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教育是折射塔利班意识形态的棱镜。阿富汗塔利班在1994~2023年间的教育主张大致经历了反对面向女性的学校教育、公开敌视国家教育以及在审视中调整战略逐步扩大教育控制权的演变历程，其教育立场、教育政策和教育行动在不同时期呈现出阶段特点。塔利班的教育立场既无法摆脱自身意识形态的框架规范，又受到现实外部力量的夹裹制衡，其根本动机在于争夺并保护世俗的政治经济利益。在教育重建的过程中，阿富汗塔利班仍面临着内部传统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与外部国际社会维护妇女权益之间的矛盾、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孰轻孰重的策略选择、高度本地化的教育诉求及妇女教育权益政治化等的博弈困境。
阿富汗塔利班需以更多政治智慧回归教育本质方能回应国家治理的严峻挑战。【关键词】阿富汗塔利班 教育政策 妇女教育 伊斯兰教法 图源：网络 引言教育传承公序良俗，创造文化技术，促进社会发展。然而在阿富汗社会变迁中，传统与现代力量的博弈、国内外势力的对抗和宗教派别间的分歧，使得教育系统总在“不自觉”中沦为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前沿阵地。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下文简称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要求学校停课、女性留在家中。后随着临时政府开始日常运作，塔利班出台的新政策明确宣布不允许采取此前男女混合的教学方式，并一再拖延明示开放初中及其以上阶段女性教育的时间。
2022年12月10日，阿富汗临时政府明令禁止女性进入大学接受教育。面对塔利班此前曾向国际社会承诺保护女性和儿童的权利、但实际上却不断打压和蚕食女性权利的行为，不仅阿富汗多地出现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国际社会对此也反应强烈，一些伊斯兰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公开表达对塔利班的“谴责”与“失望”。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初登历史舞台至今，塔利班与前阿富汗政府在教育领域围绕教育类型受教育权及教育管理模式展开了持续不休的斗争，这些矛盾关系的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在思想意识形态与现实路径选择上的差异。教育的目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所提出的主观要求的集中体现，直接反映统治集团的利益和需要。
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塔利班的教育主张为研究主题，将其置于阿富汗社会与历史变迁的宏观场域中，以塔利班两次执政期间的教育政策与行动为比较分析对象，梳理塔利班自1994年至今对待教育的立场、态度与行动，勾勒其教育主张演变路线，分析影响其教育行动背后的深层逻辑和制衡力量，进而为理解塔利班教育政策的制定逻辑提供参考。
一、现有文献研究成果及述评目前国内学界有关塔利班教育立场与行动的专门研究相对匮乏。与之相关且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可分为两类：一是与阿富汗教育发展与合作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汪金国等不仅对达乌德时期到后塔利班时期政治伊斯兰影响下的阿富汗教育发展形态进行探析，还对塔利班运动时期的非政府组织在阿富汗教育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归纳。刘大路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下的“阿富汗教育战略规划（2010~2014）”具有“依据国际性、指标层次性、监督多元化”的特点。何杰从宏观上对中阿两国之间的教育合作进行了历史性梳理和现状分析。
刘颖与王西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了阿富汗中文教育的现状，指出该国中文教育面临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二是与塔利班意识形态的构成与转型相关的成果。刘伟认为部落是塔利班发展壮大的基本社会基础，并从部落政治文化的视角阐释了塔利班掌权的深层原因。丁隆则进一步指出阿富汗塔利班意识形态的构成及多重性特征，面对严峻的国家治理挑战，塔利班作为宗教性武装组织，理念保守和人才缺乏制约其执政绩效。尽管如此，钱雪梅认为，塔利班将部落区建成反美战争根据地，极大地冲击了阿富汗传统的部落社会结构和伦理文化习俗，甚至改变了年轻一代的价值取向。
李圣辉和齐昕则在全面梳理阿富汗女性政策发展脉络与变迁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多重因素。可见，现有研究成果关于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已初步形成，并大致描绘出阿富汗教育发展与女性政策的演变全貌，这为本文从不同角度分析塔利班教育态度及影响因素提供了研究基础。国外关于塔利班教育主张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多，并且研究主体以德、美、英及瑞士等国的学者、研究机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居多，研究范围涉及阿富汗教育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教育机会的公平性等议题。
分析现有研究成果可知，阿富汗的国家教育体制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历经磨难而曲折前行，时至今日演变为双轨三级制。从其内部构成来看，由世俗教育体系和伊斯兰宗教教育体系两大系统构成。然而，塔利班对宗教教育系统和世俗教育系统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与行动。学界普遍认为，在过去近三十年中塔利班对待世俗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的态度和方式备受争议。其突出表现在：从1996年到2001年，塔利班公开反对女性教育并严重破坏国家教育基础设施；设立“促进美德和预防罪恶部”，暴力执行基于伊斯兰教的裁决，惩罚任何他们认为“不道德”的活动。
从2003到2010年，塔利班将阿富汗前政府管辖地区建立的世俗教育体系视为外国侵略的象征，禁止教师在所有公立学校工作，要求在清真寺使用伊斯兰酋长国教科书进行教育。近年来，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较之于塔利班之前禁止妇女接受教育和就业的极端立场，他们对妇女权利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也有学者的研究认为，再次执掌阿富汗政权的塔利班确实在一些问题的言辞上及某些领域出现了温和的变化，但这些政策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变化所驱动。对此，有学者根据塔利班在多哈谈判中的立场以及2021年5月之后塔利班控制区人民的描述，也得出了塔利班的意识形态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结论。
本文认为，受政权更迭频繁、历届政府教育主张和政策在延续性上难以保证的影响，阿富汗的世俗教育一直处于“摧毁与重建”的循环中，传统的伊斯兰宗教教育也因为受到不同执政者对宗教在国家与社会建设中的价值判断而与世俗教育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此消彼长态势。塔利班将教育作为实现自身宗教诉求与政治目的的工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总体上趋向于在抵制或者反对世俗教育的同时力图扩大伊斯兰宗教教育的内容、比重与范围。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阿富汗的教育及女权问题在国内外学界一直备受关注。相关研究多侧重于阿富汗教育政策某一阶段的特点、塔利班教育行动的表象描述等问题，而有关塔利班教育的目的、立场与行动准则的研究成果却乏善可陈。
实际上，塔利班的形成与崛起根植于阿富汗特有的国情与所处的国际关系网络，他们的教育主张与行动准则是其内部意识形态与行为逻辑的表现形式。因此，本文试图透过阿富汗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分析塔利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立场与行动特点，由此深入剖析影响塔利班教育主张演变的影响机制，为客观认识“新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重建及教育走向提供一定的启示。
二、塔利班教育主张的历史沿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塔利班因自身政治与军事身份的变化
在对待国家教育的态度和立场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大致经历了反对、仇视、审视及利用三个阶段的历程。（一）第一阶段（1996~2001年）：反对面向女性的学校教育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1992年上台后并没有给阿富汗人民带来渴望已久的和平，相反却是腐败与盗窃泛滥成灾。而彼时起源于普什图部落的塔利班却宣称自身“将以伊斯兰教为指南，建立纯洁的伊斯兰国家，任何的残忍、压迫、野蛮和自私将不复存在”，并在早期通过“有效打击犯罪”、“解决悬而未决的司法争端”等行动迅速获得民众的支持。1996年，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并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围绕“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和价值观”这一核心目标，执政后的塔利班奉行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并采取了严苛的性别政策。其具体表现为：
第一，禁止妇女就业（卫生部门除外）；
第二，在拟定出适当的课程之前停止正规的女性学校教育；
第三，对男女实行严格的着装规定；
第四，严格控制女性外出活动。对此有学者指出：“激进的穆斯林主张一种新父权主义的反现代性，包括大规模男女同校教育、男女同处一室混合办公、女性就业以及由此产生的增加家庭收入的行为都被禁止。”由此可见，通过“伊斯兰教义和原则实现社会的正义、稳定和秩序”是塔利班采取上述举措的主要目的。塔利班美德部1996年宣称“穆斯林妇女的尊严和荣誉是通过遵守伊斯兰教法所要求的远离社会来保证的”，他们不但将女性视为“私人的”，而且需要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因此，塔利班将教育视为改革国家腐败、修复破碎的社会和恢复伊斯兰价值观的一种手段，故而在教育领域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关闭所控制地区的所有学校，尤其是女子学校；
二是禁止女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禁止男教师教授女生；三是限制女生接受教育的年限（8岁以上不得接受教育）；四是控制课程内容，课程中增加新的宗教书籍和激进的伊斯兰教内容，删除“冒犯性”的教育科目如音乐和雕塑等；五是学校奉行歧视性的语言政策，这使得普什图语比波斯语更受欢迎。与此同时，塔利班又通过设立宗教学校、将控制地区的男子学校改为宗教学校、将清真寺的儿童教育移交宗教事务部等举措大力支持宗教教育的发展。2000年4月，塔利班取消了从政府工资予以支付女教师的份额，这意味着塔利班彻底消除了给予阿富汗妇女一定的社会空间和更好的生活条件，以及允许阿富汗女教师继续从教的可能性。
学者斯科特·史密斯（Scott S.Smith）对此评论道：塔利班模糊了现代教育和宗教学校教育之间的界限，并在实际上滥用了宗教学校教育的概念、体系、传统和声誉，这使阿富汗的学校教育继续分裂，到2001年11月时已近乎崩溃。综上所述，塔利班在1992年至2001年期间一直试图将国家教育伊斯兰化，并通过取缔或改造现代（世俗）教育、大幅增加宗教学校和课程中宗教科目的比例等举措来实现这一目的。但由于缺乏资源和足够的执政能力，这一想法在整个国家系统运行方面收效甚微。
（二）第二阶段（2001~2009年）：公开敌视国家教育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推翻了塔利班政权，除了推动建立美式议会民主制度外，随之而来的还有他国政府与各类国际组织对阿富汗在经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重建与援助。在重建开始的几年里，塔利班并未彻底消亡，撤退至阿富汗境内和巴基斯坦部分地区武装抵抗美国与北约部队。与此同时，新建立的阿富汗政权没有充分意识到本国教育被西方国家作为政治灌输工具的风险，特别是缺乏对学校教科书内容与意识形态的审核与监管，这引起了塔利班及一些保守的农村地区的强烈反感。
在塔利班看来，喀布尔政府接受国际援助开展起来的学校教育是在破坏阿富汗社会的特性和文化价值观。作为被外国占领的象征，公立学校与从事现代教育的教师无疑是在加强异教徒的体系，并因此成为塔利班攻击的合法目标。因此，在2003年左右，塔利班对阿富汗的学校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采取了更为极端敌视的立场。2006年12月，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批准颁布了规范塔利班成员行动的行为准则《莱哈法》（Layha），其中对战地指挥官就如何对待学校、教师和教科书做出规定：塔利班严禁阿富汗教师在所有（公立）学校工作，并要求清真寺和其他宗教学校使用伊斯兰酋长国的教科书进行教育；
如果不遵守这些相关规定，将会根据规定遭到相应的报复打击。实践证明，这部行为准则确实对塔利班成员对女性及公立教育的态度产生了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塔利班针对女子学校、教师学生及国际援助人员实施的暴力袭击从2005年到2006年激增。在此期间.共发生204起人身攻击，导致300所男女学校关闭。2007年，塔利班继续坚持在学校教育中采用塔利班的课程、恢复旧教科书、雇用与塔利班有关的宗教科目的教师。2008年，阿富汗南部省份几乎有一半的学校因暴力袭击而关闭，一直到2009年年底塔利班始终激烈地反对公立和女性教育。
塔利班的意图在于通过暴力迫使公立学校与教师停止工作，同时对其他打算让子女接受现代教育的阿富汗民众产生震慑作用。然而，这些暴力活动在阿富汗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却激起了普通民众的强烈反抗，尤其是在一些氏族长老制仍具权威性和凝聚力的社区。塔利班为了从当地获取必要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改弦易张，在一些地区允许学校教育（至少男校）的开展。（三）第三阶段（2010~2020年）：在审视中调整战略并逐步扩大教育控制权随着武装力量和人员规模的扩大，塔利班自2006年起便不断扩大对阿富汗境内领土的控制权。
在这个过程中，塔利班一方面看到利用学校教育的潜在优势，另一方面也从自身暴力袭击学校教育遭到民众强烈抵制的经验中不断反思，寻求新的教育控制方式。首先是两次修改规范塔利班成员行动的行为准则。2009年5月9日塔利班发布了在2006版行为准则基础上进行修订的新版行为准则，指示塔利班成员停止暴力袭击，这被认为是塔利班对外公共关系和传播自身意识形态的转折点。同2006版相比，该版行为准则在指导理念、管辖范围和规范数量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调整，其中与教育相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42条。准则第42条规定：“在伊斯兰酋长国中的所有教育活动，应按照教育委员会（塔利班建立的影子政府中的教育管理机构）的原则和指导进行。
省级及区级官员执行教育事务时，都应遵守本政策的规定。”2010年5月29日，塔利班再次发布了对2009版行为准则的修订稿，除了延续2009版准则中实施“自上而下”的教育管理模式外，还宣称将所有把教育系统作为暴力攻击目标的条款都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相对宽松的条款和其他模糊的强制性规定。此后，塔利班开始调整他们对待学校教育的方式，从之前的攻击改为试图利用国家教育。其次是正式确立教育发展目标。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ODI）的调查研究显示：塔利班将内部的教育主张以文本的形式发给各级教育官员，并希望以规范的形式来控制和塑造各种类型的教育。
在这些文件中，塔利班阐明了自身发展教育的两大目标：
第一，满足穆斯林的精神需求和发展需要。塔利班发展教育的核心原则是确保所有形式的教育都要尊重并遵守伊斯兰教，并仅以哈乃斐学派的思想作为指导。
第二，（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迫切需要伊斯兰教的神圣教义和现代知识，（我们）要通过教育为使阿富汗人满足“时代要求和生活必需”做好准备。因此，该政策呼吁塔利班教育高级委员会认真采取措施，建立教育部门和现代科学，以“为阿富汗圣战民族的儿童提供适应当代生活的必需技能，并根据可能性来培养下一代”。尽管塔利班的上述愿景与实施情况相差甚远，但仍反映出塔利班已然意识到作为宗教国家，阿富汗的发展是离不开宗教教育和现代教育的，他们想要对教育部门和资源进行更多的控制。再次是对内重塑自身形象，通过政治谈判逐渐扩大对教育系统的影响力。
战乱和贫穷使前阿富汗政府不得不依赖国际社会的援助，但是弱化的中央政府领导力以及相伴而生的腐败行为，令越来越多的阿富汗民众丧失对政府的认同与拥护。而另一边，随着塔利班在全国影响力的稳步扩大，它愈发认识到利用国家教育提供观点传播和人员储备的机会与优势，因而不断利用民众对政府学校的腐败和功能障碍的不满，来凸显自身教育行动的“优越性”。例如，在公立学校中，教师经常缺勤或资质不合格，教科书需要购买而不是分发，而塔利班的教育官员则确保教师遵守规定并按时上班；确保“非伊斯兰”内容从课程中删除而确保伊斯兰文化的纯洁性；
确保学生穿传统服装而不是现代校服来增加下一代对阿富汗文化的认同感。事实上，塔利班在抨击并寻求纠正政府教育失败的同时，又在不断地拉拢或是接手控制这些教育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塔利班试图证明它可以比20世纪90年代治理得更好，而且做得比现任政府好得多。为进一步扩大对教育系统的影响力，这一时期的塔利班还开始接受与前阿富汗教育部就塔利班控制地区重新开放学校教育进行谈判。因为他们从当地民众强烈抵制暴力袭击学校的行动中意识到自身存在“向民众提供服务的能力有限”这样的关键弱点，故而将这些谈判定位为“弥合自身与农村社区之间差距的需要”。
塔利班提出了以下开放学校教育的谈判要求：“在课程设置上，通常不允许面向女孩教授西方科目，如西方文化或英语同时增加宗教科目（如《古兰经》、圣训等）的时间”；“公立学校需雇佣亲塔利班或塔利班战士担任教师或工作人员，确保每所学校至少有一名教师向塔利班汇报同事的言论举止以及学校执行塔利班措施的情况”。为了达成协议，前教育部对塔利班旨在控制国家教育的各种要求做出了让步，包括修改课程、增加宗教教学的时间、删除有争议的教科书段落、给予塔利班在教师招聘、教师出岗和绩效监督方面的影响力。
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的研究发现：在2018~2020年塔利班控制的地区，学校教育呈现出“一块土地，两种规则”的混合特点，即在国际援助的支持下，国家继续为学校教育提供框架、资助运营、支付教师工资、设置课程和考试等；塔利班则通过他们的地方教育委员会监督学校、教师出勤与教学科目的内容，使其更加“伊斯兰”。最后是对外调整自身与国际援助之间的角色与距离，寻求身份合法性在不断扩大对内影响力的同时，塔利班也更有策略地调整对外合作关系这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重新界定进入阿富汗的各类国际组织机构的角色与地位。2006年颁布的《莱哈法》将所有进入阿富汗的非政府组织定义为“异教徒的工具”，并禁止其一切活动。尽管塔利班在行文中没有明确表示纵容杀害非政府组织人员，但却公开充满了对这些国际组织的敌意与之不同的是，2009年和2010年的《莱哈法》中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定位成为“在对塔利班有用的地方可以允许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和私营机构应按要求在当地的塔利班当局登记，塔利班对项目承包商和非政府组织员工的工资“征税”，将其作为塔利班对“教师、非政府组织和卫生工作者的生活与工作提供服务所必需的保护”。
随后，塔利班成立了专门负责非政府组织与私营机构的“组织安排和控制委员会”，国际非政府组织签订的任何特殊合同都必须得到该委员会的授权。
第二，试图与重要的国际组织开展谈判与合作。2020年12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塔利班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正式的国家级协议，双方约定在塔利班控制地区将开办多达4000个社区课堂，覆盖包括女童在内的12万名学生。塔利班之所以愿意与联合国等机构谈判并达成国家级协议，是因为其渴望获得外来援助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并希望国际社会将其定位为是有能力执政的。换言之，塔利班是将自身对权力和合法性的渴望寄托在了教育政策和行动中，这是政治实用主义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体现。可见，塔利班在这一阶段的教育主张与行动是以推进其政治目标为目的的，主要是为其重新掌权做准备。
三、塔利班再次掌权后的教育立场与行动形式上的延缓与本质中的固守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要求所有学校停课、女性留在家中，等待喀布尔安全局势好转。8月19日，塔利班宣布建立凸显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属性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通过梳理塔利班政权的教育政策不难看出，自重新执政以来，塔利班的教育意识形态同第一次执政时相比在做法上发生了一些温和的变化，但在一些本质问题上仍未实现根本性的转变（见表1）。（一）关于教育的类型关于教育的类型，即什么样的教育适合阿富汗儿童，塔利班仍强调以伊斯兰教法为指导。
1996年，塔利班政府上台后对伊斯兰教进行了极端解读——“教育的目的自然是使年轻一代成为伊斯兰教的真正追随者”。因此，他们在政策上侧重推行伊斯兰教育，同时几乎将所有其他类型的学校都改造成伊斯兰学校，这使得宗教学校的数量大幅增长。第二次执政以来，塔利班政府仍然强调以伊斯兰教法为指导的教育，强调“伊斯兰教法的科学高于一切科学”，“只有他们（阿富汗儿童）受伊斯兰教的价值观指导才能服务于阿富汗及其人民”。但在实际行动上，既没有取缔其他类型的学校教育，也没有明令关闭承担人才培养的各类高等教育机构。
例如，2022年11月8日，阿富汗高等教育部驻楠格哈尔大学特命代表在楠格哈尔大学汉语培训班结业典礼的发言中表示：阿富汗高等教育部高度重视阿中两国友好关系，期盼在阿富汗发展汉语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教育、文化、经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可见，同第一次执政期间混淆现代教育与宗教教育的功能界限相比，再次执政的塔利班政权看待世俗（现代）教育和国际援助的态度趋向缓和且更为理性。在手段上，则主要通过审查并删除不符合伊斯兰教法的科目、增加教学内容中的宗教色彩予以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二）关于女性的受教育权及就业权关于女性的受教育权及就业权，塔利班放宽初级教育阶段的在学年限但仍剥夺女性获得高等教育及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
第一次执政期间，塔利班严禁女性接受教育，女童接受教育的期限终止于小学三年级。第二次执政以来，塔利班并未禁止一到六年级的女生接受教育，但却在是否要开放初中及其以上阶段的女性教育方面始终未做出实际有效的行动，塔利班教育部门一直声称这是因为阿富汗各地的学校不具备严格的隔离条件。这些隔离条件包括：（1）女性需乘坐专门的交通工具，以便她们能够谨慎地上下班和学习；（2）学校的教室里需设置隔离墙或其他设备，确保男女学生隔离学习；（3）需要女教师为女生授课；（4）需要为女孩设立单独的学校。事实上，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对目前的阿富汗社会和学校来说几乎不可能，这也意味着塔利班政府按现代化的方式来推进女性教育的意愿并不强烈。
2022年12月20日，塔利班以“女性没有遵守着装要求”和其他“伊斯兰价值观”以及她们在学校学习的某些专业和课程“与阿富汗文化不相符”为由，明确提出禁止女性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这一举动则更进一步显示出塔利班对待女性教育权仍持极端的保守态度。关于女性的就业及其他社会生活权利，重新上台后的塔利班规定：女性不能从事除医疗和教育以外的绝大多数工作；出门远行必须由一名男性监护人陪同；在公众场合必须穿着覆盖全身的布卡罩袍；男女分开参观公园等，这与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时的禁令如出一辙。2022年12月24日，塔利班政府命令所有当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禁止女性雇员上班，不遵守规定的非政府组织将被吊销执照。
可见，当前塔利班政权仍然将女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并贴上了性别隔离的标签。（三）关于教育管理模式在教育管理模式上，“影子政府”的监管正式融入教育管理。早在2010年，塔利班就已在阿富汗全国34个省中建立了31个“影子省政府”。“影子政府”大致由中央、省级和区级三级组成，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在教育系统也存在类似的管理体制。具体而言，塔利班内部位居教育管理权力最高端的是由26名成员组成的最高议事机构拉赫巴里舒拉（Rahbari Shula），该委员会负责制定整体教育战略，任命教育影子管理系统中的各省级、区级行政长官，并拥有最终决策权。
拉赫巴里舒拉下设负责教育系统各项事务的教育高级管理委员会，并逐级设立区域教育管理委员会、省级教育管理委员会和区级教育管理委员会。各层级教育管理机构的分工职责如表2所示。在重新上台之前，这套层级分明的“影子”教育管理架构承担着塔利班内部有关教育运行与管理的任务，确保其政令通畅有效。再次执政后，塔利班除了在实践层面基本沿用了前政府“遗留”下的教育资源，同样延续的还有将“影子”体制中的管理部门与官员融入教育管理部门以及继续派遣塔利班成员监督学校教学运行与管理的做法。
四、阿富汗塔利班教育主张演变的影响因素教育绝非置身于真空，而是置身于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场域之网中，任何教育都不可避免地刻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因素的深深印记。塔利班的教育立场既无法摆脱自身意识形态的框架规范，又受到现实外部力量的夹裹制衡。（一）塔利班教育主张保守的原因分析塔利班的教育主张在本源上深受其作为宗教性武装组织所秉持的保守性理念的影响，在现实中又无法脱离阿富汗本土伊斯兰与部落传统力量的支持。为了获得在阿富汗政治文化中的政权合法化与社会文化中更大范围的保守力量的支持，采取传统且保守的教育主张成为塔利班的选择。
塔利班的内部意识形态对女性社会身份与职责的界定偏狭。尽管目前很难判断塔利班在政策、言辞和行为上的变化反映的是他们真正的政治主张抑或是战术性的口头承诺，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个出于宗教动机发展而来的政治和宗教保守的运动，它不会轻易放弃所认为的核心“价值观”，其意识形态的底色仍带有极端和保守的宗教特色。这种宗教性质同样限制了塔利班接受其他的被宗教视为不合法的思想和概念（包括现代治理）的能力。例如，塔利班在实践中强调政策的教法合规性，追求所谓的“返璞归真”，对现代性和外来文化持排斥态度，这与他们在方法论上依据对伊斯兰教法尤其是哈乃斐教法学派的偏狭理解，力求自上而下地实施国家社会和生活方式的伊斯兰化有着深刻关联。
当前，塔利班奉行的性别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穆斯林妇女的尊严和荣誉是通过遵守伊斯兰教法所要求的希贾布（远离社会）来保证的”，但因为仅穿一件布卡罩袍无法实现真正的远离社会，他们主张把妇女限制在家里，既不允许她们接受现代教育，也不允许她们从事任何工作。究其深层动机，本文认为阿富汗塔利班反对现代教育、限制女性权益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教育在创造社会内部劳动分工中所发挥的作用挑战并威胁到塔利班对女性角色的传统定位。众所周知，教育的获得能为个体带来能力的提升与思想的开化，这不仅能够使女性在家庭决策中拥有更多的自由和决策权，更对其社会地位的提升（如经济独立和政治权利）产生深远影响，而这与塔利班仅将女性定义为妻子和母亲的传统认知产生了严重冲突。
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发言人穆斯林·汗（Muslim Khan）曾言：“如果我们的女性不接受宗教教育，而只接受西方教育，她们就会向孩子灌输错误的信息。这样一来，就可能会把我们的下一代培养成要么是憎恨圣战的人，要么是只为了接受教育获得高薪工作的人，（她们）会对传播安拉的教义毫无兴趣。这意味着我们将没有强大的年轻一代并失去这个民族圣战的动力。”这清楚地表明了塔利班内部深层的意识形态以及公开反对女性获得现代教育的态度立场。可见，塔利班以伊斯兰名义发起的反现代化改革运动，其核心要旨与其说是为了捍卫伊斯兰价值观不如说是为了争夺和保护世俗的政治经济利益，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女性远不容易被控制。
这也印证了“包括宗教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为阶级利益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即它对被剥夺者和被剥削者具有慰藉和补偿的作用，而对那些在经济关系中的剥削者和得利者则充当了帮助他们维持社会控制的角色。阿富汗本土传统伊斯兰信仰及哈乃斐教法学派对世俗（或国家）教育的保守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与塔利班的教育诉求相契合。在伊斯兰教发展早期，虽强调妇女的首要任务应是照顾家庭，但她们仍有权利平等地获得就业和教育。然而事实上，妇女所拥有的权利始终无法和男性平等。阿富汗社会深受伊斯兰传统影响，更为重视男女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性权利，其女性教育问题自1919年独立以来就一直存在，并突出表现为：每当有远见的统治者着手进行解放妇女的改革时，便总会受到阿富汗本土伊斯兰教保守势力和传统部落的阻挠。
阿富汗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教育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但却一直备受争议，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在许多保守的家庭看来，国家正在“偷走”他们的孩子，因为公立学校向儿童灌输的是一套与他们所珍视的价值观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在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以教授宗教知识为主的毛拉们也同样反对公立学校的存在，因为他们依赖村民所缴纳的宗教税来维持自身生计。1953年，穆罕默德·达乌德（Mohamed Daoud）出任首相，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来改善妇女地位，如扩增各类现代学校数量、引入男女同校制度等。这在城市范围内引起了当时乌里玛群体的恐慌。
他们认为世俗（或现代）教育的不断发展，不仅让阿富汗的年轻人丧失道德，更使得传统的社会价值遭到破坏。因此，乌里玛们从阿卜杜勒·阿拉·毛杜迪（Abdul Ala Maududi）的作品中得出了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解放女性的理由，即毛杜迪坚持认为女性在离开家时应该戴着面纱，而男人和女人应该被隔离。1978年，达乌德政府的现代化改革和亲苏政策遭到了国内传统伊斯兰教和部落集团等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由于他们向儿童灌输“非阿富汗”和“非伊斯兰”的思想，公立学校成为些部落和农村地区为反对外国控制和保卫伊斯兰教的攻击目标。
到1992年，阿富汗已有数千名教师和学生丧命于这些对公立学校的暴力袭击。从1994年到2001年，国家举办的公立教育仍然备受争议，第一次建立政权的塔利班政府甚至曾考虑将国家教育伊斯兰化。2001年以后，因前阿富汗政权并没有特别关注教育被一些国家作为政治灌输的工具，在教科书及教学内容等方面缺乏监管，在许多毛拉的眼中，正是这些世俗教育导致了“堕落、不道德和妇女太多的自由”。因此，传统伊斯兰教会、部分农村社区和各种各样的保守分子最先开始针对世俗学校实施暴力抵制，而此时的塔利班则很快将这些暴力活动作为其反对前阿富汗政权运动的主要表现之。
由此可见，以宗教机构和社会保守派为代表的阿富汗本土传统伊斯兰力量对国家举办的公立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的立场基本上是排斥的，他们对教材里西方价值观念的传播、男女混合同班上课模式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契合并助推了塔利班所追求的教育模式。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塔利班所采取的保守教育主张在当前的阿富汗社会仍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二）塔利班教育政策调整的现实原因塔利班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政局动荡中不断发生改变，这也反映在教育政策上。这些改变的力量既有来自其内部成员对教育发展模式的不同选择，又有来自普通民众对通过获得现代教育改变生活与命运的社会诉求，以及塔利班为了获得国际关注与援助而采取的一种政治博弈。
首先是政治地位与身份的变迁带来塔利班内部教育立场的分化。塔利班在过去近三十年间历经从执政者转变为反叛武装，后与美国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最终在美国撤军后重新建政的地位沉浮，其教育立场也随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这场政治身份与角色的变化中，塔利班内部各利益集团关于阿富汗教育的发展道路产生分化：传统强硬派对伊斯兰教育有着强烈的偏好，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西方价值观，以追寻回归伊斯兰教作为教育目的的关键所在；而现代缓和派主张阿富汗需要更加多元和现代化教育，通过在寻求吸收西方社会认为最好的东西的同时，保留伊斯兰教中被认为优于西方所提供的财富。
分析当前阿富汗教育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可知，两派之间就哪种教育道路适合阿富汗所产生的分歧张力难以弥合，并且传统强硬派的教育主张似乎更占上风。尽管如此，这种“分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阿富汗现代教育在未来发展道路选择上的多样性。其次是阿富汗普通民众对现代教育的诉求不断增加。有观点认为，塔利班在重新上台前对现代教育发生的态度转变并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世俗教育的重要性，而主要是由于来自普通民众对塔利班暴力袭击学校教育活动的强烈抵制使其不断反思自身行动成效的结果。这意味着塔利班抵制现代教育或剥夺女性受教育权的民意基础是不稳固的。
这是因为：
第一，阿富汗是一个以逊尼派为主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是社会法律和道德基础的一部分。然而，伊斯兰教从不反对教育和女性获得知识。例如，在《古兰经》中有五百多处直接或间接地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妇女获取知识是义务的，就和男人一样”。
第二，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国际社会在阿富汗开展的教育援建在客观上为阿富汗民众提供了更多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让他们看到了教育如何改变生活以及为女性提供更多选择的可能性。因此，越来越多的阿富汗民众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现代教育，以此获得更好的谋生之道。最后是国际社会在援助与施压之间制衡塔利班的教育动向。特殊的地缘位置使得阿富汗自近代以来一直备受列强的觊觎，再加上民族纷争带来的内战痛楚，混乱的政局让资本望而却步，满目疮的阿富汗重建高度依赖国际社会的援助。再次执政的塔利班政府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根据阿富汗教育部门的统计，从2010年到2015年，阿富汗教育部门共获得约3120亿阿富汗尼的财政投入，其中来自国际社会的捐助份额就高达42%。
然而这些援助资金的绝大部分并没有交给阿富汗政府，而是交给了联合国和各国在阿富汗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它们来开展援助项目。自2021年8月以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塔利班及阿富汗银行系统全面制裁的影响，外国援助很难流入阿富汗。国际移民组织对阿富汗进行评估后认为，该国一直面临系统性崩溃的风险，约有2440万阿富汗人在日常生活中依赖国际援助和紧急救济。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作为阿富汗的主要捐助者，提议只有塔利班允许所有女孩都能接受教育他们才可能考虑帮助支付教师的工资。尽管塔利班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援助，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国际援助的高度警惕，并认为有些国家或非政府组织故意把女童教育问题搁置不解决，以此作为向塔利班施压的一种策略。
但反观塔利班在重新上台之前选择与国际组织就女童教育的开展进行谈判，也未尝不是把女性教育作为自身政治交易筹码的表现。
五、塔利班执政背景下阿富汗教育的发展前景阿富汗的教育系统因连年战乱和暴力袭击已是千疮百孔，不仅开展各类教育活动的物质资源匮乏，更缺乏从事基本教学的师资，更不用提怀有坚定信念和远大理想来造福社会和下一代的教育者。2021年9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受教育权：阿富汗教育症结何在？二十年回顾》的报告中预警：阿富汗教育在过去二十年取得关键成果不仅面临风险，更在未来面临着重大挑战。（一）塔利班发展阿富汗教育面临的矛盾与困境事实上，阿富汗现有的国家教育体系是不能够展现（或实现）塔利班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其对国家未来的愿景的。
作为操控教育发展的决策者，塔利班受其自身条件所局限，是否有能力真正地将教育作为一项影响国基稳固的长远事业来经营仍有待观察。当前，塔利班发展阿富汗教育仍面临着多重矛盾。首先是塔利班内部烙有传统父权制色彩的意识形态与外部国际社会维护妇女应有权益之间的矛盾。塔利班意识形态中对妇女角色的定位烙有阿富汗传统父权制思想的深刻印记。阿富汗传统父权制认为男性必须是一家之主，女性只有做妻子的权利，她们没有权利与家庭或村庄之外的男性成员交往。这是一种在本质上将妇女定义为私人的思想。
2022年12月24日，塔利班颁布了禁止外国非政府组织雇佣阿富汗女性的通知，所遵循的原则便是“女性必须主要待在家里，以避免社会混乱和犯罪的风险”，其原因是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需要“维护社会安全和女性尊严”，而这些外国机构并不在酋长国的控制之中。2023年4月5日，联合国再次发表声明指出塔利班限制妇女在公共领域就业是对妇女权益的空前侵犯和人道主义原则的严重践踏。美国、德国、瑞士等国的人道主义捐助者一如既往地认为：如果塔利班政府不允许女性就业，那么获得国际社会公平有效地提供援助是不可能的。可见，阿富汗的女性发展问题已被政治化。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女性问题的话语，以西方的标准解放女性，将保障女性就业受教育和发展权作为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前提。然而，阿富汗仍然是典型的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其社会文化受普什图瓦里部落文化和逊尼派伊斯兰教义的深刻影响，阿富汗女性个人价值的体现需要在本国独特的社会规范中才能寻求到合适的出路。其次是现代世俗教育与传统宗教教育在伊斯兰国家建设中孰轻孰重的矛盾。尽管当前塔利班对所要建设的伊斯兰国家还未给出系统性的描述，但以伊斯兰教法统治为基础、以伊斯兰酋长国为国体、以伊斯兰学者专家委员会为立法解释者，同时试图筹备伊斯兰国家的“制宪思想”已为这一目标搭建起基本框架。
通过前文论述可知，塔利班在过去近三十年中对待现代世俗教育的立场大致经历了从最初的禁止、敌视到后来的合作、利用，再到重新掌权后在治理方式显示出的温和性改变，而传统的宗教教育始终未曾偏离其教育政策的重心。对比其两次执政时期对待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的立场可知，当前的塔利班已然认识到单纯地依靠宗教学校提供的宗教教育是不足以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问题的。因此，再次执掌阿富汗之后塔利班没有再像第一次执政时禁止其他类型教育的存在，相反采取的是一种默许的态度。然而，现代世俗教育究竟能够在塔利班试图建立的伊斯兰国家中充当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占到多少比重却未曾可知。
塔利班需要直视的是他们想要重建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毕竟置身于现代社会，而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现代教育对各类专业人才的培养、科学技术的研发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承，如何处理现代（或世俗）教育的发展与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在精神、内容和形式上发生碰撞是其中的关键。反对或者禁止现代教育显然是不可取的，但如果要对现代（世俗）教育进行改革并使其服务于阿富汗社会发展之所需，塔利班面临着政治智慧、外交策略与教育治理等多方面考验。最后是阿富汗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对世俗或者女性教育的诉求存在高度的本地化差异。
整体而言，再次上台后的塔利班对现代教育的态度有所软化，但如何将其转化为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阿富汗高度本地化、差异性的教育诉求，如当地民众是否需要普及女子教育，部落氏族是否拥有并且愿意和当地塔利班开展谈判抗衡的政治力量，以及所属地塔利班军事领导人对待世俗教育的态度等。不能否认的是，在阿富汗有很多省份和偏远地区仍对女性教育持有保守或反对态度，如扎布尔省、加兹尼省普什图人占多数的安达尔区，受当地部落长老和民众普遍反对女童教育的影响.塔利班在这些地区因此也不推动妇女教育的开展。研究显示，来自阿富汗家庭对学校教育的抵制，是导致40%的女孩无法入学和31%的女孩辍学的原因所在。
在许多农村或偏远地区的阿富汗家庭看来，女孩上学或在她们进入青春期后还在学校接受教育是不合适的或者是有风险的。因此当家庭经济负担沉重时，许多阿富汗家庭会在教育机会的选择上优先考虑男孩而非女孩。但是，对喀布尔、坎大哈、赫拉特等地区的城市女性而言，通过接受现代教育获得就业机会，进而获得经济自主权，是改善妇女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因此，女性就业的意愿相对高涨，普通民众对子女接受现代教育的诉求也更为强烈。由此可见，对于第二次上台执政的塔利班而言，能否找到适合阿富汗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的教育治理方式，即制定需要兼顾城市和农村两种场景的教育政策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
（二）塔利班执政背景下阿富汗教育的发展前景塔利班再次建政使阿富汗重新获得主权和统一，这为国家稳定和教育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同时，塔利班重新定位了教法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力求以温和的方式对教法教规做出解释。例如，他们在宗教理想主义上转向政治实用主义，其高官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民族平等”，呼吁所有阿富汗人投身国家建设；在对教法的阐释上也趋向宽松和多元，开始回归宽松、灵活的哈乃斐学派。然而，回顾塔利班临时政府自组建近两年来的作为可以发现，其教育政策的保守主义倾向仍较为明显。2023年1月28日，阿富汗临时政府高等教育部再次发布政令，要求阿富汗私立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在收到进一步通知之前禁止女性报名参加即将于2月份举行的大学入学考试。
这一政令被视为2022年所颁布的禁止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政策延续，也彻底阻断了本年度女性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求学之路。分析塔利班政府在为自身剥削妇女权利的政策辩护时常用的措辞可知，他们总以维护伊斯兰教法作为理由，这是因为以宗教法治国是塔利班的立命之本，塔利班意识形态中的伊斯兰主义内核不可能在短暂时间内发生实质性变化。由此可以推断，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宗教教育仍将是塔利班教育政策的核心，塔利班的教育主张将更加重视伊斯兰学校和其他形式的伊斯兰学习，强调哈乃斐派教法而非（或排斥）其他伊斯兰教法学派，并可能对女性教育采取更为严格的限制。
结语阿富汗教育历经磨难而曲折前行，在频繁的战乱和动荡中一直处于“摧毁与重建”的循环。一方面，困窘的政治经济环境难以为教育的持续和稳定发展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阿富汗的教育几乎没有自主选择的能动性，处于非常明显的被动状态。当前，阿富汗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女性受教育权与就业权业已被高度政治化。对外而言，这成为塔利班想要融入国际体系就须与国际社会政治谈判的筹码。对内来讲，塔利班面临探索适合阿富汗独特城乡二元结构的教育发展之路。展望未来，阿富汗社会重建千头万绪，百废待兴，置身于充满众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巨大场域中，塔利班面临着严峻的国家治理挑战。
其一，建政与治理理念保守。在以维护伊斯兰教法为名而反对世俗教育与妇女权益这一问题上，存在与《古兰经》自相矛盾的地方。
其二，因能力与专业人才缺乏，在顶层设计上对教育的社会地位赋予只是依赖于只看“现时效用”的“功利性判断”，在回应并满足国内民众不同的教育诉求上延缓蹉跎，制约其执政绩效。塔利班是否愿意又能否有能力来回答阿富汗的现代教育究竟要以哪种方式并最终走向何处这一终极命题，触及教育乃至社会重建之路成败的内核。塔利班只有回归到“教育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上来，真正关注翻修的校园里在发生什么、新建的教室里在学习什么、复学的学生获得了什么、教育投资的成效到底如何，才能保证教育重建的方向不会偏离阿富汗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的和平进程。
作者简介：张金萍，太原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阿富汗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马志超，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本文选自《南亚研究》2023年第3期，原文标题为《阿富汗塔利班教育主张的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本期编辑：刘派 陈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