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Hsieh编辑 | 邓慧玲 陈珏可相关阅读▼历史 | 加尔各答中国城往事之一：华人因何赴印定居？图源：“中印大同网”微信公众号加尔各答（Kolkata）的名称由印地语Kalikata（卡利卡塔）演化而来，卡利卡塔的意思是“迦梨女神的土地”。迦梨女神是湿婆的妻子萨克蒂的一个转世化身，她通体黑色（或蓝色），脚踩湿婆，口吐鲜红的舌头，手拎血淋淋的首级，戴着头颅穿成的项链。虽然迦梨的形象看起来非常黑暗和凶恶，但她却是加尔各答人最崇拜的神，被奉为降魔者和保护神，代表着创造、死亡和重生。但是她显然没有听到加尔各答的华人的祈祷，没能让塔坝重生，纵使他们也说着印度的语言。
一、皮革厂老谢的餐厅的英文名叫“big boss”，来自李小龙的电影《唐山大兄》。那时候他打算把皮革厂改成餐厅，想起一个很有气势的名字。一开始想的是“JUMBO（巨大）”，中文就叫“珍宝餐厅”。但是别人笑话他，因为那时候加尔各答有个印度人的马戏团，也是叫“JUMBO”。图源：“中印大同网”微信公众号加尔各答华人原先是以制革而闻名的，他们曾将加尔各答的制革业推至印度三大皮革中心之一的行列，直到九十年代后期，许多人才和老谢一样，将自家的皮革厂改造成了餐厅。印度教徒奉牛为神，且多数人为素食主义者，所以只有最低贱的种姓才会从事制鞋和制革。
华人不信仰印度教，所以没有这方面的顾虑，这使得他们在制鞋方面找到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最早的制革者是原先制鞋的客家人。二十世纪初，客家人制鞋是向穆斯林皮革商家购买原材料。男人在地上蹲一整天做鞋，女人们则洗衣服、缝制鞋帮……高昂的皮革成本让制鞋业的劳动量投入很大，收入却比木工、安牙工都低得多，根本攒不下什么余钱。在加尔各答东郊有一片沼泽区，大大小小的水塘星罗棋布。沼泽周围聚集着众多贫民窟，一些低种姓印度人在小规模地进行皮革生产。这片沼泽就是塔坝。1910年前后，客家人中最贫穷的人开始迁往塔坝，他们尝试在那里晒制皮革——为自己或其他客家人的鞋铺提供原材料。
那时候客家人普遍都不富裕，而制革的客家人更是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他们在地上挖坑，把混合着鞣质的生皮扔进去，没有保护皮肤的措施，亦无任何现代机械，唯一的办法是光脚踩进去，使得生皮被鞣剂完全浸透。这种制革方法叫做“窑制（pit tanning）”，对身体危害很大，愿意做的人不多。谁也没有料想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到来，给塔坝华人制革者提供了两次飞跃的机会。图源：“中印大同网”微信公众号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欧洲汇率大幅波动，许多印度皮革公司面临倒闭的命运，报纸上出现了许多便宜处理皮革厂机械设备的广告。
塔坝的华人看见后，找亲友们东拼西凑，将机械设备买了回来。至此，有三十多家客家皮革厂从人力制革切换到更现代的生产方式。那时的华人皮革厂都是小规模生产，一家人干脆就住在厂房里，可以随时保证机器的运作，增加生产量，所有工人也都是自己的家庭成员。就这样，塔坝制革者凭借勤劳刻苦开始跻身富裕者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是更开放的市场。当时政府将规模大的制革厂改制成政府企业，生产的皮革只能提供给军方，小规模制革者便得到了更多的非军方市场。所以，战争年代华人皮革厂数量上升到了七十多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塔坝华人皮革企业已上升到三百多家，占加尔各答皮革产量的1/3。
老唐人街以及其他城市的华人都纷纷前往，随之带动的餐饮等行业兴起，塔坝成为印度规模最大的唐人街。1968年，印度反华潮流平息。加尔各答印度共产党在西孟加拉邦上台执政后，毛泽东和胡志明突然受到人们的拥护，连美国领事馆所在的哈林顿街（Harrington Street）都改名成为胡志明街（Ho Chi Minh Street），加尔各答华人的处境也变好了许多。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塔坝制革业的高峰期，最主要的客户是苏联人。苏联政府只在本国统一供应黑色和棕色的皮革，所以塔坝华人制革商的工作也非常轻松，完全不用考虑市场竞争，也无需创新或改进皮革质量，就可以稳定地赚到一大笔钱。
赚了的钱继续投入到皮革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到1983年，几乎所有皮革厂都变成了水泥房，而华人也不用再做踩生皮的苦活，工人几乎都是住在附近的印度教低种姓“贱民”。塔坝的每一个人，童年记忆都与皮革厂有关。“我们就是在皮革上出生的，会走路就会帮工人捡钉子。”那时候大人们将一张张皮革晒在木板上，用钉子钉好，到了黄昏收皮革的时候，小孩子就出动去捡钉子。若是在雨季，则一天之内要跑出去好几次帮忙收皮。然而高峰期注定短暂。随着苏联政权解体，塔坝皮革商失去了那片市场，只好一头扎进了自由市场的竞争浪潮。
这时才发现，自己的许多生产设备已经落伍，皮革质量也赶不上其他厂商，许多人开始离开这个行业，甚至离开印度，去西方国家定居。印度政府对塔坝唐人街一直是让其自生自灭的态度，九十年代以前，从未管理过这里的街道、排污、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全部由华人自己打理。起初人们并没有什么环保意识，任由街道上紫黑色废水横流，走近塔坝就能闻到皮革厂刺鼻的硫磺味，这也引起了周围民众的强烈不满。1993年，印度污染局以清除污染为由勒令所有230家制革企业搬迁到25公里以外的新兴开发区，但所谓的开发区其实是无人居住的荒郊。
大多数人拒绝搬迁，印度政府发出通告将关闭拒绝搬迁的皮革厂，新的矛盾开始了。在皮革厂工作的“贱民”、经营皮革厂的华人纷纷举着写有中英文的牌子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行为，提出的口号是“如果关厂会影响到几百万人的生活”。然而这样的矛盾最终没有得到解决，有的人不得不屈服搬迁到了新开发区；有的人举家出国定居，只在过年的时候返回塔坝；有的人则将皮革厂改成餐厅或宾馆，所以今天看见的塔坝中餐厅往往会有个大的庭院，那是曾经的货运停车场；还有一些皮革厂偷偷运营，印度政府对此则采取强制断电的对策。
二、培梅中学另一个几乎与每一个塔坝华人都有关的童年记忆是培梅中学，而
这所学校也经历了和皮革厂一样的兴衰更迭。培梅中学是一座三层“U”字型纯白建筑，阳光下非常晃眼。多数时间这里都是空的，只有举办活动或春节的时候才会特别热闹。二楼大厅墙上挂着甘地和孙中山的画像，以及印度国旗、中华民国国旗。天台上有一间红色墙面的小屋，其中供奉着关公等武将。图源：“中印大同网”微信公众号培梅中学的前身—培梅学校建于1929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值华人迁往印度的高峰期，学生突然增多，培梅学校就显得太挤了。许多人就把孩子送回国内接受教育，孩子们读完中学之后，有的就到印度来帮忙经营生意，有的就留在了国内，读大学或者参加革命军。
当时印度华侨联合会与塔坝众皮革商开会商议，决定由皮革商捐钱筹备新学校的建立。皮革商们捐出他们制革时顺带生产的副产品，由华侨联合会牛胶部雇佣的印度人去收这些副产品，然后统一出售。1946年，终于筹措完成，买下了今天培梅中学这块地皮。1950年正式建成开始教学，当年就收了三百多个华人学生。到了1955年，是培梅学校招生的高峰期，学生最多时达到了一千二百多人。培梅学校接受国民党资助，一直使用的是台湾的教学资料，写繁体字，用中华民国纪年，许多老师也是从台湾派过来的。后来，培梅学校开设了初中，更名叫做“培梅中学”。
三年之后，国民党在加尔各答的领事馆撤回台湾，带走了大部分师资，初中就停办了，但“培梅中学”这个名字留了下来。图源：“中印大同网”微信公众号1962年边境风波之后，培梅中学的学生一再减少，或回国，或跟随父母移居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就算是留下来，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英文学校念书。到2009年，学校只剩下5名华人学生，只好关门收场。遗憾的是培梅中学的停办不仅是因为皮革业的变迁，还有内讧。培梅中学由篮球场、足球场和三层校舍组成，面积不小。而且处于坦格拉（tangra）地区的黄金地段，土地价值逐年上升。
由于买地的钱由当年23家皮革厂捐赠而来，因此，制革理事会坚持培梅中学归属理事会。但学校管理者刘国赵与其他校友组成一个管理委员会，并在2009年将培梅中学注册到管理委员会名下，不让理事会的人涉足。随后，这“两个培梅中学”就开始了多年的官司长跑。培梅中学一直没有重新开始上课就是因为在等法官的判决和法庭命令。刘国赵说希望这一切结束之后，在他的管理下，培梅可以重新开学，办他理想中的“孔子学院”，由大陆派师资进行教学。老谢也是培梅中学的老校友，谈起培梅的时候，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如果一个人病了，给他输氧输血，他还是有机会活下来，还可以走走路，但假如把管子拿掉，那他就完蛋了。
你看那个报馆，现在只有两个人，但是他们还是在继续，每天还是有份报纸拿出来。不要管它内容好不好，毕竟还是一份活着的报纸，大家每天早上还是会想读一下。但是培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还是老样子。”他说的那份报纸是繁体中文报纸《印度商报（Overseas Chinese Commerce in India）》，《印度商报》1969年3月由制革商李永珍（音译）创办。没有记者，只有两名编辑。其中一位叫做张国才，是这份报纸的发行人，也是迪奥里集中营的亲历者。图源：“中印大同网”微信公众号这份报纸不大，分成“国际新闻”“中国新闻”“港澳台新闻”“广告”等板块，内容都是两位编辑从网上摘抄的。
在1988年以前，《印度商报》全部都是纯手写的。2017年，制革理事会赢下官司获得了控制权，并计划重开培梅中学。“为了让我们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我们的祖父母和父母付出了血和汗。照顾学校是我们的责任，为了让后代不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学校新的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朱英华（音译）说。但是此时塔坝的华人已经只剩2000多人了，连教中文的老师都找不到。而且年轻人更向往欧美，更想去英文学校。就这样，培梅中学到底没能开起来。2020年7月，张国才逝世，印度最后一份中文报纸也就此停刊。
三、认同对于多数印度华人来说，生命是没有终点的旅行，印度是他们的家，又不是家。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从来没有标准答案。——纪录片《边界移动两百年》老塔坝人还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这里是他们几代人生活长大的地方。但他们的后代，特别是90、00后没有经历过父辈在印度社会挣扎的艰辛，对自己的印度人身份没有多少认同。这些年轻人不想继承父母的皮革、皮鞋、餐厅和美容生意，而向往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国家。既可以自由生活，同时因为这些地方有庞大的华人群体，可以解决身份认同困惑。“中国是世界
第一，”在塔坝颇受欢迎的北京饭店工作的彼得说。“但我们回不去了，我们现在是印度公民，我们在这里投票，我们在这里做生意。”图源：“中印大同网”微信公众号舞狮历来是塔坝重要的春节活动，作为塔坝的标志，却因为舞狮队成员接连出国而愈发惨淡，年轻一代没几个愿意接手这一传统。宏德舞狮队创始人廖师傅说，70年代春节的时候有50个舞狮团在表演，所有的狮子都会在午夜出来，给塔坝的每一个家庭送祝福。如今只有2、3个。加尔各答中国城似乎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林伯以前是《印度商报》的另一个编辑，问林伯喜不喜欢加尔各答的生活时，他只说：“60多年啦，什么都习惯了。
”“那你有没有回国的打算呢？”“我没去过中国，也打算在印度终老了。”这似乎是一个蠢问题，为什么他们要回国呢？对于这些在印度土生土长的华人后代，我们以为的他乡其实是林伯们的故乡啊。
本文转载自“中印大同网”微信公众号2022年10月05日文章，原标题为《加尔各答中国城往事（二）》本期编辑：邓慧玲 陈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