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代英国在斯里兰卡殖民大约150年并对斯里兰卡开展了深入研究，主要包括英国殖民早期一些旅行者以斯里兰卡及周围地区为对象撰写的游记类作品；以斯里兰卡的历史、宗教、语言、艺术和民族等领域为研究对象撰写的一大批研究著作；通过亚洲学会锡兰分会会刊发表的大量论文。这些游记、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一起构成了近代英国对斯里兰卡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些研究是近代西方对斯里兰卡殖民过程的组成部分，具有“知识生产”和文化殖民的根本属性；同时，也不能否认其对斯里兰卡的历史文化传承造成了深刻影响，需要加以批判性认识。
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梳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斯里兰卡近代以来学术和知识传统的塑形过程，从而在历史文化的维度上更好地认识斯里兰卡。本文通过对上述研究的内容、流变和文化影响的讨论，表明当代斯里兰卡学术之中既有对此种学术和知识传统的回应和批判，也有相当程度的继承和发展。探讨英国对斯里兰卡的学术研究对于了解当代斯里兰卡学术文化的背景及源流也有实际意义。关键词：斯里兰卡 锡兰 殖民 亚洲学会 锡兰分会图源”南亚观察”微信公众号近代斯里兰卡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约有150年。英国人于1798年来到斯里兰卡，并于1815年占领全岛，最终在1948年结束殖民统治。
作为殖民过程的一部分，英国人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在斯里兰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研究活动。一方面，这些研究活动本质上是维系殖民统治的知识生产和开展殖民地教化的文化工具；另一方面，由外来殖民者主导的研究活动以及相应的知识生产也给斯里兰卡带来了很多新的文化内容。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英国殖民早期一些旅行者、传教士及殖民官员以斯里兰卡及周围地区为对象撰写的游记类作品，通常涉及沿途行程、山川地理、自然环境之记录和观感，以及对社会生活及风土人情的体验等；第二类是诸多西方学者以斯里兰卡的历史、宗教、艺术和民族等领域为研究对象撰写的大批研究著作，此类著作显著影响了斯里兰卡近代学术的构建及发展；
第三类是皇家亚洲学会锡兰分会创立并定期出版的会刊，以学会和会刊为中心，聚集了一批以英语为书写媒介、以斯里兰卡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者。上述游记、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一起构成了近代英国对斯里兰卡研究的主要内容。这种研究推动了斯里兰卡学术的近代转型，也深度影响了这个国家近代学术的发生和发展。因此探讨英国对斯里兰卡的学术研究对于了解当代斯里兰卡学术文化的背景及源流有实际意义。
一、近代英国人
在斯里兰卡的游记、探险及调查近代，英国人撰写了大量以斯里兰卡为背景的游记和探险类著作，其中既包括早期旅行者、水手和商人的旅行和探险，也包括殖民统治建立之后殖民地官员的本地观察和记录。从近代东方学的角度来看，游记类著作是西方对东方国家研究传统的一部分，代表了近代西方对东方不同地区的早期认识。（一）早期游记的代表：《东印度锡兰的历史渊源》英国人在17世纪已经来到斯里兰卡。罗伯特·纳克斯（Robert Knox）可能是最早抵达斯里兰卡并做出详细文字记录的英国人。在随后的18世纪到19世纪初，伴随英国的殖民扩张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活动，越来越多的旅行家来到东方并写下游记。
斯里兰卡因地处东西航路的中心位置，是往来旅行及殖民扩张的必经之处。因此，早期英国人的游记作品中多有记录斯里兰卡或者以之为专门的对象。在这些游记之中，纳克斯所著《岛国锡兰的历史渊源》于1681年出版。之后的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斯里兰卡开始越发频繁地出现在英国人的游记、探险及勘测作品之中。罗伯特·纳克斯（Robert Knox）（图源”南亚观察”微信公众号）在葡萄牙人离开斯里兰卡的1658年，纳克斯和父亲一起乘船前往波斯，途中遇到风暴，并于次年抵达了斯里兰卡。纳克斯是英国人，他在几年前曾经到过印度，由于加入了刚刚获得东方贸易垄断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次行程纳克斯准备随船到波斯参加公司的贸易活动。
父子二人在斯里兰卡被康提（Kandy）王国的士兵捉获，随之和船员一起被带到康提。在随后的二十年中，纳克斯一直生活在康提，直到1680年才逃到巴达维亚并返回英国。之后，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著作——《岛国锡兰的历史渊源》，其中记载了他在斯里兰卡康提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彼时，荷兰刚刚开始其在斯里兰卡的殖民统治，康提对于欧洲人而言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片未知的土地。纳克斯这本著作成为最早详细记录斯里兰卡，尤其是高地地区社会生活状况的著作，被认为具有学术和文学价值。据说，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听说了他的故事并受到启发，为《鲁滨逊漂流记》的创作找到了灵感。
纳克斯著作的全称是《东印度群岛国家锡兰的历史渊源》，副标题是“作者和其他英国人的囚徒生活记录以及作者奇迹般的逃生”。封面上写着作者的名字，标注是“一个生活在那里近二十年的囚徒”（a Captive there near Twenty Years）。这本著作可被视作17世纪英国人在早期域外探索过程中的“斯里兰卡研究”，主要包括概述、政治经济、民风民俗及山川地理。“概况”部分概述了山川草木、地理河流乃至花鸟鱼虫，提供了一个关于斯里兰卡的整体观感；“政治经济学调研报告”部分讲述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财务税收状况和治理结构；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部分介绍了人们的宗教信仰、节日民俗、种姓制度和家庭伦理；作者还记述了旅行的路线、沿途情况、交通方式和所见所闻。这是英国人第一次详细观察和记录这个印度洋岛国。纳克斯的著作不但在17世纪的英国引起关注，很快也被译成不同文字在德国、法国和荷兰流传。这部著作在当代也被翻译成僧伽罗语在斯里兰卡出版，书名为《纳克斯眼中的兰卡》（Knox Dutu Lakdiva），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研究者除了关注书中关于斯里兰卡自然地理和社会状况的记载，也对这本书本身如何得到东印度公司及皇家学会的共同关注和参与进行了深入讨论。
1680年，纳克斯回到伦敦之后，很快被邀请到东印度公司讲述他的所见所闻，参加会面的还有皇家学会的学者，因通过显微镜观察细胞而闻名的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也随后加入。会上各方的共识是要出版一本兼顾知识和学术并且不失文学趣味的著作。于是，东印度公司负责出资，因为著作的编辑出版费用不菲；皇家学会的历史学家罗伯特·斯特莱普（Robert Strype）负责学术构建，不但修饰文字，还要调整内容结构和补充各种学术材料；纳克斯负责讲故事。经过几方共同的努力，这样一部著作才最终完成。
著作由英国皇家学会予以印刷出版，胡克还写了热情的序言。在序言中，胡克提到了皇家学会对域外国别研究的“指导性意见”（instructions），如：需要提供充分的指导（给海员和旅行者），让他们知道在旅途中什么是适合且值得观察与记录的，以及如何观察和记录；要有合适的人负责将这些指导性意见传递给适合在海外做观察的人，要把那些记录的内容收集起来并梳理成文，要对记录的内容有所遴选，去粗取精；要把那些其他国家已经发表的旅行记录和国别观察仔细收集起来，翻译成英文或者拉丁文，其他国家有很多这类的作品，但在英国尚闻所未闻。
从胡克的序言可以看出，英国皇家学会对于域外观察类的作品极其重视，将其视为了解陌生国度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为此需要将专业的“历史记录者”和具有第一手观察机会的“海员和旅行者”结合起来，既做出时间跨度漫长的实地观察，也能以专业学术的方法予以记录。这两者缺一不可，同时具备两者条件的似乎只有传教士或外交官，或者是得到充分自由和财务支持的学者。在早期近代殖民活动中，从来不乏探险和奇遇。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冒险精神似乎是推动域外探索和取得新发现的最大动力。17世纪的英国虽然距离成为日不落帝国还路途遥远，但是也早已加入到了大航海时代的潮流之中。
纳克斯对斯里兰卡的观察发生在荷兰殖民早期，是对这一时期康提王国的宝贵记录。从这本书中，不但可以了解到17世纪的斯里兰卡，而且可以了解近代英国致力于域外观察的早期阶段，以及一本著作是怎样在第一手观察者和专业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完成的。有这样几个特点和问题值得关注：首先，这种国别观察采取了人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观察视角；其次，域外观察的基本方法和逻辑是由代表最高学术水平的机构确立并推广的，这种基本方法不是基于个人体验或者偏好的选择，而是基于科学的、经得住学者和读者检验的方法；再次，是让长期的观察者具备学术记录能力，还是给具备学术能力的学者提供观察的条件，似乎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游记类作品，多被怀疑真假糅杂，是“想象异域的东方学”的一部分，是带有复杂目的和心态的“知识创造”的结果，而非单纯的对异国风情的记录。由一流的历史学者协助纳克斯完成的这本作品，似乎可以算是例证。（二）农垦和狩猎：塞缪尔·怀特·贝克的锡兰游记19世纪中期，塞缪尔·怀特·贝克（Samuel White Baker）在斯里兰卡旅行和探险，并著有《锡兰漫游八年》（Eight Years’ Wanderings in Ceylon）以及《锡兰的步枪和猎犬》（The Rifle and the Hound in Ceylon）。
贝克是一位兴趣广泛的学者、旅行家、探险家、军人和工程师，曾经在非洲及亚洲多地旅行、探险和狩猎，并创作了多部游记和探险著作。1848年，他来到斯里兰卡并留驻多年，将其经历写成上述两部作品。塞缪尔·怀特·贝克（Samuel White Baker）（图源“南亚观察“微信公众号）在《锡兰漫游八年》中，作者先是描写了初到斯里兰卡的观感，“沉闷”“失望”“落后”与高地怡人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形成鲜明对比。他不明白为什么当地水源丰富、土壤肥沃，却只种植土豆。尤其是努沃勒·埃利亚（Nuwara Eliya）地区林木茂盛、气候舒适，“就像意大利一样”，却不可思议地人烟稀少。
他觉得这里应该垦荒种田，建起学校、教堂和酒店。贝克的想法非常现实，这里后来实际上变成了斯里兰卡著名的茶叶产区和度假胜地。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到努沃勒·埃利亚长住，并相信经过努力那里的人居环境可以和英国农村一样恬静怡人。他要在那里建立一个“英国式的村庄”。于是他回英国购买了各种工具、种子、1头公牛、1头母牛、3只羊、1匹马和2只猎狗，准备乘船带到斯里兰卡。他的兄弟也带着家人一起加入，并且携带了更多的农业工具。贝克选择在努沃勒·埃利亚最东部住下，这里地势相对平缓也没有太多山峰阻隔。他在当地雇用了80个工人，伐木开荒修建住所。
等家人抵达斯里兰卡的时候，他的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了。为了将从英国带来的工具设备和动物运到目的地，他们雇用了4架“象车”（即大象拖行的车子）。尽管沿路小心，但还是有一辆象车摔到山谷里，母牛则还没到目的地就病死了。经过很多周折，他还是将家人安顿下来，并开始了“农垦”。作者的生活是饶有野趣的“田园牧歌”式的流浪。他会爬上斯里兰卡最高峰看日出，考察这里的古代水利灌溉设施，研究红宝石和金矿资源，游览波隆纳鲁瓦（Polonnaruwa）古城并探访建筑遗迹，遭遇花豹和野象等当地珍稀野生动物，扛着步枪深入丛林狩猎，观察当地特有的各种昆虫和鸟类，研究野生植物、尝试建立植物园，到沿海考察珍珠等水产，在各种不同环境中露营等等。
贝克在欧洲、非洲和亚洲不同地区的传奇经历使他的野外生存和观察能力超出一般的旅行者。他对斯里兰卡的观察和记录既有栩栩如生的亲身经历，也有浓重的传奇色彩和文学意趣，成为19世纪英国人在斯里兰卡留下的重要游记之一。除了农垦和旅行，贝克在斯里兰卡的主要活动是在山林中狩猎。他撰写了《锡兰的步枪和猎犬》来记录打猎的见闻。贝克在书中谈到，“打猎”是一项运动，捕猎的过程中猎人的身份是“运动员”，乐趣在于捕获的过程而非杀戮，尤其在于有机会融入大自然之中。贝克首先描写了捕猎大象的过程。这种动物在斯里兰卡人心目中不同一般，代表了庄严吉祥并且适合出现在宗教或者王室活动中。
但贝克认为，大象“天性暴躁、有极强的报复心并且极度危险”，因此射猎大象合情合理。整部书中“大象”出现了五百多次，显然是贝克最感兴趣的猎物。当然，获取昂贵的象牙也是这种兴趣的目的之一。除了大象，水牛、麋鹿、梅花鹿、野猪、熊、豹子、野兔、山鹑、鸽子，甚至蛇和鳄鱼都可以作为猎物。这些猎物之中，大象、水牛和鹿最常见，野猪、熊和豹子因为过于危险并不会专门去猎杀。贝克详述了每一种猎物的捕杀过程，包括猎物的习性特点和生活环境，以及在捕猎过程中如何使用步枪和猎狗。《锡兰的步枪和猎犬》封面图（图源Rankuten Kobo）贝克在斯里兰卡旅行生活的时代为19世纪中期。
彼时殖民统治虽然已经初步确立，但是大规模的种植园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仍未开始，斯里兰卡在很大程度上完好保留了田园牧歌的中世纪人文景观。较之于在皇家亚洲学会指导下完成的“官方游记”，此类带有更多个人观察视角的“私人旅行”记录和文学化的书写可以带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当然，在后殖民主义视角之下，此类游记也是“想象异域”的典型代表，适合作为文化批判的对象。（三）其他游记除了在东方游历各地的旅行者以及像贝克一样的专业探险者，殖民地官员也著有很多游记类作品。詹姆斯·艾默森·田纳特（James Emerson Tennent）在1845—1850年间在斯里兰卡担任殖民地大臣（Colonial Secretary）。
他是一位政治家、旅行家和学者，当选过皇家学会院士、皇家亚洲学会锡兰分会主席，并创作了多部游记和学术著作。在斯里兰卡期间，田纳特撰写了《锡兰野象的捕捉及驯化方法》（The Wild Elephant and the Method of Capturing and Taming It in Ceylon）。这部著作也是对斯里兰卡野象所做的动物学调查。田纳特在书中介绍了斯里兰卡野象的种群分布、生活习性，大象在野外丛林中的生活环境，斯里兰卡对待大象的态度，大象的文化意义，以及捕猎大象的场景等等。
作者观察了关于斯里兰卡大象的各种细节，例如他注意到，非洲象和印度象不论公象母象都长象牙，与之不同，斯里兰卡大象只有少数公象有象牙。他认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里的大象数量很可能早就大幅减少了。书中还介绍了如何设置陷阱围捕大象，捕获之后如何驯化，如何用驯服的大象运送木材和其他物品，以及如何喂养和照顾驯化的大象。这部关于大象的“研究报告”是英国人在斯里兰卡旅行和调查研究的成果。《锡兰野象的捕捉及进化方法》 （图源amazon.com）除了大象，关于宝石、珍珠、矿产品、动植物、地理地形、民俗和宗教等不同内容的各种“调研类”著作也非常多。
调查成果呈现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包括游记、绘画、日志和报告等，形成了英国关于斯里兰卡殖民地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英国画家塞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l），曾于18世纪末赴南非担任随军画家，1806年，丹尼尔来到斯里兰卡并一直居住于此，直到1811年于岛上患热病去世。他在斯里兰卡生活期间，创作了大量以斯里兰卡自然风光和当地人物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并出版有《锡兰的风景、动物及居民绘画集》（A Picturesque Illustration of the Scenery, Animals and Native Inhabitants of Ceylon）。
除了以斯里兰卡为专门对象的游记，还有一些旅行家途经斯里兰卡并留下记录。例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撰写的《东印度群岛新记》（A New Account of the East Indies），在第17章“锡兰岛的经历”（Treats of the Island of Ceylon）中描写了斯里兰卡。这部游记记载了汉密尔顿从非洲到东方沿途各地的经历见闻，副标题是“船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688年到1723年间从好望角到日本的贸易和旅途，包括对大多数沿途国家和岛屿贸易状况和航程的描述”。
与纳克斯一样，汉密尔顿记录的实际上是荷兰殖民时期的斯里兰卡。《东印度群岛新记》 (图源amazon.com)乔治·安尼斯利（George Annesley）在19世纪初到东方旅行，并且在1811年出版了4卷本《1802年、1803年、1804年、1805年和1806年在印度、锡兰、红海、阿比西尼亚和埃及的旅程》。安尼斯利是英国贵族，尊称为瓦伦西亚伯爵（Lord Valentia），所以4卷本游记被统称为《瓦伦西亚伯爵游记》（Voyages and Travels of Lord Valentia）。
在第1卷第6章和第7章，作者详细描述了在斯里兰卡的旅行经历。内容包括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锡兰的行程、抵达加勒、前往科伦坡、会见总督诺斯、锡兰的政治状况、英国的殖民拓展、总督诺斯在锡兰的治理、与康提的谈判、与康提的敌对、英军占领康提、康提战争及杀戮、僧伽罗人的情况、基督教传播的情况、本地学校、传教的前景、荷兰人的暴行、肉桂贸易、改善农业的措施、总督诺斯的理念、科伦坡的英国人社区、生活方式、热病及医治、离开科伦坡、前往尼甘布、英国人的城堡、马纳尔的情况等。在乔治·安尼斯利抵达斯里兰卡的19世纪初，英国人刚刚在斯里兰卡取代荷兰人的统治，对康提的征服还没有成功。
《瓦伦西亚伯爵游记》记录的是第一任总督诺斯（Frederick North）时期斯里兰卡的交通、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除了英国，很多其他国家的旅行家和探险者也来到斯里兰卡并留下观察记录。例如，法国探险家皮埃尔·索纳拉特（Pierre Sonnerat）在游记《1774年至1781年前往东印度及中国的旅程》（Voyage aux Indes Orientales et à la Chine: fait par ordre du roi, depuis 1774 jusqu’en 1781）中记载了斯里兰卡动植物和宝石的情况。
法国人路易斯·德·葛朗伯莱（Louis de Grandpré）撰写了《1789年到1790年印度洋到孟加拉的旅程：包含塞舌尔群岛和亭可马里的描述》（Voyage dans l’Inde et au Bengale fait dans les années 1789 et 1790, contenant la description des îles Séchelles et de Trinquemalay），其中记载了对亭可马里的观察。
美国军医及作家威廉·罗 森伯格（William Ruschenberger）在游记《环球航行记：包含1835年、1836年和1837年出使马斯喀特和暹罗》（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an Embassy to Muscat and Siam in 1835, 1836 and 1837）中记载了斯里兰卡。瑞典博物学家卡尔·彼德·桑伯格（Carl Peter Thunberg）在《1770年至1779年间的欧亚非之旅》（Travels in Europe, Africa and Asia, Made between the Years 1770 and 1779）中记载了斯里兰卡的植物和宝石。
这些游记大多撰写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殖民斯里兰卡的早期阶段，丰富了这一时期对印度洋岛国的记载。
二、英国殖民时期的斯里兰卡研究：
概述与翻译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英国殖民时期，很多西方学者、研究者或者殖民官员以斯里兰卡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可以大致分为几类：一是概览类著作，以全景式的描述介绍斯里兰卡的总体情况；二是以研究、介绍斯里兰卡历史和宗教为主要内容的翻译著作，包括古代史经典、上座部佛教经典及文学作品等；三是就某一专门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并撰写的著作，研究对象包括历史、文学、语言、宗教、种姓、民俗、民间信仰和特殊物产等等。象。（一）概览类著作：对斯里兰卡的全景式描述早期的研究著作以概览类为主，从历史、地理、民俗风土到宗教，像游记一样常常试图包揽巨细。
罗伯特·帕西瓦尔（Robert Percival）于1803年出版《锡兰岛的概述：包含历史、地理、自然史及其各民族风俗习惯》（An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Ceylon: Containing Its History, Geography, Natural History, with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Its Various Inhabitants）。帕西瓦尔是英国海军军官，原在南非服役，1797年来到斯里兰卡与荷兰作战。他在斯里兰卡留驻3年，其间探访各地并记录了岛国的地理、自然、历史和经济状况而成这本著作。
这本著作在英国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法文，以《锡兰岛之旅》（Voyage à l’île de Ceylan）为名于1804年出版，次年又新出英文第2版并在其中增补了康提王国的相关信息。
第2版题为《锡兰岛的概述：包含历史、地理、自然史及其各民族风俗习惯，及出使康提王国札记、一些关于岛国的地图、图画以及有趣场景的版画，附近期与康提国王的敌对细节》（An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Ceylon: Containing its History, Geography, Natural History, with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Its Various Inhabitants, to Which Is Added, The Journal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Candy. Illustrated by A Map, Charts, and Engravings of Some Interesting Scenes in the Island. With an Appendix;
Containing Some Particulars of Recent Hostilities with the King of Candy）。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回顾了英国殖民时期之前的斯里兰卡，包括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对斯里兰卡的征服和统治；概述部分则详细描写斯里兰卡总体情况，包括港口、季风、气候、河流、内陆交通、土壤、行政区划、英国的统治、亭可马里、贾夫纳、马纳尔的情况。著作对斯里兰卡的资源及相关情况有具体介绍，包括珍珠渔业以及经常前来开展珍珠贸易的印度人的情况、普特拉姆及尼甘布的盐业和渔业、英国的军事行动以及占领科伦坡等情况。
著作对科伦坡的介绍包括堡垒、港口、军民、商业和生活细节，以及对科伦坡以南各地城市及港口的介绍，包括加勒、马得勒及巴拉卡洛等。书后附录包括“1800出使康提札记”“锡兰道路交通图”“1803年英军在锡兰战争记录”。这部著作显然是作者的随军日志，旨在总结当时英国在斯里兰卡拓展殖民地的进程，并且为后来者提供详细信息。书中一些细节饶有趣味，比如沿海地区的低地人被称为“僧伽罗人”，而高地被称为“康提人”，并详述了这两个人群的区别。《锡兰岛的概述：包含历史、地理、自然史及其个民族风俗习惯》(图源amazon.com)两卷本《锡兰岛概述》（Ceylon: An Account of the Island）是19世纪关于斯里兰卡最详细、篇幅最长、百科全书式的概览式著作。
作者詹姆斯·艾默森·田纳特在这部著作中提供了一个关于斯里兰卡的全景描述。著作于1859年首次出版，分上下两卷共一千多页，全称为《锡兰岛的自然、历史及地理概述，包括其自然史、文物古迹及物产》（Ceylon, An Account of the Island Physical, Historical and Topographical with Notices of its Natural History, Antiquities and Productions）。全书共分10部分，上下卷各5部分。
田纳特在殖民地担任官员期间专注学术创作，既掌握有关斯里兰卡的丰富一手知识资料又长于学术写作，所以创作了多部关于斯里兰卡的学术著作。《锡兰岛概述》实际上是包含斯里兰卡宗教史、文化史、对外关系史、自然史以及文学史等不同切入视角的综合性著作，成为19世纪中期英国对斯里兰卡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锡兰岛概述》 (图源amazon.com)“概述类”著作数量很多，例如《锡兰内陆及其居民概述》（Account of the Interior of Ceylon and of Its Inhabitants）、《岛国锡兰的历史和自然概述》（Ceylon: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Island, Historical, Physical and Statistical）、两卷本《锡兰和僧伽罗人》（Ceylon and the Sinhalese）等等。
虽然这些“概述”不是深入探讨某一专门领域或问题的著作，但还是完整记录了早期研究者的整体观感，具有史料研究价值。此外，这些内容广泛的“概述”还代表着斯里兰卡现代学术的萌芽和发轫。一些原本限于历史和宗教研究范畴下的问题逐步成为专门的学科领域，并在随后的19—20世纪得到发展。在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到各种不同学科视角的讨论，包括考古、美术、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地质学等，它们都将成为独立的学科体系，并得以发展和完善，而学术史的追溯往往可以回到殖民时期，尤其是英国殖民早期的学术活动。象。
（二）翻译著作：传统东方学的研究视角近代被译介到西方的斯里兰卡著作主要包括上座部佛教经典、巴利语历史著作和一些文学作品。这里虽统而论之，但三类译著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以《大史》为代表的斯里兰卡古代史著作由佛教僧侣用巴利文撰写，是古代编年史及佛教史，其译本可以归入近代西方对斯里兰卡著作的译介；以《五百五十本生书》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则经过佛教僧侣由巴利语至僧伽罗语再至巴利语的转译，僧伽罗僧侣为这部经典的传承作出了贡献。上座部经典在斯里兰卡的传承，由于参与译者众多，此处仅举代表性学者为例。18世纪下半叶欧洲东方学兴起，东方国家的古代经典越来越多地进入西方学术视野。
斯里兰卡最重要的古代史著作，包括《岛史》（Dipavamsa）、《大史》（Mahavamsa）和《小史》（Culavamsa），引起了西方学者关注。最早完成《大史》较完整英译的是殖民地官员、学者乔治·特诺（George Turnour）。他的父亲长期在斯里兰卡任职，他本人则出生在斯里兰卡并谙熟本地文化。1837年，特诺将《大史》翻译成英文，并且在译本中附了一篇介绍巴利语文学经典的文章，受到一定关注。特诺还撰写了《锡兰历史》（History of Ceylon）并以在斯里兰卡的经历为背景写了《锡兰十一年》（Eleven Years in Ceylon）。
由于其对斯里兰卡研究的贡献，他被选为皇家亚洲学会荣誉院士。1912年，德国东方学家威廉·路德维希·盖格（Wilhelm Ludwig Geiger）将《大史》译成德语，之后又与英国学者合作译出了更加广为人知的英译本。盖格还翻译了《小史》并撰写了多部关于斯里兰卡宗教和语言文学研究的著作，包括《〈岛史〉和〈大史〉及其在锡兰的历史发展》（The Dipavamsa and Mahavamsa and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Ceylon）和《僧伽罗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Sinhala Language）等。
《岛史》则由德国印度学家赫尔曼·奥登伯格（Hermann Oldenberg）翻译。《岛史》《大史》和《小史》的翻译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完整的斯里兰卡古代史得以呈现给西方读者；另一方面，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些翻译丰富了佛教史的研究。《岛史》和《大史》也出版了中译本，由佛教研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廷杰教授翻译。《岛史》和《大史》 (图源amazon.com)在古典佛教文学方面，重要的翻译作品是《本生故事》（The Jataka）。这部在文学史和佛教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在流传过程中被翻译成诸多文字版本，书名亦各略有不同。
斯里兰卡流传的僧伽罗语版名为《五百五十本生书》（Pansiyapanas Jataka Pota）。[11]本生故事很早就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并被陆续翻译成英文。1895年，爱德华·拜尔斯·柯卫尔（Edward Byles Cowell）将多位学者翻译的本生故事汇编成集并出版，名为《本生》（The Jataka），一共6卷。第1卷由罗伯特·查默斯（Robert Chalmers）于1895年翻译出版，其中包含150个本生，查默斯于1913—1915年担任驻锡兰总督，其间在佛经翻译方面用力颇勤。
第2卷和第4卷由威廉·劳斯（William H. D. Rouse）和柯卫尔翻译，其中第2卷共150个本生，第4卷70个本生。第3卷译者是亨利·托马斯·弗朗西斯（Henry Thomas Francis）和罗伯特·内尔（Robert A. Neil）。第5卷译者为弗朗西斯，近40个本生。第6卷译者为柯卫尔和劳斯，共10个本生。《本生故事》的集成和流传经历了“原始巴利语、僧伽罗语和巴利语三个阶段”，并对斯里兰卡古典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英文版本生故事的翻译和流传，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近代斯里兰卡对外文化交流的内容。
译介南传佛教经典的英国学者主要包括托马斯·威廉·李斯·戴维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等东方学家。斯里兰卡对南传佛教经典的历史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上一直是最重要的南传佛教国家之一。作为西方东方学传统的一部分，南传佛教经典的译介在世界范围内加深了对斯里兰卡宗教文化传统的认识与了解。中国的南传佛教研究则有着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也成为中斯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三、皇家亚洲学会锡兰分会的斯里兰卡研究18世纪末，英国
在印度的殖民拓展不断深入，越来越需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加强对殖民地的了解。一大批东方学家对印度的历史语言和宗教文化等问题开展了广泛研究。1784年，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等学者在印度创建了亚洲学会。1823年，一些东方学家在英国建立了皇家亚洲学会。在随后的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很多东方国家和地区陆续成立学会分会，在东方学的学术逻辑之下开展研究活动。1845年，皇家亚洲学会锡兰分会（The Ceylon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成立，并由此开始机构化的斯里兰卡研究活动，直到今天仍是在斯里兰卡运行历史最悠久的学术研究机构。
从1845年锡兰分会成立到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期间，共有25名学者担任分会主席，其中有很多都是极具代表性的斯里兰卡研究学者。自成立伊始，锡兰分会定期出版学会刊物，其中刊载的学术研究文章代表了斯里兰卡研究的主流内容和水准。1970年的斯里兰卡皇家亚洲学会理事会锡兰分会成立之后，于1845年出版了学会刊物《皇家亚洲学会锡兰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Ceylo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1期。除了刊发关于学会成立的相关规章制度文件，会刊还刊载了8篇关于斯里兰卡研究的论文，内容涉及佛教、锡兰文学翻译、僧伽罗语的罗马字书写、椰子树病虫害问题、锡兰的犯罪问题、古钱币和统计报告等。
可以看到，学会关注的既有宗教、文学和考古等学术问题，也有社会治安和病虫害防治等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问题。从1845年开始，锡兰分会大约每年出版一期会刊，并且以刊物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斯里兰卡研究学者团队。他们之中有殖民地公务人员、传教士和专业学者等，研究内容几乎无所限制，从宗教到文学、从语言学到人类学、从地质到动植物研究，取得了丰富、深入的研究成果。1845—1948年，锡兰学会的会刊不间断出版，持续了上百年，共刊发百余期，数百页一卷的合订本达到三十多卷，是近代斯里兰卡研究最主要的学术平台。
斯里兰卡独立之后，锡兰学会继续开展研究活动并出版会刊。会刊于1972年更名为《皇家亚洲学会斯里兰卡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Sri Lank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85 年更名为《斯里兰卡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Sri Lanka），至今仍是活跃于学术界的斯里兰卡研究相关刊物。1845—1948年间，主流的斯里兰卡研究学者大都参与了锡兰分会，并不定期在会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因此，通过回顾锡兰分会的代表性学者及其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梳理近代英国对斯里兰卡的研究活动。这些学者及其代表作品可划分为若干类型，包括：欧洲视角之下的佛教研究，如丹尼尔·约翰·高葛立（Daniel John Gogerly）；殖民地治理研究，如上文提到的田纳特；东方学视角下本地学者的研究活动，如詹姆斯·德·阿尔维斯（James De Alwis）和保罗·爱德华·佩里斯（Paul Edward Pieris）等。近代英国对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的研究是欧洲东方学传统的一部分。在戴维斯1881年于伦敦创建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 Society）之前，高葛立等传教士对南传佛教的研究是域外对斯里兰卡观察的重要内容。
高葛立是卫斯理会传教士，在斯里兰卡传教期间致力于佛教研究，并对19世纪斯里兰卡的佛教复兴作出了贡献。在会刊创刊之前，高葛立已经开始了佛教研究，并且在锡兰学会成立后成为活跃的研究者。例如，他在第一期上就发表了两篇关于佛教研究的论文，分别是《论佛教》（On Buddhism）和《论佛教续》（On Buddhism 2）。在1845年之后的几年中，高葛立几乎在每一期会刊上都发表有论文。与专业的巴利语研究者相比，高葛立的研究似乎毁誉参半。他的成果既极具开拓性，同时也多有瑕疵。但不论后世评价如何，高葛立是锡兰学会成立前后的一位重要学者。
1858年，由于在斯里兰卡佛教研究方面成绩斐然，他被选为锡兰学会主席。除了撰写佛教研究论文，高葛立还在佛经翻译、本生翻译、巴利语—英语词典编纂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丹尼尔·约翰·高葛立（Daniel John Gogerly） (图源worldgenweb.org)近代英国学者以殖民地治理为视角对斯里兰卡开展了内容庞杂的研究。此类研究主要服务殖民政府的统治需要，田纳特的研究在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1846—1857年，田纳特担任皇家亚洲学会锡兰分会主席。他的最重要著作是上文提到的两卷本巨著《锡兰岛的自然、历史及地理概述，包括其自然史、文物古迹及物产》。
除此之外，他还撰写了《锡兰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in Ceylon）以及《锡兰野象的捕捉及驯化方法》。为了纪念他在担任殖民地官员期间的工作贡献，斯里兰卡的一种特产“叶鼻蜥蜴”（Ceratophora Tennentii）以他的名字命名。吸纳本地学者加入研究者队伍是近代英国对斯里兰卡研究的一个特点。对本地民风民俗及语言宗教等问题的研究实际上脱离不了本地学者的参与。
阿尔维斯是锡兰立法会委员，在佛教研究方面著作颇丰，并且在锡兰分会早期会刊上发表了多篇关于僧伽罗语的语言学论文，例如第10期的《僧伽罗人的称谓语及敬语》（Terms of Address and Modes of Salutation in Use amongst the Sinhalese）和第11期的《僧伽罗语修辞》（Sinhalese Rhetoric）等。这些论文对于僧伽罗读者而言意义并不大，但是可以帮助域外观察者了解斯里兰卡语言文化。这也是锡兰分会研究活动的一个特色，即将本土学者的研究纳入学会的研究框架，既能够丰富学会的研究视角，又可以影响本地学术。
或者说，只有融合或影响了本地学术的研究才能产生活力和生命力。在锡兰分会的研究队伍中，本地学者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殖民史编纂是近代英国在殖民地学术建构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本地学者在了解本地历史文化方面有明显优势，他们在殖民地学术发展的框架之下成长起来，成为近代斯里兰卡的著名学者，佩里斯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锡兰与荷兰人：1658—1796》（Ceylon and the Hollanders, 1658-1796）以及《锡兰与葡萄牙人：1505—1658》（Ceylon and the Portuguese, 1505-1658）成为研究近代斯里兰卡，尤其是葡萄牙及荷兰统治时期斯里兰卡的代表性作品。
四、结语近代英国
在斯里兰卡殖民约150年并开展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既是近代西方对斯里兰卡殖民过程的组成部分，因此具有“知识生产”和文化殖民的根本属性；同时，也不能否认这些研究活动对斯里兰卡的历史文化传承产生了深刻影响，需要加以批判性认识。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梳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斯里兰卡近代以来学术和知识传统的塑形过程，从而能够在历史文化的维度上更好地认识斯里兰卡。整体审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文学化的游记类作品是早期对斯里兰卡域外观察的主要内容。实际上，不仅在近代英国殖民时期，游记类著作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域外观察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游记是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常规内容。
回顾近代英国对斯里兰卡的游记式记录，可以把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总结为“文学性描述”，即用具有表现力的文学化语言展开叙述。这一点在《东印度锡兰的历史渊源》和《锡兰漫游八年》等作品中都体现得十分明显。对于当前区域和国别问题中屡被提及的田野类研究，也可以形成有益启发，即我们需要考虑文学化的语言描述是否可以赋予田野式域外观察更多生命力。其次，近代英国的斯里兰卡研究反映出的另一个特点是有本地参与，即本地研究者成为研究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殖民统治确立的过程中，政治经济领域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一种常态。相比之下，文化领域的合作和互动成为磨合和缓解矛盾的黏合剂。
本地学者的深度参与也成为产出客观和丰富研究成果的一种保证，亚洲学会锡兰分会的会刊也有稳定的本地学者群参与。甚至可以说，只有实现了外来观察与本地参与的密切结合，才能真正确保研究活动“接地气”。例如，对僧伽罗语罗马字化的处理是由本地学者提出和推动的；锡兰分会会刊中关于僧伽罗语语法问题的讨论也主要由本地学者完成。
第三，近代英国的斯里兰卡研究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整体规划。不论是游记的框架设计和文字修饰，还是概览式著作的团队合作，或者是会刊的制度化建设，都表现出这一特点。从锡兰分会会刊的研究内容来看，研究话题高度分散，从古典文化到经济治理，从动植物分布到诗歌文学，涉及与国别相关的各个领域。这种高度分散的研究话题需要一种总体的制度约束，以实现某种研究框架之下合理的内容安排。为了避免论题过于分散，锡兰分会会刊以专刊形式讨论某一些具体问题，形成解决某些专门问题的有效研究。斯里兰卡于1948年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是后殖民时代的教育、文化和学术等诸多领域仍然面临彻底去殖民化的重任。
今天斯里兰卡面对的诸多问题中不乏因袭西方制度的后果。如何看待旧殖民宗主国的学术遗产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命题。作者简介：佟加蒙，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教授。
本文转载自《南亚观察》2023年8月23日文章，原文标题为《近代英国的斯里兰卡研究：游记、研究著作和刊物》本期编辑：章钰珏 李冉 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