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Hsieh编辑 | 邓慧玲 穆祎璠图源：“中印大同网”微信公众号唐朝（618年-907年）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国力顶峰时期，大唐的疆域南到越南，北至库页岛、西达嘉峪关、东临日本海，人口达八千万之多。而除了幅员辽阔、经济繁荣以外，唐朝的社会、文化、艺术又呈现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点。声誉远播，对亚洲、欧洲、甚至非洲的很多国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由于唐朝对海外的影响力，世界各地开始将与中国有关的事物称之为“唐”，称中国为“唐山”，华人为“唐人”，而华人在海外的聚居地就被称作“唐人街”。
随着华人的脚步走遍世界，唐人街也遍布全球各大国家，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唐人街。但似乎从没有听谁说过印度唐人街，印度有唐人街吗？如果你问在加尔各答的印度朋友这个问题，他大约会说出“塔坝”这个词。但也会告诉你那是个名不副实的地方，唐人街早已消失，也几乎没有华裔会说中文，他们说印地语、孟加拉语和英语，俨然就是印度人……但是一个存在了两百多年的社区并非一句“消失”就可以概括的。于是我们想讲一个一群在历史洪流中寻找自身定义的人的故事。
一、大伯公“最先来到印度的人叫杨太钊，他好像是福建的，然后回去带了一百多人来印度找生活，他们做糖厂，用甘蔗压出来的汁，”谢应兴说不清楚自己是哪一年出生的。“我被我奶奶搞糊涂了，我实际应该是1948年出生？还是1949年？我小时候问她，她会说你应该是七岁来的印度，可是有时候她又说我是六岁。”老谢住在加尔各答新城与老城之间的塔坝镇，距市中心半小时车程，他在自家院子里经营着一家餐厅。老谢的家族在加尔各答已经是第七代，关于老祖宗的事他也只听奶奶零星地讲过。“听我奶奶讲，老祖宗年轻的时候在老家是很顽皮的，爸爸妈妈都不喜欢他，于是就出走来到了印度。
那时他已经结婚了，后来赚了很多钱，在印度也重新娶了老婆，有了孩子，但家里的老婆就这样一直等着，那时候的人就是这样。”最初离开中国去印度讨生活的只有男人。他们大多有一技傍身，不带家属同往，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旅居者”。十八世纪的加尔各答，因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控制和影响，形成了一个国际商港，当时的卢比甚至比美元更值钱，是中国货币的十倍。对华人来说，到印度去就像今天很多人想到美国或北欧一样，是发家致富的象征。在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中，杨太钊1780年前后乘一艘中国商船抵达加尔各答，成为第一个到印度长期工作生活的华人，今天的加尔各答华人都称他为“阿钊（Atchew）”或“大伯公”。
阿钊所在的商船从中国运送茶叶和糖，开进孟加拉湾时遇到了大风暴，船在巨浪中犹如风中的羽毛，水手们纷纷向船上的两尊木神像祈祷，结果船被被不可思议地吹送到了加尔各答海岸。阿钊相信这一定是天意，于是决定长期定居下来。阿钊在距今加尔各答市区50公里的巴奇巴兹镇创办了华人在印度的第一家糖厂，总面积650亩。尽管有110个工人日以继夜地工作，糖厂还是不能满足所接受的订单。于是阿钊给当时的英国驻加尔各答总督沃伦·华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写信以请求允许带来更多华人劳动力。英国人欣赏华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很快答应了他的请求，以致糖厂规模进一步扩大。
老谢告诉我，今天印度人依旧沿用的对华人的称呼“赤尼（Cini）”，在印地语里其实就是“糖”的意思。1783年12月，阿钊在他抵达加尔各答三年之后与世长辞，糖厂由手下人继续经营，并搬到了加尔各答市区。1804年11月15日——也就是阿钊去世二十年之后——糖厂的地皮连同厂房、机器，尽数被登在《加尔各答公报》上进行拍卖。至此，华人制糖的历史告一段落，但第一波以商人和技工为主的华人开始在加尔各答站稳脚跟。广东人从家乡带来木工技术，客家人带来了制鞋技术，而湖北人从爪哇岛学来安牙、洗牙的技术，这些行业大多是印度教徒因宗教限制而不愿从事的所谓 “低种姓职业”。
由于几乎所有顾客都是在印度的英国人，因此有许多华人在工作之余去学习英文。他们每天工作十四至十五个钟头，从凌晨到半夜。辛苦半年就可以满载而归，回家乡陪伴妻儿。如此年年来回一两趟。
二、下南洋潮清末民初，中国国内发生巨变，军阀混战。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无暇顾及百姓的死活，百姓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当时的印度远离战火，且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大量劳工。于是，一些底层民众不得不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讨生活。1938年，日军占领广东之后，难民更像洪水一般涌向南洋，加尔各答也迎来了新一代的移民。他们大多是妇女儿童以及非技术难民，到这里寻找丈夫或亲戚，力求一席立足之地。他们坚信自己能够度过这段艰苦岁月，也坚信战乱之后可以返回家乡继续原先的生活。
此时的加尔各答已汇聚了超过一万名华人，自然而然，他们的居住和活动场所拢成了“唐人街”，叫做赤那帕拉（Cheenapara）。赤那帕拉挤满了华人开的餐馆、商铺、药店、赌场，以及小茶馆。其实这条街也是加尔各答臭名昭著的黑街，充斥着各种鸦片馆，那时每四个华人里就有一人吸食鸦片。华人暴徒、黑帮帮派在街上打斗是家常便饭之事。当时印度正在经历独立运动，赶走英国殖民者建立新的政权，无暇顾及整治城市。客家人说警察是“夜狗”，可就连“夜狗”也不敢涉足这条街。图源：“中印大同网”微信公众号英国人走后，印度恢复独立，整个国家百废待兴，但原先的秩序和经济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紧随其后，新中国成立了。当时的华人面临选择：回国，还是申请印度国籍。一大批华人选择离开印度，但老谢一家反而从中国来到了印度。老谢并不是在印度出生的华人，他的祖籍在广东梅县，客家人。“我1956年来印度，我奶奶是1957年来的。那时候国内日子不好过，大家都很艰难。我父亲叫我叔叔来印度，叔叔说，‘我不要去’，后来我妈妈带我来的时候，叔叔还跟我妈说，‘大嫂你不要去啊，还是祖国温暖些，到别人的国家会被别人歧视呢。’”老谢说，开始的时候华人在印度很少遇到被歧视的情况，直到1962年那场大风波。
三、迪奥里的歌声有一次，我坐
在树荫下，听着沙沙作响的树叶声。我想这棵树是在和我说：‘唉，你真不幸。我在这里已经好多年，见过二战的囚犯，那些德国和日本的战俘，现在看见你在这里。多么可悲。—幸存者王英生（音译）《迪奥里日记》迪奥里（Deoli）地处西北部拉贾斯坦邦沙漠深处，紧邻巴基斯坦。它很小，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但这里的一段历史被《印度电讯报》称为“印度之耻”。当人们谈起它，都是和残酷、痛苦有关。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将500多名独立运动者关进了迪奥里；二战期间，英国人又向其中输入大量日本、德国战俘；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英国人控制迪奥里的时间亦走到了尽头，这里被改造成难民营，收容了一万多名从巴基斯坦逃出的印度教徒；
最后的难民离开以后，印度政府将迪奥里作为军事用地。1962年11月20日，新德里陷入极度的惶恐之中。机场、车站、码头挤满了逃离的人群。银行忙着转移现金，把带不走的硬币投入湖里，引来许多人跳进湖里捞钱。一名英国记者写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民众士气的瓦解。24小时之后，危机突然结束。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后撤。这场边境战事来得快，去得也快，短短32天就结束了。但是对生活在印度的华人来说，苦难才刚刚开始。战争爆发后，在印的华人一夜之间就成了众矢之的，印度人的态度从早先的“印度人、中国人是兄弟”变成了“肮脏的中国人，滚回去”。
穿制服的人半夜闯进华人家庭，声称要将他们带往“保护你们安全的地方”。先是关进附近监狱，监狱饱和之后，就关进了牛棚。当印度军队连连退败时，被拘捕的华人被带往古瓦哈提，从这里乘上火车，集中转移到迪奥里。那是印度历史上唯一载满华人的火车，近三千人。火车开了八天七夜？—也许七天七夜。回忆起这段历史，大家总是说不清楚，这辆火车未曾停靠过任何站台。每个车厢都有五六个武装人员进行监督，他们都带着步枪，仿佛押送的不是平民和妇女小孩而是战争罪犯。迪奥里是一排排刷成黄色的水泥平房，周围围着铁丝网和围墙，营房被分成A，B，C，D，E五个部分，B座有全营最高的建筑，从楼顶可以看到远方的地平线，但很少有人会爬上去。
来自相同地方的华人被安排在同一个营里，比如，大吉岭人属一个营，加尔各答属另一个营，有一家老小的被安排在一个营，单身汉被安排在另一个营。图源：“中印大同网”微信公众号日子一天天过去，华人渐渐明确意识到自己被监禁了。随着战争结束的消息传来，迪奥里却没有任何自由的征兆，日子就像沙漠之夜，漫长而望不见头。好在看守者允许华人给家中亲友写信，也允许他们晚餐之后聚在一起唱一些客家山歌或经典粤曲，有的华人也会唱印地语歌曲，仿佛是故意唱给印度守卫听：“如果我在中国/我是中国人/如果我在印度/我是印度人……”可惜这首歌触动不了守卫，也回答不了华人对自我身份的疑惑。
停战不久，集中营每个人都收到一份表格，可以在上面选择回中国还是留在印度。1962年12月18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将派船前往印度接回被拘禁的自愿归国华侨。从1963年6月开始，中国三次从印度金奈港口，将奄奄一息的华人接回国，然后安置在广东、云南、广西等地的华侨农场。大约有2400人选择回国，虽然其中大多数人都从没去过中国。监禁之外，印度主流社会开始排斥华人，许多华人商店遭到了抵制和洗劫，家庭成员也常常被骚扰和殴打，往往是几代人累积的家业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印度当局关闭了华人的学校和报馆，并要求每个华人必须重新登记身份、更新居留证，华人如果要走出塔坝以外的地方必须申请许可证，很多人因为没有许可证而丢了工作。
图源：“中印大同网”微信公众号五年之后，最后一批华人被从迪奥里放出来。当他们回到曾经生活的地方，会发现自己的房屋早已被印度人占用，生意也被印度人接管，而私人财产则被政府拍卖。面临这样的情景，许多人心灰意冷就回了国，或者去往国外，还有一些人则留下来靠借贷开始重新打拼。提及1962年，老谢说那时自己只有十几岁，只是每天念书、玩，对许多事没有太深的印象。“这样不幸的事情发生过一次就够了，中国和印度，现在都讲和平，要互相了解，搞好关系。那些事情又拿出来讲的话，就像把本来干了的伤疤又揭开。其实，那个时候中国和印度都刚刚解放，就像十多岁的孩子，大家思想都不成熟，所以就较量了一下，看谁厉害。
”“现在有些有心人说要向印度政府讨一个公道，要他们道歉。其实印度政府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没有认错的勇气。他们会推脱说：‘当时谁干的你去找谁。’可是当时的领导人都已经死了，怎么找？”“那个领导人死了，你坐着他的位置，你就应该代表他承认这个错误。但他们不会的。我们很了解，印度人心态就是这样子。”2010年和2011年，迪奥里集中营幸存者协会向当时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发过两封信，希望允许在迪奥里建立一座纪念碑，纪念那些他们失去了的生活和亲人。可惜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
纪录片《Beyond Barbed Wires: A Distant Dawn》（铁丝之外，遥远的黎明）中，一位迪奥里受害者如此回忆当年：“My emotions are kind of dried up. I was never able to cry for almost 40 years. Nothing moved me. Sad stories, movies, saying goodbye to people, nothing. ”我的感情似乎被榨干，几乎40年来我都无法哭泣，没有任何事能打动我。
悲伤的故事、电影、告别，都没用。未完待续…
本文转载自“中印大同网”微信公众号2022年9月30日文章，原标题为《加尔各答中国城往事（一）》本期编辑：邓慧玲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