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超哲 杜芳整理 | 王晶编辑 | 赵澜清 江怡内容摘要印度和巴基斯坦自独立建国以来发生过数次全面战争和多次严重冲突危机，印巴和平建设始终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70余年来，印巴和平既出现一些进展，也存在诸多严峻挑战。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实施使印巴和平问题与中国的外交和安全利益在理论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现阶段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并未正常发挥，有时甚至成为印巴双方相互掣肘的理由。本文尝试探索推动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巴和平问题二者之间正相关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南亚研究通讯特整理此文，供读者参考。关键词：印巴分治 和平与安全 一带一路 中巴经济走廊 关联性 图源：网络
一、印巴和平问题与中国的关联性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地缘战略环境演变以及印巴自主战略调整，印巴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是印巴争端的外溢性日益明显，纠纷关涉的内容、范围、对象都在增加，如巴基斯坦俾路支恐怖主义问题。二是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性日益凸显，二者在处理相互关系时表现出来的态度、实力、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例如，近年来印巴经济实力、常规军事实力的差距日益加大，印度官方对巴态度更趋强硬，对巴政策选择余地更大，巴方似乎越来越被动。三是双方关系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如印度的莫迪（Narendra Modi）、巴基斯坦的伊姆兰·汗（Imran Khan）等政治强人的产生，印度突然宣布废除宪法第370条关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的举动等超常规治理，巴基斯坦指责印度特工在巴境内从事暗杀活动，以及印度宣称被逮捕驻俄使馆雇员为巴基斯坦间谍等强针对性的敌对破坏活动等，都极易影响印巴关系。
（一）印巴和平问题概况印巴和平问题伴随着印巴分治而来。根据“和平的根本特性是免于战争和暴力”的国际共识，本文将“印巴和平问题”的概念界定为：印巴双方管控矛盾和纠纷以避免爆发战争或大规模武装冲突的问题。分治以来，印巴虽然以不同方式努力推进和平谈判，但双方管控矛盾和解决纠纷的效果并不够好，两国先后爆发3次战争、8次重大危机，严重影响着双边及南亚周边地区格局的塑造。从分治时期开始直到1997年印巴外秘会谈前，印巴和平问题一直在不断变化和博弈当中，关涉领域比较广泛。1997年6月，印巴举行外秘级会谈，双方签署联合公报，同意以“八大议题”形式讨论解决双边问题。
这八大议题包括：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锡亚琴冰川问题（Siachen）、乌拉尔大坝问题（Wullar Barrage）、塞·克里克湾争端问题（Sir Creek）、以及反恐与毒品走私问题、经贸问题、和平与安全问题、促进各领域友好交往问题。自此之后，印巴和谈议题的内容基本固定下来，主要聚焦于上述8个议题，只是议题的先后顺序偶有不同。例如，2004年2月，印巴启动新世纪全面对话时，双方最后敲定的对话议题顺序是将“克什米尔问题”后置到第二位，将“和平与安全问题”前置到第一位。又如，2012年9月，印巴外长会晤发表的《联合声明》，双方首次将“人权问题”列入全面对话议题，但公开报道仍沿用“八大议题”的惯用表述。
可见，印巴将双边和谈议题统一纳入八大议题框架，将是比较机制化的做法。2004年印巴在八大议题框架下启动全面对话，但谈判成效并不理想，现状也不乐观。简单来说，克什米尔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双方回旋余地日益收窄，印巴“难解之结”更不好“解”；在全球气候问题加剧的情况下，乌拉尔大坝争端延伸出的水资源纠纷日益突出；锡亚琴冰川争端由军事对抗转为政治对话，但因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冰川归属未决将随时引爆双方冲突；塞·克里克湾问题虽进行过多轮谈判，但双方仍未在这个“最容易解决的争端”上取得进展；建立信任措施始终被置于双边议程的边缘位置，易受双方“黑天鹅”事件影响，过程相当漫长；
恐怖主义和毒品问题的谈判与合作主要因双方认知存在根本分歧而长期停滞不前；民间友好交流具有较强的“易碎性”，当前更是进入冰冻期；经贸合作与两国经济水平、人口、市场极不相称，催生出大量第三方非法贸易问题。影响印巴和平的因素是复杂的。其中，两个民族理论立国、宗教认同、边界未定等是双方爆发冲突甚至战争的主要原因。另外，印巴各自国内的政权结构、恐怖组织、民族主义思潮等也是助推因素。当然，促使印巴关系好转的因素也是存在的。例如，2024年印巴都面临大选，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已上台执政，该党已向印度传递了“和平信号”；
印度方面，莫迪再次赢得大选的概率很高。有专家认为，莫迪要改变当前中印巴战略三角关系，给印度外交留下真正的遗产的话，他要在第三个任期内至少解决与中国或者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争端。同时，印度国内始终有一种声音支持拉贾·莫汉（Raja Mohan）的观点，即“印度政府应区别对待巴军方与巴民选政府，与民选政府恢复和谈，避免因两国关系持续紧张而使巴军方重掌政权。（二）印巴和平问题与中国的关联性印巴和平问题中的多个议题都与中国有关联，中方的确曾在印巴双边重大时间节点中发挥过作用。其关联性主要体现在四个领域。
一是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与中国关联性极强。这表现在：
第一，中外对克什米尔面积的表述有差异。西方文献如《世界知识词典》《新韦氏国际百科全书》，印度文献如丘韦德（V.R. Chovedder）的《克什米尔实况》，均称克什米尔地区的面积在21.80～22.28万平方公里之间。这把包括中国实际控制的阿克赛钦（维语意思是“中国的白石滩”）地区在内的中印西段争议的3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包含了进去。中国各界应高度警惕这一表述。阿克赛钦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要坚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第5卷，第2690页）和《南亚大辞典》对克什米尔面积的表述，坚决反对外方这种将阿克赛钦地区剥离出去的做法，不能被西方资料所误导。
第二，印方始终对《中巴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下称《中巴边界协定》）中划归中方的“喀喇昆仑走廊”不予承认。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回旋余地很小，影响印巴对中方的认知。
第三，印控拉达克地区历史上曾属于中国西藏地区管辖。7世纪初，吐蕃王朝延伸至拉达克地区，8世纪开始被吐蕃征服，成为吐蕃藩属。尽管从10-19世纪40年代，拉达克进入王国时期，但自1271年开始，直到1839年查谟土邦侵占拉达克，其始终都是中国西藏的藩属国。目前，该地区虽然为印度控制，但该地区人口中藏族占大多数，受藏族文化影响较大。2019年，印度政府将阿克赛钦地区单方面划入其新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2023年12月，印度最高法院单边裁定“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合法有效。这对我国外交与西部安全影响很大。
第四，克什米尔地区的西北部与我国新疆接壤，该地区人口中穆斯林占大多数，存在大量武装恐怖组织，该地区位于中巴经济走廊的“脖子”位置，克什米尔北部地区安全以及未来领土归属争端激化将很容易卡住走廊的“脖子”。
第五，印巴对《中巴边界协定》本身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可能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带来消极影响。二是印巴恐怖主义议题与我国西部边疆安全关系较大。这表现在：
第一，中国新疆和西藏与印巴克什米尔争议地区接壤，印巴双方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长期分歧造成了本地区联合反恐的真空，为各种宗教极端势力滋事提供了空间，增加了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压力。
第二，印巴对恐怖主义的认知偏差很容易延伸到中国与其中一方的合作。例如，印度对“中国寻求与巴安全合作”表示担忧，甚至指责。
第三，在阿富汗问题上，印度对中、巴处理对阿关系的方式和举动反应过于敏感，不利于地区联合反恐。
第四，中国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与周边所有国家（必然包括巴基斯坦）的安全防务合作，使印度感到莫名恐慌，担心届时印巴不合，中巴合作会使“印度陷入中国的包围圈”。三是印巴低效的和平进程间接阻碍了中国与南盟的合作步伐。印巴低水平的和平关系导致双方在南盟发展的程序性安排上不一致，在操作层面上不协调，而这对中国-南盟关系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例如，中国在南盟的观察员国作用一直未能得到积极发挥，中国成为南盟正式成员的步伐也受限至今。
尽管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都在积极推动中国加入南盟，但印度却认为，“中国的加入会把南盟变成一个不以南亚为中心的跨区域组织，那将意味着打开“潘多拉盒子＇，使南盟成为中国从各个方面在南亚次大陆遏制印度的战略的一部分……印度在南盟的领导地位和主动权将被冲淡”。四是印巴水资源安全问题外溢，中国日益被牵涉其中。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快，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作为“亚洲水塔”，在其失衡失稳对青藏高原河流水系的影响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印巴水资源争端正在加剧并且外溢。十多年前，学界就有判断，随着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在主要跨界河流上的争端持续不断，水资源争端将成为南亚关系紧张的重要新生因素。
鉴于印巴多条河流发源或流经中国，相关河流流经印巴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印巴在水资源问题上的矛盾必然牵涉到中国。
二、“两廊”在南亚地区的建设情况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因其规划走向、项目内容、合作方式、走廊名字称谓等都或多或少涉及印巴之间的矛盾，两国对“两廊”建设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对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不同认知。总的来说，巴基斯坦全力支持中巴经济走廊，走廊建设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但印度抵制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关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印度从开始的同意参与逐渐向拖延对冲转变，导致该走廊建设停滞至今；巴基斯坦作为局外者，官方表态始终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
（一）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情况十年多来，中巴全力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重大成果。一是合作机制更加多元。2013年，印巴双方设立了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联合合作委员会，下设联委会秘书处和十几个具体工作组。巴方一直认为，以该委员会为载体，通过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可以为巴基斯坦解决当前国内外面临的经济、能源、安全等诸多挑战。二是能源基建有序推进。例如，在能源方面，塔尔水电项目工程进度稳步推进，科哈拉、帕坦等水电项目成功签署购电协议。三是合作领域取得突破。在第一阶段重点建设能源和基建项目基础上，第二阶段（2021-2025）双方将重点放在农业、科技和旅游领域，特别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和脱贫。
3月8日，再次当选总理的夏巴兹·谢里夫（Shabazz Sharif）表示要推动走廊项目向现代化、科技化方向发展。四是经济特区稳步推进。例如，2019年4月，中巴签署《拉沙卡伊特别经济区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巴方计划在走廊框架内建立工业园区和出口区，期待与中国企业进一步加强合作。当然，该走廊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例如，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并且内外因素交织，严重影响走廊项目及中方人员和财产安全；走廊在新阶段提质增效的内生动力不足，亟待解决如何进一步完善合作方式以实现更大程度共赢的问题；
走廊建设进程在巴国内遇阻的频度有增加趋势，巴国内各方对走廊建设共建共享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但军方与民选政府、执政党与在野党、中央与地方、各省区内部矛盾层出不断，且在不同阶段有加剧之势，越来越干扰走廊合作进程；外部的挑战甚至是战略对冲日益严峻，如何澄清西方诸如所谓“中国债务陷阱”的抹黑，如何提防和排除国际势力诸如对走廊合作项目的干预和破坏，如何应对西方诸如“全球门户”计划（Global Gateway）、“重建美好世界”计划（B3W）、“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计划（PGII）、“印欧经济走廊”（IMEC）等的战略对抗，更加急迫。
（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情况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提出的前两年，印方比较积极，联合研究工作组召开了两次会议，积极推进走廊建设。随着2014年莫迪上台，印方对该走廊建设的态度逐渐从支持到拖延，再到当前的对冲转变。例如，联合研究工作组第三次会议延迟3年至2017年才在印度召开。在这期间，印方还努力重提并积极推进“环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经济合作倡议”“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倡议”，可见印度“对冲”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态度和做法非常明显，导致该走廊建设停滞至今。不过，我国积极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框架下的次级合作，分别与缅甸、孟加拉国开展多领域互联互通，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例如，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建成投产，中缅铁路木姐-曼德勒铁路完成可行性研究，中孟友谊大桥、多哈扎里至科克斯巴扎尔铁路等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三）原因剖析“两廊”建设在南亚推进的成效存在较大差异，最主要的原因是印巴各自对“两廊”建设存在严重不同的认知。巴国内各方总体上对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抱有较高的期望，支持的声音比较集中和强大。例如，夏巴兹·谢里夫总理最近表示，“中巴经济走廊在促进巴基斯坦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巴方各界认为，该项目能够解决巴基斯坦的能源短缺问题，为巴基斯坦后续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中巴经济走廊不仅是一项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计划，也是一项对巴国国内经济和社会构成具有广泛影响的关键举措；走廊建设预示着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俾路支斯坦和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的战略地位在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走廊是开辟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新途径；走廊建设将有助于解决影响巴方边界稳定的问题，并防止种族冲突。尽管巴国内也有人认为走廊建设面临着严峻的内外部挑战，如路线争议、恐怖分子破坏、媒体宣传的诋毁、债务陷阱的指控等，但其更多是从正面出发，为走廊建设规避此类风险提出建设性意见。例如，有学者建议中巴需要通过提高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透明度来应对这些挑战，并与所有相关利益方进行更多磋商，以缓解他们对这一宏伟项目深远影响的担忧。
可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巴基斯坦的党政军民学各界是有广泛共识的。印度反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考虑有三点：一是印度对其东北部地区的领土主权与政治安全存在过多顾虑，认为走廊在客观上会推进中国影响力向孟加拉国和印度东北部延伸。如阿尼亚（Atul Aneja）认为，该走廊已涉及中印两国的领土争端，加之中印东段领土争议地区一直有叛乱倾向，因此规划的线路充满不安全因素。萨杰哈尔（Ashok Sajjanhar）认为，中方主导该走廊建设，印度虽然也会受益，但印度东北地区的安全、和平与经济发展形势也会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不可控因素将会急剧增加。
二是印度担心走廊建设会让其在南亚的话语权被稀释。印度已经在该地区主导建立了诸如“环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经济合作倡议”和“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倡议”等，阿南德（Vinod Anand）认为，如果再引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或将削弱印度的主导地位。三是印度认为中方会在走廊建设中获取绝大多数收益，印方会被边缘化。例如，杰根斯（LeonoraJuergens）认为，该走廊建设主要是为中国推进次区域发展战略服务的，印度从中获益并没有中国宣称的那么大。因此，印度对该走廊建设非常敏感且越来越抗拒。2017年，在第三次走廊联合工作组会议前，印度出现抵制言论，提出了相应对冲的次区域合作计划。
三、印巴和平问题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关联性分析考虑到上述背景，印巴和平问题与“一带一路”倡议
在南亚的实施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从经济和发展的角度，二者的正相关性应该显而易见，然而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对印巴和平的促进作用并未得到充分体现。（一）理论上的强正相关性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是共商、共建、共享，公共产品属性很强。例如，对包括印巴、中亚内陆5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来讲，“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之一的瓜达尔港作为连接海洋和陆地的新丝绸之路中心，将成为一扇重要的出海大门”；“中巴经济走廊可使盛产资源能源的海湾地区、非洲国家极大受益（走廊通道可使这些地区国家向出口中国商品的路程缩短8000公里）······也为印度提供更加便利的通道”。
其实，印度国内也有理性声音建议积极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又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将重点覆盖中国西南、印度东部、缅甸、孟加拉国等欠发达区域，通过四国延伸带动南亚、东南亚、东亚等亚洲经济最重要的三块区域的联动发展，这对促进解决长期困扰印度东北部的贫穷和离心问题有较大益处。从这一层面讲，“一带一路”倡议对印巴和平应当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可为印巴交流对话提供更多交流平台。该倡议下的南亚相关走廊及通道建设都需要参与方建立相应的次区域合作机制来推进。例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巴设有联委会，并在其下设有秘书处和13个工作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一开始也设立了工作组并召开了3次会议。如果印巴都能以发展界定利益，从内部界定安全，搁置争议、共同参与该倡议，那么双方可以在其建设的各种机制中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可为印巴拓展合作赋予更多新内容。印巴双方因历史恩怨，官方合作领域极其狭窄，2019年以来双方关系几乎降到冰点。而该倡议下的南亚相关走廊及通道建设涉及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开发合作到投资和商贸流通、产业合作、经济特区以及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可为印巴合作带来新的契机，丰富合作内容，特别是走廊及通道建设聚焦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较少涉及高级政治和安全话题，容易为双方所接受。同时，该倡议下多方合作的成效更容易为印巴双方拓展合作带来刺激和借鉴，为印巴主动深化合作提供外在驱动力。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可增强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条件。有研究表明，每隔10年，全球经济一体化就会迎来一次新的机遇，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其中之一。多方参与下的“一带一路”，将会是多赢的结果。有学者指出，在当前世界逆全球化、保护主义盛行之际，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将以新的活力出现在世界舞台。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出于维护该倡议在南亚可持续实施，抑或是出于维护中国西部安全的需要，中国作为倡议方，都有更强的意愿和能力在南亚在印巴之间发挥作用。当然，这种作用仍将以共建、共商、共享为基础。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的非排他性，有利于增进印巴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效果。该倡议下，中国在南亚与所在国共同推进的海港、水坝、基础设施、铁路、机场等大型发展项目，将为所在国人民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在建国国民经济发展。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已在积极争取加入中巴经济走廊。阿方认为，“延伸中巴经济走廊，使之与阿富汗联系起来非常重要”。2023年5月的第五次中阿巴外长对话会重申将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向阿富汗延伸。若印巴积极参与南亚走廊和通道建设，双方势必会增加交流与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获取大量发展利益，这将有利于印巴矛盾的解决。
（二）现实中弱正相关性的表现和实质现实中，印巴和平问题与“一带一路”倡议二者呈现出的是一种弱正相关的关系。换言之，该倡议在南亚的实施，尚未对缓和印巴关系甚至推进印巴和谈、公平合理解决印巴争端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该倡议在南亚并未同时得到印巴双方的支持，尚未能给印巴双方提供有效的合作交流平台和机制，尚未能在印巴和平议题上直接发挥积极作用，中方依托“一带一路＇助力印巴和谈的效果还未显现。以上表现的根本原因是由当前中印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中印是亚洲邻国，都是崛起中的国家，是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迥异而又各有吸引力的大国。
当前，双方关系处在“再认知、再平衡、再定位”的关键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双方利益的交叉性和复合性日益增强，双方的合作性和竞争性同步上升。作为综合实力较弱一方，印度一直对中国的战略存在疑惑，对中国崛起存在恐惧，对中巴合作存在猜忌。因此，印度国内多是从地缘政治、新现实主义、马汉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角度看待“一带一路”倡议。例如，有印度学者认为，该倡议是单边性质的，是在没有与世界、与其有利害关系或受其影响国家协商的情况下形成的，在基础设施治理和透明度方面没有遵循国际最佳做法。还有印度学者认为，该倡议是中方“债务陷阱”外交的最佳实践-通过“掠夺性放贷”（或不可持续的债务）来建立外交战略资产。
具体来说，印度抵制“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基于以下四点考虑。
第一，维护“主权”的错误认知。中巴经济走廊经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印度认为，克什米尔地区最终归属未定，抗议中巴在巴控克区的任何合作。印度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忽视了印度对克什米尔地区所谓“主权”利益的关切。印度的逻辑是不承认“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不承认中巴经济走廊，不承认中巴经济走廊就是反对中巴在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进行任何合作，认为这样做就达到了对克什米尔声称主权的政治目的。
第二，维护“安全”的疑惧心理。印度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战略意图明显，是中方借此应对美国战略东移、全球力量战略调整的国际局势，谋求大国崛起的关键一步；中国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的合作，通过南亚相关走廊及通道项目的建设，对印度形成了“全包围”。印度仍在虚构所谓的中国“珍珠链”战略，认为瓜达尔港项目是该战略的一部分，是中国进军印度洋的前期准备。印度越来越将“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实施定性为是中国与印度竞争南亚地缘空间的主要手段。
第三，维护“发展”的扭曲思维。印度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正深化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抢占南亚市场，挤压印度发展空间，因此印度要采取应对措施，夺回失去的市场和影响。另外，印度更多用零和的态度看待中印发展中存在的正常竞争，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能源项目建设及合作。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十几年前印度就对巴前总统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的“中巴贸易能源通道”构想大肆渲染，今天对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合作进行无端指责的原因。
第四，维护“平等”地位的错误顾虑。印度始终担忧“一带一路”倡议会成为中方行使单边主义的工具，将南亚相关的走廊及通道建设项目置于“一带一路”名义之下，印度将丧失平等地位，没有话语权。印度学者马利克（Mohan Malik）更是认为，中印两国权力竞争以及作为天然大国和文明中心的自我形象驱使双方支持不同的价值观和国家联盟，这表示印度有能力也有必要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综上，印度始终用零和的思维来看待中印巴三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下关系，即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印关系中，印度担忧由中方主导，印度会被边缘化，影响其大国崛起步伐和国际形象；
在中巴关系中，印度担忧中巴合作进一步增强巴基斯坦的综合实力，影响印度跳出南亚走向世界的战略布局；在印巴关系中，印度担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深入实施，中国会在二者矛盾纠纷中“拉偏架”。基于此认知，印度更多时候是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改善印巴关系的障碍，特别是在与中国关联性比较强的几个议题上。关于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印度声称“一带一路”倡议无视其领土完整，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贯穿了印巴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在印度看来，这是巴基斯坦积极拉第三方介入克什米尔问题的又一次尝试，也是中国借此改善西部边境基础设施现状的重要抓手，这将进一步使克什米尔地区形势复杂化，不利于印巴双边解决克什米尔问题。
关于恐怖主义问题，印度认为，中巴阿三方积极寻求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安全反恐合作，实际上各有自己的战略安全目标：巴基斯坦借反恐安全合作进一步提高中印边界武装能力、进一步培植边境反印势力；阿富汗进一步加强与中巴安全合作，势必会压缩友印势力；中国借此试图冲破周边不利态势，挤压包括印度在内的周边大国战略空间，寻求对己高度依赖的周边范围。关于印巴经贸问题，印度认为中巴经济走廊会对印度则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为随着中国为巴基斯坦提供不可估量的投资和机会，印巴之间增加贸易和经济合作的任何论点都将失去紧迫性。
印度前外交秘书希巴尔（Kanwal Sibal）更是认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项目服务于中国“全球野心”及经济需求，并非地区“公共产品”，强烈呼吁印度要抵制“一带一路”倡议，警惕中国借此实现“亚洲大陆扩张”和印度洋计划的联结。所以，在印度看来，“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目的并不单纯，在印巴经贸方面具有排他性。关于印巴水资源争端，印度一直以自己位于印度河及其支流上游为优势，在印巴河水分配谈判和履行《印度河水条约》中占尽主动权，曾一度通过控制流入巴基斯坦的水流量来惩罚来自巴方和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恐怖主义，这一做法被巴方怒称为“水源恐怖主义”（water terrorism）。
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开发水电项目是中巴合作重要内容，印度对此表示担忧并反对。印度认为，中国在印巴水资源争端方面的影响力会更大，介入手段会更多，中国不仅可以帮助巴基斯坦改变印巴共享水资源的分配份额，而且还可利用自身的“上游”优势，截留印度的水资源。（三）“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印巴和平路径的分析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中国始终致力于与南亚各国实现战略对接，始终致力于促进印巴和平，就其中关涉的问题也多次表明立场，做过阐释，开展过劝和努力。在促进各方战略对接方面，中方始终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同各方发展战略对接。
2023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3次会议上再次强调，中方要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这意味着，只要南亚各国各类发展战略和倡议是开放、包容、共赢的，中方都表示欢迎并积极寻求对接合作。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方面，中方多次顾及印度“不希望将该走廊建设置于“一带一路”倡议之下”的想法。例如，在2018-2019年双方领导人3次会晤后的新闻报道中，双方仅表示就加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在内的地区互联互通合作达成共识，未提及“一带一路”。在印巴和平的相关问题上，如中巴经济走廊过道克什米尔地区，中方多次在第一时间就向外界阐明该走廊不涉及政治和外交问题，不影响中方在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原有立场。
又如，就印巴水资源争端，中方多次表明，中巴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水利工程合作，纯属经济行为，不影响印巴《印度河用水条约》和中印《关于加强跨境河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履行。再如，就印巴恐怖主义问题，中方一直呼吁双方加强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共同打击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即使在近期媒体公开报道“印度长期以来一直在暗中支持俾路支省的恐怖分子”，制造针对包括中国人和中国工程在内的恐怖袭击时，中方也仅表示“坚决反对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呼吁各国加强反恐合作”，并未直接点名批评印度。
再例如，就印巴经贸问题，中方多次阐释“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本质以及其开放性、公共性、普惠性的价值，表示可探讨逐步将“中印＋”合作向南亚等方向拓展，打造更加畅通的地区互联互通网络，尽早与印度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管中方做了不少努力，但在争取印度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方面收效甚微。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当下莫迪政府积极推进印度国族再造，与中国开展多方位竞争，“拨开中国”“脱钩中国”“反对中国”似乎已成为印国内“政治正确”的主要标志。鉴于此，提高“一带一路”倡议对印巴和平的促进作用，将是一个艰辛漫长的历程，印度学者吉塔·莫汉（Geeta Mohan）甚至认为印度对该倡议的不支持甚至反对已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阿喀琉斯之踵”。
但正因如此，其也更有重大探讨意义，正如印度“新南亚论坛”创始人库尔卡尼（Sudheendra Kulkarni）等人认为的那样，“印度有一天肯定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因为印度的西部和东部如果不和中国及其他邻国合作，是不可能真正顺利发展的；同样，“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没有印度的参与，就少了很多人”。提高“一带一路”倡议对印巴和平促进作用，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讨。1、在战略上持续增信释疑，积极寻找共同点和合作点鉴于印度对该倡议的“战略性、利己性、排他性、可行性、透明性”等的误解、疑虑甚至是攻击，应进一步在多场合阐明该倡议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立场，阐明其是参与方共赢之举，不是中方一家“独奏”；
应持续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成就，用大量事实和数据揭露印方所谓“债务陷阱”的诬蔑；应深入研究印度相应政策和计划，就实现战略对接提出更加具体的建议；应进一步加强与印方各界的交流交往，在当前印方大力限制中方人员入境规模的情况下，支持国内各界把更多的印度人士特别是中立人士“请进来”了解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一带一路”；应整合外交、宣传、教育科研部门力量，让印度更多的理性声音，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并非中国的‘独奏曲’，而是合作的‘交响乐’，双方有很多重叠利益，印度不需要加入遏制中国的战略”等观点，传得更广、更久、更真实。
2、在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上，坚持稳慎而鲜明的外交姿态首先需要各方明确，印巴毫不妥协的态度才是克什米尔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在此前提下，中方可依托“一带一路”，努力就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做些包容和调和工作。例如，向印巴两方持续表明“一带一路”合作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会改变印巴有关克什米尔领土争端以及中印有关西段领土争端的立场；可协调巴方持续向域内包括印度在内的各方表明，中巴经济走廊是完全开放的，可向印度等域内相关国家表明，随着印度、阿富汗等多方的参与，中巴经济走廊的名称、规划、项目等都可以协商进行修订、完善、扩容。
最后，在各方协商基础上，中方可以积极推动建立中印巴、中印巴阿等南亚合作相关协调机制，就中亚-印度过境巴基斯坦问题开展讨论，不成熟的问题可做搁置争议的冷处理，其他问题可开展基于发展的和平谈判。3、在南亚恐怖主义问题上，继续强调合作反恐的必要性和分类反恐的紧迫性当前，印巴反恐面临新的形势。以巴基斯坦为例，2023年巴国内恐袭次数增加17％，死亡人数增加65％；俾路支省恐怖主义的涉外涉华趋势明显，已成为暴恐最严重的地区；印巴边境安全形势自2021年2月以来仍不安宁。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短期内，中方应向印巴表达对中方人员、项目、工程在印巴境内特别是克什米尔和俾路支省境内的安全关切，促进印巴合作，以降低针对对方甚至中方的安全投放力度。
中长期上，应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立中印巴或者中印巴阿反恐合作相关机制，这既可以发挥中阿在调解印巴反恐争端方面的作用，降低印巴在阿富汗以及对方国家的大量反恐消耗，同时也可以加强与中阿反恐政策的协调，提高地区联合反恐的针对性、有效性，这将较大改变中亚-南亚地区的反恐格局。4、在印巴经贸问题上，坚守“一带一路”倡议及其项目的开放性和公共性应持续向包括印度在内的域内各方表明该倡议完全可以和中亚-南亚电力项目（CASA-1000）、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管道项目（TAP）、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管道项目（TAPI）和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TUTAP）电力项目等重要地区项目实现合作，并提出具体的延伸方案；
切实开辟中印巴三方合作路径，减少印巴第三方非法贸易风险。长期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可建立中印巴或者中印巴阿经贸合作相关机制。相关方可在此机制下就跨境联通的基础设施、能源项目、经济园区等进行和谈。这既可以避免出现当前零和式的经贸纠纷甚至是抵制，也能共享走廊贸易红利，较大程度改变印巴贸易现状。5、在印巴水资源争端问题上，站在全球气变的高度，适时推进三方相关水文合作当前，印巴在此问题上，不仅有来自各方对对方修建水利工程的担忧，对双方没有完全履行相关水资源协议的指责，也有印度对中国介入巴基斯坦水利工程的指责，以及中国可能利用自身“上游”优势“挟印助巴”的顾虑。
中印巴可从全球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共同家园入手，共同就保护“亚洲水塔”、保护区域水文开展合作。中国可向印巴双方持续表明，中方不会利用“上游”优势打水资源牌，不会单方面介入印巴有关印度河水资源分配协议的执行，中方支持印巴双方通过谈判公平处理水资源纠纷，不应该采取控制水流量的方式来惩罚对方；中巴水利工程合作特别是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水利工程合作，不影响印方的参与。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立中印巴水资源合作机制，既可以降低当前印巴特别是印方对位于中国境内的上游河流水文条件变化的担忧，更有利于中印巴协调一致，就全球气候变化、青藏科考、水利工程建设等开展合作，为印巴和平涉及的其他问题打开突破口。
四、结语印巴分治和建国以来，双方之间的和平建设走过艰难曲折的过程。作为其主要邻国，中国与印巴和平问题存
在着密切的关联，特别是在克什米尔、恐怖主义、双边经贸、水资源争端等问题上。2013年以来，印巴和平问题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实施的关联更趋密切，在以上四个方面都有明显的体现。从理论上说，“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巴和平具有较强的正相关作用，如可为印巴在和平相关问题上的谈判和合作提供助力，也将在很大程度上为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提质增效。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虽然巴基斯坦全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但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冲特别是对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抵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印巴和平建设进程，导致印巴和平与“一带一路”倡议二者的双向促进作用不但没有显现，反倒被“逢源”式利用，反过来指责“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实施不利于印巴和平谈判。
尽管印度在所谓维护主权、发展、安全、地位平等等方面找了很多借口和理由，但其实质是对中国崛起存在莫名恐惧，通过推进国族再造、与中国开展多方位竞争，试图挤压甚至超越中国。不过，随着国际格局重构、中印在竞合中崛起，未来如何转变这种非正常区域合作状态，促进印巴特别是印度转变地区合作态度，推动印巴和平与“一带一路”倡议二者正相关性的实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立多个南亚合作机制，将是一个宏大而有意义的课题。
未来，中印巴三方可在战略上加大增信释疑，在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上更多体现包容性和多边性，在印巴恐怖主义问题上更多体现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印巴经贸问题上更多体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和公共性，在印巴水资源问题上更多体现共享原则和人本原则，努力探索提高“一带一路”倡议对印巴和平的促进作用。作者简介：张超哲，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杜芳，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本文整理自《南亚研究季刊》2024年第1期原标题为《印巴和平问题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关联性探析》。本期编辑：赵澜清 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