权重。
这种深受殖民遗产影响的战略文化，无疑放大了印度对中国在非洲活动之威胁的信号解读。国家—社会关系指国家核心治理机制与各类经济、社会集团之间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决策和政策执行。莫迪执政时期，印度政府与大型财团的关系日益紧密。莫迪政府推行一系列旨在支持大型私营企业的经济政策，使得包括阿达尼集团和信实工业在内的少数大型财团迅速发展。大型财团则利用政治献金和媒体影响力服务莫迪政府利益，以此换取政治上的保障与庇护。这一时期的政商关系深刻影响了印度对非洲的利益认知和政策路径，大型财团成为印非关系的重要利益攸关方。
非洲既能为印度企业提供原材料和能源，也是印度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莫迪政府通过举办各类峰会和论坛，鼓励和支持印度企业在非洲投资，为大型财团创造了新的增长点。此外，活跃于非洲商界的印度移民在客观上能为印度企业提供市场信息、政策便利和社会支持。莫迪政府通过将印度侨民整合进印度的对非战略设计，进一步深化了印度在非洲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国家—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使本国大型财团和在非印裔成为印度全球南方对非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同时强化了印度对非外交“中间路径”和“软实力优势”的叙事。国内制度涉及国家结构和国内政治制度，对国家应对体系压力的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印度外交在传统上由中央政府制定实施，与国内议会政治的联系并不明显，仅在涉及印度与周边国家关系上存在特例。尽管如此，联盟政治时期较低的政治稳定性迫使政府将大量精力和资源投入国内政治中，稀释了政府对外战略的一致性。然而，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在2014年和2019年两次大选中稳获过半议席，又在2024年大选中通过与盟友联合继续执政，在全国政治中保持相对长期的优势地位。作为印度历史上少有的连续执政超过十年的总理，莫迪在印人党内的权威使其能够推动长期战略的实施，而不必受制于议会政治的短期博弈。相比于联盟政治时期的政府，莫迪的顶层设计能力使印度在对非战略上能够快速响应体系压力，形成一定的政策连贯性。
（三）分析框架基于前述分析，本文构建了“国际体系压力—国内中介变量—对非战略”传导模型。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作为外部环境，构成制约和引导印度对非外交政策调整的根本性前提；而国内中介变量则作为体系信号的解读框架和执行载体，决定政策的具体形式和路径。体系压力与国内变量的互动，共同塑造了非洲在印度全球南方政策中的“三位一体”战略定位。全球多极化趋势与全球南方话语权的上升、美国以“印太战略”为背景对华地缘竞争的加剧，以及中非合作关系的深化，构成影响印度对非战略调整的三重外部压力。这些体系信号带有“机遇”与“威胁”的双重性质，其强度和清晰度直接影响印度策略的取向：多极化和全球南方崛起为印度提供了领导权的战略机遇；
美国“印太战略”所释放的地缘政治空间为印度提供了扩展影响力的舞台；而中国在非洲的深度合作则形成迫切的制衡需求。在国内中介变量层面，领导人的认知结构成为政策形成的核心过滤机制。莫迪领导下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大国崛起战略相结合，促使印度将外部体系的“机遇”转化为谋求全球南方领导权的积极诉求，同时将“威胁”明确指向中国，采取有针对性的制衡行动。国家能力与经济利益诉求构筑了对非政策的物质基础，聚焦于关键资源的获取和市场拓展，推动印度在非洲的投资与贸易。继承自殖民历史的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塑造了务实而分层次的政策实施模式，具体体现为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及柔性软实力输出。
活跃的印度侨民网络则为政策的社会动员和落地执行提供坚实支撑，强化了印度在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经过国内变量的筛选和重构，国际体系压力最终转化为印度对非的具体战略定位：非洲既是满足地缘安全与中印竞争需求的地缘竞技场，也是实现资源供给和市场拓展的经济伙伴，还是彰显印度全球南方领导身份的话语试验田。这三个维度相辅相成，构成印度对非战略的整体框架。地缘制衡保障经济合作的安全环境，经济利益反过来巩固地缘政治地位，而意识形态叙事则为这两者提供政治合法性和国际话语权支持。
二、政策实践：非洲“三位一体”的多元战略定位全球南方崛起、印太地缘竞争加剧和中国
在非洲影响力的上升等外部压力，通过莫迪的战略认知、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发展需求等国内变量的过滤与转化，最终将非洲塑造成兼具地缘竞技场、经济发展伙伴与话语试验田三重属性的战略空间。（一）战略竞技场：国际压力下的地缘政治博弈对印度而言，中国在非洲的深度介入构成明确的体系性压力。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的基础设施网络等合作机制，不仅重塑了非洲的地缘经济格局，更被印度视为对其地区影响力的结构性挤压。印度将自身定位为非洲的安全伙伴，却把中国在非洲的安全存在描述为对区域安全秩序的冲击。
这种话语构建实质是为其地缘战略布局赋予合法性，凸显非洲作为中印地缘博弈竞技场的战略属性。在机制建设方面，莫迪政府重点强化由印度主导且排除中国的对非多边外交框架，在深化与东非印度洋沿岸国家和海岛国家传统关系的同时，加大对西非、中非等资源富集国家的关注，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整体对非外交体系。在多边外交上，继2015年升级第三届印度非洲论坛峰会规格、2018年提出印非关系十项原则后，印度又在2023年担任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期间成功推动非盟成为G20正式成员。莫迪在峰会期间称非洲为印度的优先重点，试图在“全球南方”内部实现印度与非洲的利益捆绑。
尽管原定于2019年举办的第四届峰会不断推迟，但印度自2023年起通过举办多届“全球南方之声”线上峰会，继续保持印度与非洲国家在多边平台的高频互动。在双边外交上，印度不断拓展与西非、中非等非印度洋沿岸非洲国家的关系，大力弥补长期以来使领馆覆盖不足的结构性缺陷。2018—2025年，印度在非洲新设16个大使馆，将印度在非洲的大使馆数量从29个增加到45个，将电子签证设施扩展到33个非洲国家，重点填补非洲大陆腹地等印度外交空白。此外，高层访问频率也显著提高。2015—2020年，印度总统、副总统和总理共对非洲进行27次正式访问，超过曼莫汉·辛格担任总理时（2004—2014年）的23次。
访问范围扩展至此前较少覆盖的西非国家，展现了印度对非整体外交布局的加速推进。在安全合作领域，莫迪政府试图构建集海上安全合作、联合军演、军备出口、人员培训等项目于一体的多维安全体系，为非洲国家提供中美之外的非阵营化安全伙伴选择，将“中间路径”的叙事扩展到安全合作中。海上安全和联合军演方面，莫迪政府先后于2015年和2023年在毛里求斯分别提出“地区所有人的安全与增长”（SAGAR）和“印度洋同安共荣”（MAHASAGAR）愿景，致力于成为印度洋的“第一响应者”和“净安全提供者”。印度重点强化与塞舌尔、毛里求斯等印度洋岛国的合作，通过提供海上侦察机、启动沿海雷达监视系统等措施，构建覆盖关键海域的情报共享网络；
在马达加斯加北部、毛里求斯、塞舌尔三地设立监听站，将实时数据汇入位于印度古尔冈的“印度洋区域信息融合中心”（IFC-IOR），形成印度主导的西印度洋海域态势感知网络。与此同时，莫迪政府不断扩大印非海军联合演习规模，将印度在非洲的海上安全合作伙伴由东非印度洋沿岸国家扩展至西非尼日利亚等国，将印度海军执行联合巡航、打击海盗等行动的区域从印度洋沿岸扩展至西非几内亚湾。2025年4月，印度与坦桑尼亚联合举办首届“非洲—印度关键海事合作”军演，邀请科摩罗、吉布提、厄立特里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塞舌尔和南非参加，全面提升印度与区域国家海军的互操作性。
武器出口与能力输出方面，莫迪政府在深化印非军事人才培训项目的同时，将非洲作为国防“印度制造”的重要市场。武器出口方面，印度着力打造适应非洲需求的军备供应体系，通过优惠贷款向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和塞舌尔出口近海巡逻艇、直升机、装甲车等装备，在摩洛哥投资建设装甲车装配平台，协助非洲国家建立成本相对较低的武器维护与生产平台。人员培训上，印度通过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ITEC）持续加强对非洲安全人员的培训，援建埃塞俄比亚国防学院、尼日利亚海军战争学院、加纳空军学院与乌干达战术兵棋中心，并周期性派遣教官赴博茨瓦纳、莱索托、赞比亚等七国开展实地训练，涵盖反叛乱、海上执法与装备维护保养，形成院校培训与野外实训相结合的培养体系。
印度还在2022年防务博览会（DefExpo2022）期间举办“印非防务对话”（IADD），并先后于2019年和2023年在印度浦那举行两届“非洲—印度联合野外训练”（AFINDEX），将定期安全磋商、人员培训与武器出口深度绑定。截至2024年，非洲占印度国防出口总额的15%。随着印非防务合作的深化和印度国防工业能力逐步提升，印度对非武器出口额度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印度将自己标榜为有别于中国和美西方的“中间路径”，但在对非外交尤其是防务合作上积极加强与美国“印太战略”的对接，并与法国、日本强化在印度洋的海上安全合作。
通过重启美印非洲对话、参与美国非洲司令部“弯刀快车”（Cutlass Express）多国演习、与欧盟在几内亚湾和亚丁湾展开联合海上军演，莫迪政府在与美西方国家在非洲战略与安全事务上始终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二）发展伙伴：国内变量驱动的经济外交国内中介变量特别是经济需求，构成连接国际体系压力与对外政策制定的关键纽带。印度经济转型的迫切需求，促使非洲成为其获取战略资源、扩大制造业出口市场和实现发展外交目标的关键平台。这一战略定位根植于印度国内经济发展需求与“领导型大国”愿景的双重驱动，其核心是通过“印度制造”与非盟《2063议程》深度对接，构建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叙事。
莫迪政府以资源禀赋、市场潜力和技术契合度为核心分类标准，实现了对非经济合作的精准化布局。2015年第三届印非峰会通过的《印非战略合作框架》，明确双方在贸易、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农业与技能培训等领域的优先事项，使印度得以全方位、机制化地参与并影响非洲的经济转型进程。在资源保障方面，非洲被定位为印度能源转型的重要伙伴和关键矿产的重要来源。长期以来，印度积极投资尼日利亚等非洲产油国的能源行业，自非洲进口原油数量大幅增长，非洲在印度原油进口中的占比一度在2017年达到16%的峰值。作为非洲第五大外资来源国，截至2024年印度对非累计投资已超过7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收购能源资产。
与此同时，为支撑印度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规划，印度还将非洲作为本国光伏产品与行业技术标准输出的主要市场。印度与法国于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期间合作发起国际太阳能联盟，为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高成本效益的太阳能解决方案，得到非洲国家支持。2024年12月，该组织与非洲开发银行投资平台“非洲50”合作设立非洲太阳能融资基金（AFS），向该基金提供2亿美元用于支持非洲大陆分布式太阳能项目开发。此外，近年来印度还将非洲的关键矿产资源（占全球储量30%以上）纳入国家供应链安全体系。莫迪政府在2025年初启动价值1630亿卢比（约合19亿美元）的“国家关键矿产任务”，其核心目标之一便是支持印度企业在非洲收购关键矿产资源。
为保障国内先进制造业的供应链，印度重点加大对非洲锂、钴、镍等关键矿产的收购力度，已经与赞比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马拉维、科特迪瓦等国签署关键矿产合作协议。在市场开拓层面，非洲逐步转型成为“印度制造”产品的重要消费市场。印非双边贸易额在2019—2020年约为560亿美元，至2024—2025财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其中，2024—2025财年印度对非洲出口450亿美元、进口580亿美元，是仅次于欧盟和中国的非洲第三大贸易伙伴。非洲持续增长的人口对交通、医疗、清洁能源和数字服务的需求快速上升，带动印度石油产品、药品、整车及零部件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对非出口。
印度对非洲关键矿产、油气与农产品的消费，以及非洲对印度工业产品和资本的需求，可使双边经贸投资形成利益闭环，降低双方对第三方市场的外部依赖。截至2024年8月，印度已经向43个非洲国家的206个基础设施项目投资123.7亿美元。通过不断扩大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强化双边发展利益捆绑，非洲在印度对外经济活动中的定位已从传统意义上的原料来源地变为“印度制造”实现规模发展、延伸产业链条、分散市场风险的关键伙伴。在数字经济领域，莫迪政府将“数字印度”战略延伸至非洲，形成以数字公共基础设施（DPI）输出为主的新型数字经济合作范式，旨在实现印度数字标准的输出和电子支付系统的深度对接。
印度基于本国数字身份识别系统（Aadhaar）和统一支付接口（UPI）等相关技术与运营模式构建了“印度堆栈”（India Stack），为肯尼亚、加纳、安哥拉等国建设数字支付与电子政务平台。与此同时，莫迪政府还积极对接非洲各项数字经济倡议，在2023年向非洲开发银行管理的非洲数字金融包容性基金（ADFI）提供200万美元，用于提升非洲大陆的数字金融包容性。此外，莫迪政府还在2019年专门发起印度电子教育（e-VidyaBharti）和印度电子医疗项目（e-ArogyaBharti），将远程学历教育与医疗合作拓展至东非、西非多国，将印非之间业已成熟的人员培训和医疗合作机制推上新台阶，并运用自身在软件技术与成本上的相对优势服务于软实力外交。
（三）话语试验田：塑造全球南方领导者形象在莫迪政府对非战略中，非洲不仅被视为地缘政治的竞技场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伙伴，更是印度塑造其全球南方领导者身份的话语试验田。通过对反殖民、民族解放等既有软实力叙事进行印度教民族主义重构，以及对“第三条道路”进行差异化价值观定位，莫迪政府试图突破传统的援助国形象，将印度塑造为具有文明引领意义的“世界导师”。这一政策路径与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形成了交互影响。非洲对印度全球南方领导者地位的支持被视为国内“文明复兴”的国际印证，激发国内民众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和对莫迪的政治支持。
反之，国民志愿服务团等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的发展壮大有助于激活以印度教徒海外社区为主体的侨民动员网络，并为印度对非外交的“第三条道路”叙事赋予价值内核。在文明叙事上，莫迪政府致力于将印度教民族主义价值观杂糅到印非共同历史和民主价值观的对非话语中，消解传统的亚非团结和反帝反殖话语。一方面，印度通过强调自身作为“民主之母”的定位，试图将其代议制民主塑造为一种可与非洲分享的治理范式。2025年7月莫迪在加纳议会发表讲话时，引用印度教经典《梨俱吠陀》证明“民主是印度基本价值观”，并将印非共享的“民主价值观”视为印度移民融入加纳社会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莫迪将圣雄甘地在南非的经历及“非暴力”思想塑造为印非共享的精神纽带，打造“去国大党”“去尼赫鲁”的印非共同历史叙事，以此服务于国内选举政治需求。2016年莫迪在访问南非时专程体验“甘地在南非的火车之旅”，借宣传甘地通过非暴力抗议抵制种族隔离的历史经历强调印非历史与人文交往，动员在非印度侨民为双边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但事实上，甘地在南非时不仅未参与任何反殖民、反种族主义的活动，甚至公开反对将印度人和南非本土黑人归为一类。与此同时，莫迪政府刻意淡化国大党政府和尼赫鲁—甘地家族成员在冷战时期对印非关系的重要历史贡献，在对非宣传叙事中更多强调“文明联结”和印度侨民的贡献。
在2015年印度非洲论坛峰会期间，时任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和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曾在讲话中专门感谢尼赫鲁与英迪拉·甘地对亚非团结事业和非洲大陆反殖民运动的支持，却并未获得莫迪回应。在发展援助上，印度着力强调自身“第三条道路”的价值观叙事，以区别于西方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模式与中国的大规模基建投资。莫迪在2018年提出的印度对非关系十原则中标榜其合作倡议以非洲的优先事项为导向，重在释放非洲潜力、创造本地机会，并且不附加政治条件。此外，莫迪政府将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形成的“孟买共识”作为对非援助话语的模板，突出私营企业与低成本创新对于后发国家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以数字技术、技术培训等“轻资产”塑造同“中国模式”相区别的差异化叙事。
印度将成本相对较低的本国数字治理经验输出至非洲，并将大量小型项目与人员培训描述为适于非洲发展的“小而美”模式。截至2021年，印度通过无偿援助的方式在非洲设立8所职业培训中心、7所信息技术中心和1所农村发展地理信息应用中心，并在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下持续为非洲的经济民生、政府治理、国防安全等各领域提供人员培训机会。在多边外交与全球治理上，印度通过积极扩大对非公共产品输出，争取非洲与印度在国际事务上的立场绑定，进一步将“世界导师”形象转化为实质性影响力。在公共产品输出上，莫迪政府将自身标榜为对全球南方国家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的“第一响应者”，大幅提升对非援助和公共产品输出。
印度积极协助非洲国家应对地震、洪水和干旱等自然灾害，发起对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等印度洋沿岸国家的人道主义救灾行动，向莱索托、赞比亚、马拉维、津巴布韦等国提供粮食援助，不断拓展受援国范围，提升援助时效。新冠疫情期间，印度向25个非洲国家提供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医疗援助，并向42个非洲国家提供3965万剂印度制造的新冠疫苗，在协助非洲国家应对疫情的同时，提升印度制药在非洲的影响力。截至2025年8月，印度已向非洲各种项目提供123.7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在43个国家完成206个援助项目，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制糖、纺织等工业领域，以及科技园区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增加对非援助投入的同时，印度在多边领域争当非洲事务“话事人”，强化自身作为全球南方代言人的角色。2023年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印度成功推动非洲联盟成为正式成员，并在同一年内两次主办“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将提振印非关系置于印度全球南方战略的核心位置，同时将非洲国家对印度主场外交和多边倡议的支持，视为其“文明复兴”的重要外部印证。与此同时，印度频繁在各类多边场合支持非盟“埃祖尔韦尼共识”等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提议，借全球南方对“平等代表性”的诉求，服务自身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核心目标。
三、结语本文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系统剖析了莫迪政府对非洲战略的形成逻辑，揭示非洲
在印度外交中的三重战略定位，即地缘博弈竞技场、经济发展伙伴和全球南方话语试验田。印度通过主导对非多边机制、深化安全合作巩固其地缘政治利益，借助经济外交推动印度制造与非洲发展需求对接，并依托印度教民族主义话语重塑和公共产品输出塑造全球南方领导者形象。从理论和政策分析的视角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能够将印度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际体系变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深入揭示对非外交实践与印度国内政治经济之间的交互作用，为研究印非关系提供结构性的分析路径。不过，非洲国家众多、国情各异，不同非洲国家对发展对印关系的诉求存在较大差异，现有研究框架仅能从印度对非整体战略入手，难以将非洲内部的差异性纳入考量，有待后续研究细化完善。
从全球南方的视角看，印度对非战略对全球南方格局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印度推动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扩大对非公共产品输出等举措，客观上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促进了国际秩序多极化进程。另一方面，印度将非洲作为对华地缘竞争的竞技场，可能加剧全球南方内部分化，削弱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金融治理等一系列全球治理议题上的集体行动能力。特别是印度在对非外交中对冲中国的行为，虽在短期内凸显了自身影响力，但从长远看无疑将损害南方国家的团结协作。不过，印度对非洲战略定位的实践和话语建构仍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
尽管莫迪政府完成了对非战略的系统化构建，但在具体实施层面存在显著的认知偏差与执行瓶颈。首先，政策执行层面存在系统性障碍。印度在非洲推进的双多边倡议常受制于外交资源配置不足、项目资金到位延迟、本土化融合程度有限等现实约束。与中国在非项目的实施效率和资源投入规模相比，印度在基础设施联通、产能合作等关键领域仍存在明显差距。其次，非洲战略自主性提升给印非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等区域自主规划持续推进，非洲国家对合作伙伴多元化的需求日益提升。莫迪及其前任构建的“第三条道路”并未脱离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竞争。
印度在应对其他援助国的竞争同时，仍需在本国发展利益和非洲国家自主、多元的诉求之间实现平衡。最后，“世界导师”的身份定位与印度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之间存在张力。印度在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等国内治理上的不足，削弱了其作为发展典范的可信度。这种理想化叙事与本土治理能力之间的不对称，可能影响非洲国家对其领导力的认同。更重要的是，伴随印度教民族主义而生的“文明优越感”和排外情绪，亦将削弱印度在非洲的软实力。为持续扩大对非影响力，印度仍需提高战略叙事与资源投入的匹配度，提升项目执行的制度化能力，以及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多方合作模式，尤其是在对华态度上超越单纯的排他性竞争思维。
中印在非洲形成优势互补，将有利于维护全球南方格局的稳定。反之，若继续强化战略对冲，则可能使非洲继续陷入大国竞争漩涡，最终损害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作者简介：张书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傲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中国非洲学刊”微信公众号2025年12月9日文章，原标题为《张书剑 陈傲丹：从大国竞争到全球南方：印度莫迪政府对非战略研究——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原文刊发于《中国非洲学刊》2025年第4期。编辑：曹寅聪审核：朱依林 陈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