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戴永红 解斐斐整理 | 章钰钰编辑 | 李梓硕 穆祎璠引言近年来，印度智库加大对“印太”的研究力度，其分析主要包括“印太”概念的形成、“印太”理念的差异、“印太”秩序的规划三个基本维度。在概念构建方面，“印太”概念主要通过话语构建、角色构建和功能构建而逐步成形。在理念争鸣方面，印度智库对“印太”理念有着更为多元的理解，并形成了“印太”海洋合作派、“印太”战略竞争派和“印太”怀疑派三大派别。在秩序架构方面，印度智库构想了未来“印太”秩序的四种模式：中等强国联盟、“印太”海洋合作框架、“印太”四边机制和“印太海洋倡议”。
印度智库由此形成了有别于美国“印太”战略、高度聚焦印度洋、充分制衡中国、颇具“战略自主”的“印太观”。考虑到印度智库与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印度智库倡导的多元“印太”理念以及智库在政府有关“印太”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值得中方高度关注。关键词：“印太” 印度智库 印太海洋倡议 战略自主 图源：网络 2017年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称“印太地区正在上演一场关涉未来世界秩序是自由秩序还是专制秩序的地缘政治竞争”，此后“印太”一词成为各界关注的热门词汇。但是，“印太”概念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其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
“印太”最初用来表示“生物—地理区域”，以此描述印度洋和太平洋热带海区海洋生态系统之间的共性及相互联系。1920年，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在论述亚洲复兴时使用“大印太”（Greater Indo-Pacific Ocean）来描述中印未来权力关系的活动与作用空间，“印太”一词进入地缘政治领域。尽管作为地缘政治术语的“印太”有其历史根源，但是当代语境中“印太”概念的复杂性大为增强，已不同于豪斯霍弗笔下的“印太”。总体而言，大国之间权力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地区国家的脆弱性使当前“印太”地区呈现出两大趋势。
一方面，“印太”地区聚集了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尼）等多个全球性和地区性大国，这些国家的战略利益逐渐超出其传统地理范围并扩展至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大国利益的交汇、各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和军事实力的整体提升导致“印太”地区正经历一场巨大且深远的变革，这种变化使得“不确定性”成为“印太”地区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印太”地区文化种族多元、社会形态多样，面临海洋争端、海洋恐怖主义、海盗、气候变化等一系列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地区脆弱性凸显。随着“印太”一词逐渐进入各国的政策文本，美国、日本、英国及东盟的“印太”战略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印太”研究呈井喷之势。
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柱，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认知及自身的“印太”战略规划也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但是以印度智库为切入点来考察“印太”的学术成果则相对较少。考虑到印度智库与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及其在政府“印太观”形成中的独特作用，本文主要考察印度重要智库对“印太”问题的思考和解读，重点分析“印太”概念在印度智库中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印度智库对“印太”理念的不同理解及其构想的具有印度特色的“印太”秩序。
一、“印太”概念的缘起与构建印度智库认为
当前盛行的“印太”概念缘起于21世纪初期印度和日本之间日益增长的战略趋同，而这种战略趋同是中国逐步崛起且在政治军事领域日渐“强硬”的产物。印日均认为中国崛起在打破地区内部力量平衡的同时，也使得大国力量对比朝着对两国不利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日本寻求确保横跨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另一方面，印度认为中国从海洋维度对其构成新威胁，因此试图通过引入“印太”概念来分析中国崛起可能造成的影响。2006年印日最高领导人实现互访后，两国政治联系得以加强，双方智库就战略合作与海洋合作开展深入讨论。
2006年10月在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主办的研讨会上，印日智库人员注意到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水域的战略脆弱性，对“印太”概念做了初步讨论，并试图利用这一机会约束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强硬”政治外交姿态。在此次研讨会期间，与会人员达成一个较为明确的共识，即无论是从海洋安全角度还是地缘政治角度，印度洋和太平洋都不能被分开来看待，需将这两个区域视为一个整体。2007年1月，时任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研究员的库拉纳（Gurpreet S.Khurana）在《海洋航线的安全：印日合作的前景》一文中正式引入并阐释“印太”概念。
库拉纳将“印太”视为由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组成的海洋空间，其沿岸为亚洲（包括西亚/中东）与东非国家。2007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议会发表演讲时强调，当前正处于两洋交汇的时刻，太平洋与印度洋正逐渐成为一片自由与繁荣之海，这种动态联结使得打破地理界限的“大亚洲”（broader Asia）呈现出一种独特形态。随后，“印太”一词进入公众视野，出现在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国的官方文件中，并逐渐成为“印太”地区安全架构中的核心概念。在思考“印太”问题时，印度智库研究人员意识到印度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在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及安全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且根本性的差异。
其中，最明显的差异在于两大区域面临的安全问题迥异，即太平洋地区主要受到传统军事威胁的困扰，印度洋地区则更多面临非传统安全问题。尽管如此，“印太”概念导致人们理解世界地缘政治的“思维地图”（mental maps）发生重大变化，将印度洋地区与太平洋地区整合为单一地区架构的“印太”术语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印太”概念具有整体性的地缘政治经济意义，其原因在于“印太”强调各个次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整个“印太”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具体而言，“印太”概念主要是通过话语构建、角色构建和功能构建而逐步构建起来的。
（一） “印太”概念的话语构建在话语构建方面，“印太”术语的生成与东非海岸一直延伸到东北亚地区的亚洲“海洋腹部”（maritime underbelly）的经济安全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层面，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导致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贸易网络大幅扩展。亚洲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力以及海洋贸易的迅猛增长促使“海洋亚洲”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安全层面，早在2004年美国发起的《防扩散安全倡议》（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PSI）就重点关注从伊朗、叙利亚一直延伸到朝鲜的带状海区。
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之间的这种经济安全联系促使战略分析人员寻找一个恰当且通用的术语来命名亚洲沿海区域，以便能够进行更加高效的沟通交流。在分析人员的可用选项中，“亚洲”一词太过宽泛多元且陆地色彩浓厚，“亚太”（Asia-Pacific）一词通常指面向太平洋的亚洲沿海地带，地理涵盖范围过窄。作为印度洋与太平洋海洋联合体简称的“印太”则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大海洋系统，重点关注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三角空间。“印太”概念在界定横跨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亚洲带状海区的同时，也为分析人员考察地区态势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更加综合的分析单元与战略架构。
（二）“印太”概念的角色构建在角色构建方面，“印太”概念逐步成型，“海洋亚洲”空间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与印度和中国在21世纪之初的经济军事崛起密不可分。印度崛起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印度国家的核武化及其在印度洋日益增加的军事存在。对“印太”概念而言，印度崛起的重要意义在于印度在西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及安全影响力的提升和利益的扩展使得印度不再被排除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整体性框架安排之外。从“亚太”到“印太”的概念转换正是对印度影响力向东扩展、印度崛起为主要大国的一种认可。印度与东盟、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经济联系的加强使得从印度洋一直延伸到整个西太平洋沿岸的海上交通线日益繁忙，这一态势创造出一个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无缝海洋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印度积极参与亚太地区事务，成为地区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于1996年加入东盟地区论坛，2005年东亚峰会首次召开时印度也参加了。甚至在2004年的《防扩散安全倡议》中，美国也试图通过太平洋司令部（PACOM）使印度成为该倡议的关键参与方。印度战略研究分析界声称，印度的崛起凸显了亚太概念的内在矛盾性，“亚太”在语义上对印度是一种排斥，其原因在于囊括东北亚、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的亚太地区终止于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以西的世界被忽视，印度被排斥于亚太事务之外。而“印太”一词则将亚太概念向西扩展，印度洋地区成为亚洲地缘政治和安全架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印太”概念可将印度纳入“海洋亚洲”，以此弥补“亚太”的不足、克服亚太概念的排他性。与此同时，“印太”概念的形成是中国与印度同时崛起、中印各自利益不断扩展、活动范围不断延伸且双方互动不断加深的产物。由于中国和印度可以沿亚洲边缘地带从亚丁湾向南海部署海军力量，两国影响力开始向整个“印太”地区辐射。这一形势使得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对欧亚大陆的“枢纽”与“边缘”的特定划分已无法适用于当今现实，欧亚大陆已被重组为一个有机整体，“印太”框架成为思考印度洋和太平洋问题的基础。
换言之，中印同时崛起使得“印太地区”正以一个可辨识的地缘政治实体的身份出现：“印太”概念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并将亚欧内陆与沿海、中国与印度整合到一起；“印太”逐步成为一个单
一、综合的战略体系和地缘政治舞台，并将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分析框架。（三）“印太”概念的功能构建
在功能构建方面，连通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为“印太”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物理支撑。通过印度洋海上通道的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极大地促进了西太平洋沿岸国家的经济繁荣，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这种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凸显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洋通道功能。“印太”海上交通线不仅涉及海洋领域的全球公地治理问题，这一海洋通道本身的战略重要性更是牵涉域内外诸多国家的切身利益。维护“印太”海上交通线的安全是印度、美国与其他“印太”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努力构建“印太”集体安全框架的首要目标。同时，考虑到中国在政治军事领域的行事风格日益“强硬”，“印太”海上交通线在凸显中国战略脆弱性的同时，也为相关国家约束中国的行为提供了机会。
简言之，“印太”海上交通线将印度洋与太平洋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更彰显了“印太”概念的独特意义。
二、“印太”理念的差异与争鸣印度洋与太平洋联系日益密切是“印太”概念盛行的前提和基础。2017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后，印度智库对“印太”的关注度大幅提升。印度研究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印太”概念的使用表明，美国不再强调能够激发美国—东亚利益共同体意向的“亚太”一词，转而通过“印太”概念来联合美印及亚洲其他“民主大国”（特别是日本和澳大利亚），在一场升级版的冷战中共同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印度决策者需要意识到的是，美国使用“印太”一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将印度纳入现有的亚太安全框架，而非承认印度洋本身日益增长的战略重要性。
这意味着尽管美国希望印度在太平洋地区承担更大的安全责任，但是印度则希望美国在印度洋地区提供更可靠的保障，两国对“印太”的定位明显不同。在此基础上，印度智库研究人员从两个层面对“印太”理念进行探讨：一是详细分析印度的“印太”与美国“印太”战略之间的差异（见表1）；二是围绕“印太”理念开展论辩与争鸣，对“印太”做出不同的解读。图源：《南亚研究》期刊（一）印度智库对美印“印太”理念差异的认知尽管美国和印度都追求“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并且两国在航行自由等关键问题上的利益诉求保持一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印两国享有共同的“印太观”。
印度智库研究人员认为美印之间的这种理念差异主要体现在地区秩序、战略重心、对华政策及“四边机制”四个方面。
第一，印度和美国对“印太”地区秩序的理解大不相同。与美国及其盟友强调“确保美国主导下的自由国际秩序”不同，印度将自身定位为多极全球秩序的新支柱，主张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多极稳定并且以合作为基础的公平地区秩序”。其基本原则是在“接触”（engagement）与“自主”（autonomy）之间保持平衡。印度问题导向型的“多向结盟”（multi-alignment）策略旨在维护自身独立性的同时，追求印度选择自由度的最大化。因此，印度不仅重视美国主导下的“印太”秩序，也看到了印中俄三边机制、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的独特价值。
在印度智库研究人员看来，战略独立性、战略灵活性等基本原则对印度构建多极“印太”地区秩序至关重要。因此，为了平衡复杂多元的利益，印度需积极与各方接触，广泛参与各种机制；而非完全倒向某一方，将国际政治视为大国竞争的零和游戏。
第二，印度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明显不同。在“印太”框架下，印度洋虽然对美国很重要，但是与太平洋相比，美国在印度洋的参与和存在都非常有限，印度洋是美国战略关切的次要区域。相较而言，印度的战略重心和安全关切则主要集中于印度洋地区。尽管印度将“印太”视为实现大国雄心的新机遇，并努力拓展在“印太”地区的政治外交影响力，但印度洋是印度“印太愿景”中的优先区域，在印度国家战略考量中居于首要地位。印度洋地区是印度实现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基础，该地区根本性、结构性的变化会威胁到印度安全的方方面面，在紧要关头印度将集中所有资源和精力来维持印度洋的安全；
而印度充分利用“印太”概念的目标也是为了弥补自身在印度洋地区的能力不足。与此同时，美印有关“印太”地理范围的界定也反映了两国“印太”战略重心的差异。美国界定的“印太”地理范围仅包括印度西海岸以东的印度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这凸显了美国对太平洋事务的关注。而印度构想的“印太”概念在地理范围上则囊括了从非洲东海岸一直延伸到美洲大陆的整个印度洋与太平洋，包括印度西部的海湾邻国、阿拉伯海岛屿国家以及印度在非洲的伙伴国。与美国人为割裂印度洋不同，在印度的“印太”框架下，印度洋被视为一个统一的地缘政治空间，并且印度强调与非洲和西亚地区的接触对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重要意义。
第三，美印的“印太”理念在涉华政策上存在一定分歧。美国抛弃了使中国成为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传统战略，转而采用“战略竞争”作为“印太”战略的核心理念，强调与中国开展零和竞争。考虑到中国在亚洲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印关系对印度的重要性，印度有意采取与美国不同的做法，不排除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可能。有印度学者认为，尽管印度与美国在航行自由等重大问题上保持一致，但是在重视贸易平衡的基础上，与中国这样的全球强国建立良好的经济关系同样也符合印度的利益。印度仍保留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空间，并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中国主导的”倡议中采取与美国不同的做法。
第四，在“印太”框架下美印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以下简称“四边机制”）的认知存在差异。美国提出要在“印太”地区建立网络化的安全架构，凸显“四边机制”的军事同盟属性。美国强调要将“四边机制”视为“解决印太地区安全挑战的关键”，利用“四边机制”的军事属性来维护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秩序。相较而言，印度试图淡化“四边机制”的军事维度。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研究员巴苏（Titli Basu）强调，“四边机制”既不同于“印太”概念，又不属于军事同盟：一方面，与强调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印太”结构不同，“四边机制”是一种小多边的磋商机制，其议程具有排他性和针对性的特征；
另一方面，“四边机制”是问题导向型的联盟，而非军事同盟，因为“四边机制”既没有任何正式的条约提供支持，又没有为各国提供安全保障，更没有建立一种制度性框架。更重要的是，在“四边机制”中印度并没有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结盟，并且美日澳与中国也不存在陆地边界争端，三国主要关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面临的地区局势也与印度大不相同，这意味着印度在应对陆地挑战时美日澳在亚太地区的行动和部署无法为印度提供实质性支持。印度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这种认知差异使得“四边机制”一定程度上是一个“3＋1”论坛。（二） 印度智库对“印太”理念的论辩与争鸣印度智库研究人员对“印太”有着不同的理解，这种认知差异使得印度智库视角下的“印太”理念更为丰富多元。
根据对“印太”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解读，印度智库的“印太”理念大致可分为“印太海洋合作派”、“印太战略竞争派”以及“印太怀疑派”三大派别（见表2）。图源：《南亚研究》期刊第一类是以库拉纳为代表的、强调大国之间协调互动的“印太”海洋合作派。库拉纳认为印度的“印太”构想不同于划分敌友、选边站队的美国版“印太”战略。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阐释的“印太”战略构想试图“通过美印合作形成一种遏制中国的联盟”，强调通过“印太”地缘政治框架将亚洲地区划分为敌对的阵营。这一倡议将加剧亚洲分裂的风险，更使“印太”地区国家（包括“四边机制”国家）面临艰难的、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二元战略选择。
因此，这种美国方式更容易造就冲突型的地缘政治环境。毫无疑问，美国版“印太”战略背离了“印太”概念原有的内涵和意图。“印太”概念的本意是将印度洋地区与太平洋地区统合为单一的地缘政治结构。这一概念在展现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内在联系的同时，强调通过“印太”地区的商业合作和战略性海洋合作来构建统一的“印太”地缘政治框架，以维护全球与地区局势的稳定。库拉纳指出，“印太”概念确实一直关注中国，但其最初构想是将“印太”视为印日两国评估地区环境态势、共享两国地区愿景的一种机遇，以此加强印日接触，通过劝阻（dissuasion）方式缓和中国的“过激”行为，进而缓解两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
而当前“印太”概念的盛行更是凸显“印太”地区国家提升海洋实力、在地区内部建设协作性海洋互动关系的必要性，而不能仅仅专注于在军事战略层面塑造于己有利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第二类是以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阿比吉特·辛格为代表的、强调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竞争派。辛格对库拉纳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库拉纳试图在亚洲“海洋腹部”建立平等主义的安全秩序、强调“印太地区动态合作”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乌托邦。辛格认为，这种“和平印太”理想主义幻觉的缺陷在于其基本假定，即“印太”安全合作是由参与者的共同价值观驱动的，而非由其核心国家利益决定。
辛格强调，“印太”构想包含着非常现实的平衡要素，其目标始终是制衡中国崛起。当前中国仍在印度洋和南海维持着永久性存在，其海军的投射能力大幅提升，崛起势头明显。因此，用“印太”术语描述正在形成的、制衡中国的美日印澳同盟并非曲解“印太”的原意，而是要实现其本来目标。尽管美国打造海洋国家联盟、确保亚洲战略平衡的目标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地区利益，但是美国的“印太”战略将印度推向了亚洲战略舞台的中央。印度则需要基于现实对中国的“威胁”程度进行战略评估。
为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海洋“雄心”、确保“印太”沿岸地区的战略平衡，印度不能仅关注印度洋地区，还需采取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在更广阔的“印太”地区开展行动，通过与“印太”伙伴国的互动协调来提高自身的威慑能力，并在中国海军力量薄弱的区域维持存在。第三类是对“印太”持怀疑态度、反对使用“印太”概念的“印太”怀疑派。尽管竞争派与合作派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以及如何构建“印太”秩序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他们有着基本共识，即以“印太”概念作为思考未来地区秩序的基础，均强调对中国的防范。
怀疑派则反对使用“印太”概念，认为“印太”机制对中国的排斥会加剧地区局势紧张、进而削弱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可信度，并且印度在亚洲地区的战略目标需要通过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来实现，而不是在整个“印太”地区建立新的军事伙伴关系。其中，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研究员甘南古鲁纳森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甘南古鲁纳森指出，从“亚太”转向“印太”反映了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对地区地缘政治动态的重新概念化，其目标似乎是要将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安全关切转移到南海，以此分散美国的地区战略压力。
然而，用“印太”一词描述正在形成的亚洲海洋战略体系，其矛盾之处在于：尽管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是印度的重要伙伴，印度也需要开展国际合作来维护显著增长的地区利益、应对地区内日益复杂的多重挑战，但是中国是该地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且对“印太”概念持警惕态度，印度需要照顾中国的关切；印度贸然采用“印太”概念来进行地缘政治划分可能会向其他国家发出错误信号，进而使其误读印度的意图和行动。怀疑派反对使用“印太”概念的理由有三。一是通过军事手段进行对抗对印度而言徒劳无功。安全、稳定及互联互通对地区内部所有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印度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地区事务，通过国际合作保护印度的地区利益，并努力构建一个更具建设性、合作性和包容性的地区秩序。
二是印度的意图与能力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印度有能力维护其在印度洋地区的商业和战略利益。但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印度在战略规划、海军能力、国际规范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其参与该地区事务的能力仍较为有限。更重要的是，太平洋地区传统安全问题凸显，是一个充满政治纷争和冲突风险的“战略沼泽”（strategic swamp），印度应尽力避免深陷其中。三是印度的不结盟传统历史悠久，维持战略自主是印度外交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印度的外交政策传统是在双方观点一致的前提下进行接触，而非牺牲战略自主、服从于对方的指令或要求。
因此，印度政治精英会按照印度自身情况、步调和规划展示其战略自主权，而不会按照美国及其盟友构想的“印太”战略行事。需要注意的是，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中印关系明显恶化，印美在“印太”海洋合作中的动力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尽管“印太”怀疑派仍强调印度自身战略能力的不足和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但是公开反对“印太”的声音已大大减弱。与此同时，“印太”战略竞争派风头正劲，已经有压倒“印太”海洋合作派的趋势，“印太”海洋合作派在强调战略自主与海洋合作时愈加小心翼翼。
三、“印太”秩序的前景与架构“印太”秩序的走向及其未来架构是印度智库关注的另一大焦点。研究人员认为，“印太”概念
在未来的适用性可能会随着印度洋地区与太平洋地区联系的深化而进一步增强，这意味着“印太”地区局部性事态的发展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地区其他国家。一方面，域内国家将在“印太”地区经济整合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印太”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有可能进一步加深。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在印度洋与太平洋地区的推进以及印度“东向行动政策”向其东部邻国的拓展延伸将极大促进印度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与此同时，印尼在未来“印太”框架中的作用也值得关注。印尼是一个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岛国，有可能成为“印太”地区至关重要的核心国家。
印尼战略地位重要，扼守马六甲海峡、龙目海峡、望加锡海峡和巽他海峡这四个关键性的海上咽喉要道，实际上控制着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战略性商品运输通道及军事交通，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海洋系统的重要桥梁。由于拥有成为主要海洋强国的巨大潜力，印尼或在消融印度洋与太平洋的界限、进而强化“印太”地区结构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印度专家强调，若无印尼参与，任何形式的“印太”战略都将无法有效实施，印尼能在未来“印太”战略规划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另一方面，未来几十年内印度洋与太平洋在地区安全环境方面的差异可能会进一步减少甚至完全消失，海洋争端的加剧将使得具有整体视野的“印太”概念愈加重要。
印度洋地区进一步的经济繁荣将增强域内国家发展本国海军的能力，并使其对海洋问题的关切程度进一步加深。这意味着，印度洋地区当前处于休眠状态的海洋争端未来有可能再次活跃。与此同时，中国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同时还可能大力发展海军力量以充分实现其“两洋战略”。中国对印度洋地区事务的介入不仅有可能“激化地区矛盾”，还会增加中国海军与其他大国海军在印度洋意外相遇的概率，进而使地区局势复杂化。在这一情形下，“印太”概念在管理地区发展塑造地区行为准则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具有整体视角并将印度洋—太平洋视为一体化区域的“印太”是解决地区内部大国之间断层线（fault-lines）问题最有用的概念框架，其目标是评估亚洲不断演化的均势格局、建立“印太”地区的共同繁荣，进而维护地区与全球稳定。印度智库对“印太”秩序的未来架构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其构想的“印太”秩序有以下四种模式。（一）以“中等强国联盟”推动“印太”秩序朝多极化的趋势发展拉贾·莫汉（C.Raja Mohan）认为，“印太”地区地缘政治舞台不断扩张的性质使得该地区很难出现单一的安全秩序，而美国的相对衰落以及“印太”沿岸地区众多中等强国海军实力的稳步提升将导致“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的极端不确定性。
在不确定的地区安全秩序中，中美关系是亚洲未来安全的核心，是决定“印太”地区秩序走向的关键因素。为应对“印太”地区的中美战略竞争，“印太”的中等强国应抱团取暖，由印澳牵头组建“中等强国联盟”（middle power coalitions），以此推动“印太”秩序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莫汉等学者指出，中国日益“强硬”的作风以及美国相对衰落导致的不确定性促使地区中等强国寻找传统手段之外的方法来确保“印太”地区安全。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及一些东盟国家在内的“印太”中等强国之间双边性质的安全互助合作应进一步扩大，这些国家应建立“印太中等强国联盟”。
一方面，地区中等强国应通过非正式的安排就战略问题开展合作，将互帮互助、强化彼此力量作为优先事项；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将通过排除中美的自主性集团或小多边机制开展行动。“中等强国联盟”之间的合作将使得“印太”地区国家能够有力应对中美关系的变幻无常，防范包括极端情况下的中美冲突或者损害“印太”中等强国利益的中美共谋（collusion）。“印太”中等强国的联合能够影响“印太”地区力量平衡。这些国家不仅可以积极参与“印太”秩序的构建，更有可能对中美两大巨头的关系演化产生实质性影响。这将强化正在形成的“印太”秩序的多极性质，即相对独立的“印太中等强国联盟”不会被视为美国遏制中国的盟友；
联盟在鼓励美国继续参与“印太”事务的同时又不会过分激怒中国。概言之，“中等强国联盟”模式强调“印太”地区中等强国的独立作用，希望借助“印太”中等强国的集体力量来打造中美之外的“第三极”，推动“印太”地区秩序的多极化。（二）以功能性合作塑造“印太”海洋合作框架库拉纳则将侧重功能性合作的“印太”海洋合作框架（见图1）作为未来“印太”秩序的基础。在三层金字塔式的“印太”等级结构中，处于顶端的是“自由与开放的印太”（FOIP）概念，处于中间的是政治层面的结构，位于底部的是代表功能性合作的执行层面的结构。
库拉纳指出，“印太”地区未来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层面的合作结构及执行层面的功能性合作如何将“印太”概念具体化并为其提供支撑。库拉纳提出，在“印太”架构下需优先考虑执行层面的功能性合作，并尽量减少对象征性合作事项的关注。“印太”功能性海洋合作具体有三条优先合作路径：第一层级或首要的合作优先事项是地缘经济合作、海洋安全合作以及在政治和军事层面建立信任措施（CBMs）；第二层级的合作优先事项是“印太”国家需要对航行自由、国际仲裁和大国协调等问题达成共识，以维护国际法并确保良好的海洋秩序；
第三层级的合作优先事项是加强“硬”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以此作为一种“保险”和“威慑”机制来防止相关国家的破坏性倾向。库拉纳强调其构想的“印太”海洋合作框架要正常运转需考虑五大关键地缘政治因素。一是维持东盟在“印太”多边主义中的中心地位，凸显东亚峰会（EAS）在政治层面的引领作用，并以“四边机制”作为补充。二是关注“四边机制”的内部稳定性问题，在强调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同时还需将“共同利益”的元素纳入“四边机制”。三是只有通过巧妙的说服和劝阻性施压才能“缓和”中国的行为，而美国以“硬”军事合作来维护其全球利益的方式可能会使中国的立场更加强硬，进而逆转“印太”地区信任建设的进程。
四是中国在与美国争夺地区影响力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上风，这一趋势不利于“印太”地区形成相对稳定的大国力量平衡，因此需要澳大利亚、印度、日本这样的地区大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五是“印太”概念最重要的目标是实现自由与繁荣，而“缓和”中国的行为仅仅是“印太”总体目标的一个方面而非最终目的。因此相关国家的合作应避免过度聚焦军事层面，“印太”框架也需避免排他性。相较其他模式而言，“印太海洋合作框架”包容性较强。该模式强调通过务实的功能性合作形成稳定的地区海洋合作框架，进而塑造相对包容的“印太”秩序。
图源：《南亚研究》期刊（三）依托“四边机制”促进对印度有利的“印太”势力均衡该模式声称，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全球竞争日益加剧，这种系统性竞争对“印太”地区有重大影响，使得该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经济问题更加突出，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为维护印度利益，确保“印太”地区的势力均衡，印度智库人员认为“四边机制”在塑造“印太”安全秩序的过程中可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四边机制”可成为国际法框架下的“印太”合作机制。尽管印度一直不愿多谈“四边机制”的宗旨和目标，并且尽力避免论及“四边机制”是要通过“民主国家集团”来遏制中国。
但是，当前“四边机制”成员国一致强调尊重国际法和传统海洋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大框架下以协商的方式维持良好的海洋秩序、打造地区凝聚力以及确保相互依存是该机制追求的长远目标。换句话说，尽管对中国存在一定程度的担忧，但是“四边机制”并非要将中国排除在外，而是要本着“公平与协商一致”的精神鼓励地区国家积极参与“印太”事务，并通过一项功能性授权来确保自身在“印太”地区发挥积极作用，维护稳定、开放的“印太”。通过与各利益攸关方共同规划“印太”愿景目标，并通过“四边机制峰会”制定相关战略，“四边机制”将成为各国积极参与并从中获益的“印太”合作机制。
另一方面，“四边机制”可通过强调东盟中心地位在“印太”地区获得更大的合法性。印度“印太”构想的一大目标是抵制谋求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国家集团。要实现这一目标，“四边机制”需成为“印太”安全架构的支柱，而接受东盟中心地位则是“四边机制”在“印太”地区立足的关键。“四边机制”的重要意义在于其将“印太”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地缘政治战略。“四边机制”构想的整体安全空间连通印度洋与太平洋，包含印度和日本，以澳大利亚为纽带，并以美国的海上优势为基础。在这个单一的地缘政治空间内，“四边机制”是制衡中国的重要力量，成员国无需通过军事联盟的方式就可以确保“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
与此同时，东盟中心地位在“四边机制”以及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架构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印太”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使得东南亚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全球安全的关键节点，因而“东盟中心地位”也成为超越东南亚地区限制、具有全球意义的一种理念。东南亚国家既对中国崛起心怀疑虑，又不希望成为中美、中印战略博弈的竞技场，因此重申东盟中心地位就暗含“反对中国成为印太中心”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接受东盟中心地位可使“四边机制”在“印太”地区更具可信度与合法性，也能使东盟国家更易接受“印太”安全架构。
有印度学者分析指出，对印度和“四边机制”其他国家而言，首先应加强东盟内部的团结，然后在确认东盟中心地位的同时寻求与这些国家建立更为密切的战略、经济和军事联系。这一举措能够迅速削弱中国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印度智库研究人员构想的“印太四边机制”竞争与合作并存，在充分运用国际法框架打造合作机制的同时，强调通过接受东盟中心地位来提升机制合法性，并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四）以“印太海洋倡议”为核心构建印度特色的“印太”秩序印度智库研究人员认为，“印太海洋倡议”（Indo-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简称IPOI）是构建“印太”秩序的另一方式。
当前印度在国际层面逐步融入“印太”秩序，日益强调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合作的“印太”架构，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印度在地缘政治经济方面的优势，进而提升印度的全球影响力。因此，印度在“印太”地区并未像美国一样采取一种凸显权力政治的竞争性立场，而是与地区内多数国家维持友好关系，“战略自主”和“包容性”两个概念是印度“印太”政策的核心。在这一背景下，印度试图通过“地区同安共荣”（Security and Growth for All in the Region，简称SAGAR）理念大力推动在“印太”地区的海洋外交，以管理海洋安全、强化印度洋海洋治理。
莫迪政府的“印太海洋倡议”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印太海洋倡议”有以下几个目标：
第一，推动建立以“合作”与“协商”为核心的地区性战略合作框架；
第二，促使印度在“印太”地区发挥更加积极、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第三，确保“印太”海洋领域的安全与稳定；
第四，倡导“真正开放、包容与合作”的全球秩序。“印太海洋倡议”以海洋安全、海洋生态、海洋资源、能力建设与资源共享、灾害风险缓解与管理、科学技术及学术合作、贸易联通与海洋运输七个支柱为基础，以确保海洋边界安全为首要关切，强调形成一种促进自由贸易、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的伙伴关系。“印太海洋倡议”以现有区域合作框架为基础，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印太海洋倡议”的核心是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目标明确的伙伴关系。这类伙伴关系在印度洋地区必须有三个共同目标：
第一，通过合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创造财富；
第二，通过民主治理模式增进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福利；
第三，通过创建促进自由贸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来实现共赢。二是“印太海洋倡议”采取多元化的政策，并与印度传统的多边接触方式相呼应。该倡议是对莫迪倡导建立“多元、共存、开放、对话”的“印太”理念的补充。“印太海洋倡议”不仅关注东盟中心地位，而且还关注“印太”互联互通、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合作，致力于推动地区一体化。三是印度要通过“印太海洋倡议”提升国家实力。在军事方面，印度要通过加强与伙伴国的军事联系扩大在“印太”地区的海洋军事参与。在经济方面，印度要扩展“印太海洋倡议”的商业网络，以加强与日本、中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贸易联系，进而增强印度的经济实力。
在地区影响力方面，印度要促进“印太海洋倡议”与环印度洋联盟（IORA）等地区机制的合作，进而提升印度的权力基础和地区影响力。“印太海洋倡议”模式重点关注“印太”地区伙伴关系的塑造和多元化政策的推进，强调通过加强“印太”参与来提升印度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地区影响力。毫无疑问，以“印太海洋倡议”为核心构建的“印太”秩序具有非常明显的印度中心特性。
四、印度智库“印太”问题研究的主要特点
印度智库对“印太”问题的研究探讨涉及概念构建、理念争鸣、秩序架构三个基本维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印度智库对“印太”的研究逐渐深入。总体而言，印度智库的“印太”研究呈现出凸显海洋属性、展现印度特色、关注中国因素三大特点。（一）鲜明的海洋属性无论是将“印太”视为关注狭长带状海区的亚洲“海洋腹部”，还是将“印太”视为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之间的三角空间，抑或是将“印太”视为融合“枢纽”与“边缘”、整合中国与印度的“全球地缘政治分析框架”，印度智库视角下的“印太”都具有鲜明的海洋属性。这种海洋属性不仅受到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印度自身地缘政治环境的产物以及印度智库研究人员战略思维的反映。
印度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背靠喜马拉雅山，三面环海，宛如一把尖刀插入印度洋。尽管印度的陆地边界曲折漫长且其陆地导向型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但是当前印度与其陆地邻国的关系颇为不顺，并且喜马拉雅山的地理阻隔作用也对印度向陆发展形成严重制约。更重要的是，尽管海洋长期处于印度战略思维的边缘地带，但是近年来印度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为印度向海发展提供了深层次动力。在地缘经济层面，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在促使印度拥抱全球化的同时也极大地拓宽了印度战略精英的海洋视野，在传统观念中起隔绝作用的海洋逐渐被视为印度发展对外贸易的联通通道。
有分析指出，印度的总体安全与经济繁荣密不可分，因此印度的战略动机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地缘经济目标所驱动。在这一背景下印度愈加意识到周边海洋环境的安全是自身发展与繁荣的必要条件，有效的海洋联通对印度扩展地区与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在地缘政治层面，印度智库认为中国在南亚甚至整个印度洋地区影响力的提升重塑了印度的战略环境。这一态势促使印度的战略视野从陆地边界扩展到海洋空间，海洋安全不再游离于印度的战略利益与战略思维之外，“印太”成为印度外交政策的新领域。与此同时，印度智库研究人员也注意到“印太”地区的发展潜力，强调向海发展、融入“印太”对印度的重要意义。
有分析指出，“印太”地区拥有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最活跃的海港，该地区的海洋贸易占全球海洋贸易总额的60％。而近几十年来供应链与价值链的全球转型也使“印太”地区的地位愈加重要，该地区被视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印度国家海洋基金会承担的一项研究指出，2017年“海洋亚洲”36国GDP总额（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GDP总额的48％；包括大洋洲在内的亚非沿海地区的“印太”62国GDP总额占全球的51.2％；而包括美洲在内的整个“印太”地区74国GDP总额约占全球的72％。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来自“印太”地区；
到2030年，“印太”地区新兴中产阶级在全球24亿新中产阶级中的占比将达90％。因此，库拉纳指出，用“印太崛起”而非“亚洲崛起”来描述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似乎更为恰当。“印太”地区的经济活力十足，发展前景良好，成为吸引印度向海发展、拥抱“印太”的一大重要因素。（二）浓厚的印度特色“印太”研究的这种“印度特色”不仅体现在印度智库研究人员站在印度立场来思考分析“印太”，更体现在印度“印太”构想中有浓厚的印度元素。印度智库研究人员除强调“印太”地区架构中的“印度洋优先”理念外，还专门探讨印度外交政策框架下的“印太”理念。
有分析强调，印度的“印太”理念既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对美国“印太”战略的简单照搬，而是印度外交政策思维不断演化的结果。早在印度独立之际，印度地缘政治思维中就有原始的“印太”理念（Proto Indo-Pacific Idea）。这一时期，印度总理尼赫鲁强调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显而易见的战略联系，印度海权之父、地缘政治先驱潘尼迦（K.M.Panikkar）也系统思考太平洋对印度海洋安全的战略意义。尽管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使得印度更关注自身在南亚周边及印度洋沿岸的战略地位，印度洋—太平洋区域在印度外交政策思维地图中被严重割裂。
但是冷战结束后印度迅速调整其外交方向，通过“东向政策”重构其亚洲地图，努力恢复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广泛的经济与战略联系。“东向政策”本质上是印度经济自由化的延伸，印度以此转向“亚太”，寻求亚太国家更多的贸易和投资。而在印度当前的外交政策框架下，“印太”理念就是“东向政策”合乎逻辑的延伸，是印度试图跨越印度洋地区的地理边界、重新校准其东向地缘战略，进而向“印太”这一地缘政治经济重心靠拢的一种努力。“印太”研究的印度特色还体现在印度智库研究人员在分析“印太”秩序时有意无意地强调印度的外交政策传统———战略自主，强调确保自身独立性对于维护印度利益、拓展印度战略空间的重要意义。
尽管拉贾·莫汉认为尼赫鲁时期的不结盟政策是一项自我隔绝的政策，但是莫汉倡导的对冲中美“印太”竞争的“中等强国联盟”一定程度上就是尼赫鲁不结盟政策的翻版，本意是要打造中美之外的“第三极”，由印度领导成立一个不依附于任何一方的相对独立的国家集团，在中美之间游走并谋取实利。莫汉强调，在当前大国关系出现结构性变化的时刻，追求战略自主、倡导多极秩序的印度无意抛弃不结盟传统，改变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无论是与欧亚大陆国家保持接触，还是与“印太”海洋国家维持联系，印度的唯一目标是提高自身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
印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萨仁山（Shyam Saran）也提出，尽管“四边机制”可能是应对“印太”地区挑战的关键工具，但是在当前的过渡时期，与各方接触、保持战略自主对印度而言可能是最好的办法。战略自主可使印度外交政策具备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巧妙地跨越正在形成的地缘政治断层线。这种灵活性使印度能够在主要大国之间纵横捭阖，在保留较大回旋空间的同时增强自身的战略自主权。（三）突出的对华指向性在印度智库研究人员的观念中，中国在“印太”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关键性角色。库拉纳表示，他提出“印太”概念的目标就是为了展示印度海军有能力“扼住中国的咽喉”（choke China’s jugular），对中国日益“强硬”的行为进行劝阻。
库拉纳强调日本海上交通线的脆弱性，目的也是为了凸显中国的战略脆弱性：印度海军持续关注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并已采取措施强化对印度洋上商品运输的监控；如果中国继续推行“强硬”的政治军事主张，其海上交通线可能会成为印度的目标。因此中国需重新思考其行事方式。库拉纳这一表述的对华指向性不言自明。还有分析强调，印度当前转向“印太”的一大动力就是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影响力显著提升，而中印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促使印度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来拓展其政治外交足迹。具体而言，印度的“印太”战略有两个维度。
一方面，印度的“印太”战略以伙伴关系为核心，其战略目标是在应对中国崛起与加强同西方国家关系之间维持平衡。印度要在拓展战略存在的同时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合作来解决自身战略能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印度认为与“印太”岛国及沿海小国的关系将塑造印度在“印太”地区的角色。对印度而言，赢得“印太”岛屿国家的支持在中印战略竞争中有着重大意义。在这一背景下，印度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加大对“印太”岛国的资源投入、增强与这些岛屿国家的战略联系来同中国展开竞争，进而提升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毫无疑问，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印度智库视角下的“印太”战略都有着明确的对华指向性。
五、结语从政策规划实施的角度来看，一个新兴的地缘政治术语会经历“先概念化后战略化、然后逐步细化为各项可具体操作实施的政策”的发展演化过程，美国的“印太”战略大体就遵循这样的发展轨迹。经过十多年发展，尽管印度政府对“印太”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但是“印太”在印度并未演化为目标明晰的战略。出于复杂的地缘政治及利益考量，印度政府甚至尽力避免将“印太”视为一项战略。这一局面导致印度智库对“印太”的论述复杂且混乱，“印太”、“印太理念”、“印太倡议”、“印太政策”、“印太战略”等各种表述不一而足。
尽管如此，从讨论最基本的“印太”概念到阐释“印太”理念的多元内涵，再到深入分析“印太”秩序的未来走向与政策框架，印度智库的“印太”研究逐渐深入。与此同时，印度智库在印度政府的“印太观”形成及“印太”决策过程中也扮演着独特的塑造作用。例如，印度海洋问题智库———印度国家海洋基金会既是印度政府的“智囊团”，又是印度政府的“传声筒”。一方面，基金会往往先于印度政府深入研究“印太”所涉各类问题，为印度政府的“印太”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基金会又与印度政府高度同频，积极跟进政府政策。基金会积极为政府发声，大力解释、宣传印度政府的“印太”理念和“印太”倡议。
概言之，印度智库的这种独特作用为印度积极参与“印太”事务、主动构建“印太”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考虑到印度智库与政府联系密切，印度智库倡导的多元“印太”理念及其多维度的“印太”研究值得中方高度关注。一方面，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和印度智库观点的多元性为中印围绕“印太”开展对话提供了可能。中印关系错综复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相互交织，战略竞争与战略合作并存，“印太”架构恰恰体现出中印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彼此海洋战略空间的交织与重合。大致看，我们可以从印度智库的多元“印太”理念中梳理出两条主要线索：一是印度智库通过现实主义视角将“印太”视为平衡中国的手段；
二是印度智库倡导构建一个更加包容的“印太”秩序，以回应中国的关切并缓和中国的忧虑。尽管这种划分相对简约，并且印度智库的思路会随着国际局势及中印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这种多元特性为中印开展相关对话、进行深入交流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深入分析印度外交政策中的战略自主思维是理解美印“印太”差异、进而构建稳定的中印关系的关键。尽管印度接受了“印太”概念并将“印太”作为考察“海洋亚洲”的基本范畴，但是务实的战略考量还是促使印度透过战略自主的棱镜来观察地区事务。因此，印度对完全倒向美国及其盟友、融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秩序显得犹豫不决。
即便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导致中印关系跌入谷底后，印度智库研究人员还是小心翼翼地强调战略自主，倡导在“印太”地区构建多极秩序，对完全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则心存疑虑。在战略自主框架下，印度多维度、多向外交政策的显著特征是改善与地区和全球大国的关系，而中国无疑是其整体外交格局中无法绕开的重要一环。完全倒向美国、与中国对抗势必极大压缩印度外交政策的活动空间，导致印度战略自主的内核消失，而其推动构建多极秩序的外交目标也会完全落空。因此，中国需要认识到战略自主对印度外交政策及其“印太”框架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主动作为，致力于维护中印关系的总体稳定，客观上推动地区与全球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作者简介：戴永红，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深圳大学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教授。解斐斐，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生。本文选自《南亚研究》2024年第1期，原标题为《印度智库视角下的“印太”：概念构建、理念争鸣与秩序架构》本期编辑：李梓硕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