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建伟 王成整理 | 王晶编辑 | 崔洛宾 陈珏可内容摘要不同政治体制下的经济增长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现有理论认为，与非民主政体相比，民主政体在法治、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本文通过与现有理论对话，尝试回答在众多转型成为民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民主政体为何没有按照现有理论预期促进经济增长。本文采用异常案例选择法，以斯里兰卡这一异常案例为研究对象来回答该问题，通过过程追踪探究民主国家斯里兰卡为何没有按照现有理论预期实现经济发展。研究发现，长期的、独特的殖民统治过程塑造出该国特殊的社会分野—以地域、宗教、经济分野为基础的两大社会集团，在独特的社会分野上形成了政治纲领分歧严重的两大政党—统一国民党和自由党。
由于两党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因此该国形成了两党长期恶性竞争的局面。两党的长期恶性竞争导致该国福利支出剧增、经济政策频繁变换，甚至导致严重的族群冲突与长时间的内战。这三个方面严重地损害了该国的经济增长。关键词：斯里兰卡 政党竞争 经济绩效 社会分野 族群冲突 图源：网络 引 言不同政治体制下的经济增长问题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现有理论通常认为，在非民主体制下，由于法治和产权保护等制度的缺乏，无法向投资者提供稳定的预期回报，政治精英倾向于掠夺而不是生产财富，因而不会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与非民主政体相比，民主政体存在可信的产权保护等诸多制度安排，因而更容易实现和维持经济增长。然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稳固的民主政体的经济表现反而不如威权政体，这对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构成了挑战。因此，如何解释民主政体在发展中国家未能带来预期的经济发展的原因，就成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必须要面对的理论课题，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本文采用异常案例选择法，选取南亚国家斯里兰卡为研究对象。异常案例选择法是进行个案研究时的常用方法，指在选择案例时刻意选择一个或几个偏离现有理论的案例，通过与现有理论对话来修正现有理论或建构新的理论。
斯里兰卡自独立后即顺利地建立起民主体制，到目前为止依然维持着较为稳定的民主体制。在刚取得独立时，斯里兰卡的经济水平高于大多数前英国殖民地国家，而现在却落后于许多同类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2000年前斯里兰卡的人均生产总值长期低于2000美元，属于国际上的中低等收入国家（见图1）。本文试图以斯里兰卡的政党竞争为切入点进行过程追踪，探究政党竞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机制，在此基础上尝试解开其经济长期低迷的理论困局。通过对斯里兰卡的个案研究，本文试图为解答维持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为何经济持续低迷这一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图源：作者配图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节从政党竞争的角度为该国经济长期低迷提供一个解释框架；第二节从该国殖民统治时期开始进行过程追踪，探究该国为何会形成两党竞争的局面；第三至五节详细论述该国的政党竞争如何从三条路径具体影响该国的长期经济绩效；第六节总结学术界研究该领域的理论脉络和研究思路以及本文的贡献。
一、经济绩效的政党竞争解释本文试图以斯里兰卡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的政党格局为基础，从该国独特的政党竞争与博弈方式角度，解释民主体制为何没能给斯里兰卡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一）斯里兰卡的社会分野与政党竞争斯里兰卡的社会分野与其殖民经历息息相关。斯里兰卡沿海地区的殖民时间较长，社会基础改变明显；中部山区（康提王国）的殖民时间较短，传统社会力量依然强大。由此导致斯里兰卡形成了以地域、宗教、经济为分野的两大社会群体：低地僧伽罗人和康提僧伽罗人（山地僧伽罗人）。低地僧伽罗人主要生活在斯里兰卡的沿海地区，其上层精英经过长时间的殖民统治，大部分成为殖民地的政府官员。
长期的殖民统治也改变了低地僧伽罗人原有的宗教信仰，多数低地僧伽罗人从佛教改信天主教。康提僧伽罗人则主要生活在斯里兰卡的中部山区，该地区长期处于康提僧伽罗人建立的王朝统治之下，在沿海地区已经被殖民200多年后，该地区却一直保持着独立的政治形态。在英国殖民者征服康提王朝时，康提僧伽罗人曾进行过顽强抵抗。1815年，英国占领康提僧伽罗地区后只是进行了简单的行政管理，并未立刻对该地区的传统社会结构进行改造。殖民者保留并沿用了许多传统的政治制度，尊重和维持了当地的法律、风俗和宗教，并且保留了部分传统精英的特权。
因此在西方殖民统治过程中，殖民者在沿海地区实行直接的长期殖民统治，中部山区的殖民统治时间则较短，方式也是间接的。斯里兰卡因此形成了以地域、宗教和经济分野为基础的两大社会集团，这两大社会集团是斯里兰卡两党竞争的社会基础。在殖民统治后期，低地僧伽罗人与康提僧伽罗人分别先后组建代表各自社会集团的政党。1946年，低地僧伽罗人的精英通过改革锡兰国民大会党，组建了统一国民党（United National Party）；1951年，康提僧伽罗人的部分精英脱离统一国民党，在改组原有的僧伽罗大会党的基础上组建自由党（FreedomParty），由此形成长期主导该国政坛的两大政党。
统一国民党前身是锡兰国民大会党，其主要成员是殖民时期的本土政府官员和种植园主，这些精英与殖民政府关系密切，熟悉西方民主体制，因此在斯里兰卡独立问题上，他们倾向于在英联邦的框架下实现平稳的权力交接；在经济上，统一国民党倾向于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在民族政策上，统一国民党采取和解的态度，吸收泰米尔精英参与政治，并且准备建立一个多族群的世俗化国家。自由党的前身是僧伽罗大会党，由本土政治精英班达拉奈克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在斯里兰卡独立前夕，班达拉奈克带领僧伽罗大会党的精英加入了统一国民党，但保留了自己的政治理念。
1951年，班达拉奈克带领原僧伽罗大会党成员脱离统一国民党，创建了斯里兰卡自由党。在政治上，自由党主张民族主义，反对殖民统治，希望建立一个以僧伽罗人为主体的佛教国家；在经济上，主张推行国有化政策；在族群政策上，主张实行僧伽罗人优先、以僧伽罗语为官方语言的政策。在党员结构与选民结构方面，统一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在殖民统治时期受益的低地僧伽罗人中的精英、中产阶级和部分少数族群，自由党代表的是传统康提僧伽罗人中的精英、佛教徒和中下层民众。这种结构性的社会分野决定了两党间的竞争形态，进而对该国经济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二）斯里兰卡的政党竞争影响经济绩效的路径在斯里兰卡独立后的历届选举中，统一国民党和自由党始终是该国政坛上的主要竞争者，这两个政党或者以这两个政党为主导的政党联盟交替竞选执政。由于社会基础存在结构性矛盾，两党在多个方面存在较大分歧。具体而言，两党间的竞争通过三条路径影响了斯里兰卡的经济绩效（如图2所示）：其一，两党为了能够执政，竞相承诺给予选民福利，形成全民福利制度，而福利支出占财政预算的比重过大，导致生产性投入不足，从而阻碍经济发展。
其二，因两党的政治纲领不同，政党轮替带来的内阁更迭常导致经济政策上的突变，比如自由党执政时会推翻统一国民党的经济政策，而统一国民党执政时也会推翻自由党的经济政策。经济政策的频繁变换严重地损害了经济发展。
其三，自由党与统一国民党在竞选过程中分别以政治上的佛教民族主义、社会问题上的大僧伽罗主义为竞选纲领，推行歧视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政策，使原本存在的族群矛盾演变成严重的族群冲突，甚至导致长时间的内战。多次的族群冲突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长达26年的内战导致军费上涨，族群冲突与内战严重地阻碍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图源：作者配图（三）斯里兰卡政党竞争的负面作用及其逻辑政党竞争是民主运转的核心机制，对促进政治参与和经济发展等具有积极作用。为何在斯里兰卡，政党竞争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呢，尤其是对其经济发展而言？
问题的答案在于斯里兰卡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首先，政党竞争产生负面作用的原因在于，在斯里兰卡民主化过程中，精英集团间的政治竞争和大众政治参与的实现次序是错位的。罗伯特·达尔认为，英美两国之所以能够建立民主体制并进而实现政党的良性竞争，是因为这些国家先建立起精英集团的政治竞争，然后再将政治参与的权利（普选权）逐渐赋予全体公民。循序渐进的民主化进程能够先在精英群体内部培养起民主竞争的规则习惯，建立对政权轮替规则的尊重，然后再实现政治参与扩大，这样的发展顺序才能带来民主体制的健康发展。
政治竞争和政治参与实现的次序同样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如果在一个国家贫富差距过大、政治竞争还未在精英内部达成共识时贸然扩大政治参与，就会导致政党为赢得选举而破坏规则，进而出现政党之间的恶性竞争局面，从而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斯里兰卡的历次宪政改革均体现出上述逻辑。1921年的威廉·曼宁改革增加了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议员的人数，将立法会议议员增加至37人，其中23人通过选举产生。各族群精英围绕立法会议的席位展开激烈竞争，占人口少数的泰米尔人、摩尔人等族群在立法会议中的议席减少，由此导致僧伽罗精英与少数族群精英产生分歧。
在精英之间还未达成共识时，立法会议在1929年12月又通过了新宪法《多诺莫尔宪法》。该宪法将立法会议的人数增至61人，其中50名议员由普选产生。更重要的是，此次改革确立了成年人普选权，而此时该国精英集团内部存在分歧，还未培养起对民主竞争规则的共识。普选权的过早推广导致该国政党为争夺新获得选举权的选民的选票而不惜破坏规则。斯里兰卡独立后，统一国民党首先以福利议题参选来吸引中下层选民的选票，该党在独立后的第
一、二次选举中大获全胜。
在第三次选举中，自由党为赢得选举，以族群问题、佛教民族主义问题参选，首先破坏政治规则。为获取多数族群的选票，统一国民党也不得不在竞选策略中引入族群议题，由此导致两党之间的恶性竞争并引发一系列问题，阻碍其经济发展。其次，在斯里兰卡国家建构处于较低水平时，群众型政党已经发育起来，政党建设先于国家建构的逻辑会造就不负责的反对党，不负责的反对党会造成政党竞争的负面后果。斯泰因·罗坎在分析西欧的国家构建历程时，曾经模式化地将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央集权，第二阶段是认同建构，第三阶段是扩大参与，第四阶段是再分配。
政治学家萨托利在研究西方国家政党时揭示出宗派向政党转变所需的政治条件，即现代国家构建先于政党的逻辑，是保证政党由代表宗派的部分力量向代表整体的政治组织转变的关键。就斯里兰卡国家建构和政党建设的次序而言，在中央集权还未彻底完成、民众之间的认同还未建构完成、精英之间的竞争规则还未达成共识时，该国就急于扩大政治参与，从而导致群众型政党先于民族国家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政党为了掌握政权往往会破坏规则，各政党间为反对而反对，引发政党间的恶性竞争，进而阻碍其经济发展。
二、斯里兰卡的国家建构历程与政党竞争的形成（一）斯里兰卡的国家建构历程
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斯里兰卡不仅领土不统一，更不存在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在被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斯里兰卡开启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英国100多年的殖民统治（1796-1948）使斯里兰卡第一次在领土和政治上实现统一。通过四次宪政改革，英国殖民统治者彻底改造了斯里兰卡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使斯里兰卡逐步引入现代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斯里兰卡的国家建构始于1831年的科尔布鲁克-卡梅隆改革，此次改革为该国建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奠定了基础。首先，设立立法会议，由欧洲人和锡兰人中的指定代表组成。
立法会议是斯里兰卡国民议会的雏形，立法会议按照族群分配席位。其次，建立由最高法院统一管理的司法制度。该国传统的司法组织-沙巴甘被废除，其司法权力被移交给官方司法组织。再次，统一全岛的行政体系。行政体系统一之后，沿海地区的低地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进入了原康提王朝统治的中部山区，加强了低地僧伽罗人、泰米尔人和康提僧伽罗人之间的交流，为斯里兰卡国族意识的觉醒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斯里兰卡各族精英的民族主义意识逐渐觉醒，总督亨利·麦卡伦于1912年被迫实施改革。此次改革的核心举措是将立法会议的成员增加至21名，将非官方成员增至10人。
此次宪政改革第一次引入了现代选举制度，是斯里兰卡民主实验的开端。1915年发生的族群骚乱以及1917年印度《蒙太古宣言》的公布，刺激了斯里兰卡民族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新任总督威廉·曼宁也被迫进行改革，于1921年通过新的宪法，增加了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议员的人数。①此次改革后，各族群精英围绕立法会议的席位展开激烈竞争，僧伽罗精英与泰米尔精英之间产生严重分歧，原本脆弱的政治联盟也因此而分裂。于是斯里兰卡的政治整合还未成功就已经有了分裂迹象，更严重的是这次改革为后来的族群冲突埋下隐患。曼宁改革并没有使锡兰各族群的精英满意，尤其是区域选举制度的引入，使泰米尔人在立法会议的席位比原来按族群分配议席时大为减少，造成两大族群精英之间的冲突。
因此在曼宁改革后的几年时间里，锡兰的各族群精英希望通过民族运动，扩大本族群在殖民政府中的影响力。各族群精英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推动了多诺莫尔改革。1929年12月，立法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多诺莫尔宪法》。根据该宪法，斯里兰卡设立拥有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国务院和部长会议。在立法方面，扩大立法会议的人数，规定立法会议由61人组成，其中包括3名官方人员和58名非官方成员。在非官方人员中，50名非官方人员由普选产生，分别从50个地区选出，其他8名议员由总督任命。在行政方面，将原来的殖民办事处划分为10个由部长负责的政府部门。
其中，前三个部长向英国殖民部和总督负责，由三个国务官掌管；其他七个部长从立法会议中选举产生。在斯里兰卡国家建构历程中，多诺莫尔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成年人普选权确立，选民范围扩大，使锡兰基本确立民主制。
第二，行政机构的改革使锡兰的官僚制更加成熟，国家职能更加完善。
第三，此次改革使锡兰精英获得大部分的内部自治权，锡兰独立迈出重要一步。多诺莫尔改革试图在政治上将不同的族群整合起来，以保证不同族群的精英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中合作相处。但普选制度的确立使僧伽罗政党在议会选举中享有绝对多数优势，因为僧伽罗人在人数上占优势。在1936年的议会选举中，僧伽罗人的政党-锡兰国民大会党获得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席位，因此主导了所有的行政委员会，形成了一个“泛僧伽罗人内阁”，并将泰米尔人排除在外。此次宪政改革虽然采用普选制，但是泰米尔人的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力大幅下降，两大族群之间的隔阂也因此越来越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锡兰上层精英要求民族自决，实现民族独立。由于锡兰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加之英国国力的衰退等原因，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锡兰上层精英的要求。1944年，以索尔伯里为首的考察团在锡兰进行历时1年的考察，广泛听取各个阶层对宪法改革的意见。1945年10月，英国政府颁布了《索尔伯里宪法》。这部宪法规定锡兰实行议会制，议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党魁出任总理。1945年11月，锡兰国务会议通过该议案，决定接受《索尔伯里宪法》。
1947年6月，英国政府发表宣言，承诺立即给予锡兰“英联邦国家内的完全责任制地位”。1947年12月3日，锡兰众议院以59票对11票的多数通过《独立法案》。1947年12月10日，英王批准锡兰的《独立法案》。1948年2月，锡兰宣布正式独立。英国殖民者主导的宪政改革完成了国家建构的初步阶段。但在斯里兰卡这样一个多族群的国家，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国家建构并没有把斯里兰卡的各族群、各阶级整合起来，反而在斯里兰卡的上层精英与本土精英、中产阶级与底层民众、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之间造成严重的分歧和矛盾。
（二）斯里兰卡的民族运动与政党竞争的形成科尔布鲁克改革之后，立法会议的建立为本地各族群精英搭建了政治参与的平台。统一的行政体系的建立，则促进了沿海僧伽罗地区和中部山地康提地区的政治经济交流。与此同时，殖民者建立的现代铁路、公路、通信手段等基础设施更促进了斯里兰卡深层的政治经济整合。种植园经济兴起、城镇建立与城市人口大量增长、殖民政府开办英语学校、政治精英形成学习英语的热潮等诸种变化，使斯里兰卡出现一个接受英语教育、高度英国化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逐渐成为斯里兰卡民族运动的中坚力量。这些中产阶级是从本民族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与中下层存在着宗教、种姓和经济上的联系，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这个阶级一直是斯里兰卡民族运动的领导者。
为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斯里兰卡各族群精英组织民族运动、组建政党、动员民众，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不断觉醒。科尔布鲁克改革以后，斯里兰卡的中产阶级在19世纪中期已经开始参与政治，并逐渐意识到要通过组建政治组织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在立法会议中发生的官方议员与非官方议员的公开冲突，特别是在1847年关于公共财政预算的问题，使非官方议员逐渐意识到自己在立法会议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他们组建政治联盟并要求改革立法会议。1865年，锡兰上层精英成立锡兰联盟。该联盟要求在立法会议中非官方议员应占多数并拥有控制预算的权力。
1888年锡兰国民联盟成立，标志着锡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19世纪末20世纪初，锡兰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佛教复兴运动和戒酒运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觉醒。英国占领锡兰以后，为了改造当地社会，派出大批的基督教传教团，在此过程中，佛教在本土社会中的地位遭到外来宗教的挑战。为了生存，佛教吸收了基督教的形式与西欧的民族主义，通过学校培养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期开始的戒酒运动也助推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通过这次运动，锡兰的底层民众开始被动员起来，开始以政治运动和选票的方式影响政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各族群纷纷组建代表本族群的政党，以便能够在殖民当局政府中为本族群争取更多利益。
1905年，北方省的泰米尔精英成立了泰米尔人的政党-贾夫纳协会；1917年，僧伽罗佛教徒成立了代表僧伽罗人的政党-锡兰改革联盟和锡兰国民协会；1919年，为了能够推动宪政改革，贾夫纳协会、锡兰改革联盟和国民协会三大政治组织合并，组建了锡兰国民大会党。锡兰国民大会党是锡兰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1919年，在锡兰国民大会党的帮助下，代表僧伽罗传统精英的僧伽罗大会成立，其政治目标是建立锡兰自治政府。该组织成立以后，很快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通过僧伽罗大会，民族主义者很快将农村民众动员到政治中去。
多诺莫尔改革以后，锡兰立法会议非官方议员通过普选方式产生，因此在1936年举行的立法会议第二次选举中，代表僧伽罗人的锡兰国民大会党在议会中取得绝对多数席位，控制了所有的行政委员会，形成一个以僧伽罗人为主体的内阁。此次选举使僧伽罗精英与泰米尔精英的分歧愈发严重，斯里兰卡的民族运动也因此而出现裂痕。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下，斯里兰卡的精英阶层尚能团结一致，而随着民族运动的发展，精英阶层之间的分歧却越来越严重。民族独立运动没能把斯里兰卡各族群、各地区的政治精英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相反，宪政改革与民族运动造成了僧伽罗精英与泰米尔精英、低地僧伽罗精英与康提僧伽罗精英、立宪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斯里兰卡独立后，这些矛盾与冲突依然存在，并通过主要政党之间的竞争深刻地影响了斯里兰卡的政治、经济走向。
三、政党竞争背景下的全民福利与经济绩效斯里兰卡的福利制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到斯里兰卡独立时已初步成形。1948年独立之后，斯里兰卡开始在全国推行全民福利制度，社会福利的规模迅速扩大。斯里兰卡的福利制度虽起源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但其发展与完善的动力却是其独立后的政党竞争。在斯里兰卡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政党竞争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作用非常显著。在斯里兰卡的历届选举中，各政党经常以社会福利为议题参选。一个政党要想获胜就必须赢得选民支持，社会福利方面的承诺就成为其选举获胜的重要因素。
在此背景下，许多政党都把改善社会福利当成政治选举的武器，由此导致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发展，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度上涨。在独立后的第一届议会选举前，为在选举中获胜，统一国民党向选民做出提供福利补贴的承诺。斯里兰卡独立之初，统一国民党籍的第一任财政部长J.R.贾亚瓦德纳就宣称：“国家不会停止任何福利补贴，比如免费教育、儿童免费牛奶和食物等，另外还会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补贴政策。”这样的政策主张有效地帮助了统一国民党在1948年的首次选举中获胜。1948年，统一国民党执政之后，政府规定一蒲式耳大米的配给价格是70分。
1951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国际橡胶出口价格大涨，斯里兰卡依靠橡胶出口获得大批外汇收入，国家财政情况也因此好转，于是政府将一蒲式耳大米的配给价格降至25分。大米配给价格的降低让统一国民党赢得选民支持，使其在下一届大选中顺利获胜。1952年，第一任总理塞纳纳亚克意外去世，其子达德利·塞纳纳亚克（以下简称达德利）接任总理。达德利在接任后不久便解散议会，并宣布于当年5月重新举行选举。在此次选举中，统一国民党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只要这个政府存在，一蒲式耳的大米只售25分”。统一国民党在大选中再次顺利获胜，达德利成为总理。
于是作为斯里兰卡政府最重要的社会福利措施之一的食物补贴，就成为各个政党寻求民众支持、竞争政权的主要政治武器。1953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国际橡胶出口价格猛跌，斯里兰卡财政情况也因此迅速恶化，政府无力维持食物补贴计划。总理达德利又将一蒲式耳大米配给价格恢复到70分，由此引发大规模罢市。警察在维持秩序过程中导致部分民众伤亡，反对党乘机批评现任政府镇压民众，于是达德利被迫辞职，统一国民党的重要领导约翰·科特拉瓦拉爵士接任总理职位。科特拉瓦拉爵士很快调整了大米的配给价格，这样的弥补行为并没有赢得选民的再次信任，这次的食物提价事件最终还是使统一国民党失去了选民的信任与支持，该党最终在1956年大选中失败。
自由党执政4年后，就到了1960年的大选。在此次大选中，达德利吸取了上次给大米提价事件的教训，他在统一国民党的竞选纲领中加入降低大米配给价格的承诺。但是由于上次食物提价事件的持续影响，统一国民党还是败选了。败选后的统一国民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经过动员民众、改变政党纲领、改组政党等一系列措施，终于在1965年5月的大选中大获全胜，于是达德利第二次当选为总理。胜选后，达德利迫于财政困难，仍计划削减大米补贴，并在1966年12月减少大米配给量。此次削减福利支出的行为很快再次遭到选民的“政治报复”，在1970年5月的大选中，统一国民党惨败。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福利制度像枷锁一样将政党牢牢套住，降低社会福利支出成为各政党惧怕触及的高压线。选民只允许提高社会福利，不允许降低许社会福利。如果执政党轻易削减福利支出，就会招致选民的“政治报复”。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轻则导致大规模的罢工、抗议，重则导致降低社会福利的政党在下次选举中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竞争很容易导致社会福利规模越来越庞大，社会福利支出越来越多，也导致社会福利制度难以改革。斯里兰卡的另一大党-自由党也同样难以逃脱上述困境。自由党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即班达拉奈克夫人）在1960年上台执政。
面对财政困难，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在1962年曾将大米的配给量削减了1／4，此举引发民众的大规模抵制与抗议，最终导致自由党政府财政部长的辞职。自由党在1965年的选举中也因此次事件的影响而失利。多次选举中的福利承诺，使斯里兰卡的福利规模不断扩大，社会福利支出占政府财政预算的比例不断扩大。斯里兰卡自独立以后，推行了一套内容丰富、规模庞大的社会福利制度，向全体公民提供食品补贴、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三大社会福利。独立之初，政府用于免费教育、免费医疗、食物补贴、住房、交通补贴的费用占政府总开支的40％。
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速度很快超过本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福利支出因此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政府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费用占政府总预算的32％（GDP的7.5％），60年代社会福利方面的费用增加到政府总预算的36％（GDP的10％）（见表1）。国家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社会福利支出，正常的生产建设投资缺乏足够的资金。虽然历届政府都难以承担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费用，但是没有哪一届政府敢削减社会福利支出，降低社会福利待遇。这种占政府财政预算比重较大的社会福利制度，使政府在经济建设上（尤其是工业方面）的投资减少，使斯里兰卡原本薄弱的经济基础雪上加霜，长此以往严重地阻碍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
图源：作者配图
四、政党竞争逻辑下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绩效斯里兰卡的政党竞争不仅导致社会福利支出的上涨，同时还导致斯里兰卡经济政策时常变动，使该国始终没有长期稳定的经济政策，经济发展自然无从谈起。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是一套社会的博弈规则，是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通过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中的规则来减少不稳定性。有效而稳定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当一个国家并没有长期稳定的经济政策时，市场中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资本持有者不敢投资。另外，经济政策的频繁变动使经济活动中交易的机会成本上升，投资和生产减少，经济发展困难。
由于斯里兰卡的两大政党存在结构性矛盾，因此政党的更迭经常导致差异巨大的经济政策频繁变动，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将其经济纲领贯彻始终。例如，统一国民党执政时推行自由贸易、吸引外资的市场经济政策，而到自由党执政时则全盘推翻统一国民党的政策，大力发展国有经济，把外资和私营企业重新收归国有。这样的政党竞争导致斯里兰卡在独立后的50年中，始终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经济政策，非连贯的经济政策严重损害经济的健康发展。长此以往，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必然是缓慢的。斯里兰卡的经济基础是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种植园经济。
独立以后，统一国民党继承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政策，采取自由开放、吸引外资、鼓励工农业发展的政策，私人资本迅速发展。与其他南亚国家相比，这一时期斯里兰卡的经济形势良好，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橡胶价格上涨，因出口橡胶的增加，斯里兰卡的经济出现短暂的繁荣。然而，自由开放的政策和经济繁荣并未持续下去。1956年，以自由党为核心的人民联合阵线上台后，改变统一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自由放任的政策，开始向混合型经济发展，越来越强调国家对商业和生产部门的控制，并开始实行国有化改革。班达拉奈克在竞选时就宣称：“为了推行社会主义政策，我的政府将根据国家最大利益的最迫切的需要，及早采取措施，实行某些主要公共事业例如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国有化。
”从1958年开始，人民联合阵线政府接管许多私营公司，1961年又接管了美、英等国的石油公司，对石油公司进行国有化改革。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自由党政府把交通运输、港口、保险、种植园等行业收归国有，并且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把重要的工业和对外贸易都置于国有企业的垄断之下。此外还进行了土地改革，规定土地占用的最高限额。自由党政府的国有化改革使得政府对经济各部门干预过多、控制过死，进出口贸易限制过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从而导致斯里兰卡经济发展缓慢，通货膨胀严重，失业人数大增。1977年，斯里兰卡举行议会选举。
为了赢得此次竞选，统一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做了充足的准备，因此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统一国民党执政后调整自由党时期的国有化经济政策，实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强调吸引外资，鼓励经济增长。为鼓励经济发展，统一国民党政府在宪法中加入了保护外国资本的条款。依据新宪法的相关条款，政府大幅放宽了自由党执政时期经济上的各种限制，实行进口自由化，恢复自由市场，编制国家预算，制定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这些改革使斯里兰卡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国内生产总值明显增长，1970-1977年斯里兰卡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年均为2.1％，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提高到8.2％。
但是由于政党之间的轮替导致经济政策更迭，良好的经济势头并没有保持下去。综上所述，统一国民党和自由党的竞争明显地体现出政党竞争对斯里兰卡经济绩效的负面影响。分歧严重的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竞争，导致内阁更迭一次，经济政策就变动一次，斯里兰卡从来没有持续性的经济政策，多次政策的变动极大地消耗了殖民统治时期斯里兰卡积累下来的经济资产。频繁的政策变动使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上升，导致在市场上投资充满风险。长期非持续性的经济政策也使国际投资者对到斯里兰卡投资考虑再三，许多外国投资商纷纷撤资。长此以往，经济发展缓慢也就成为必然。
五、政党竞争逻辑下的族群冲突与经济绩效除了福利制度与经济政策，政党竞争对斯里兰卡经济的负面影响还体现
在族群维度上。斯里兰卡的政党竞争使原本存在的族群矛盾不断演变，最终导致了频繁的族群冲突与长时间的内战。斯里兰卡是一个多族群、多宗教的国家，该国的族群冲突主要体现在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该国的族群冲突起源于殖民统治时期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但在殖民统治时期，两个族群间的矛盾仅限于精英群体，不涉及中下层民众。独立以后，其族群冲突开始扩散到中下层民众，族群冲突愈演愈烈与其政党竞争存在很大关系。斯里兰卡自由党为竞选胜利，动员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者排斥少数族群，导致原有的族群矛盾升级，最终两个族群之间爆发长达26年的内战。
维默尔在研究后殖民国家族群冲突时认为，精英群体如何动员那些不直接参与争夺官僚职位的普通族人，是研究族群冲突时最重要的问题。斯蒂文·威尔克森对印度地方的选举研究揭示，当政客需要少数族群（穆斯林）的选票才能当选时，他们会保护后者的权利。反之，他们则会通过煽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来赢得更多选票，而围绕族群问题的政治动员一般都发生在选举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也按照上述逻辑在普通民众中扩散。在斯里兰卡独立后至1956年这段时期，执政的是统一国民党，这段时间权力掌握在低地僧伽罗精英手里。
统一国民党沿袭英国殖民统治的做法，在政治上试图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在民族政策上持族群和解的方针，把泰米尔精英吸纳进政府，此时族群矛盾并不严重。但是统一国民党的上述政治理念引发受传统僧伽罗教育的精英的不满。于是在1951年，班达拉奈克带领原僧伽罗大会党精英脱离统一国民党，成立自由党。自由党成立后，在农村以“大僧伽罗主义”为口号进行政治动员和宣传，于是一股僧伽罗民族主义的潮流在斯里兰卡农村蔓延。随着1956年自由党在大选中大获成功，斯里兰卡族群冲突开始逐渐加剧。在1956年的大选中，在班达拉奈克的领导下，以斯里兰卡自由党为主导的“人民联合阵线”获得胜利。
在大选前进行选举动员时，自由党领导人班达拉奈克把语言问题和佛教地位问题作为参选议题。在语言问题上，他建议把僧伽罗语定为斯里兰卡的官方语言，而且承诺自由党执政以后将把僧伽罗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在1956年的大选中，佛教僧侣开始成为斯里兰卡政坛上的重要角色。他们在政治上与自由党合作，让自由党成为僧伽罗僧侣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在宗教问题上，自由党承诺把佛教作为国教，这样的政治主张自然受到僧伽罗佛教僧侣的欢迎。在大选前，佛教僧侣们走街串巷地为自由党拉选票，号召选民支持“人民联合阵线”，最终“人民联合阵线”在大选中取得胜利。
大选结束后的第二天，斯里兰卡议会就通过《官方语言法案》，该法案规定“僧伽罗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然而由于该法案没有明确泰米尔语的政治地位，引起泰米尔人的强烈反对和抵制。面对泰米尔人的抵制和反对党的批评，班达拉奈克总理同泰米尔精英达成协议，除承认泰米尔语为北方省和东方省的官方语言外，还规定建立地区发展委员会。但是由于统一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和主要来自自由党党内以及佛教僧侣的强大压力，最后政府不得不废弃这个协议。于是在1958年，围绕着语言政策，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的族群矛盾演变成武力冲突。泰米尔精英提出建立联邦制国家的要求，但遭到政府的反对，此次武力冲突导致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1959年9月25日，班达拉奈克总理由于对泰米尔人妥协，被僧伽罗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暗杀，自由党的族群政策立刻向占多数的僧伽罗人倾斜。1960年，在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当局对僧泰两族青年入学采取不同的分数线录取制度。1956年至1965年的近10年间，斯里兰卡自由党在政坛上占据主导地位，其采取的歧视少数族群的僧伽罗民族主义政策使斯里兰卡族群矛盾激化。1965年至1970年是斯里兰卡统一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在此期间，统一国民党采取了一些族群和解的政策。但在1970年的大选中，统一国民党被自由党主导的左翼联盟所击败，反对派攻击统一国民党在政治上持偏向泰米尔人的态度，因此统一国民党败在了族群政策上。
从此，为获得僧伽罗人的选票以赢得选举，歧视少数族群的政策成为两党共同执行的政策。1970年，以班达拉奈克夫人为首的自由党和左翼联盟上台执政，该届政府1972年宣布制定“共和国宪法”。该宪法把佛教确立为国教，并且再次重申僧伽罗语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废除了原宪法中保护少数族群权利的条款。此外，在高等教育入学名额和政府公务员招聘名额上，泰米尔人也受到限制，造成大学生和公务员中泰米尔人的比例不断下降。在1977年的大选中，以自由党为首的联合阵线惨败，统一国民党以压倒性多数获得胜利。1978年斯里兰卡议会制定并通过了新的宪法，新宪法规定僧伽罗语为斯里兰卡唯一的官方语言。
新宪法延续上一届政府的语言政策，使泰米尔精英感到和平解决族群问题毫无希望，于是分离主义开始出现。自僧伽罗民族主义者被动员起来以后，历届政府都推行歧视泰米尔人的政策。歧视性政策主要包括：以僧伽罗语为国语的语言政策、在教育领域限制泰米尔人的政策、向泰米尔人居住的地区移民的政策。首先，在语言政策方面，在一个多族群的国家中把主体族群的语言宣布为国语，会导致族群冲突。语言是国民认同国家的工具，把僧伽罗语指定为国语，会使少数族群丧失对国家的认同感。在多族群国家以主体族群为官方语言政策的规定还会影响政治权力在不同族群中的分配，以僧伽罗语为官方语言会增加其他少数族群精英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由此导致分离主义的倾向。
其次，在教育领域实行限制泰米尔人的政策，阻挡了在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在教育领域占优势的泰米尔人融入国家，使泰米尔人在政府任职、就业等问题上遭到严重的歧视，也使原有的在这些领域占优势的泰米尔人的比例不断减少，因此族群矛盾愈发严重。最后，向泰米尔人居住的地区移民，挤压了泰米尔人的生存空间，稀释了泰米尔人的代表权，让泰米尔人在其族群占优势的地区选举中败选，导致族群矛盾更加严重。斯里兰卡统一国民党和自由党的竞争，导致歧视泰米尔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的出台，使斯里兰卡的族群矛盾成为其现代化道路上的“硬伤”，最终导致族群矛盾演变成为长达26年的内战。
斯里兰卡独立初期，统一国民党政府可以不考虑部分僧伽罗选民的意见，颁布与泰米尔人和解的民族政策，但自从僧伽罗佛教徒被自由党动员起来之后，僧伽罗佛教徒就成为斯里兰卡政坛上最重要的势力，1956年以后的各届政府为了竞选胜利，就不得不推出迎合僧伽罗佛教徒的竞选纲领，或者出台歧视泰米尔人的政策。因此政党竞争导致的民族问题成为斯里兰卡现代化道路上难以逾越的路障，其对经济上的负面作用显而易见。从经济层面来看，斯里兰卡持续不断的族群冲突，破坏了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长达26年的内战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
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与内战对经济的巨大破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持续不断的族群冲突与长时间的内战使无数斯里兰卡人的生命和财产化为灰烬。自1983年以来，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与内战已经导致55万人死于非命，75万人沦为难民，经济损失巨大。以1983年的族群冲突为例，7.9万人无家可归，15万人失业，死亡人数达2000人；5000座泰米尔人的房屋被烧毁，19家重要的工厂被毁坏，造成了20亿斯里兰卡卢比的损失。
第二，族群冲突与内战造成了大量难民的产生，政府为了安置和救济这些难民而增加财政支出，因此政府财政出现巨大的赤字，1993年的财政赤字为36亿卢比，1994年为47.5亿卢比，1995年为64.8亿卢比。此外，长时间的内战导致军费不断上涨，军费开支巨大。1990年斯里兰卡军费开支达3.7亿美元，占政府预算的14.8％，占GDP的4.5％，是10年前的15倍（见图3）。这两项费用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用于发展经济的资金减少，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
第三，持续不断的族群冲突与长时间的内战破坏了斯里兰卡的投资环境。激烈的族群冲突与猖獗的恐怖活动严重破坏了斯里兰卡的投资环境，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外资投入不断减少，影响经济的发展。
第四，族群冲突与内战严重影响了斯里兰卡旅游业经济的发展。斯里兰卡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自1982年以来，每年赴斯里兰卡旅游的游客达40万人次，创造外汇收入达30亿卢比，为斯里兰卡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此外还为6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持续不断的族群冲突造成的恐怖袭击，使斯里兰卡的旅游业大受影响。综上所述，长时间的族群冲突与内战给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失，不可避免地拖缓了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速度。图源：作者配图
六、结语：
经济增长的政党解释不同政治体制下的经济增长问题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尤其是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关于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术界目前存在三种理论流派：第一是兼容论，即民主政体会促进经济发展。该派理论认为，民主政体下的法治、产权保护与市场竞争等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该派理论的问题在于，无法解释为何很多不存在可置信承诺的法治、产权保护等制度安排的威权政体也促进了经济发展。第二是冲突论，即民主会阻碍经济发展。该派理论认为，民主政体不利于政策的有效贯彻和长期保持，同时经济发展需要国家干预，而民主政体阻碍了国家自主性，因此不利于经济增长。
该派理论的问题在于，政策贯彻和维持的短板以及国家自主性的缺乏不仅仅是民主政体所具有的问题，大多数国家能力较弱的威权政体也存在此类问题。第三是怀疑论，认为民主与经济增长根本不存在因果关系。该派理论认为，相同的政治体制能够采用不同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因此政治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该派理论实际上忽视了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的重要影响，相同的政治体制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没有影响。在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上述三种理论流派都存在无法解决的缺陷，因此一些学者不再关注不同政治体制下正式政治制度的作用，转而关注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实际上，学术界早已注意到，在很多国家，非正式制度对政治过程和经济增长非常重要。比如刘明兴等在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问题时，从非正式政治权力结构的角度出发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本文从政党制度这一非正式制度出发，探究斯里兰卡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阿普特认为，政党在所有当代社会的现代化竞争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不同社会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往往是由政党所决定的。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党的形态、政党制度的形态不仅会决定本国的政治稳定和民主质量，而且政党同时还是诸多公共政策主要议程的设置者，因此政党竞争毫无疑问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
政党如此重要，但是经典的民主与经济增长理论却长期忽视政党这一非正式制度，本文的重要贡献在于从政党这一非正式制度出发，论述政党形态乃至政党竞争如何从中观层次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作者简介：张建伟，政治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政党政治、族群政治；王成，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党政治、比较政治经济学。本文选自《比较政治学研究 》总第22辑，原标题为《发展中国家政党竞争与经济发展——对斯里兰卡的个案考察》。本期编辑：崔洛宾 陈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