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国大党一党独大体制崩溃的过程中，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一些邦兴起，而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则在另一些邦兴起。国大党的民族主义及其依赖的“双层权威”结构的崩溃，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兴起的前提。总体来看，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在落后种姓占据优势地位的邦兴起；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传统支配种姓占据优势地位的邦兴起；落后种姓和传统支配种姓激烈斗争的邦则陷入了种姓政治的泥沼。传统支配种姓与落后种姓的分歧主要在权力集中模式方面，殖民主义现代化导致“高种姓支配”原则内嵌于印度国家结构是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
泰米尔纳德邦的落后种姓制服了传统支配种姓，并构建出了包容泰邦各社会阶层的泰米尔民族主义，使泰邦成为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典型邦。古吉拉特邦近代以来形成了围绕商业利益紧密团结的传统支配种姓联盟，这也使其成为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的发源地。比哈尔邦则由于封建割据和种姓分隔的历史传统，没有一个社会力量能占据支配地位，因而成为种姓政治邦的典型。关键词：印度教民族主义 次区域民族主义 种姓政治 民族主义图源：“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以明显地观察到印度国内政治出现了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两场政治运动的对峙。
特别是自2014年印人党在中央强势执政后，一方面，印人党高举“新印度”旗帜，试图将“印度教特性”与民族主义相融合。另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党则凭借次区域民族主义遏制印人党的强势扩张。在次区域民族主义政治较为高涨的邦，如西孟加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等，印人党的扩张往往受挫。当下，次区域民族主义势力已经成为印人党扩张势力的最主要对手，甚至连传统全印大党国大党都开始向次区域民族主义倾向靠拢。例如，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近来就公开援引印度《宪法》相关段落，表示“印度不是一个‘民族’（Nation），而是各邦组成的联盟，类似欧盟。
”从本质上看，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权力集中模式方面。前者主张“印度教民族”拥有全部主权，并由一个全印性国家集中行使权力；后者主张印度的次区域族群与印度联邦分享主权，并在政治上实行分权。虽然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次区域民族主义两种政治主张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但两者长期不构成影响印度国内政局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在国大党一党独大时代。还可以观察到的是，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兴起具有某种“同步性”。例如，在1967年国大党一党独大首次遭遇严重危机时，印度人民同盟（BJS）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与泰米尔纳德邦的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等次区域民族主义政党成为主要受益者。
而在英迪拉·甘地（Indira）去世后国大党霸权加速瓦解的过程中，印人党和诸多次区域民族主义政党也成为主要受益者。印人党在1989年人民院选举中斩获85席，远高于1984年的2席与1967年BJS的35席。同时，泰卢固之乡党（TDP）等次区域民族主义政党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左翼政党执政的西孟加拉邦与喀拉拉邦也在这一时期加速转向次区域民族主义。从邦级政治的角度看，在国大党霸权崩溃的过程中，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一些邦兴起，而次区域民族主义则在另一些邦兴起。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分化的出现？
本文的分析将围绕一问题展开。
一、国大党的印度民族主义：包容与转化民族主义可以从心理和政治两个层面界定。
在心理上，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其或者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或者是对于民族利益、民族独立与民族统一的信仰或主张，或者是一种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在政治上，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追求建立自己国家的政治运动。许多研究都指出，民族主义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盖尔纳（Ernest Gellner）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特别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工业化社会建立在复杂的、不断积累和变化的劳动分工之上，这就使得同质、标准的文化成为必需。这种基于标准文化和外部社会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必然会导致民族主义。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强调民族主义基于现代化导致的人类思维模式的改变。在前现代社会，社会普遍围绕“神圣语言”文本所揭示的“真理”组织成“古典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赋予人们归属感与意义感。然而，随着中世纪普遍宇宙原则失去对人心的掌控力，人类需要一种新的能将“博爱、权力与时间有意义地连结”的方法，以满足其对于归属感和意义感的心理需要。民族主义也成为当代满足人类上述心理需求的主要模式。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兴起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与政治权力的集中行使密切相关。现代化往往意味着政治权力的集中、市场经济力量的拓展与统一文化的创建。
盖尔纳认为工业社会对于分工的需求促使集中权力的国家出现，特别是在外部社会化方面的强制性要求，使得国家与构建同质化文化的思潮联系在一起。诺斯（Douglass C. North）强调了权力集中的国家对于促进大规模非人际化交换的不可或缺性，“那些能使人们在非人际关系化交换条件下从贸易中获取收益的复杂契约，必须伴随着某种形式的第三方实施”，第三方实施意味着国家必须成为一种监督产权和契约落实的强制力量。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构成了国家权力集中的动因，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战争产生了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而这一体系又促进了近代中央集权国家在欧洲的出现。
欧式民族主义国家建构模式又由于欧洲在全球的优势而在全球扩散。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新的对社会的共同崇拜形式而兴起。盖尔纳指出，民族主义就是特定社会对其组织形式公开进行的集体自我崇拜，“无论是恶毒的和暴力的，还是温和的和难以捉摸的”。这种“公开的崇拜仪式”构成了对与之关联的权力集中形式的合法化论证。因此，盖尔纳将民族主义首先定义为一条政治原则。权力集中模式进一步决定了经济利益分配模式，正如诺斯指出的，“政治体系界定并实施着经济体系的产权”。恰恰因为民族主义与权力集中直接相联系，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也往往是一个充满斗争的时代，这种斗争往往围绕权力集中的具体形式展开。
正如阿罗（Kenneth J. Arrow）曾论证过的，不可能产生一种制度来确保其政策能够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偏好。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某个占支配地位的行动者的权威去强制性做决策。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势力都不愿意在新的政治经济的安排下处于劣势地位，因而往往更加紧密地组织起来。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他指出，现代化在摧毁旧的权威同时，往往会在许多社会势力中引起新的共同意识、内聚力、组织和行动，尽管这些社会势力长期以来可能“只是一些相当低级的意识原生体或组织”。
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制度供给予以匹配，往往导致政治动荡和骚乱。盖尔纳也将这一阶段描述为“狂暴的时代”。相互对立的权威争相提出“民族构建”的主张，试图收买人心，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以上研究都显示，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往往导致民族主义的兴起。特别是现代化大潮中激烈斗争的各种社会势力往往试图利用各自版本的民族主义争取人心，力图在正在形成的权力集中的国家机器内占据优势地位。那么，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的次区域民族主义是否是现代化冲击下，各社会势力激烈斗争的产物？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为何印度在独立运动中诞生但长期作为印度主导规范的国大党的印度民族主义没能提供足够的制度供给，以满足印度现代化的需要。本文认为，国大党印度民族主义的根本性缺陷在于其根植于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双层权威”结构。历史学家古哈（Ranajit Guha）对英国殖民时期印度形成的“双层权威”结构进行了论述，并将之定性为“没有霸权的支配”（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古哈提出，在英国殖民时期形成的支配结构由“英国-现代”和“印度-传统”两套非常不同的术语和政治文化组成。
这也使印度形成了精英政治和传统政治两大政治领域。精英政治领域由秩序、改良、民主宪政、爱国主义等术语界定，传统政治领域由包括印度教刑罚（Danda）、达磨(Dharma)、帕克蒂（Bhakti）等术语界定。印度的支配结构事实上就是由精英政治领域统合的无数的地域性“领地”，地方政治精英往往凭借传统型权威在“领地”上行使类似封建领主的权力，精英政治领域则成为政治精英讨价还价的平台。英国殖民者则通过“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en’s Burden）“文明开化的义务”（Civilizing Mission）等构建其统治合法性，即“文明的”英国统治“落后的”印度是为了使其“文明开化”。
印度民族主义在适应殖民国家“双层权威”结构的情况下形成，又提出要超越这一结构。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指出，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者面对着双重问题，一个是本国生产力发展的低水平和传统势力的强大，一个是宗主国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它必须同殖民势力以及国内那些阻止本国经济结构转化的力量进行斗争，并将这一双重斗争呈现为共同利益的“民族”斗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一方面提出了带有浓厚保守色彩性质的甘地主义主张，这出于动员印度最广大社会力量的需要，特别是尽可能使本土落后保守势力保持中立；
另一方面，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也接过了英国统治者“文明开化”的任务，这是出于改造本国封建势力的需要。这种民族主义的实体化就是所谓的“国大党体系”（ The Congress System）。科塔里（Rajni Kothari）对“国大党体系”做了论述，指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存在一个支配性的“共识政党”（Party of Consensus），即国大党。国大党基于有关印度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性共识（Consensus）而存在，国大党组织能够容纳多种多样的社会势力，将之整合进彼此竞争的派系之中，这些派系通过一系列庇护链条与社会势力——如种姓结合起来。
从印度自殖民时代继承的“双层权威”角度来看，所谓国大党体系有包容和转化两大功能。一方面是通过“包容”的功能将形形色色的政治精英纳入统一的精英政治领域；另一方面是通过印度民族主义的“共识”实现政治社会化的目标，以精英政治领域统一的、中心型的、资本主义的法理型权威改造传统精英所依托的分散的、地方性的、封建-半封建的传统型权威。可以看出，国大党体系依托于“双层权威”结构，其发展方向却要逐渐打破这种结构，这也构成了国大党体系的核心内在矛盾。正是在这一矛盾作用下，国大党体系在三个方向持续面临冲击，最终导致了国大党的印度民族主义与其依赖的“双层权威”的崩溃。
二、“双层权威”的崩溃
第一，“双层权威”结构在国家治理能力供给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印度国家治理的一大特点在于，其宪法结构规定的国家权力无比强大、无处不在，然而在实现其治理目标时又往往显得软弱无力。亨廷顿有关权力集中程度与权力总量两个概念的区分，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他指出，现代政治体制与传统体制的根本差异在于权力总量的不同，而不在于权力分配模式的不同。无论在传统还是在现代的政治体制中，权力都可以被集中或者分散。但现代政体较之传统政体将更多的社会力量更深地卷入权力关系之中。印度国家治理的问题恰恰在于其“权力总量”严重不足，“双层权威”结构使得印度国家治理难以击碎基层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将更多的社会力量整合进国家体制中来。
因而，尽管印度的正规制度设计规定了高度的权力集中，但国家权力总量的不足始终对印度国家能力构成了巨大限制。例如，英·甘地在紧急状态时期高度集中的法定权力及其政府在试图推行社会经济改革时的无力就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二，“双层权威”导致统治阶级的严重内斗。这种内斗主要在掌握国家机器的现代主义精英与盘踞在基层的传统农村精英之间展开。前者持续推动国家权力向基层穿透，后者则试图维护其既得利益。例如1969年国大党的分裂，就是“社会主义论坛”派为代表的左翼精英与控制基层组织的“辛迪迦派”（Syndicate）之间矛盾的激化导致的。巴尔塔（Pranab Bardhan）提出，三个“有产阶级”（Proprietary Classes）——即农村精英、资本家与官僚/专业人士的内斗是1970年代以来印度治理危机的根源。三个有产阶级谁也无法压服谁，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独占国家机器，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政策的反复震荡。
第三，“双层权威”结构没有足够的整合能力吸纳落后种姓。在殖民时代，婆罗门价值观已经成为印度社会与国家的主导规范，并内嵌于印度国家结构之中。正如印度《宪法》之父安倍德卡尔（B. R. Ambedkar）指出的，印度之所以以种姓制度为主要组织形式，根本原因是其以婆罗门的“纯洁-污秽”阶序观为核心规范，婆罗门也成为了全社会的模仿对象。这使高种姓自然而然获得了相对于其他社群的优势性地位。正因为“高种姓支配”内嵌于印度国家结构，落后种姓往往发现其向上跃升之路受到印度国家机器的阻碍，促使落后种姓不断发起对既有体制的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英·甘地给出了其民粹主义解决方案，试图通过在中央层面以个人人格和尼赫鲁-甘地家族“王朝”魅力型权威实行中央集权，进而维持国大党体系包容与转化功能。然而，其不但没能推动印度社会经济的转型，反而导致了国大党一党独大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双层权威”的崩溃。科里（Atul Kohli）将英迪拉民族主义政治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四点：一是国大党组织及印度正式制度的“去制度化”，使得统治阶层内部更难以达成利益协调；二是政治斗争导致的社会动荡，加剧了印度的治理困境，特别是使印度经济增长缓慢；三是民粹主义政治使形形色色的被统治阶层政治化程度攀升，促使地方传统权威结构加速瓦解；
四是英·甘地的中央集权化措施任命了无能谄媚的地方领导人，这些人缺乏地方根基，因而无力协调愈演愈烈的地方矛盾，导致地方积怨淤积。“双层权威”的瓦解在印度造成了普遍的社会失范。鲁道夫夫妇（Lloyd I. Rudolph and Susanne Hoeber Rudolph）认为，印度传统道德规范的瓦解是这一时期社会动乱的重要动因。这也开启了黑帮和恶棍团伙在印度政治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进程，其被科里形容为争夺基层的战争，被贝利(Susan Bayly)称为“种姓战争”。大规模社会失范导致控制基层的种姓/社群-黑帮-地方垄断企业复合体在印度普遍崛起。
这些复合体通过暴力控制基层，然后借助对基层的控制赢得选举，接着通过政治力量庇护其名下的企业，由此完成其政治经济循环。许多当下印度政客都是在这一过程中兴起的。例如，安得拉邦现任首席部长贾干（Y.S.Jagan Mohan Reddy）就是通过经营采矿-种姓黑帮-政治而崛起，北方邦现任首席部长约吉（Yogi Adityanath）则是通过经营教派主义黑帮而兴起。再如，卡纳塔克邦著名的矿业大亨-黑帮大佬-政客雷迪兄弟（Reddy Brothers）的兴盛。许多政党甚至直接由黑帮发展而来，例如马哈拉施特拉邦大党湿婆军（Shiv Sena）。
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查特吉论述过的“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查特吉指出，大部分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印度居民，只是在最微弱的意义上才是拥有《宪法》权利的公民。精英政治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地依靠以特定人群为目标的政府发展政策中形成。而基层社会为了获得国家政策支持而组织了起来，在为了生存和工作而斗争时往往会越过合法的界限，并寻求通过选举政治与政治精英相联系。也就是说，控制基层的种姓/社群-黑帮-地方垄断企业复合体与正式《宪法》结构内的精英政治领域往往通过“政治交易”连结，基层政治领域通过选举政治为精英政治领域补充合法性，以换取其偏向性政策。
“政治社会”的兴起，无疑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治理困境。“双层权威”的瓦解不但没能弥合精英政治和基层政治两大领域的裂痕，反而使精英政治进一步转向自我隔离，试图藉此防止基层政治自下而上的渗透。科里分析了1980年代以来印度的权威结构，指出印度国家日益依赖一个狭隘的技术官僚和资产阶级群体推动经济发展。这一小团体被置于免受政治党派控制和民主政治压力的地带。为了支持这一模式，印度国家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发放补贴以收买政治支持，导致其不堪重负。如何在促进精英阶层狭窄利益的同时，又不疏离广大人民，成为了当下印度面临的最大合法性危机。
正因为国大党的印度民族主义的失败与“双层权威”的崩溃带来的巨大治理困境，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次区域民族主义获得了兴起的历史性机遇，成为当下印度秩序重建的两种主流方案。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支配种姓与落后种姓成为了主要的社会政治行为体。正如诺斯指出的，组织及其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主角，他们型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由于种姓是印度政治社会组织的主要模式，特定邦种姓间力量对比成为该邦政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传统支配种姓还是落后种姓，都不是“自古以来”的,两者都是印度殖民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发明”的产物。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将“被发明的传统”定义为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他指出，这种“被发明的传统”与传统社会的“习俗”的最大区别在于，“被发明的传统”的目标和特征在于不变性。就目前被认为是印度“传统文化”核心特征的“仪式性阶序”（Ritualized Stratification）来说，其在殖民时代以前的印度确实是一种较有影响力的文化规范，特别是在婆罗门与商业种姓之中，然而其也仅仅是多种竞争的规范中的一种。
贝利(Susan Bayly)指出，在前殖民时代除了“仪式化阶序”外，印度还活跃有波斯-刹地利王权、山地部落民的“沙克蒂”（Shakti）、游牧族群的部落组织、各种出家教派和“帕克蒂”团体等。在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后，殖民者致力于构建榨取性的殖民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婆罗门和商业种姓因为能充当殖民国家官僚和商业买办阶层而处于优势地位。婆罗门规范也籍此得到推广。与此同时，英国人为了塑造印度“落后”的形象而支持了一种极度僵化的“仪式化阶序”，并将其嵌入殖民法律体系和殖民国家治理机制之中。这一殖民主义现代化所造就的国家机器也成为了独立后印度所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
本文将“落后种姓”定义为由于殖民主义现代化被发明的“传统”而处于系统性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将“传统支配种姓”定义为因“传统”而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群体。这两者可能有着古老的渊源，但其无疑都不是某种“亘古不变”种姓结构的现代遗存，而是殖民主义现代化的产物。特别要指出的是，被殖民法律与近代“传统发明”划归为“落后种姓”的群体并不一定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正如下文在泰米尔纳德邦的案例中所论述的。此外，许多落后种姓还成为了现代化提供的政治经济机遇的最大受益者。总体来看，在“双层权威”结构崩溃的过程中那些落后种姓占据优势地位的邦，往往以次区域民族主义为秩序重建的主要模式；
那些传统支配种姓占据优势地位的邦，往往倒向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这主要是由两种主张对应权力集中模式的差异导致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主张印度的主权由“印度教民族”垄断，权力由中央政府集中行使。而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则主张印度的各种次级族群也是主权的分享者，权力应进一步向邦一级分散。落后种姓更倾向于通过推动构建分享国家主权的次区域族群来实现其利益，传统支配种姓更倾向于通过构建集权统一的印度国家来实现其利益。然而，那些没有一个社会力量占据优势的邦则深陷种姓政治的泥沼，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次区域民族主义彼此争夺的区域。
本文将泰米尔纳德邦确定为典型的次区域民族主义型，将古吉拉特邦确定为典型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型，将比哈尔邦确定为典型的种姓政治型。下文将对三邦的政治变迁史展开论述。
三、落后种姓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兴起：
以泰米尔纳德邦为例泰米尔纳德邦与西孟加拉邦并列为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政治最成功的邦，泰邦也被认为是当下印度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方面最为均衡的邦之一。在前殖民时代，泰邦政治社会组织形式可以通过高韦里河河谷、高地平原和山地三个地理单元的相互关系来理解。河谷地区在传统上是泰邦人口和经济的重心。
开垦河谷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正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论述过的那样，其往往意味着控制瘟疫、排走不洁净的水、建立灌溉工程等艰苦工作，“开垦平原，往往就是死在那里”，因而开垦河谷往往需要带有强制色彩的社会组织模式，这使得河谷也成为泰邦婆罗门阶序影响力最大的地理区域，形成了少数婆罗门大地主与大量不可接触者——即被称作阿迪达罗毗荼（Adi-Dravidas）的无地雇农组成的社会结构。在山地地区，则是一个更具流动性和竞争性的社会，“山地是原始自由权利、民主制度和农民共和国的庇护所”，泰邦山地往往以部落为主要组织形式。
高地平原是政治权力的所在地，自古以来，自北南下的征服者——例如维贾耶纳格尔帝国（Vijayanagara Empire）的泰卢固武士都占据着高地平原地区的交通枢纽，塑造地区政治秩序。平原上的外来征服者更加依赖于武力的宣示和慷慨的捐赠，这也构成了所谓的泰米尔王权。在泰米尔王权的主导下，整个泰米尔社会围绕“荣誉”组织了起来，各社群通过为泰米尔王权服务获得“荣誉”和“特权”的赏赐，神庙发挥着肯定各社群荣誉阶序的作用，成为了社会政治交易的中枢。然而，婆罗门和神庙却被作为资助方的王权和领主牢牢控制。
综上所述，婆罗门阶序在历史上从未成为泰米尔社会的主导性规范。然而，殖民主义现代化却试图将僵化的婆罗门阶序强加给泰米尔社会，这引发了激烈反抗。首先，殖民法律赋予从未占据泰米尔社会主导地位的婆罗门阶层最尊贵的地位。其次，婆罗门由于识字传统带来的先发优势，在日益扩张的官僚和媒体部门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最后，殖民政府的“世俗主义”政策废除了领主和社群资助神庙的制度，增加了婆罗门及其神庙的独立性并导致其开始宣扬僵化的婆罗门阶序观。这也成为拉玛斯瓦密（E.V.Ramaswami Naicker）在1920年代发起反婆罗门运动的历史背景。
拉玛斯瓦密正是高地平原地区精英的代表，他们认为自己具有“乡土气息”的英雄祖先和神明遭到了婆罗门梵文化神的冒犯。人数众多的纳达尔种姓（Nadars）的参与给泰米尔社会的反抗运动带来了更大的力量。纳达尔种姓也是近代“传统发明”的产物，其诞生于一个被泛称作珊南（Shanans）的群体，主要从事椰子种植与加工，由于从事行当包括椰子酒酿造，其被婆罗门归类为不可接触者。在英国殖民时期，世界市场带来的新经济机会极大提高了这一群体的经济地位。在19世纪下半叶，殖民地法律试图将种姓阶序定型化、永久化的背景下，珊南群体成立了种姓协会，模仿高种姓的习俗，并宣称自己其实是贵族（Shandror）之后，即“纳达尔”，主张刹地利的地位。
然而，纳达尔种姓提升阶序的努力遭到了传统支配种姓的打压。因而，纳达尔开始转向反婆罗门运动。后来，纳达尔种姓又发起了激进的“达罗毗荼运动”，主张包括其在内的广大泰米尔人都是“本土”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而以婆罗门为首的传统支配种姓是“雅利安人”（Aryan）外来侵略者，并要求废除种姓制度，得到泰邦许多社会阶层的支持。国大党试图包容达罗毗荼政治力量，但是遭遇了失败。由于国大党高种姓-婆罗门的性质，泰邦的婆罗门也大多支持国大党领导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这使得英国殖民当局倾向于支持达罗毗荼运动，使其获得了迅速发展。
迫于形势，泰邦国大党不得不向以纳达尔为首的落后种姓开放，试图通过包容来将其吸纳入全印政治之内。这些措施也使得国大党在独立后直到1967年政治危机前，都在泰邦保持执政地位。然而，国大党在泰邦始终依赖于婆罗门等传统支配种姓和政治收买，国大党也始终被视作一个“北印度”政党，这使国大党始终未能在泰邦确立稳固的社会根基。1960年代的反印地语示威和1965年的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国大党的声望，最终使国大党在1967年选举之中败给了德拉维达进步联盟(DMK)。国大党和印人党等中央政党自此被排挤到了泰邦政治的边缘。
自1967年达罗毗荼政党（包括DMK与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AIADMK））在泰邦执政以来，泰米尔民族主义逐渐成型。
第一，泰米尔民族主义完成了对婆罗门等传统支配种姓的“归化”。DMK创始人安纳杜赖（C.N.Annadurai）对达罗毗荼主义进行了改造，其降低了分离主义调门，强调达罗毗荼人是“更优秀”的印度人。与此同时，其改造了达罗毗荼主义，更加聚焦泰米尔社会存在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贫困。安纳杜赖的改造使泰米尔民族主义可以被婆罗门等传统支配种姓接受，且开放了其通过认同泰米尔民族主义而“归化”的渠道。
第二，AIADMK的分离使泰米尔民族主义形成了“精英”与“民粹”的两副面孔，占据了整个政治光谱。1967年DMK胜选后，大量之前支持国大党的泰米尔精英阶层涌入了DMK，使其社会经济政策日益保守，引发民众的不满。这促使拉玛钱德拉（M.G.Ramachandran）分裂了DMK，并建立了AIADMK。拉玛钱德拉及其继任者贾雅拉娣妲（J.Jayalalithaa）都以慷慨的福利发放和家长主义政策著称，其也推动泰邦形成了民粹主义的政治生态。较为精英主义的DMK与较为民粹主义的AIADMK自此占据了泰邦整个政治光谱，使全国大党无处插足。
第三，泰邦形成了“强力首席部长”制度。泰邦的历史使得达罗毗荼政党的领导人获得了“民族保护者”的地位和巨大的权威。历任达罗毗荼政党领导人的民粹主义政策也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泰米尔王权的慷慨赏赐。在某种意义上，泰邦的强力首席部长制度就是泰米尔王权的当代化身。这也赋予了泰邦领导人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泰邦出台的政策被认为是更多面向整个社会的，而不仅仅致力于构造庇护网络。在1991年经济改革后，“强力首席部长”的权威还被用于推动经济发展。虽然泰邦首席部长的注意力并不总是聚焦经济发展，不过一旦首席部长以其权威为特定的项目背书，其往往就能跨过盘根错节的行政程序和权力结构的罗网，快速得到贯彻。
泰米尔的许多制造业项目——如汽车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落地的，这也巩固了泰米尔民族主义的经济基础。综合分析泰邦近代以来的政治变迁史，可以总结出几个要点：
第一，婆罗门阶序并非前殖民时代泰米尔的主导规范，这使得泰邦传统支配种姓没有足够的力量压制落后种姓的挑战；
第二，掌权后的落后种姓成功构建出了一个共同身份——泰米尔民族，得以广泛包容各个社会阶层。泰米尔民族主义并不排斥“印度”身份，仅强调泰米尔人是“最优秀的印度人”，这种相对于其他印度人的优越感也成为其对内包容性的重要来源；
第三，次区域民族主义政治促进了再分配和经济发展，巩固了次区域民族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
四、传统支配种姓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古吉拉特邦为例古吉拉特邦是
当下印度总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的发源地，其传统上就是印度最亲商的邦。近代以来古邦权威结构的形成可以被归类为蒂利所谓的“资本的密集”，即商业寡头政治围绕商业利益的保护和扩张的政策促进了国家机器的创建和发展。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毗邻肯贝德湾从艾哈迈达巴德到苏拉特的地带形成了整个次大陆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工商业发达。莫卧儿帝国自16世纪开始的对次大陆的政治整合大大拓展了古吉拉特的贸易利益，苏拉特成为帝国的西部门户，结合了帝国腹地的资源和海上贸易之便。商人种姓巴尼亚（Baniyas）是古吉拉特城镇地区最有影响力的社群，他们结成商会（Mahajans），对当地政治施加强大的影响力。
婆罗门既充当文官，也经营商业，是城镇地区另一大强力社群。出于商业利益，古吉拉特渴求强有力的保护人，以帮助其开拓次大陆腹地和海外的市场。正是出于商业利益，古商人群体对英国在印度西部的扩张给予了鼎力协助，可以说如果没有古吉拉特银行家（Shroffs）的支持，英国很难在印度西部站稳脚跟。苏布拉玛尼亚（Lakshmi Subramanian）甚至将英国在印度西部殖民扩张的结果称作“盎格鲁-巴尼亚秩序”（Anglo-Bania Order）。古邦农村的权威结构也是近代以来商业利益扩张的结果。历史上很长时期，古吉拉特城镇地区都面临着来自内陆的威胁。
例如，果里（Kolis）和比尔（Bhils）部落持续劫掠商路和种植园。特别是聚居在萨乌拉施特拉半岛上的拉杰普特酋长不仅抗拒农业商业化进程，还趁政治动乱组织针对商路的劫掠。帕蒂达尔种姓（Patidars）正是在商业利益征服古吉拉特乡村的过程中崛起的。这一社群原本出身自佃农阶层的坎比（Kanbis）社群，马拉塔帝国（Maratha Empire）征服古吉拉特后推行货币税收政策，大量任命坎比人出任税隶，“帕提尔”（Patel）即税收区成为坎比构建其新种姓头衔的来源。货币税收促进了古邦农村地区的商业化，巴尼亚资本的影响力也随着帕蒂达尔权力的增长进一步拓展到乡村地区。
帕蒂达尔依靠充当税收中间人和种植经营经济作物而收益颇丰，并进一步进入工业、商业、高等教育等经济部门。独立后，帕蒂达尔又在废除柴名达尔所有制中收获众多原拉杰普特地主的土地，实力进一步增强。近代以来，巴尼亚、婆罗门、帕蒂达尔三个古吉拉特传统支配种姓围绕商业利益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在殖民时代末期，这三个种姓又大规模投身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印度开国内政部长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就出身于帕蒂达尔种姓。独立后，古邦成为了全印最亲商的邦之一。三个传统支配种姓紧密团结，致力于促进古邦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在尼赫鲁时期，古邦有效抵制了印度中央推行国家主导计划经济的企图。自1991年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古邦又成为推动经济改革最积极的邦之一，增长速度位列全印前茅。科里指出，拥有一个围绕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利益而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统治阶级是古邦得以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然而，在印度独立后，古邦统治联盟也受到了落后种姓的冲击。近代以来，古邦与受到三个传统支配种姓压制的社会势力逐渐走近。在殖民时代末期，拉杰普特封建地主拉拢人数众多的果里、比尔等社群，经过“传统发明”形成了一个新的种姓，即刹地利种姓（Kshatriyas）。
该种姓出现的目的就是要挑战古邦的三个传统支配种姓，其也成为古邦最重要的落后种姓。独立后，刹地利种姓灵活地变更政治归属，先是通过支持自由党（Swatantra Party），后通过支持英·甘地而显著增强了政治影响力。英·甘地时代，印度中央试图加强国家对资本的控制，因而与古邦统治联盟产生了严重矛盾，刹地利种姓也成为英·甘地时代国大党在该邦的主要权力根基。然而，仅仅控制民选政府并没有动摇三个传统支配种姓对于社会经济的控制，这使得古邦在1974至2002年间长期动荡。印度人民党正是在古邦动荡时期建立了其在该邦力量根基的。
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时期，由于古邦与巴基斯坦接壤，当地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恐慌和排穆情绪，印度教右翼在当地城市居民中获得了最初的支持基础。1974年开始，印度教右翼又积极参与了针对英·甘地政府的声势浩大的人民党运动（JP Movement）。1980年代，印度教右翼在古邦竭力煽动教派矛盾，针对国大党的刹地利-哈里真（即达利特人，“贱民”）-阿迪瓦西（即部落民）-穆斯林（KHAM）联盟。1990年，印人党主席阿德瓦尼（L. K. Advani）的战车巡游（Rath Yatra）正是从该邦出发的。
印度教右翼的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印人党在古邦议会的席位数也从1985年的11席上升到了1995年的121席。三个传统支配种姓成为印人党在该邦的重要支柱。不过，印人党到这一个时期为止仍没有解决传统支配种姓与落后种姓激烈斗争的问题，这导致了1995年后古邦印人党政府的一连串政治危机。古邦政治秩序的恢复是在2002年莫迪成为首席部长之后。首先，顺应古邦统治联盟亲商特性，莫迪推出了大量亲商政策。杰弗洛特认为，其政策具有浓厚的亲大资本特性，同时还在工业用地、环评审查、用工等方面给予大资本巨大让利。
阿达尼集团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成为莫迪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得力助手，许多古邦官僚进入阿达尼集团任职，促进了政商协调。例如,现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就出身巴尼亚银行家。其次，莫迪通过教派主义政策巩固“印度教徒”选民团。教派主义政策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是在巩固传统支配种姓支持的同时保持对一部分落后种姓的影响力；其二是平衡印度教右翼对莫迪政府专权倾向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不满。最后，莫迪具有巧妙地操纵民粹主义的手段。民粹主义政策可以被分为实际政策及其宣传两部分，莫迪在宣传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杰弗洛特指出了莫迪的“重大项目”偏好，因为参与相关项目有助于政治宣传。莫迪政府还将“善治”打造为主要宣传点。与此同时，莫迪政府并不倾向于慷慨的福利分发政策，因而古邦支持印人党的三个传统支配种姓获得了经济发展果实的更大份额。综合分析古邦近代以来政治变迁史，可以总结出三个要点：
第一，早在殖民时代，古邦三个传统支配种姓就围绕商业利益紧密团结了起来，且这种商业利益与次大陆帝国的事业紧密相连。长期合作的历史加强了统治联盟的内聚性，成为其日后战胜落后种姓冲击的关键；
第二，古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三个传统支配种姓重要的力量根基；
第三，印度教右翼分两波在古邦崛起，第一波是20世纪80年代凭借教派主义政策争取到了传统支配种姓的支持，第二波是在2002年莫迪上台之后依靠重视发展与教派主义结合的“新印度教特性政治”，这使其收获了更广泛社会群体的支持。
五、种姓斗争的僵局与种姓政治：
以比哈尔邦为例比哈尔邦是典型的种姓政治邦，该邦长期以来蒙受种姓斗争、公共目的缺乏之苦，是全印度治理状况最差的邦之一。在历史上，现在比哈尔邦所在的地区由于在地理上四分五裂，其政治社会以封建割据为主要特征，婆罗门阶序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由于大河分隔、洪水频发，比哈尔内部交通不便，形成了好几个方言不同的次级文化区域。恒河自西向东，将比哈尔一分为二，在恒河以北是讲迈蒂里（Maithili）语的迈蒂里地区。这一地区由于被大河包围，在历史上很难被外部征服者彻底降服，因而历代次大陆帝国都仅满足于其名义上的服从。
婆罗门传统上是这一地区的主宰。在恒河以南为讲摩揭黑语（Magahi）的摩揭黑地区，是连通恒河腹地与孟加拉地区的战略要道。这里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摩揭陀（Magadha）王国的所在地。尚武、自称属于婆罗门瓦尔纳的布米哈尔（Bhumihars）种姓与拉杰普特种姓传统上是该地区的主宰。在比哈尔最西部为讲布杰普里语（Bhojpuri）的布杰普里。长期以来，比哈尔在政治上的典型特征是分裂为一些互相征战不休的小国家和柴明达尔领地。可见，比哈尔并没有形成紧密团结的传统支配种姓联盟。历史上的泛次大陆帝国往往选择承认当地柴明达尔领主的特权，换取通往孟加拉战略要道的安全。
1757年普拉西战役（Battle of Plassey）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包括比哈尔在内孟加拉管区的主宰。然而，英国殖民者在比哈尔收取土地税的企图却长期遭到挫败，其1793年颁布的永久土地税法(Permanent Settlement)直到1856年印度大起义爆发都没能在比哈尔落实，柴明达尔领主还以劫掠商路和种植园的方式进行抵抗。这迫使英国殖民者最终不得不承认当地柴明达尔领主的封建特权，包括免税权和在领地上的司法权。比哈尔的种姓分隔在殖民时期进一步僵化。在印度，比哈尔属于种姓阶序与经济阶级高度契合的地区之一，柴明达尔领主和地主基本都出身高种姓。
这一地区的文化以极度保守为主要特征。孟加拉知识分子对印度封建社会制度的批判以及英国殖民者试图推动当地社会改革的努力，反而使比哈尔的柴明达尔领主更加强调宗教阶序。在殖民时期，比哈尔各种姓之间的隔离也前所未有地增强，居住隔离得到强化。在19世纪后期，当英国殖民者开始将僵化的婆罗门阶序引入殖民法律时，比哈尔也兴起了一系列种姓协会，争相进行“传统发明”，以出身中农和小农为主的库尔米（Kurmis）、科瑞（Koeris）和亚达夫（Yadav）种姓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这三者也构成了比哈尔主要的落后种姓。
由于在争夺纯洁阶序方面存在竞争关系，这三个落后种姓不但没能形成统一的力量，彼此的隔阂反而加深了。除了传统支配种姓和落后种姓外，比邦还有一个庞大的达利特群体，其大多数为无地雇农，高度依附于地主。自印度独立运动兴起以来，国大党长期在比邦奉行拉拢和平衡柴明达尔领主的政策。除了甘地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之外，就比邦而言，国大党在现实层面不得不考量强大的柴明达尔领主的态度，至少要保持其中立。在独立后，传统支配种姓也成为国大党在比哈尔的政治支柱。然而，殖民时代以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变化已经显著地增强了落后种姓的实力。
首先，落后种姓更少受到封建规范的束缚，其总体上更加注重经济效率和市场逻辑，这使其积累了更多财富。其次，独立后比邦穆斯林地主外迁巴基斯坦以及废除柴名达尔制度都使落后种姓获得了大量土地。最后，民主选举制度显著地增强了拥有人数优势的落后种姓的影响力。不过，比邦传统支配种姓的四分五裂却给落后种姓的崛起创造了机会。在1967年的政治危机中，多个反对党的联合政府上台，比邦也出现了第一位落后种姓出身的首席部长。然而，落后种姓在政治上的兴起不但没有立即带来秩序的重建，却使比邦不断向社会失序滑落。
第一，比邦的落后种姓如同其传统支配种姓一样四分五裂，其掌握政权后往往很快陷入激烈的内斗。例如，在1967-1971年之间，比哈尔邦经历了9任联合政府的首席部长，三次总统治理。
第二，传统道德秩序不断崩溃，导致达利特人对封建压迫发起了越来越激烈的反抗。一方面，废除柴名达尔制等事件极大打击了传统支配种姓的社会威望，另一方面，受过教育的达利特知识分子也开始动员本族人反抗封建压迫。在这一背景下，落后种姓的新地主，如库尔米和亚达夫地主，还试图将封建义务施加在达利特人身上，并且拒不执行地主对佃农的义务，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第三，英·甘地试图依靠自上而下任命首席部长的方式操纵当地政治，促使比邦社会秩序走向崩溃。特别是在1975年紧急状态后，英·甘地在比邦扶持了一个婆罗门政府，试图依靠婆罗门推动土地改革以稳固政治基础，但其不但没能实现目标，反而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比哈尔邦社会动乱的局面进一步促成了私人军队在比哈尔邦的兴起。到20世纪80年代，比邦已经形成了五支种姓武装力量。这些种姓武装为了土地、资源和政治影响力而进行残酷的斗争，仅1986年一年就有超过3300人在“种姓战争”中丧生，这进一步加剧了比邦各社群彼此之间的仇恨。
之后无论哪一个政党上台都会尽可能出台有利于其背后种姓的政策。如1990年至1995年间执政的拉鲁·亚达夫（Lalu Yadav）政府宁可让整个比邦的治理瘫痪，也要削弱传统支配种姓控制的行政和警察部门，并试图以“自己人”取而代之。拉鲁·亚达夫甚至通过不足额花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打击传统支配种姓势力。根据上文，可以总结出使得比哈尔邦成为种姓政治典型邦的几大因素。
第一，比哈尔的封建割据传统使得传统支配种姓未能形成紧密团结的统治联盟，难以形成应对落后种姓冲击的合力；
第二，婆罗门阶序本就在比哈尔根深蒂固，近代殖民立法使得婆罗门阶序更加僵化，这些都加剧了各种姓间的隔阂，导致落后种姓四分五裂，难以产生合力；
第三，选举政治和经济竞争加剧了各社群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固化了基于种姓的身份认同。然而，必须看到的是，种姓政治是一种不稳定的政治形态，其本质上反映的是传统支配种姓和落后种姓对峙的局面。当某一社会政治力量占据上风时，其就将自然走向终结。此外，由于种姓政治以动荡不休为主要特征，在治理方面乏善可陈，种姓政治邦的社会自然会产生对更稳定政治形态的呼唤。这也使得以种姓政治为主的邦始终处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次区域民族主义相互争夺的状态。在比哈尔邦，2005年尼蒂什·库马尔(Nitish Kumar)政府的执政标志着种姓政治的影响力开始在比邦衰退。
尼蒂什政府的政策更加倾向于经济发展，并致力于促进政治稳定。维特松（Jeffrey Witsoe）指出，比邦传统支配种姓的权力地位在落后种姓运动中的衰弱是比邦政治在尼蒂什执政后稳定下来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公共部门被传统支配种姓控制的状况已经得到极大缓解。然而，种姓至今仍是比邦政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比邦政党也多以特定种姓为基础。
六、结语在国大党霸权崩溃的过程中，印度教民族主义
在一些邦兴起，而次区域民族主义则在另一些邦兴起。本文提出，国大党的民族主义及其依赖的“双层权威”结构的崩溃，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印度教民族主义主张印度的主权由“印度教民族”垄断，权力由中央政府集中行使。而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则主张印度的各种次级族群也是主权的分享者，权力应进一步向邦一级分散。殖民主义现代化导致“高种姓支配”原则内嵌于印度国家制度是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总体来看，那些落后种姓占据优势地位的邦，往往以次区域民族主义为秩序重建的主要模式；那些传统支配种姓占据优势地位的邦，往往倒向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
那些没有一个社会力量占据优势的邦则深陷种姓政治的泥沼，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次区域民族主义激烈争夺的地区。由此，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次区域民族主义的斗争是当下印度最主要的“人心之争”，这场斗争的结局将最终决定印度的命运前途。作者简介：吴孟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亚研究小组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印度国内政治与外交。
本文转载自“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23年8月22日文章，原载于《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年第4期，标题为《“双层权威”的崩溃与秩序重建：论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崛起》本期编辑：刘派 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