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为南亚地区的大国，在区域认同方面印度有着自己的认知与看法。总体来看，印度的区域认同逻辑受历史、现实等维度的影响。就历史维度来看，文化与被殖民的历史对印度的区域认同影响非常大。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印度的区域认同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左右着印度区域认同的发展与实践逻辑。印度区域认同的整体逻辑是在南亚主导、在印太领导并在全球争当一极。依据这一逻辑，在身份与利益的驱动下，印度的区域认同呈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特点。客观来看，区域认同的合法性、妥当性还需要地区其他国家的认可。在这一方面，印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鉴于印度仍然没有能力向地区提供让其他国家普遍受益的公共产品，导致印度在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之间存在背离。
印度如果想要在区域认同方面实现自己舒适度的目标，就必须对区域认同的驱动逻辑进行调整，尤为重要的是国家领导人的观念调整，究竟是追求融合共赢的区域认同，还是追求以极端自私利益为驱动的区域认同。南亚研究通讯特此转载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关键词：印度 区域认同 南亚地区 地缘政治图源网络在论及印度时，学术界的研究通常围绕三个叙事情景进行讨论：一是古代印度；二是英属印度；三是当代印度。所谓的古代印度属于地理名词，包括了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英属印度则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当代印度是指二战之后独立、经历印巴分治的印度。
就印度区域认同的基本内核来看，包括了印度的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我者”与“他者”的互动围绕安全、发展与荣誉等国家利益而展开。总体来看，印度的区域认同面临着历史与现实之困境。古代印度历史、英国殖民历史以及当代地区的地缘政治现实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印度的区域认同。当代印度始终将古代印度文明视为自身光辉的历史，且这样的文明总是无意间放大着印度在心理上的影响空间，并往往超越了其能控制和影响的地理空间。英属印度时期地理空间的不断拓展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印度的区域认同观念。在现实层面，国际与地区政治的互动正影响着印度的区域认同，并决定着其对外战略路径依赖的生成，而提供地区公共产品能力较弱则进一步影响着印度区域自我认同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印度区域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之间的错位不仅困扰着印度的区域认同，而且影响着印度区域认同的话语表达与政策取向。
一、印度区域认同的基本内涵就印度的自我认同而言，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Nehru）“有声有色”的大国言论已经广为人知。在这样的定位之中，印度形成了“三个同心圆”的区域认同观念，即邻国、延伸邻国与世界。在印度“不结盟”政策中，主要适用于延伸邻国与世界，不适用于邻国。印度的自我区域认同是地区大国，南亚地区的霸主以及印度洋的霸主。区域认同的含义包括自我认同与被认同，或者说是“我者”与“他者”的认同。“我者”的认同即自我定位与认可。“他者”则作为对“我者”的存在、地位的接受与认可。
印度区域认同显然也是由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两大部分组成。作为区域国家，印度的区域认同定位需要得到“他者”的认可。从“三个同心圆”的视角来看，邻国对印度自我认同的看法最为关键，决定了印度是否能够完全实现自身在南亚、印度洋地区的支配地位。延伸邻国的认同与认可相对重要，因为这对印度实现“有声有色”的大国目标至关重要。世界层次的认可与认同当然也很重要，尤其是当印度想要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时候。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包括南亚以及北印度洋地区在内的邻国层次仍然是印度区域自我认同的核心，来自“他者”的自我认同则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在印度自我区域认同与他者认同的互动过程之中，认同的基准点是什么呢？如果以国家行为体作为互动的“我者”与“他者”，国家利益就是基准点。大致来讲，一个国家行为体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发展与荣誉。安全涉及到国家的存亡，包括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区域认同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印度区域认同理所当然将安全放在区域认同的首位。印度区域认同深受两个方向安全意识的影响，一个是来自其边境陆地线的影响，另一个是来自海洋线的影响。印度将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视为自己的后院，希望南亚和印度洋撑起自己崛起与发展的梦想。
区域认同由“我者”与“他者”互构所形成。收益是“他者”认同“我者”的核心考量，而利益的大小则取决于“我者”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能力。在南亚地区，印度以霸主自居，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努力，包括在地区制度建设、向其他南亚国家提供援助等方面进行了努力。于此而言，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可以视为考察印度区域认同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一个切入点。图1 印度区域认同的构成要素示意图。资料来源：作者自制任何一个国家利益的形成总是与历史和现实条件密不可分。从历史的视角看，地理空间的形成、文化身份的定型都与此紧密相关。
当代印度的地理空间脱胎于英属印度，深刻地影响着印度在地理空间上的区域认同。在宗教文化方面，也是在历史形成的文明格局中塑造区域认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基于安全、发展和荣誉等利益的不同，印度的区域认同演化也出现不同。最关键的现实条件是印度本身的战略资源与战略能力均极为有限，制约着印度区域认同的地位与目标。总体来看，印度区域认同面临着历史之困与现实之困。
二、印度区域认同的历史之维从古代到近代，印度次大陆经历了雅利安文化、伊斯兰文化、西方文化的冲击与融合，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多样性属性为印度的国家认同带来了重重难题，从当代印度独立以来，印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就在不断地挑战着印度的国家认同。有观点认为，在古印度的本土宗教（婆罗门教、佛教）时期，已经自然地形成了一种政教分野、各安其位的格局；而在包括伊斯兰王朝在内的整个古印度，各教派之间也大体上维持着一种多元共存、正常竞争的关系。不能说这种观点不对，但也未见得完全合理。
教派之间的斗争未必都遵循这样的方式进行，证有易，证无难。论说宗教和谐者大多以阿育王为例，论说宗教压迫者则以奥朗则布为例，若论哪一个是主流不太好判断，现今已经很难真正体会在印度历史上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究竟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实现了和平共存，也难以体会各个宗教之间斗争的残酷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抗击殖民宗主的过程中，领导者可能会更加注意或谨慎地处理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关系，但往往“因暴乱而释放出来的紧张局势有时还造成更加深重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相互怨恨＇”，说明印度教与伊斯兰之间的矛盾应该不少，而且从印巴分治之后印度境内爆发的教派冲突的历史来看，所谓的教派和平共存或只是一时的现象，而且还得小心维系，否则就会很轻易地酿成重大事件。
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对印度的区域认同造成了挑战。典型案例体现在印巴分治之上。一般认为，印巴分治的恶果由英国“分而治之”的策略所造成，但更多其实是基于历史的发展惯性。在某个历史时期，偶尔会有一些开明的君主施行宗教融合与和谐的政策，但更多的常态则是实施差别化的民族宗教政策，为印巴分治奠定了历史基础。就当代印度和巴基斯坦来看，由于不但没有完成对民族国家的共同认同，反而在区别化上越走越远，导致今天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区域认同上的根本差别。
在这点上，历史似乎又在重演，莫迪在国内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带来的不仅是其国内认同的持续挑战，在区域认同上也与巴基斯坦越走越远，至少在宗教文化上，以印度的视角来看，巴基斯坦是“异类”，这显然是古代印度多元文化属性为当代印度区域认同遗留下来的一个挑战。对古代文化传播的错误认知为当代印度区域认同带来了另一个挑战。毋庸置疑，古代印度次大陆文化对东亚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东南亚文化的多元化、多样性深受印度古代文化的影响。但总体上来看，这样的影响并非是因为印度次大陆的统治者有多么的强大，恰恰是因为古代印度次大陆的混乱、封闭的等级制造成了这种广泛的传播。
通常进入印度次大陆的文化伴随着武力征服，正如马克思所认为，印度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比如，伊斯兰教向印度次大陆的传播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武力推行的。而印度次大陆的多样性文化向东南亚的传播更多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即并非通过国家机器，而是由传教士、贸易商人、移民等完成，而这类人尤其是移民带着古代印度的文化向东南亚迁移，同时改造了原有的印度次大陆文化形态，比如削弱了原有的印度教文化森严的等级制。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印度次大陆古代文化给当今的印度区域认同带来的困惑。
当今的印度人总认为古代印度文化的影响力强大，尤其是一些西方学者不断鼓吹所谓的东南亚印度化，但并未认识到这样的文化传播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缘政治碎片化、宗教斗争激烈化以及等级封闭所造成的，因而在心理上认为印度可以继承古代文化的魅力，继续发挥在区域认同中印度的影响力，并在心理上认为印度区域利益完全超越了实际的地理空间，并进而想要利用文化资源来加强对印度的区域认同。这样的认知造成两个结果，一是部分地区国家对印度试图在其主权范围内唤醒所谓的印度文化的历史记忆保持着警惕，忌惮印度有可能利用这样的方式干涉内部事务；
二是使印度自身无限放大区域认同的空间，甚至超越了由地理空间以及文化空间所规定的区域范围，导致印度区域认同的混乱与无序。造成当今印度区域认同困惑与挑战的因素还包括英属印度的历史经历。英国在18世纪之后展开工业革命，为了扩张与积累资本，开启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历史。19世纪中期，从西边的巴基斯坦到东边的缅甸，南至斯里兰卡，英属印度达到历史巅峰。英国的殖民历史“成就”给予了印度民族主义者极大的震撼。尤其英国将印度洋变成“内湖”的光辉岁月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今印度的区域认同观念。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在将来，太平洋将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影响。
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西亚，印度也将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他甚至认为，小民族国家是注定要灭亡的，它可能作为一个文化上的自治区而苟延残喘，但是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尼赫鲁这样的说辞完全是曾经的大英帝国的历史经验与做法，独立后的印度也将大英帝国在南亚所创造的“辉煌”作为历史遗产继承下来，并将之作为当代印度区域认同的基础，无论是抵制巴基斯坦存在的“合法性”还是继续推进英属印度在中国西藏的“前进”政策，又或是继续兼并、控制、影响喜马拉雅诸王国等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海洋方向，英属印度留给当代印度的历史遗产就是让印度精英认为印度洋是印度的洋，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印度的区域认同叙事。
三、印度区域认同的现实之维任何的国家行为体都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区域认同的认识并深刻地影响着地区政策，印度同样如此。历史文化的“辉煌”无限地放大了印度的区域目标，殖民历史塑造了迄今为止印度无法实现的国家目标，认知与现实的错位使印度的区域认同存在着一系列的悖论。正如前文所指出，区域认同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行为体在区域中的自我认同，二是“他者”对“我者”的认同。印度的区域认同显然也包括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在自我认同方面，基于历史经历，印度理所当然地认为自身是古印度文明的继承者，是地区的中心。以国际政治术语来表达，就是印度理所当然是一个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地区霸权。
在这一点上，从独立之后印度在南亚地区实施的侵吞、控制以及影响政策，再至所谓印度版“门罗主义”都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印度这样的自我认同不仅受到了历史文明的影响，更获得了其在地理空间位置上的支持，其国土面积相比其他南亚国家而言可谓之“超级大国”，面积大约298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七位。而领土面积第二位的巴基斯坦仅为79.6万平方公里左右，其他南亚国家的领土面积更少，关键还在于所有这些南亚国家之间并不接壤，使这些南亚国家在区域互动中抱团取暖成为不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南亚国家都支持印度的区域认同理念，即成为南亚地区的霸权国家。
巴基斯坦显然是明确地反对印度区域自我认同目标的，致使印度自我认同与巴基斯坦的他者认同出现错位，导致印度在地区战略上进行调整，尤其是双方认同错位严重地影响了南盟的发展。尽管南盟在多个领域形成了互动关系，似乎在很多领域达成了合作共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南盟并没有在推动地区实现共同发展方面发挥有效作用。自2016年之后，因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恶化，南盟长时间未举行峰会，实际上进入了停摆状态。尽管南亚各国也会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相关的合作议题，但实际上基本的活动已经不具备南盟的特征，尤其是印度主导下的互动基本排除了巴基斯坦的参与。
在南盟举行的南盟部长理事会年度非正式会议上，印度以疫情为“契机”，加强自己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巴基斯坦对此也持有异议，特别是对印度主导的南盟会议表现出极大的担心。在南盟理事长非正式会议上，印度一方面承诺继续推进互联互通、一体化、安全与繁荣的南亚地区建设，突出强调印度将继续致力于协助南盟地区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另一方面继续攻击巴基斯坦，呼吁南盟成员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威胁，因为恐怖主义和冲突阻碍了南盟实现其在整个南亚集体合作与共同繁荣的目标。换言之，印度将南盟的失败归咎于巴基斯坦，同时也为自己另起炉灶和排除巴基斯坦寻找到了借口。
正如有人指出，从历史、文化、地理与语言来看，南亚是一体化的地区，但因深层的分裂与彼此敌视已经使南亚国家之间形成任何的共识都变得不可能。从南盟成立之初开始，就处在印巴“硬政治”、相互恐惧、相互竞争的背景之下，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似乎仍然难以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换言之，印度与巴基斯坦区域认同的错位造成了这一局面。作为区域认同的替代方案，印度希望能够促成新的地区组织替代南盟，即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和经济合作倡议（BIMSTEC），但其命运类同南盟，不遑多让。该合作机制是在东南亚国家泰国倡议的基础上形成的，但该机制从1997年成立以来长期并未受到重视，只是在印度实施孤立巴基斯坦战略并把地区合作的重点从南盟转向BIMSTEC，该合作机制的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才变得密切起来。
如果从成员来看，BIMSTEC的正式成员国包括东南亚国家泰国和缅甸，南亚国家印度、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如此只是多了泰国和缅甸，少了巴基斯坦和马尔代夫，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印度仍然在其中一家独大，该机制发不发展或如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印度的态度。不过，该组织至少从表面上解决了印度所关心的区域认同错位问题，这些国家大致都会尊重印度的地区霸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他南亚国家作为“他者”对印度的区域认同目标表面上没有异议，但在内心却充满着忧虑与警惕。这一点从一些南亚国家积极加强自身平衡外交战略的架构就可以看出，甚至像不丹这样的极小国家，也希望通过自身的外交努力以平衡来自印度压倒性的影响。
除了南亚国家，印度与一些地区国家或组织也存在着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错位。比如东盟和中国。在区域认同的替代方案上，东盟国家不大可能支持印度区域认同的替代方案。东盟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核心，这种核心地位尽管受到了地区地缘政治态势发展的挑战，但现阶段仍然是除欧盟以外最为成功的地区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不可能抛弃东盟而转向BIMSTEC。对中国而言，作为“他者”，很少表示认同印度在南亚地区霸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或者公开声称支持印度在南亚乃至印度洋的领导性地位。总体而言，当前对印度区域认同构成最为严峻的挑战是地理空间认同的悖论。
地理是区域认同最重要的基础，一般而言，地理是确定的。但在印度的区域认同之中，面临着几个矛盾。一是区域认同架构中排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被排斥在区域认同之外，说明印度自我区域认同是不完整的。不认可巴基斯坦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是导致印巴关系长期未能得到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一层次上的区域认同错位导致印度希望停摆原有的制度架构、创设新的地区制度架构，这使得区域合作机制止步不前。二是继续在争议地区推进“前进”政策，导致一些“他者”对其区域认同持保留态度。中国与印度为邻，存在领土争端。在中国的区域认同观念之中，南亚占据重要地位，将其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利益的区域，希望能够推进与所有南亚国家的合作。
但鉴于印度在涉藏、边界争端等问题上采取了英属印度留下来的“前进”政策，导致中印两国关系不断受挫。印度地理空间认同并不是确定的，而是在不断地变化，且没有边界。在这一点上，也同样适用于印度对一些南亚国家的政策上。比如，印度不仅吞并了锡金，甚至还想着侵吞不丹。实际上，不仅不丹深受印度的控制与影响，尼泊尔在某种程度上也深受印度地区霸权主义区域观的影响。三是印度地理空间的认同具有排他性，导致部分国家作为“他者”对印度的自我区域认同不认同。印度一直努力警惕和拒止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合作，因为其害怕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合作会危及其在地区的支配地位。
从其他南亚国家的角度，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就受到印度的霸凌，对印度的区域认同及其追求目标也保持着戒备。南亚是印度区域认同的基本盘，但新的地缘政治概念的出现无疑对印度的区域认同观念产生了影响。比如，日本提出的“印太新计划”要构建包括印度东北部地区、孟加拉国在内的孟加拉湾产业价值链。这样的计划显然与印度坚持的排他性霸权相冲突。实际上，印度区域认同还缺乏战略意愿与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能力。南盟的失败与BIMSTEC的低效均与此有关。印度虽然拥有14.2亿的庞大人口数量，但截至2022年，其经济总量不过3.39万亿美元，人均GDP仅为2388.6美元，极大地制约了印度向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从南盟的失败，再到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都说明印度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提供使地区国家普遍受益的公共产品。更为关键的是，印度自我区域认同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其霸主地位，而非优先向地区提供能够使所有行为体普遍受益的地区公共产品。莫迪政府要求其他南亚国家实施“印度优先”政策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这造成了印度区域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严重脱节。
四、印度区域认同的国家利益边界与演化印度区域认同之困的根源
在于其“无边界性”。受印度对英属印度历史经历的影响所致，印度在地理空间的认同上是变化的，在陆地与海洋方向上没有确定的边界。实际上，不仅在实际的控制地理空间方面没有边界，在支撑作为其大国崛起的策略选择上也没有边界，由此导致“他者”对印度区域自我认同的否定，造成印度自我区域认同与他者认同的高度错位。对古代印度次大陆文化传播的错误认知造成了印度在心理上不切实际的优越感，也激起了印度对当前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热情，而越来越极端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将是印度面临的认同挑战，从文明的角度影响其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
2019年以来，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强势推动莫迪政府对华采取全面对抗政策，中印经贸关系等一些低政治议题被抬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国民志愿服务团还加强了主权概念下的民众动员，将其敌对思维下的一系列对华政策主张转变为莫迪政府的现实政策，使得中印竞合关系有被推向全面竞争和冲突状态的可能。安全是构成区域认同的重要因素。欧盟、东盟今天在经济上的成功来源于最初的安全驱动。但如果一直囿于安全困境，尤其在区域内部不断放大区域安全困境，就无法与区域其他国家取得认同共识。安全的“无边界性”是印度区域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无限放大巴基斯坦与中国对其造成的“安全威胁”。
事实上，印度对中国的地区安全认知看法多数是不正确或不准确的，对中印关系的发展造成了较为严峻的影响。比如，印度不能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成就，而是将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安全威胁”紧密挂钩，导致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必然对印度构成“威胁”的逻辑。印度不能正确看待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合作，大肆宣扬中国与这些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是在“包围”印度等。印度将中印经济合作政治化、安全化，推进与中国经济脱钩、断链；将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泛安全化，要求南亚国家在推进与中国合作的同时必须考虑印度的安全需求等。
在此情况下，中国难以认同一个对自己怀有严重敌意的国家的自我地区认同。基于复杂的因素，印度的区域自我认同存在矛盾性。在“三个同心圆”层面上，邻国层次对印度的自我区域认同持有严重的怀疑与焦虑，只不过因为印度体量巨大而无法直接对抗，且因为地缘政治的特性又无法联合对抗，只能依靠左右摇摆的平衡战略来抵消隐藏的风险。在延伸邻国层次，有反对者，也有认同者。在世界层次，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认可上的“合法性”，美国、日本都支持印度成为地区领导者，并且未对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提出质疑。随着印度自身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印度的区域认同观念及其政策取向发生了一些重要演化。
第一，从普遍排他性到主要针对中国的转变。无论是在南亚地区，或者是在印度洋地区，基于自身区域认同的目标与定位，印度曾经对区域内外大国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努力排斥所有大国试图扩大在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比如，在20世纪70-80年代试图与美国在印度洋竞争，始终避免地区组织南盟、BIMSTEC成为像欧盟、东盟那样可以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互动的独立行为体。不过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自莫迪政府之后变化更为明显，印度积极引入区域大国在印度洋的存在，积极筹谋多个围绕印度互动的小多边区域组织，比如印澳日、印印（尼）澳、印法澳等；
印度主动推动美印双边军事合作机制发展成为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Quad）机制，使其具有军事意义。在这样的变化之中，印度将排他性目标集中在中国身上，不仅使得其与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张，而且有意放大中国与相关国家合作的矛盾，试图影响地区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合作。
第二，向利己的“印度优先”方向转变。尽管印度提出“邻国优先”的区域认同策略，但其主要的战略取向仍在于通过“邻国优先”实现“印度优先”。在印度领导人与部分南亚国家领导人互动过程中，明确双方照顾彼此在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关切。印度在干涉马尔代夫内政之后，成功地结合了“邻国优先”与“印度优先”双战略，督促马尔代夫关注印度的安全关切。印度与马尔代夫双方的联合声明提出，双方注意到印度的“邻国优先”政策和马尔代夫“印度优先”政策是在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照顾敏感关切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以进一步推动一个充满活力、多方面互利的伙伴关系。
第三，以多极亚洲为支撑参与地区秩序竞争。在区域认同上，印度似乎正在走出南亚与印度洋。2013年之前，印度在更大范围内的区域认同是联合中国、俄罗斯、巴西等平衡美国。但在莫迪执政之后，其主要区域认同策略是联合美国、日本等在亚洲地区平衡中国。此前，中印共同发起了多个小多边机制；此后，中印之间再没有筹建新的小多边机制，而印度积极推进在印美、印日等国之间构建了多个小多边机制。这表明，印度在区域认同上不仅拒阻中国在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发挥作用，而且要在更广阔范围与中国展开竞争。受到历史、现实条件以及国际政治激烈变化的影响，无论是在邻国层次、还是在延伸邻国层次或者世界范围内，印度区域认同对中国的排斥色彩日益明显。
尤其当前受到国际政治复合因素的影响，基于自身的战略感知，印度不断加强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合作，对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等地区的参与和作用发挥进行战略与实际操作上的制衡甚至压制，与中国开展多方面的竞争。当然，印度与中国有着诸多难以割舍的重要利益，也力图维护与中国之间基本关系的稳定，在国际舞台与中国进行选择性合作。在对华战略上，印度在有些方面也力图与美国保持距离，避免成为美国的战略同盟者。从区域认同演进的方向来看，随着印度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其“印度优先”的区域观会变得越来越凸显。不过，区域各国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争取各自的利益，区域合作是建立在各方对于区域认同共识的基础上。
一方面，“印度优先”并非为所有国家所接受；另一方面，离开了与他国的合作，印度难以独行。南亚是印度区域定位的基石，一个分裂的南亚对印度不利，更会成为印度发展的障碍。同样，一个印度主导的南亚也难以在区域合作上取得真正的进步。没有稳定的、合作的南亚，印度难以在延伸的区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结语作为南亚地区的大国，印度
在区域认同共识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在帮助与援助其他南亚国家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印度区域认同中霸权定位以及历史与现实条件带来的困境却使印度的区域认同呈现出很大的矛盾性。基于印度主导和排斥他者的区域认同在制度建设方面受到很大的制约，使得南亚地区难以构建欧盟、东盟那样的区域合作制度，这是由印度区域认同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印度区域认同的一个基本定位与逻辑是在南亚主导、在印太领导、在全球争当一极。印度的区域认同现状是由这一条逻辑所塑造的，未来区域认同的发展也将深受这一逻辑的影响。在这一内在逻辑之中，印度的身份与利益定位共同驱动着印度区域认同的观念发展与组织实践。
在国家身份方面，地理、文化、政治的特性决定了印度在次地区、地区与全球的认知定位。印度洋的重要性以及印度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地区与全球秩序构建中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南亚及北印度洋地区印度独大的地理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南亚以及北印度洋地区的行为逻辑，即在该地区起着主导作用，也深刻影响着印度区域认同策略的取向。创造对于印度主导而言有着极高舒适度的地区认同一直是印度追求的目标，在策略上从一开始的一味强势再至冷战之后的灵活，印度在其主导的区域认同上并非没有成效，尤其近年来，在“邻国优先”策略中，多个南亚国家也报以“印度优先”。
换言之，在地理身份上，印度在保持优势的条件下也开始采取怀柔的策略，以创造印度地区认同的舒适度。在文化身份方面，在前面已经提到印度具有错位的优越感，但这种优越感也是有一定基础的，比如不管是在相对友好国家还是在敌意较深的国家，印度的“宝莱坞”都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在政治身份上，思考印度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是应有之义，基于曾经辉煌的古代印度，现今的印度对不断靠近世界舞台中央也情有独钟，成为下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似乎也并非不可能。在国家身份认同定位之下，在次地区、地区与全球的利益辨识与追求极大地影响着印度区域认同的策略演化。
在利益结构之中，两种利益直接影响着印度在地区认同方面的政策变化，一是安全，二是经济。在安全上，印度的区域认同定位是主导，那么其他国家行为体在区域内部或者区域外部对其主导地位可能造成影响的前景都会保持高度警惕，并进而影响到其区域认同策略的变化。比如在区域内部，印度区域认同在融合巴基斯坦与孤立巴基斯坦之间来回摇摆。在区域外部，中国在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提升被印度认为是对其主导区域的严重挑战。在经济利益方面，印度的区域认同也在收缩与延展之间不断变化。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本身对区域认同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印度国内的利益团体对于印度参与区域合作忧心忡忡，比如在拒绝参加RCEP方面，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保护本国企业成长才是最主要的考量。
总之，印度区域认同的倒退、停滞、前进都与印度的国家身份定位与利益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在国家身份与利益都比较明确的情况之下，政治精英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对区域认同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在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方面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在曼莫汉·辛格时期，在南亚次区域内部对巴基斯坦采取的策略主要是接触与融合，但在莫迪政府时期就不断演化为了孤立战略。在曼莫汉·辛格时期，其对中国的定位是伙伴，且在地区认同表述上认为亚洲足够大，可以容纳中印共同发展。到了莫迪政府时期，就演化为中印在亚洲地区以战略竞争为主，并推动“脱钩”，不认同中国深入推进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在亚洲地区与中国争夺龙头地位。
从未来印度区域认同发展的视角来看，在上述内部逻辑之下，历史文化与英属印度的“辉煌”，似乎让印度生活在区域认同的幻觉之中，印度要发挥区域合作的引领作用，需要有开放、包容与合作的新型区域认同观。作为南亚地区的大国，首要的是凝聚区域所在国家的认同共识，为其他国家提供平等参与、共享利益的机会。南亚区域内关系，特别是印巴关系的和解与合作对于南亚地区、印度洋地区的合作至关重要。印度与中国为邻。尽管中国不是南亚地区成员，但是，作为比邻国家，中国与印度和其他南亚国家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印度排斥中国，甚至敌视中国的政策与战略，对于其区域利益是有害的，也不利于南亚地区、印度洋地区的合作与发展。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印度和南亚地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利益关系。从地缘角度来说，印度与中国共处一区，山水相连，又都是发展中大国，需要在推动开放、包容与合作的新型区域观与区域政策方面形成共识。印度区域认同的努力目标应当是将南盟或者其他地区组织凝聚成为一个能够独立与其他行为体互动的行为体，成为其他行为体互动与合作的重要舞台，一如东盟曾经并正在发挥的作用。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印度需要在区域认同的内部逻辑认知方面做出调整。作者简介：杨思灵，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南亚问题
本文转载自《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年第5期文章，原标题为《印度的区域认同：历史、现实与演化》本期编辑：陈欣雨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