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祥宇整理 | 王晶编辑 | 刘派 江怡 摘要 新冠疫情在席卷南亚之际，也多维度地影响了该地区恐怖主义的当前发展与未来趋向。本文认为，疫情以扩大社会矛盾、变革政府权力基础、催化恐怖主义新模式三种方式影响了恐怖主义的发展。在疫情背景下，南亚的恐怖主义活动整体缓和，但国别情况有所差异。与此同时，南亚恐怖主义呈现出利用互联网平台掀起激进化浪潮、与政府争夺合法性空间、利用阴谋论开展信息战等特征。未来，被疫情压抑的很多恐怖活动有可能在后疫情时代出现报复式增长，南亚国家的恐怖主义活动将可能上升，“独狼”式袭击和生物恐怖主义将构成新的安全威胁。
关键词：新冠疫情 恐怖主义 南亚地区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图源：网络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进程，在经济、治理、地缘政治和技术多方面增加了不确定性。2020年4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正式宣布新冠疫情对国际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这在已经历冲突或正在摆脱冲突的国家中尤为明显。在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重灾区中，南亚连续几年位居榜首。为了抗击疫情，南亚各国纷纷采取封控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恐怖组织的行动能力，恐怖主义形势整体趋于缓和。
然而，南亚恐怖主义活动并未因疫情陷入沉寂。相反，在各国专注于锁国、防疫和制定各项经济刺激计划之际，“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ehreek-e TalibanPakistan，TTP）、“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Al-Qaeda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AQIS）和“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lamic State Khorasan，IS-K）等极端组织迅速复兴。那么，新冠疫情对南亚恐怖主义的影响究竟如何？恐怖主义威胁会随着疫情终结而缓和直至消退？抑或是疫情的长期影响将为恐怖主义势力施暴提供沃土？
基于此，本文主要探究当前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状况、特征及未来趋势，尝试提出地区反恐工作的重点。
一、有关疫情影响恐怖主义的研究综述与分析路径
当新冠疫情演变为一场全球公共危机时，从影响世界、地区和国家的恐怖主义形势，再到单个恐怖组织的发展，相关论述异彩纷呈，但都缺乏学理上的系统性研究。南亚作为全球范围内受恐怖主义威胁最大的地区，国内学界专门对疫情下的南亚恐怖主义研究暂付阙如。疫情下的南亚恐怖主义与世界恐怖主义形势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为此，有必要从既有文献中提取关键要素建立分析框架，把握疫情影响南亚恐怖主义的路径及其重点。（一）新冠疫情影响恐怖主义的研究综述自然灾害给政府和社会带来的压力往往成为恐怖组织利用的弱点。克劳德·贝雷比（Claude Berrebi）在分析1970-2007年间167个国家的恐怖主义与灾害的关系后认为，灾害对恐怖主义的发生率和死亡人数产生了显著影响。
新冠病毒无论是与中世纪的欧洲鼠疫、20世纪的西班牙大流感，还是近几十年来的H1N1流感、艾滋、埃博拉病毒相比，尽管致死率不到1％，但传染速度快且范围广，造成了全球范围内封锁、人类正常活动停止以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其外溢效应是史无前例的。学术界围绕疫情对恐怖主义的影响形成了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疫情滋生恐怖主义。疫情大流行为恐怖主义势力开展人员招募、壮大组织和发动袭击创造了有利的全球环境，暴力极端分子炮制与疫情相关的话题传播其意识形态。因此，极端组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活动变得更加活跃，激进分子的基数随之更为庞大。
第二种观点认为，疫情阻碍恐怖主义活动。疫情期间，国家关闭边界对恐怖组织传统的作战计划、后勤网络构成严重挑战，因为其路线和袭击方式更容易引起政府注意。此外，恐怖组织受到病毒威胁，因而在设计活动路线时试图避开疫情重灾区。第三种观点认为，疫情为恐怖主义势力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国家的封控政策增加了在人流密集区域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难度，但疫情大流行为恐怖组织制造了参与亲社会活动、自我激进化、传播阴谋论、煽动反政府暴力、网络渗透、生物武器制造的大量机会。第四种观点认为，疫情对恐怖主义的影响比较模糊。
疫情影响恐怖主义的方式十分多样，短期内这种流行病可能对恐怖主义趋势产生混合影响。再者，受恐怖主义影响的不同地区明显存在模式差异，在没有详细数据论证的情况下，疫情对恐怖主义的作用机制难以评估。疫情对恐怖主义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在疫情初发的早期响应阶段，封锁和旅行限制影响了极端主义的团体流动、人员招募、资金筹集和物资运送等，恐怖分子的线下活动出现了短暂的缓和。中期阶段，疫情对恐怖主义的约束力逐渐式微，恐怖袭击的频率和致命性上升，因为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可能仅在中长期内才会显现。事实上，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理论”认为，短时段中的疫情变量属于历史中的一个事件，对局势影响比较小，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论点。
疫情暴发之后的几个月里，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暴力和示威活动分别减少了10％和30％，但不能简单地将此情况归因于疫情，更不能因为疫情加剧了当前暴力极端主义趋势，断定疫情后将出现暴力增长迹象。确切地说，疫情对恐怖主义的影响程度存在一些干预变量。一是地理因素，在冲突风险高、难以实施封锁的偏远地区，疫情对恐怖主义的影响并不显著；二是政府对自然灾害的响应能力，政府充分的反应可能会降低灾后发生恐怖袭击的风险；三是国家的经济韧性，一般而言，富裕国家的产业链更有弹性，较快进行经济重建的可能性较大，而贫困国家产业结构单一且债务问题严重，经济复苏耗时长，疫情对恐怖主义的外溢效应更为持久。
（二）新冠疫情助长恐怖主义的路径疫情造成的巨大社会经济影响深远持久，不仅在中短期内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公共卫生危机和商品危机，长期内还将加速全球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领域的转型。疫情主要通过扩大社会矛盾、变革政府权力基础、催化恐怖袭击新模式三种方式影响恐怖主义发展。
第一，疫情对南亚既有的社会矛盾具有放大效应，助长恐怖主义势力。全球新冠疫情引起的广泛动荡、不确定性和焦虑氛围为恐怖组织传播阴谋论提供了众多机会。历史学家弗兰克·M.斯诺登（Frank M.Snowden）称：“疫情就像一面反映南亚各种不足的‘镜子’。”这种比喻性的描述映射了南亚地区的贫困、不平等、不包容、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竞争，而疫情暴露或衍生的社会矛盾反过来极易被极端分子利用。疫情带来的重大社会经济损失和安全威胁本身就营造了恐惧、不确定和焦虑的气氛，正如把悬在当代社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直接增加个人的死亡焦虑和生活无意义感，个人的消极心态成为暴力极端主义思想的温床。
短期内，由于人员隔离、限制社交距离和旅行等防疫政策的实施，家庭暴力和自残行为大幅上升，恐怖分子利用“阴谋论”制造混乱，来达到突破大众心理防线的目的。
第二，疫情危机加速国家行为体的权力流向非国家行为体，为恐怖组织挑战政府合法性创造了机会。彼得·蒂奎西斯（Peter Tikuisis）等学者认为，由于存在政府合法性问题，弱国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方面，疫情凸显民族国家治理失败，使得政府权力相对下降，恐怖主义有更多机会在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制造或深化裂痕。疫情引发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和持续的经济下行，使得世界各国政局动荡的风险因素上升，尤其是国家卫生服务的薄弱环节往往成为社会矛盾的引爆点；当民众对政府应对疫情不力、安全部队不堪重负而累积的失望情绪越来越多时，公共秩序将会面临挑战。
恐怖组织为了在军事和政治上获得领土和民众支持而参与亲社会活动，塑造政治精英的黑暗形象。另一方面，疫情危机可能导致身份认知的转变。流行病还产生了排他性的种族主义与本土主义的医学偏见，以及受阴谋论影响的民粹主义势力。据此，恐怖组织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在不同宗派之间形成新的文化界限，赋予身份焦虑的边缘化群体一种被接受、被认同的“自我”身份，从而招募潜在成员。
第三，疫情催化恐怖主义新模式。在作战方式上，恐怖主义活动超越传统形式，产生了网络恐怖主义、生物恐怖主义、网络生物战、“独狼式”袭击等新方式，尤其是“独狼式”袭击已成为世界恐怖主义活动的新趋势。在目标选择上，疫情期间，针对5G电话杆的袭击成为最常见的类型，占比高达61％，这与阴谋论相关，接着分别是援助工作者、政府、检疫或隔离中心，占比4％。
二、疫情期间南亚恐怖主义活动的新态势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社会根源主要来自宗派冲突和民族困境，
在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极端左翼主义三大思潮的支配下，南亚地区长期受国际恐怖组织和本土恐怖组织的双重影响，是全球恐怖主义的重灾区。新冠疫情期间，南亚恐怖主义的形势有以下特点：（一）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整体趋缓在疫情背景下，南亚国家的封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恐怖分子的流动。首先，疫情影响恐怖分子对活动场所和时间选择的自由。其次，疫情影响恐怖组织获得资金、直接招募、培训人员的能力。最后，由于媒体集中报道防疫新闻，恐怖组织的对外宣传效果受到制约。鉴于此，南亚恐怖主义指数在2018-2019年度增长0.27，而在2020-2021年度减少0.203。
据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19年、2020年和2022年三份《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统计（见表1），南亚8个国中，主要有6个国家受恐怖主义影响显著，其中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的恐怖主义指数和世界排名均出现下降迹象，不丹和马尔代夫几乎不受恐怖主义影响，因此不在本文的测算范围内。从既有的数据看，南亚恐怖主义活动整体放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疫情限制了恐袭，但南亚恐怖主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方面，南亚恐怖主义活动仍然保持了自2007年以来的全球榜首地位。2021年，南亚的恐怖主义指数位居全球
第一，是全球范围内恐怖主义活动最为泛滥的地区，恐怖袭击次数居高不下。2020-2022年度，南亚恐袭次数高达9154次。另一方面，南亚地区因恐袭伤亡人数增加。2019-2022年间，南亚地区有1829人死于恐袭，比上一个4年增加了8％。2021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伤亡人数增长最为显著。阿富汗因恐袭死亡人数高达1426人，同比增长14％，占全球恐怖主义死亡人数的20％；巴基斯坦275人死亡，同比增长5％。（二）恐怖主义活动“巴升印降”自2020年3月巴基斯坦新冠肺炎病例数量上升以来，其国内恐怖袭击事件的数量也大幅上升。
最明显的变化是，巴基斯坦遭受恐袭的频率和强度均有所提升。根据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智库“安全研究中心”（The Centerfor Research and Security Studies，CRSS）发布的年度安全报告显示，疫情期间，活跃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组织有15个，恐怖主义活动几乎呈爆炸式增长；2021年8月至2022年8月，在巴基斯坦发生的250起恐怖袭击中，至少433人死亡。而且恐袭活动往往在数月内激增，在2021年7-9月的3个月内，巴基斯坦发生了多达66起恐怖袭击事件，约占其该年度前半年袭击总数的86％，造成102人死亡。
巴基斯坦恐怖主义形势恶化一方面源于俾路支民族分离主义组织的反政府活动激增。2022年1-10月，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发起恐怖袭击至少64次。其中，2022年2月2日，俾路支解放军（Balochistan Liberation Army，BLA）同时袭击了俾路支省的本杰古尔（Panjgur）和努什基（Nuskhi）军营，标志着该组织的武装打击能力有所增强。另一方面，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巴基斯坦塔利班（简称“巴塔”）势力迅速壮大且向巴基斯坦回流。“巴塔”在“圣战”运动中仍具有吸引力，规模进一步扩大。
自2020年7月开始，至少包括“巴塔”三大派系-哈基穆拉·马赫苏德（Hakimullah Mehsud）、自由人党（Jamaat-ul-Ahrar，JuA）、“卫士”（H o-ul-Ahrar，HuA），以及“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和“羌城军”（Lashkar-e-Jhangvi，LeJ）等17个极端组织宣誓效忠“巴塔”。美国国防部2019年底的一份报告显示该组织有3000～5000名战士，2021年9-12月，“巴塔”成员人数由3000～6000人激增至5000～10000人（仅阿富汗境内）。
除了组织权力重组，2020年，“巴塔”开始效仿“阿塔”的中央集权官僚系统组织结构，在巴基斯坦不同地区任命了“塔利班式”的影子省长。“巴塔”频繁发起恐袭，影响范围扩大。自2021年初以来，“巴塔”的活动显著增加，仅在2021年的前两个月，该组织至少发起了32次恐怖袭击，其中大部分在巴基斯坦西部边境地区，但暴力活动逐渐从部落地区蔓延到人口稠密的城市。2020年“巴塔”的袭击活动就开始向俾路支、卡拉奇、拉合尔等西南和东部地区扩散。2021年，巴基斯坦共发生207次恐袭，其中“巴塔”发起的恐袭占87起，比2020年在其国内实施的袭击增加了约84％，导致158人丧生，增加了1倍多。
2022年，“巴塔”在斋月的第一天宣布发起春季攻势，恐袭次数再度攀升。其中在6-7月，“巴塔”发起59次袭击，造成70人死亡。由此，“巴塔”成为超过俾路支解放军最致命的恐怖组织。印度虽然依旧是南亚第三大受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但在疫情期间，与巴基斯坦相反，印度的恐怖主义形势有所缓和。由于集中于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逊尼派武装团体以及东部各邦的印共（毛）极端左翼组织的活跃度有所下降，2020-2022年，印度的恐袭次数由1431次下滑为1186次，因恐袭死亡人数减少163人，印度不再是全球受恐怖主义影响最大的前十国家，恐怖主义活动有所减少。
（三）阿富汗恐怖主义形势仍然严峻随着2021年8月阿富汗塔利班占领了首都喀布尔，“阿塔”从阿富汗暴力活动的主要肇事者变为政权的领导者，境内暴力的总体水平骤降，恐袭次数由2020年的1602次下降为2022年的405次，尤其在2022年，恐袭事件骤降70％。即便如此，美国撤军仍引发阿富汗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再度活跃，阿富汗仍是全球受恐怖主义影响最大的国家，整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阿塔”执政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与塔利班的矛盾激化，上升为阿富汗国内的主要安全威胁。“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强势复原，袭击强度有所增大。
“阿塔”上台后的一年内，“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在阿富汗发起了多起针对塔利班的大规模袭击事件。2020-2021年，该组织在阿富汗发动了421次袭击。在全球致死率排名前18的恐怖事件中，阿富汗占了6件，“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发动了4件。而且其策划的恐袭烈度有所增强，仅8起恐袭事件就导致478人死亡。其中，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引爆两枚自杀式炸弹，造成170人死亡和200多人受伤，是该年度全球范围内造成伤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恐袭。“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活动范围扩大。从地理范围看，2019年上半年，“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恐怖袭击活动主要集中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其东部方向。
疫情期间，该组织扩大了在其他区域的活动。根据联合国统计，2020年8-12月，“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在5个省份发起了20次袭击，而2021年同期在16个省份发动了152次袭击。从目标选择看，“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主要针对阿富汗什叶派哈扎拉族，但疫情期间医院人群聚集，成为该组织发动恐怖袭击的目标。2020年，该组织袭击了喀布尔的无国界医生组织诊所，导致13人死亡；2021年对喀布尔军事医院采取自杀式炸弹袭击，塔利班的军事首领哈姆杜拉（Hamdullah）丧生。（四）“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重振尽管“9·11”事件以来，“基地”组织在中东的势力被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阵营削弱，但其在南亚地区的分支机构“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仍在继续运作。
塔利班与美国签署《多哈协议》后，“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减少了在阿富汗的战略存在，转而向南亚其他国家发起攻势。2021年8月美国撤军阿富汗后，该组织的势力明显复苏。“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对南亚地区“圣战”组织的力量整合以及恐袭策划都有所加强。
“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之所以能够在南亚地区活跃，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印度东部地区和孟加拉国有众多的亲“基地”组织机构，包括活跃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伊斯兰激进组织AGH（AnsarGhazwat-ul-Hind，AGH）、“伊斯兰圣战运动”（Harakat-ul Jihad Islami，HUJI）以及分支组织“孟加拉国伊斯兰圣战运动”（Harakat-ul Jihad Islami-Bangladesh，HUJI-B）等，建立了庞大的跨国支持网络。从南亚国家政府逮捕的恐怖分子所属组织看，“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活跃度显著上升，执法人员在疫情期间单次抓获的高级特工数量不少于4名。
“基地”组织克什米尔分支是“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的积极支持者。早在2017年，“基地”组织克什米尔分支就与“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达成制订“克什米尔‘圣战’计划”的共识，当后者将克什米尔作为战略重点后，前者的活动开始频繁。2020年4月，“基地”组织克什米尔分支与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安全部队连续三次发生武装冲突，“基地”组织克什米尔分支9名成员阵亡，包括总指挥官马吉德·科卡（MajidKoka）。2021年4月，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安全部队再次重创“基地”组织克什米尔分支后三个月，印度政府在北方邦首府勒克瑙（Lucknow）逮捕了“基地”组织克什米尔分支的特工，这是“基地”组织克什米尔分支首次向克什米尔以外地区尝试发动自杀式袭击。
显然，该组织对克什米尔以外地区的关注度上升。尽管“基地”领导人扎瓦希里之死对该组织造成打击，但“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仍激励南亚穆斯林青年参加“圣战”。从历史经验来看，“基地”组织领导人死后两年内，恐袭活动一般会有所减少，但这种打击只是暂时性的，该组织所构成的跨国恐怖主义网络仍然是破坏南亚地区安全的一颗毒瘤。
三、疫情期间南亚恐怖主义的特征近年
在疫情蔓延的情势下，南亚恐怖主义呈现出新特征。疫情一方面催化南亚网络恐怖主义，促使恐怖分子更加依赖互联网平台灌输极端思想、招募激进分子；另一方面削弱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恐怖分子加快对既有政权的变革性去合法化，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恐怖组织将意识形态宣传与阴谋论结合，拟通过开展信息战争夺话语权。（一）利用互联网平台掀起激进化浪潮南亚拥有8.03亿互联网用户，用户数量位居全球第二。由于疫情封控，民众上网时间成倍增加，这为恐怖主义分子利用网络空间传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潜在的基础。
国际恐怖组织在南亚多数国家建立了网络平台。“伊斯兰国”及附属机构在印度、孟加拉国通过“征服印度之声”（Voice of the Conquest of India）、“大众宗教学校”（Qawmi madrassa）传播反印度教徒的极端主义思想。“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将克什米尔调整为“圣战”中心后，迅速将其所有宣传材料托管在域名为“军事征服印度”（the Conquest ofIndia）的门户网站上。此外，国际恐怖组织在南亚拥有成熟的媒体部门和分支机构，也有专业的策划和网络运营团队。
疫情期间，它们甚至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新设了多语种网络杂志，将伊斯兰意识形态渗透到人们日常使用的社交软件上。经过恐怖组织在互联网上的宣传，南亚网络激进化的概率大幅提升，为恐怖组织输送了大量潜在的暴力分子。2020年5月，“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的“优酷”频道新订阅人数超过10万，一个月后，孟加拉国社交媒体上的暴力极端主义账户增加了8％，达到270万。孟加拉国警方对250名极端分子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82％的极端分子受到社交媒体宣传的启发，掀起新一轮好战浪潮。
其中，“新孟加拉国圣战者大会”（Neo-Jama’atul Mujahideen Bangladesh，Neo-JMB）、亲“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机构的“伊斯兰辅助者组织”（Ansar al-Islam）在社交媒体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疫情期间在线招募了大量本国乃至印度女性，输送至叙利亚。同时，“伊斯兰国”在印度的网络支持者也激增，并从印度南方各邦招募了一批极端分子。伊斯兰极端组织分支甚至在马尔代夫的网络平台上发起反疫苗接种运动，导致该国越来越多的激进分子认为预防性医疗保健“与对上帝的依赖背道而驰”，并招募了173名马尔代夫人前往叙利亚支持“圣战”。
基于此，互联网在激励自我激进化、煽动潜在恐怖主义分子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日益成为恐怖组织将病毒武器化的重要工具。（二）与政府争夺合法性空间在新冠疫情下，南亚社会因医疗资源匮乏陷入混乱，而恐怖组织利用人们对健康议题的关注度笼络人心，在医疗卫生公共产品的薄弱环节或空白区域，积极充当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与政府争夺政治影响力。
第一，恐怖组织将抗疫措施与国内政治、社会问题结合，加速现政权的变革性去合法化。在印度，“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抨击印度政治领导人对穆斯林死亡病例实施强制火化政策，趁着2020年印度首都发生社区骚乱，宣传印度穆斯林社区所遭遇的不公，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下的社区分裂。不仅如此，“伊斯兰国呼罗珊省”还开始发布印度北部穆斯林人口常用语言文本扩大宣传。在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组织还发动反疫苗接种、“经济战”等运动，与政府争夺政治话语权。
第二，通过参与抗疫活动增加与民众的接触和互动，从而获取合法性。疫情期间，极端组织一方面积极宣传健康知识提升自身社会形象。除此之外，“基地”组织正式发布了应对流行病的《伊斯兰教法指南》，向人们传播防疫知识。另一方面，极端组织扩大了对当地民众的救济援助。伊斯兰极端组织在南亚地区主要通过建立检疫中心、开展公共卫生宣传活动、分发口罩及其他医疗用品、进行在线医疗救助、提供经济资助、食物补给等公共服务，塑造其“治理者”形象，获取公众支持。此外，疫情期间，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暴力和极端主义组织还深耕清真寺、医院、宗教学校和其他影响公众舆论的慈善机构，以人道主义机构的形象获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筹集活动资金和招募人员。
例如，罗兴亚伊斯兰组织“伊斯兰马哈德”（Islami Mahad）与130所宗教学校建立了支持网络，从而影响该国整个伊斯兰教育系统的意识形态教育。（三）利用阴谋论开展信息战在疫情期间，政府的信息主导权被侵蚀，其效用和重要性开始下降，恐怖分子利用民众减少了对政府发布信息的依赖来获得战略优势。当南亚社会盛行的阴谋论、虚假信息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三者相结合，特别是与危机下普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议题相关联时，恐怖分子便有更多机会开展信息战。早在南亚暴发第一波疫情期间，针对特定民族、种族和宗教的“病源论”便开始甚嚣尘上。
恐怖组织趁机进一步扩大或制造“污名化”叙事，以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恐怖组织利用“宗派病源论”炮制反西方叙事。“伊斯兰国”为鼓励穆斯林信徒利用疫情对西方发起攻击，宣称疫情暴露了“上帝对西方的愤怒”，进行“圣战”是抵御疫情的最佳保障。“基地”组织在“印度之声”上首先重新解读这场流行病的性质，称“新冠病毒是上帝对西方政府压迫穆斯林的惩罚”，穆斯林信徒因此有了更多报复西方的机会。此外，“巴塔”强调新冠病毒是犹太人旨在发动全球战争、针对穆斯林的阴谋，宣扬反犹太种族主义叙事。在疫情中期，南亚由于盛行政治阴谋论以及与疫苗相关的错误信息、虚假信息，社会层面产生了更多政治不信任，恐怖组织煽动政治暴力也因此有了更多的着力点。
从全球来看，“基地”组织的宣传策略重点是抨击西方，在世界范围内削减西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及影响力。2020年3月，“基地”组织发表声明，一方面强调西方世界在疫情大流行中的治理失败，抨击西方自称“群体免疫”的共存概念；另一方面揭露西方政府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基地”组织在全球煽动反西方情绪，实际上也会调动南亚地区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导致政治上极右翼主义势力崛起，阻碍南亚国家与国际组织开展联合反恐工作。由此推断，恐怖组织宣扬的“阴暗精英”叙事将会扩大政治精英与民众的裂痕，本质上是一场争夺舆论场、话语权的信息战。
四、后疫情时代南亚恐怖主义发展趋势随着新冠疫情进入第四年，南亚的疫情状况有所改善，也逐渐恢复正常经济活动，放开旅行限制。但是，疫情的阴影并未消散，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很有可能在解封后活动剧增。而且，对于经济脆弱、医疗设施落后的南亚地区而言，疫情反弹造成的社会后果相对其他地区更为严重，恐怖组织也就因此能招募到更多暴力极端分子，扩展其势力范围。（一）恐怖组织的潜在成员可能增加疫情导致的经济困难可能会增加恐怖主义滋生的风险。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南亚地区国家的公共债务普遍攀升，一半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历史平均水平。
新冠疫情造成的空前危机意味着南亚可能会经历40年来最糟糕的经济表现，至少一半国家的经济体将陷入深度衰退，滋生恐怖主义势力。疫情导致南亚的社会矛盾与民众心理障碍，使恐怖主义的传播有机可乘。首先，政治精英与民众的关系紧张，抗议活动暴力化和恐怖主义化的风险剧增。在过去10年中，除阿富汗外，南亚其他国家的内部暴力动乱都以不同的速度减少了。然而，疫情所暴露的政府治理失败直接导致民众的政治不满上升，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在疫情期间的政治暴力事件明显增多，大型基础设施、政府办公室或其他政治场所、政党领袖或政府官员成为主要的袭击目标。
其中，印度的政治暴力事件在疫情前后增幅达到62％。其次，罗兴亚人难民问题的涉恐因素凸显。在疫情下，聚集在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生存境况恶化，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危机被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大肆炒作，这对难民中的极端分子吸引力加大。据南亚恐怖主义门户网站统计，有10-15个武装团伙活跃在罗兴亚人的考克斯巴扎尔难民营，疫情期间难民营中的犯罪率急剧上升，从2020年184起上升为2021年的570起，安全局势日趋复杂化。最后，南亚国家普遍极端贫困人口增多，这为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提供了规模庞大的潜在成员基础。
疫情大流行期间，南亚减贫成果倒退了10年，高达1.32亿人陷入极端贫困（1.9美元／每天），以至于该地区有一半人口面临粮食危机。由于经济不景气，南亚社会的物资和公共服务短缺问题波及广泛群体，边缘化群体的相对被剥夺感和不安全感上升。恐怖分子很可能会利用民众在危机中所遭受的苦难、心理创伤以及挫败感助长暴力极端主义，这也是疫情所带来的持久性恐怖主义遗产。（二）民族宗教矛盾激化恐怖主义疫情导致南亚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迅猛抬头，这在国内会激化族群矛盾，助长本土暴力恐怖主义，在国际上会增加反恐合作的难度。
南亚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加剧了既有政治分歧，而当“指责政治”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就会增加与被视为“他者”的个人和社区发生冲突的风险。在疫情的推波助澜下，南亚少数民族困境和教派矛盾愈演愈烈。早在2020年2月下旬，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客将穆斯林妖魔化为“塔利巴尼”病毒，亲政府媒体机构再加以报道助长了反穆斯林言论；巴基斯坦国内逊尼派和什叶派极端分子互相指责对方为“病毒源”；孟加拉语极端主义文学甚至认为新冠疫情是对政府反伊斯兰活动的惩罚，解决方案是实行伊斯兰教法和通过暴力建立伊斯兰国家，由此导致民族仇恨情绪滋长。
在印度得到国家支持的“伊斯兰恐惧症”长期存在，破坏了南亚的区域凝聚力。印度人民党内部的极端排外势力以防控新冠病毒为宣传工具，强化反穆斯林意识形态，导致2020年国内针对少数族裔社区的犯罪率同比增长9％。在巴基斯坦，政府的政策和机构已经严重宗派化，政治精英参与妖魔化什叶派穆斯林叙事，宗派暴力事件更为频繁。巴基斯坦安全分析家阿米尔·拉纳（Amir Rana）在对巴基斯坦2021年的安全形势做出预测时指出：“社区暴力事件以及宗教和宗派仇恨事件已成为巴基斯坦安全和政治格局的常规特征。”同时，受民粹主义裹挟的政治领导人利用疫情危机加强政治话语权，面对疫情大流行中表现出的机会主义、不充分的政策反应以及传播错误信息，都可能成为恐怖分子动员反政府极端分子的催化剂。
有鉴于此，当极端排外民族主义与威权主义紧密结合并发展成为一场迎合国内选民的政治异动，无疑助长了巴基斯坦的暴力化和极端化，国际反恐合作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三）“独狼式”暴恐活动趋多新冠疫情造成恐怖主义实地活动困难，但恐怖组织因此获得了更多技术应用的机会，而疫情的强大影响可能会引导恐怖组织进一步提高技术制造与扩散能力，打造更具破坏力的恐怖工具。互联网技术应用使得“独狼式”袭击的可能性增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逐渐改变了恐怖主义的运作方式。恐怖组织通过不同的媒体平台、应用程序建立广泛社会支持网络成为常态，也催生出一种半自主恐袭，即“独狼式”恐怖主义。
“独狼式”恐怖主义不属于任何组织，而是某些极端分子在受到特定恐怖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启发或影响，或是在特定的社会氛围中的独立运作行动。“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组织正是利用这一点，通过网络视频游戏追踪富有激进思想的群体和研究潜在成员的在线活动。疫情期间，印度和孟加拉国发生了8起与网络激进化相关的“独狼式”袭击，高于疫情前此类袭击的发生率。正如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Jaishankar）称：“恐怖组织和‘独狼’攻击者通过获取虚拟专用网络、加密消息服务、区块链和虚拟货币等新兴技术增强袭击能力。
”当恐怖组织日益依赖网络达到自我激进化的目的时，“独狼式”恐袭将会成为南亚恐怖主义的主要趋向之一。（四）生物恐怖主义逐渐兴起尽管恐怖分子获取生物武器的壁垒依然存在，但由于技术扩散，这种壁垒正在逐渐降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本身掌握了一些生物恐怖主义相关知识，“基地”组织甚至还在阿巴边境处运营着化学、放射、生物与核小组。新冠毒株在持续的扩散和变异中为恐怖分子传播新变异病毒、窃取生物监测技术、非法采购或制造生化武器提供了一种相对便捷的方式。2019年，一个亲“伊斯兰国”组织发起了一场推广生物武器使用的运动，说明关于如何生产和部署生物武器；
2020年，《印度之声》杂志第六期甚至鼓励穆斯林感染病毒并加以传播。南亚国家传染病的发病率在世界上仅次于非洲，由于应对疫情扩散耗费了南亚各国的大量医疗资源，印度还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疫苗生产地之一，相应地减少了对该地区其他流行病的资源投入，间接加重了南亚地区的多重疫病流行。总之，随着新冠病毒及其变种在世界范围内肆虐，产生生物恐怖主义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恐怖分子有可能从当前传染性病原体及其衍生的次生灾害中汲取灵感来制造生物武器。
五、结语后疫情时代，不确定性仍然是主要特征，虽然新冠病毒对恐怖分子构成了暂时的战术挑战，但
这种不确定性环境却是动员和招募更多潜在极端分子的有利条件。南亚地区的主要经济体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虽然出现了经济反弹，但增长仍然受到全球经济放缓、高债务和高通胀率、特大洪水灾害等多重风险的抑制，复苏进程脆弱且充满不确定性。随着南亚国家基本取消疫情管控政策，恐怖分子的目标人群将会增加；加之该地区的疫苗接种率和检测率都远低于世界水平，一旦有新变异毒株席卷南亚，出现大批感染病例，地区安全形势很有可能再度恶化。在接下来的20年里，恐怖组织将继续利用国内社会分裂和治理薄弱来宣传意识形态并通过暴力获得权力，因此，南亚地区的反恐工作更要与时俱进，适应后疫情时代的恐怖主义威胁。
南亚国家主要通过联合国等多边论坛共同开展反恐工作，但南亚国家间双边和区域内层面的反恐机制却很少。在国际反恐外援减少的情况下，小国的反恐工作更加有赖于本土的打击能力。对此，南亚各国一方面有待制定有效沟通的策略，协调信息共享和协作，重点通过改善疫苗普及与核酸检测、旅行数据监控、边境管制等措施防止南亚疫情反弹；另一方面加强网络立法以及以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挖掘和视频分析技术为支撑的网络监管能力，并且重点在基层社区提供一定的心理咨询、宗教咨询和防疫知识教育，打击虚假信息和极端主义思想传播。更重要的是，地区经济恢复对于缓解暴力极端主义十分关键，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恐怖主义发生和蔓延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王祥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南亚政治外交
本文转载自《南亚研究季刊》2023年第2期，原文标题为《新冠疫情下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及趋势》本期编辑：刘派 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