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蔡晶 屈心谊:维系巴基斯坦经济命脉的,居然是个海外群体?
研究 | 蔡晶 屈心谊:维系巴基斯坦经济命脉的,居然是个海外群体?

研究 | 蔡晶 屈心谊:维系巴基斯坦经济命脉的,居然是个海外群体?

内容提要

巴基斯坦是世界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国之一,其庞大的海外劳工移民群体已成为推动巴基斯坦社会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外部因素。巴基斯坦政府重视海外劳工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鼓励劳务输出,允许劳务中介公司市场化运营,为劳工提供海外招聘信息、技能培训等服务。巴基斯坦劳务输出地集中,长期以来,大规模的巴基斯坦劳工前往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的低技能部门务工。他们多数是临时性、项目性或合同制度下的劳工移民,合同期满后须返回巴基斯坦,无法获得所在国的永久居住权。在海外的工作经历强化了巴基斯坦劳工的国家身份认同,与母国联系也愈加密切。

巴基斯坦劳工移民不仅在增加外汇储备、减缓就业压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还在国际社会中增强了巴基斯坦的族群影响力。虽然巴基斯坦劳工移民面临技术转型及就业市场竞争加剧等严峻挑战,但海湾国家对巴基斯坦劳工的需求短时间内不会消失,共同的宗教信仰注定让巴基斯坦劳工移民在海湾国家的稳定性高于印度教劳工。巴基斯坦劳工移民是世界移民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特点、动因及发展趋势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关键词:海外巴基斯坦人 劳工移民 海外劳工 劳务输出 海湾劳务市场 图源:网络 巴基斯坦作为世界第五人口大国,具有丰富人力资源,属于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国。

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布的数据中,巴基斯坦成为除菲律宾、印度外亚太地区的第三大劳工输出国。在南亚地区,巴基斯坦和印度是劳动力输出大国,2020及2021年巴基斯坦劳务输出人数首次超越印度。巴基斯坦常年高居世界侨汇收入国前列,庞大的海外劳工群体为巴基斯坦带来了巨额的侨汇。因此,劳工移民是巴基斯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巴基斯坦与世界各国经济人文交流的重要桥梁,值得深入研究。国际移民组织(IOM)将移民定义为:正在迁移或已经跨越国际边界或在其居住地以外的国家内迁移的任何人,不论(1)该人的身份是否合法;

(2)该迁移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3)迁移的原因是什么;(4)逗留的时间长短。为突出其“跨国性”,学界常用“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nt)来指代进行国际迁徙活动的人,劳工移民是国际移民的特定子集,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定义,移民工人(migrant worker)是指当前在居住国就业或失业的符合工作年龄(15岁及以上)的国际移民。国内学界常将这一为了获得更高收益或更优良工作环境而离开其祖籍国前往另一国家工作的移民类别称为“劳工移民”。

劳工移民属于工作性迁移,可以划分为技术移民、合同移民、季节移民、非固定移民、项目制移民等。巴基斯坦国际劳工移民多为合同移民、非固定移民和项目制移民,技术移民较少。对于这种以就业为目的的国与国之间的人员流动的过程,国际社会通常将人员流出的国家称为移民输出国,将人员流入的国家称为移民输入国。全球劳务移民的驱动力源于输入国与输出国之间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2020年跨国劳工数量高达1.69亿人,占国际移民总量的近三分之二,国际移徙劳工占全球劳动力的近5%,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劳工移民有效缓解了输入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为输出国带来了大量国际汇款,显著促进了输入国和输出国的经济发展。国内外关于国际劳工移民的研究成果颇丰,学者围绕国际劳工的现象、问题、政策与治理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巴基斯坦在世界移民和劳务输出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巴基斯坦国际劳工移民却是一个较少被深入研究的对象,国内学界对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的研究相对沉寂,大多停留在20世纪末期,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移民汇款的发展及其效应,以及政府对劳务输出的管理机制及影响等方面,针对海外劳工历史、现状与特点等讨论较少。

对巴基斯坦劳工移民展开研究,既有助于加深劳工移民领域问题的探讨,拓展对国际劳工现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能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经验和教训。同时,巴基斯坦是我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近年来,中国成为巴基斯坦劳务移民的新兴潜在目的地,加深对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双边劳务合作更加顺畅地进行,也有望为中巴双边关系的全方位发展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促进双方在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多领域的合作。

一、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的历史与现状巴基斯坦海外劳工移民通常是指出于工作和就业目的而移居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移民。

需要注意的是,印巴分治前移出的海外移民的国籍归属问题是界定巴基斯坦劳工移民时无法规避的一个问题。二战以前从英属印度移出的移民,在印巴独立后的身份界定通常依据他们的出生地点、个人意愿和国籍而定。如果其出生地点位于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境内,或是根据个人意愿或宗教信仰选择巴基斯坦国籍的,则视为巴基斯坦移民。在巴基斯坦的海外移民中,劳工移民构成了主要群体,其流动路线涵盖了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方面,自二战结束以来,巴基斯坦劳工开始向西方发达国家——西欧和北美地区流动;另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起,巴基斯坦劳工大规模地向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和卡塔尔)流动,不久后,又出现了向以马来西亚为主要目的地的东南亚国家流动的势头。

巴基斯坦劳工移民海外的历史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时期、三次高潮和一大转折点。三个时期分别指的是殖民地时期移民、石油热时期移民和选择移民时期,转折点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海湾国家的石油热奠定了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的迁徙格局。三次浪潮分别指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前往英国,参与战后英国重建;20世纪60年代开始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这是美国放宽对南亚移民政策的结果;以及20世纪70年代石油繁荣时期前往海湾地区的移民浪潮;本文以时间为主要脉络,探讨巴基斯坦劳工最具代表性的几次移民浪潮和现代社会中劳工移民的新现象。

(一)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的历史巴基斯坦跨国劳动力流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巴基斯坦劳工主要流向英国等西方国家。第一波移民浪潮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最早赴英国务工的巴基斯坦人是阿扎德查谟和克什米尔(自由克什米尔)米尔普尔(Mirpur)地区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大批米尔普尔海员被英国商船雇佣,由孟买港和卡拉奇港出发驶往英国。自此,巴基斯坦劳工前往英国的移民网络初现雏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重工业劳动力匮乏,大批米尔普尔人放弃了船员的工作开始在军火厂工作。

当时英国的工资是巴基斯坦的30多倍,战争结束后,大多数劳工选择留下来抓住战后工业繁荣的机会在英国务工,主要集中于钢铁厂和纺织业等低技能体力工作,整体移民规模仍然有限。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一群体数量大幅增加,阿扎德克什米尔地区的巴基斯坦人向英国移民的第一波浪潮形成。一个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补充;另一个原因是20世纪60年代的曼格拉(Mangla)大坝的修建导致米尔普尔城镇及其周边数百个村庄被淹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巴基斯坦政府为部分受灾的克什米尔人提供了前往英国务工的许可证作为其补偿计划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克什米尔人拿着丰厚的补偿金前往英国,最终在英国定居。

这些移民大多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男性,在英国从事低收入工作。如今,在伯明翰、曼彻斯特、利兹等工业城市还可以找到大型阿扎德克什米尔人社区,大约有80万阿扎德克什米尔人的后裔居住在英国,这也使巴基斯坦人及其后裔成为英国第二大少数族裔群体。这一波移民潮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是巴基斯坦作为英国原殖民地和后来的英联邦成员国享有的政策优势。1962年之前,所有英联邦公民均享有自由进入或定居英国的权利。这一政策导致巴基斯坦人赴英数量显著增加,人口迁徙模式也从最初以短期务工为主的男性工人,逐渐演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长期定居的移民形式。

1951年有约5000名巴基斯坦人到达英国(包括后来独立的孟加拉国人),到1961年上升到24900人,到1966年已增长到119700人。直至1971年,英国相继通过了一系列法令限制移民进入或定居,巴基斯坦人大规模进入英国的这次移民浪潮才逐渐趋缓。然而,迁徙链两端的人员和资源交流并未中断,留在英国的巴基斯坦移民为其远在巴基斯坦的亲朋好友提供了由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的机会。第二波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巴基斯坦人迁往北美的移民潮。在巴基斯坦独立建国至1965年期间,前往美国的巴基斯坦劳工规模十分有限,绝大多数是在美国完成学业后选择留下的留学生。

1965年,美国政府通过新的移民法案,取消了此前的移民限制并在一定配额下允许亲属移民,巴基斯坦前往美国学习、工作的人数开始显著增加。20世纪80年代,更多巴基斯坦的富裕家庭将孩子送往海外接受高等教育,主要目的地之一就是美国,这一批年轻人在美国毕业后大多留在当地工作定居。在美国的巴基斯坦人主要由城市中产阶级构成,大多都讲英语、受过高等教育,属于拥有专业技能的高层次人才,主要从事医生、工程师、IT工程师、科学家、企业高管等职业。同时,在巴基斯坦独立后的十年间,巴基斯坦人向加拿大迁徙的趋势出现,尽管这一迁徙规模相对较小。

巴基斯坦人成规模地向加拿大移民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加拿大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移民政策,鼓励具备一定技能和专业领域的移民迁入,这成为吸引巴基斯坦专业技术人才前往加拿大的重要契机。前往加拿大的巴基斯坦移民大多来自各大城市的社会中上层,受过较好的教育,希望前往发达国家改善生活环境,谋求更好的发展机遇。197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加拿大的巴基斯坦人一半是专业技术人员,以教师和医生为主,其中99%的人会说英语,且拥有较高的学历。巴基斯坦移民到加拿大的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达到峰值,每年有1万左右巴基斯坦人移民到加拿大,主要从事销售与服务、商业、金融与行政、贸易、建筑、运输、设备运营业等行业。

1973年秋天,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大幅提高石油出口价格,经济形势的急剧好转让海湾地区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变革。大规模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突出了本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国家开始大量引进外籍劳工,以填补国内劳动力空缺,从而掀起了巴基斯坦向海湾国家的移民浪潮。海湾地区的石油繁荣使其迎来了现代化建设热潮,也改变了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南亚地区移民迁徙的格局。在石油经济繁荣之前,海湾地区存在小部分巴基斯坦裔人口的小型社区,这些移民主要是被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所吸引的朝圣者和商人。

巴基斯坦人向海湾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始于20世纪70年代,前往海湾国家的巴基斯坦劳工人数逐年上升,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顶峰。从1974年到1984年,大约有250万到300万人参与移民迁徙,占巴基斯坦劳动力总数的10%。到20世纪80年代,巴基斯坦从移民汇款中获得的外汇收入大于其他来源的外汇收入总和,相当于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值得注意的是,前往海湾国家的巴基斯坦劳工人数受国际大环境等因素影响而波动。例如,1990年的海湾战争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大批劳工不得不返回巴基斯坦。2003年前后,海湾地区的巴基斯坦劳工高达167万人,仅次于印度劳工数量,是海湾国家外籍劳工移民的主要来源。

(二)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的规模与构成巴基斯坦的海外劳工移民数量庞大,但具体数据存在争议,并非所有劳工都通过官方渠道出国务工,所以统计数字也并不全面统一。据巴基斯坦移民和海外就业局(BE&OE)的统计数据,1971年至2020年,有超过1133万巴基斯坦人通过移民和海外就业局登记前往海外务工,然而,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巴基斯坦实际劳务输出的人数。首先,它没有包含非法移民的群体,据巴基斯坦联邦调查局(FIA)称巴基斯坦每年有超过4万起非法移民案件;③其次,没有包括那些起初并非为就业而去,但后来又找到工作的群体;

最后,它没有包括那些以探亲签证出国,最终留在当地务工的群体。有调查数据指出,早在2013年,包括非法移民在内,海外巴基斯坦人的总数预估就已超过6700万。由于跨国迁徙的多样性,根据不同维度可以将国际劳工移民分为多种不同类型。前往各个国家的劳工都属于工作性迁移,工作移民又可以划分为技术移民、合同移民、季节移民、非固定移民、项目制移民等。从时间维度来看,劳工移民又可分为暂时性移民和永久性移民,巴基斯坦的短期合同性移民劳工远多于永久性国际移民劳工;以迁移的动机为基准,可区分为自愿迁移和被动迁移,二战后的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群体以自愿迁移为主;

以法律角度衡量,可区分为合法迁移和非法迁移,巴基斯坦的非法劳工移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合法进入、非法居留,即持有短期签证合法进入,但逾期不归。另一类是非法进入、非法居留,不同时期这两类非法移民数量占比有所消长,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现象,即巴基斯坦的年轻男性持游客签证前往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然后非法居留;以迁移者的身份为准,又可分为独立迁移和依附迁移,前往海湾国家的巴基斯坦劳工大多属独立迁移,尽管70%的劳工是已婚的,但只有4%有家人陪伴。巴基斯坦的海外劳工移民分布在世界各地,但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海湾六国,其中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是巴基斯坦移民劳工的最大目的地国。

表1显示了巴基斯坦劳工移民在全球各地的分布情况。1971年至2020年期间,前往海湾国家工作的海外劳工占巴基斯坦海外劳工总数的96.13%。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向海湾地区的劳动力输出,很容易受到输入国政治、经济、安全以及巴基斯坦与输入国外交关系等大环境影响。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世界石油过剩,价格下跌且海湾地区产油国劳工市场饱和,巴基斯坦劳工,特别是非技术劳工,合同期满回国的每月超过9000人。自1990年以来,受地区局势动荡、石油价格波动、恐怖主义活动泛滥和人口增长迅速等因素影响,巴林于1998年率先实施限制外来劳工移民入境和提高本国国民就业率等措施,阿曼、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随后效仿。

除了海湾国家外,近年来,马来西亚、韩国、中国和伊拉克成为巴基斯坦劳务移民新的目的地。图源:《南亚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6期职业类型方面,巴基斯坦海外劳工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于体力劳动型职业,技术型的职业比例较小。根据表2的数据,1971年至2023年2月,巴基斯坦海外劳工主要从事的职业前几位分别是建筑工人、司机和各类低技术工人等。低技术或无技术的苦力工人占据劳工移民的“半壁江山”,其次是运输或生产部门,其中从事体力工作的工人数量总计接近490万人次,远高于其他职业的从业人数。这类劳工以契约工为主,平均在海湾国家停留3—6年,通过提供廉价但优于母国的基础劳动力谋生并赡养家庭,大多数人是来自贫困家庭的30岁以下的男性青年,受教育程度较低。

图源:《南亚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6期另外,巴基斯坦劳工的性别和年龄结构较为单一,以年轻男性为主,通常没有家人陪伴,且大多数属于回迁性的临时移民。海湾石油国家虽提供大量工作机会,但不允许移民入籍,巴基斯坦的劳工没有获得其公民身份的机会,相较而言,在西方国家的劳工移民获得公民身份相对容易,有机会申请住在国的永久居住权,并在健全的法律体系和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下长期定居。

二、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特点巴基斯坦劳工为寻求工作机会而进行跨国迁移已持续几十年,千万级的巴基斯坦劳工迁移成为国际移民中的现象级事件,该群体在移民方式、构成、国家认同等方面具有显著特点。(一)目的地高度集中,以短期合同性劳工为主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的输入国高度集中,巴基斯坦前往海湾国家的劳工占所有巴劳工移民比重常年保持在95%以上,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是巴基斯坦劳工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巴基斯坦移民和海外就业局的数据,2020及2021年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目的地前五名均是海合会国家,沙特阿拉伯稳居移民目的地榜首,占巴总劳工移民数量的60.67%。

巴基斯坦与沙特阿拉伯就劳务输出定期开展对话并签定协议,巴方提议大量引进巴基斯坦劳动力以帮助沙特实现2030年发展愿景,该提案有可能使沙特阿拉伯的巴基斯坦工人人数大幅增加。而海湾国家的外籍劳工以短期合同制劳工为主,海湾国家的移民管理系统——卡法拉(赞助)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劳工移民的入籍,劳工通常需要一位“赞助人”才能被允许留下,否则工作合同到期后必须回国。巴基斯坦的劳务输出过度依赖海湾国家,不对称的依赖关系使巴基斯坦处境被动,受海湾国家劳务市场政策影响很大。以沙特阿拉伯为例,沙特劳务市场的开放是有限度的定向开放,即是否对某国开放及开放程度等均由政府相关部门掌控,然后通过内阁上报国王批准,两国的政治关系是双边劳务合作的基础,劳务问题已成为沙外交制衡手段之一。

一旦巴基斯坦与海湾国家的政治关系出现变动,巴基斯坦劳务输出可能遭受重大打击。此外,过于依赖海湾地区的劳动力移民市场可能导致巴基斯坦在其他地区劳务市场的发展受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巴基斯坦劳工就业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为了推动劳务输出的多元化,开拓更广泛的劳务市场,巴基斯坦政府开始在非传统移民目的地国家拓宽就业渠道,目前已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五个潜在劳务移民目的地国家制定了全面多样化的人力输出战略。2019年,经移民和海外就业局登记注册前往中国的巴基斯坦劳工人数超过1000人,虽然只占巴海外劳工人数的0.2%,但其数量排在海湾国家、马来西亚之后,居第三位。

(二)技术构成以低技术为主巴基斯坦移民和海外就业局将该国海外劳工分为专业人士(Highly Qualified)、高级熟练工人(Highly Skilled)、熟练工人(Skilled)、半熟练工人(Semi-skilled)和非熟练工人五种类别,表3整理了2000—2022年巴基斯坦海外劳工技术构成情况。半熟练工人指的是在一段时间内接受过相对短暂的培训,或者只学习了某个行业有限技能的工人。相对于技术工人,半熟练工人通常缺乏职业学校、学院或大学的教育背景,也未获得相关执业证书、文凭或学位。

在职业分类方面,半熟练工人一般指司机、客房服务员、油漆工、管工、裁缝、泥瓦匠等。非熟练工人则是指从事不需要专业知识和任何专业技能的工作人员,主要指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基辛的劳动熟练说,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被归为“低技能劳动”。笔者进一步统计了“低技能劳动”在巴基斯坦劳工移民中的占比,发现低技能劳动力占巴基斯坦海外劳工总数的一半以上。图源:《南亚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6期由于特定的历史发展条件,过去到海湾国家务工的巴基斯坦劳工主要集中在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建筑业、加工制造业。

巴基斯坦劳工移民从事的都是所谓的“3D”工作,即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或不体面(degrading)的工作,这通常也是海湾本地区的劳动力很少愿意从事的工作,这类工作或劳动环境恶劣,或薪资低,或不受社会尊重。巴基斯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并开展培训以期提升出国务工人员的技能水平。尽管如此,巴基斯坦的劳务输出仍然集中在低技能部门,从1971年至2020年,高技能劳工移民仅占5.7%。随着科技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对高技能、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巴基斯坦劳工在包括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工程技术等领域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全球劳动力市场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三)性别比例失衡严重在巴基斯坦海外劳工中,女性占比虽日渐增加,但男性群体依旧占据绝对主体地位,主要是因为女性在中东国家劳动参与率低以及政府对海外年轻女性就业的限制等。根据海外巴基斯坦人和人力资源开发部(MOP&HRD)的数据,1971年至2019年7月期间,仅有40807名女性劳工出国就业,仅占同期总移民数的0.4%。在巴基斯坦,家庭和社会对妇女的期望往往是扮演传统的家庭角色,负责家务和子女的抚养,这种文化观念导致女性更少地追求海外务工机会。此外,由于法律和制度也存在性别差异,有意向移民的女性必须得到其配偶或男性监护人的许可才能作为家庭佣工前往海外。

随着近年来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相继制定和实施促进妇女参与劳动的措施,妇女在海外劳工中的比例有小幅度上升,2010—2015年间,巴基斯坦海外女性劳工数量在100—450人之间。①2019年,女性海外劳工人数增加至4079人,阿联酋是巴基斯坦海外女工人数最多的目的国,紧随其后的是沙特阿拉伯、英国、阿曼、巴林、卡塔尔、加拿大、中国。②女性从事的职业相较男性更为多元化,以2019年巴基斯坦移民和海外就业局的数据为例,巴女劳工除常见的女佣、普通工人外,从事人数最多的职业分别是经理、医生、办公室职员、护士、女售货员、教师、美容师和会计师等。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劳工相较同期男性劳工具有更高的技术和素养。以2019年为例,大多数女性劳工(37.59%)属于高级熟练工人,远高于同期拥有相同技能的男性移民占比。(四)劳工移民方式以中介公司招聘为主巴基斯坦海外劳工移民的方式一般有三种:通过劳务中介公司招聘、通过居住在目的国的海外亲属介绍以及先取得旅游签证再非法务工。其中,劳务中介公司收取的费用相对最高,海外亲戚朋友介绍相对最安全可靠。而旅游签证费用低,但时限短且不允许留在目的国工作和生活,被视为非法移民的一种手段。通过中介公司申请海外就业是巴基斯坦劳工最常见的移民途径,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有53%的劳工通过中介公司招聘前往国外就业,47%是通过自己求职或已经在海外的亲戚朋友提供的渠道直接就业的。

巴基斯坦政府对劳务输出相当重视,移民和海外就业局向私人的劳务中介公司(Overseas Employment Promoter)发放许可证,允许劳务中介进入市场化运营,劳务中介公司成为沟通巴基斯坦劳动力与国际劳务市场的重要渠道,为海外劳工或寻求机会前往海外务工的潜在劳工提供海外的招聘信息、技能培训等服务。近年来,这样的劳务中介公司数量不断增多,不包括大批未注册的中介机构,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共有2696个有效的注册海外就业中介公司。在巴基斯坦,由于农村地区的劳工通常没有在海外的亲戚朋友或是资源,劳务中介公司成了大多数低技能劳工的选择。

一些中大型的劳务中介公司在巴基斯坦偏远的乡村地区建立了子机构或是有固定的私人招工代理机构,劳务中介公司通过这些代理人在农村地区招募半熟练或非熟练工人。该系统的运作构建起了一个连接乡村劳动力和国际雇主之间的纽带,同时也出现了向劳工收取超出规定的中介费等违规现象。巴基斯坦移民和海外就业局规定的中介服务费上限为4500巴基斯坦卢比,而中介公司实际收取的费用常高出官方规定费用的10倍,这导致贫困劳工甚至不得不通过高利贷借钱来支付这一迁移成本。迁移成本包括公开和隐藏的费用,即签证费、中介招聘费、面试费、体检费、保险和机票费用等。

在向海湾地区移徙的早期,这些费用大部分都由雇主承担,但随着劳工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移徙劳工必须自己承担这些费用。劳务中介属于营利性机构,其定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需要在竞争中谋求生存发展,因此必然以追求利润为经营目标。巴基斯坦劳务中介公司在发挥促进就业、缓解贫富差距等社会功能的同时,也屡屡出现违规操作、非法经营等问题,例如在办理劳务外派时对申请人违规超标收费、劳工抵达海外后遭遇虚假雇佣、违规务工或权益受害等问题。(五)与母国联系密切,国家认同感普遍上升国家认同意识模糊是巴基斯坦建国以来的一大痼疾,由于民族、历史、宗教、政治制度等诸多因素,出现了族群认同或部落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现象。

有调查研究显示在海湾地区生活的经历加强了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的国家(而非族群或部落)身份认同,他们对于巴基斯坦其他族群或团体变得更为宽容。巴基斯坦劳工移民普遍与母国联系密切,尤其是在海湾地区的巴基斯坦劳工,他们在心理上并没有将所在国定位为长久定居生活的场域,长期处于“他者”的社会环境中,产生了一种“寄居者”和“低人一等”的心态。根据美籍学者许烺光提出的“心理—社会均衡”模型来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人应被视为一个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心理活动与社会环境的动态均衡体。当巴基斯坦劳工在当前生活的场域难以得到满足和归属感时,自然会将这份情感投射到其他场域中以达到平衡,国家认同感便在这一过程中被强化了。

就具体原因展开以下几点分析:一是前往海湾国家务工通常是一种家庭投资行为,巴基斯坦农村地区低收入的家庭会将其青年男性家庭成员送往海外务工。这成为提高家庭收入的重要渠道,部分低收入家庭甚至不惜贷款支付移民成本。这些男性劳工每年会汇回大量外汇以赡养家庭或偿还债务,这样的模式也使他们与母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是海湾国家的巴基斯坦劳工绝大多数是临时移民,合同期一般不超过7年,一纸劳动合同排除了他们成为输入国公民的可能性,合同期满就必须回国的不稳定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很难在心理上对住在国产生归属感,而对母国寄托了更多的情感。

三是巴基斯坦劳工移民长期面临着经济剥削、基本劳动权利得不到保障的问题。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将包括巴基斯坦劳工在内的南亚劳工定义为“临时合同劳工”,而非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国际文书中所定义的“移民工人”,不承认其应当享有西方国家移民法中规定的移民工人权益。这导致巴基斯坦劳工移民在海湾国家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巴基斯坦定期出台的政策和措施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问题,但给予了一定的心理慰藉。巴基斯坦设置的保护劳工的机制和与住在国签署的双边谅解备忘录虽然不能非常有效地杜绝在私人雇主经营的数千个工作场所的违法、剥削行为,但切实地提供了一种干预手段,这也是巴基斯坦劳工对母国产生依赖和认同心理的直接原因。

(六)在住在国形成了有规模的族群社区由于巴基斯坦劳工在海湾地区庞大的人口规模,海湾国家的各大城市形成了不同规模的巴基斯坦社区,部分大城市还设立了巴基斯坦国际学校,切实地传播了巴基斯坦的语言、风俗和文化元素,扩大了族群影响力。以沙特阿拉伯为例,巴基斯坦劳工移民聚集在如利雅得郊区的莫哈拉舒迈西地区(Mohalla Al-Shumaisi)和吉达的阿齐齐亚地区(Aziziyah)等大型巴基斯坦社区,社区内拥有众多巴基斯坦餐馆、商店、食品杂货铺等相应设施,巴基斯坦劳工移民在海湾国家依旧可以保留巴基斯坦传统的饮食、娱乐、文化习惯。

这不仅有助于巴基斯坦人在异国他乡保持文化身份认同,也对当地居民展示了巴基斯坦的独特文化。通过建立具有巴基斯坦特色的移民社区,弘扬了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增强族群影响力的同时,促进了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也推动了住在国社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发展。成规模的劳工社区也带动了巴基斯坦学校和媒体在海湾国家的落地生根。海湾国家的大城市都设有巴基斯坦国际学校,这些学校统一受巴基斯坦联邦教育部管辖,遵循巴基斯坦国家课程安排,并学习乌尔都语。沙特阿拉伯至少拥有包括利雅得巴基斯坦国际学校、吉达巴基斯坦国际学校和塔伊夫巴基斯坦国际学校等在内的7所巴基斯坦国际学校,除了吉达巴基斯坦国际学校(英语部)遵循英国课程外,其余都根据巴基斯坦国家课程的设置授课。

海湾国家、英国、美国等地乌尔都语媒体、报刊的涌现成为其族群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另一个表现。例如1994年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创立的《乌尔都语新闻》,作为阿拉伯国家首份乌尔都语日报,其受众群体主要是在沙特阿拉伯居住的巴基斯坦移民,主要报道巴基斯坦及沙特阿拉伯地区的热点新闻。巴基斯坦国际学校和媒体促使移民社区形成更紧密的联系,加强了社区的凝聚力。海外社区为巴基斯坦劳工移民提供了一个相对密切的社会网络,成员之间能够共享关于工作机会、法律权益、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信息。这有助于劳工移民更好地融入目标国家的社会,并获得必要的资源和支持,同时,劳工移民能够分享彼此的经历和感受,找到共鸣和理解,得到一种心理慰藉和情感联结。

此外,不同规模的巴基斯坦社区也成了巴基斯坦劳工移民文化传承的场所,劳工能够在这里保持和传承自己的文化、语言、传统习俗等。

三、巴基斯坦劳工的移民动因及影响巴基斯坦劳工选择移民的动因主要源于多重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他们的移民行为不仅对住

在国的社会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巴基斯坦带来了发展与机遇。本部分主要分析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的经济动因,以及劳工移民对巴基斯坦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一)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的动因结合新古典经济学移民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s)和新经济学移民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的解释,只要工资差距大于迁移成本,人们就会迁移,前往海外务工是巴基斯坦劳工追求个人或家庭收益最大化的选择。家庭为了规避生产、收入方面的风险,将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送到国外的劳动力市场去,家庭成员的迁移不仅能使该家庭的绝对收入有所增加,而且能提高其家庭在当地社会的地位。

有学者提供了与新经济学移民理论一致的证据,目的地国的高收入是促使巴基斯坦工人做出初始移民决策的核心驱动力,而移民决策大多是和家庭共同做出的,相比强调个体利益的新古典经济学,巴基斯坦劳工前往海外务工的驱动力更多来自家庭。在海湾地区,他们面临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远远不及当地居民和白种工人,但获得的收入可以较好地改善国内家庭条件,并为其回国后的长期生活打下了物质基础。美国社会学家莱文斯坦(E.G.Ravenstein)提出的“推拉模型”也可以很好地解释巴基斯坦劳工移民迁移的动力。原住地的“推力”和移入地的“拉力”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国际劳工的向外移民。

“推力”是指迁出地存在某些不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因素,种种的排斥力迫使人们离家出走。巴基斯坦低迷的经济情况与不乐观的就业情况是推动其向外迁移的最重要的因素。巴基斯坦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国内外长期存在的工资差异、贫穷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巴基斯坦工人将前往海外工作视为一项高回报的投资,巴基斯坦中下阶层家庭普遍将家庭成员前往海外工作并汇回大量汇款,视为一种改善贫困、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拉力”即指目的地国所具有的吸引力,它可能是更优的谋生或发展的机会,也可能是政治相对稳定、个人安全能得到保障等因素。

海湾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其优于巴基斯坦国内的工资水平是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的主要“拉力”。由于地理位置的毗邻和伊斯兰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巴基斯坦成为海湾国家引进外籍劳工的首选国之一。海湾国家的工资收入是巴基斯坦国内的5至8倍,这些劳工会将77%的收入都寄回国内用以偿还债务或贴补家用。此外,巴基斯坦政府的引导与支持政策也是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的一大助推力,巴基斯坦政府在劳务输出中充当了经纪人的角色。例如,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执政时期,政府大力鼓励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通过劳动部登记注册前往海湾国家务工,2个政府部门和300多个招聘机构出台政策并通过提供信息、培训等方式鼓励巴基斯坦劳动力前往海湾地区务工。

巴基斯坦政府将“有效整合移民资源”定义为政府的优先领域,在2013年专门成立了巴基斯坦海外人力资源开发部,旨在为公民寻求在国外的就业机会,同时为海外劳工及其家庭的基本权益提供保障。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前往海湾国家和前往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工移民的移民动因有明显的区别。在海湾地区工作的移民大多是在偿还债务、赡养家庭或是其他经济目的的驱动下,而前往西方的劳工移民动因更具多元性,包括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制度、社会治理情况、个人前途规划或是在巴国内安全风险等因素,希望移居到现代化工业国家过更高质量的生活。

(二)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的影响一是移民汇款促进经济发展。海外巴基斯坦劳工最突出的经济贡献无疑是其庞大的海外汇款,巴基斯坦是全球第六大移民汇款接收国。移民汇款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巴基斯坦共收到海外汇款高达299亿美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9%。巴基斯坦每年上百亿美元的移民汇款缓解了巴基斯坦外汇储备短缺、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在国家经济疲软、通货膨胀高企、外汇储备告急的大环境下,移民汇款作为稳定的外汇来源,其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巴基斯坦常年面临外汇储备赤字和国际债务危机,移民汇款为巴基斯坦提供了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和减少对外部借贷的依赖的机会。移民汇款已超过该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官方发展援助(ODA),相对于其他外汇流入,移民汇款波动较小,是一种稳定的外汇收入,对于巴基斯坦经济持续发展和应对经济冲击至关重要。二是形成移民网络,改善就业与贫困问题。巴基斯坦人口增长速度快,每年有很大比例的年轻人(15—29岁)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国内就业市场低迷,劳务输出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渠道。根据巴基斯坦发展经济研究所(PIDE)报告显示,巴基斯坦目前有31%以上受过教育的青年失业,其中51%为女性,16%为男性。

劳务输出极大地缓解了巴基斯坦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另外,与海湾国家长期稳定的劳务输出关系使巴基斯坦与海湾各国形成完整的移民网络。移民网络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通过移民网络,移民信息可以更准确、更广泛地传播,移民成本可能因此降低。由于巴基斯坦社区成员之间的紧密关系和社会联系,人们利用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和早先移居国外并愿意为新来者提供便利的同胞所提供的资源实现迁移,有助于减少劳工移民风险,从而长期稳定地开展巴基斯坦劳务输出。从微观层面上看,劳工移民极大地改善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现状,劳工移民寄回来的汇款有利于带动其所在的村庄或社区的发展,有利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前往英国务工的移民寄回的英镑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力,在米尔普尔地区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建筑热潮,各处都纷纷展开房屋的兴建计划,即便是在最偏远和最难以进入的村落,也看到了新房屋的兴建。这一现象不仅仅是对当地建筑行业的促进,更缓解了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彰显了劳工移民对于改善其家庭状况和地区平衡发展所带来的贡献。三是密切了巴基斯坦与海湾地区国家间的关系。大量的巴基斯坦劳工移民在海湾国家的存在和贡献,使巴基斯坦与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向更深远的方向发展。

首先,巴基斯坦劳工为巴基斯坦与海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他们在海湾国家的工作和贡献促进了双方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增强了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其次,巴基斯坦移民在海湾国家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有助于加强国家间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例如,在一些国际会议和商贸洽谈中,巴基斯坦移民通过他们在当地社区的人脉关系为来自母国的企业、个人牵线搭桥,提供人脉、信息等方面的资源。最后,巴基斯坦劳工的良好表现和积极贡献,提升了巴基斯坦在海湾国家的外交软实力。巴基斯坦劳工不仅仅是海湾国家的劳动者,更是两国友好合作的使者,是民间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海湾国家同样也是印度重要的能源供给地、移民就业地和侨汇来源地,提升与海湾国家间的双边关系,被印度视为实现其全球“领导型大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在莫迪的战略引领下,印度与海湾地区国家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印度在海湾国家大规模的劳工群体成为印度“软实力”外交的重要抓手。在印度与海湾国家关系强势向好发展的大背景下,庞大的劳工群体成为密切巴基斯坦与海湾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巴基斯坦平衡印度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四、巴基斯坦劳工移民发展趋势

在研究巴基斯坦劳工移民时,很容易将其归为南亚劳工这一群体。在世界上,南亚劳工常被看作一个整体,“南亚人”这一概念曾被政府、媒体广泛使用。虽然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这三个南亚次大陆拥有相同历史的邻国都拥有庞大的劳工移民群体,但“南亚劳工”这一概念却是外部社会强行建构的,其群体内部认同并非同一化,反而差异性巨大,宗教信仰、语言和文化各异。本文将通过印巴两国劳工移民发展的对比,探析巴基斯坦劳工移民未来的发展趋势。(一)海外劳工仍是大多数中下阶层家庭的主要出路在巴基斯坦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政治动荡、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许多巴基斯坦人将外出务工视为个人及家庭发展的唯一出路。

首先,巴基斯坦国内还有大量的潜在移民,他们主要来自社会中下阶层的家庭,尽管暂时没有途径出国工作,但持有强烈的移民愿望,寄希望于通过劳工中介或与海外的家人或朋友建立联系,寻求合法途径出国。其次,巴基斯坦还有数量巨大的回迁移民(return migrants),他们多是因劳务合同到期不得不返回国内。有调查研究显示,回迁移民虽然会抱怨在海湾地区工作的经历,可一旦有新的工作机会出现,他们仍旧希望再次出国务工。(二)巴基斯坦政府始终重视劳工移民巴基斯坦国内短期内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环境,鉴于国内黯淡的就业前景和移民汇款带来的经济收益,巴基斯坦政府仍将劳务输出视为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和提高稳定外汇收入的重要手段。

反观印度政府,虽然也大力鼓励劳务输出,但政策制定的重心更多地偏向于在发达国家有所成就的高层次印度裔侨民,而非海外劳工移民。印度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例如设立“海外印度人节”、推行“印度裔卡”等政策优惠,但这一系列优待政策的出台对劳务移民几乎毫无意义。印度政府甚至曾因区别对待英美等发达地区的技术移民和其他地区的移民而引发争议,由此可见,印度政府对海外技术移民及外籍印度裔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海外劳务移民。相较之下,巴基斯坦政府将面向劳工移民群体的政策和机制置于国家优先事项之中,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给予一系列政策保障。

经济层面上,巴基斯坦政府允许移民开设外币账户,以便自由汇出汇入外汇,并采用浮动汇率政策减少了官方和市场之间的汇率差距;政治层面上,2021年巴基斯坦议会曾通过选举法修正案,意欲赋予海外巴基斯坦人投票权。在劳工权益保护方面,巴基斯坦政府也表现出了更高的诚意,通过为海外劳工提供离境前的培训以及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确保劳工权益得到多方位保障,而印度政府则缺少这几个方面的关切。(三)面临技术转型与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的挑战随着全球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演变和技术转型的推进,巴基斯坦的劳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传统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行业和职业因自动化、数字化和新兴技术的普及而经历着根本性转变。这一全球性变革,也直接影响着巴基斯坦劳工的职业选择和就业前景。随着海湾国家经济多元化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未来对高技术、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激增是必然趋势,行业的需求也将更加多元化并逐步拓展到服务行业。巴基斯坦的劳工主要以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为主,是一个以“低技能劳动力”为主导的群体,尽管高技能劳工的数量有所上升,但其在整体劳动力中的比例仍然较小。相比之下,印度在这一方面拥有更为显著的优势,其向海湾国家输出人力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从最初的体力劳动型或半技术型劳务输出,不断向专业性更高的领域拓展。

因此,巴基斯坦以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劳务输出势必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另外,海湾国家的国际劳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巴基斯坦劳工面临与印度为首的外籍劳工的竞争。海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转变,南亚、东南亚及埃及等阿拉伯国家都瞄准海湾地区的劳务市场,以扩大海外就业为目标。印度有着向海湾国家输出劳工的悠久历史,印度劳工是海湾国家第一大外籍劳工群体,其以擅长使用英语和吃苦耐劳而著称。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两国政治外交关系与移民政策往往是动态相关的。在20世纪40年代末,印巴分治引发两国长期对峙,海湾国家以捍卫全球穆斯林事业为己任,积极支持巴基斯坦,开始限制印度劳工输入。

21世纪以来,海湾国家开始强调与印度发展更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印度与海合会国家的关系不断升温,在劳务合作方面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印度不断加大对外劳务出口的力度。这种发展趋势预示着印度劳工在海湾国家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巴基斯坦劳工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竞争压力。(四)海湾国家对巴基斯坦劳工需求短期内不会消失且相对稳定海湾国家对巴基斯坦劳工的需求短时间内不会消失,且传统的盟友关系和伊斯兰教的天然纽带注定让巴基斯坦劳工移民在海湾国家生活工作的稳定性高于其他国家劳工。首先,根据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的劳动市场分割理论,发达国家已形成了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高收益、高保障和舒适的环境。

由于海湾国家的本地劳力不愿意进入下层市场,巴基斯坦劳工成为填补其劳动力密集的次要部门的优先选项。巴基斯坦与海湾国家都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力量,共同的宗教信仰注定让巴基斯坦劳工移民对海湾国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性,在海外的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宗教文化矛盾冲突也自然更少。海湾国家虽然允许外籍劳工保留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和宗教信仰,允许移民根据自身选择开展宗教活动,然而,除伊斯兰教外,其他宗教的活动场所较为有限。以阿联酋为例,印度劳工虽然在阿联酋有着巨大的人口基数和悠久的历史,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第一座印度教神庙于2018年才正式落成,海湾国家难以满足规模庞大的印度教劳工进行宗教活动的需求。

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日常的起居饮食、婚姻丧葬等风俗习惯无不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印度教劳工的风俗习惯与海湾国家有极大出入,例如,按照印度教传统,葬礼往往采取火葬形式,但这与伊斯兰教规冲突,被当地所禁止,有时印度教死者尸体往往被拖上很长时间难以解决。鉴于此,巴基斯坦劳工凭借其宗教和语言方面的天然亲近性,在海湾国家较少遇到宗教文化冲突。此外,印度教劳工在海湾国家存在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也在一些因传统印穆矛盾而爆发的突发事件中得以体现。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全球的兴起,印穆关系呈现消极态势。

比如2022年6月,印度人民党发言人亵渎伊斯兰教先知一事引起巨大国际反响,印度产品在部分海湾国家被下架,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众多伊斯兰国家向印度提出抗议,抨击其日益上升的伊斯兰恐惧症。海合会等伊斯兰国家一贯对涉及仇恨、侮辱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印度教劳工因发表穆斯林恐惧言论或亵渎伊斯兰教而遭雇主解雇,最终被遣返回国的情况并不罕见。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亵渎宗教的言论,这使得在海湾国家的印度教劳工面临一定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在宗教文化层面,巴基斯坦劳工在海湾国家的生存发展更为稳定。

巴基斯坦与海湾国家都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力量,巴基斯坦与海湾国家长期以来的紧密盟友关系,也成为确保巴基斯坦劳务输出的关键因素。

五、结语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的组成结构呈现金字塔形,从非熟练工人到高技能人才,覆盖了不同层次和领域。金字塔的最底层主要是非熟练工人,特别是建筑工地工人,他们在海外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工作,再往上是从事运输、设备等方面工作的半熟练或熟练工人,金字塔的上层是医生、工程师、经理等职业构成的高技能人才,而金字塔顶端是极少数在世界各地经营公司的成功商人。大规模移民行为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海湾劳务市场对巴基斯坦的劳务出口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海湾地区的巴基斯坦劳工移民不仅受到社会和经济因素的驱动,政治和地区格局有时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巴基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劳务输出,将其视为增加外汇储备、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然而,巴基斯坦缺乏长远性、确定性的移民劳工的法律制度,巴基斯坦至今没有正式成文的专门针对劳工移民群体的法律框架,历史上曾三次尝试起草劳工移民政策(2008年、2014年和2017年),但最终均付诸东流,关于劳工移民的现有立法和政策仍然是1979年出台的《移民条例》(Emigration Ordinance,1979)。巴基斯坦国内大批的潜在移民和回迁移民具有强烈的出国务工的愿望,将海外务工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巴基斯坦劳工移民的人数短期内将持续走高。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劳务输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巴基斯坦国内的贫困和失业问题,提升劳动力专业知识与技能才是确保海外巴劳工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作者简介:蔡晶,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大学心理文化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印度研究、心理文化学与族群关系研究。屈心谊,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助理,主要研究领域:巴基斯坦研究。

本文转载自《南亚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6期文章,原文标题为《巴基斯坦海外劳工移民研究》本期编辑:李梓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