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陶亮 李敏编辑 | 江文轩 陈珏可内容摘要由于地缘战略位置，巴基斯坦一直是美国地区战略的重要一环,美援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美、巴因利益诉求的不同而导致双边关系的起伏。苏联阿富汗战争爆发后，美国赋予巴基斯坦“前线国家”的战略角色，巴基斯坦也感受到来自南北两边的威胁，两国在共同抗苏上形成共识，巴基斯坦成为美国阿富汗战略的关键。为了强化美巴关系以对付苏联，美国为巴提供了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战争期间，巴基斯坦始终在阿富汗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了一致，充当了美国支持阿富汗抗苏力量的枢纽和基地，保障了美国阿富汗战略的顺利实施，对最终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和冷战结束起了一定作用。
印度因素、巴核项目和“人权”等问题始终困扰着美巴关系，只是现实地缘利益为美国优先而暂时被搁置。随着苏联阿富汗战争的结束和冷战的终结，巴基斯坦的战略价值对美国不再重要，美国又以上述问题为由中止了对巴的一切援助，退出了中南亚地区。美国战略上的短视和政策上的草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地区的政治与安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地困扰着当下的中南亚和周边局势稳定。鉴于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和在阿富汗与伊斯兰世界的影响，美巴关系不论如何龃龉不断，它依然在很长的时间里是美国无法放弃的“非北约盟友”。
关键词：美巴关系 苏联阿富汗战争 军事援助 经济援助巴基斯坦前总统齐亚·哈克，图源：wikipedia.org独立后，作为伊斯兰大国的巴基斯坦因其地缘战略位置，一直是美国地区战略的重要环节，美国的援助则是维持良好的美巴关系和实现美国地缘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苏联阿富汗战争期间，巴基斯坦在美国阿富汗战略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美国对巴援助构成了美国阿富汗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这既是该时期美巴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考察整个复杂美巴关系的典型案例，对研究21世纪以来的美国对巴政策和中南亚战略具有实证意义。
考虑到该时期关联档案解密时间所限，相关研究尚显不足。[1]本文意图将该问题置于整个美巴关系历史中，利用新的文献，对苏联阿富汗战争时期美国援巴政策的形成、实施和成效等相关问题进行考察，揭示美国对巴基斯坦和（中）南亚政策的关键考量。
一、苏联阿富汗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巴政策的转变基于独特的地缘战略环境和伊斯兰大国身份，独立后的巴基斯坦被美国视为一种积极的战略资源，成为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印巴分治后，印度因其不结盟外交受到美国的批评，巴基斯坦则出于自身安全需求主动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先后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和《中央条约组织》（CENTO），与美国签署双边安全合作协定，在国际事务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得到了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此后，美援成为维持美巴关系的纽带和两国关系的晴雨表。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冷战局势的变化，美国开始实施印巴并重的南亚政策，为两国同时提供援助，试图将两国都纳入美国的战略范畴。
但是，美国低估了印巴矛盾，高估了自己在南亚的影响力，印巴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战略方向发展。美国的援助既没有阻止印度发展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也没有阻止巴基斯坦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后，失望的美国中止了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援助。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后，美国没能阻止巴基斯坦被肢解。美国这一时期的南亚政策既遭致印度的不满，也孕育了巴基斯坦对美国的不信任。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核问题逐步成为影响美巴关系最为敏感的问题。印度核武器化后，巴基斯坦为了自身安全，开始秘密发展核项目，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NPT），遭致美国不满。
卡特政府根据《赛明顿修正案》（The Symington Amendment），对巴基斯坦实施制裁，停止了对巴援助。[2]在巴基斯坦看来，在美国不愿明确保证巴基斯坦安全的情况下，只有核武器方能保障国家生存。美国以援助为条件逼巴基斯坦弃核，巴基斯坦断然不会接受，美国在印巴核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更是遭致了巴基斯坦国内上下对美国的愤恨。此外，卡特政府对齐亚·哈克（Muhammad Zia-ul-Haq）政府所谓“人权”问题的严厉批评，加剧了美巴关系的恶化。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高涨，巴基斯坦的反美主义也日益兴盛。
1979年3月，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中央条约组织》，11月巴基斯坦激进分子焚烧了美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馆。苏联阿富汗战争爆发前夕的美巴关系降至历史的最低点。从巴基斯坦独立到1980年之前，困扰美巴关系的主要因素有：其一，美国无法忽视巴基斯坦的地缘战略价值；
其二，美国对巴核项目和所谓“人权”状况不满；
其三，印度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具有重要价值，但印巴矛盾使美国在发展与它们的关系上无法同时兼顾；最后，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基斯坦自身的安全利益之间的差距导致巴基斯坦不能完全服务于美国的需要。第三次印巴战争后，南亚地区实质上形成了大国支持下的印巴对峙的格局，这与美国的初衷完全相悖。1979年12月25日，苏联阿富汗战争爆发，美国迅速调整其冷战战略，视苏联的行为为重大的地缘战略威胁，即将破裂的美巴关系开始逆转。12月3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指出这是二战后苏联首次动用军队在东欧以外的地区建立“傀儡政权”，如果苏联取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巴基斯坦的安全和西南亚的势力平衡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总统必须对苏联行为做出强有力的反应。
[3]1980年1月23日，卡特在国会年度国情咨文中称：“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二战以来对和平最严重的威胁……我们必须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立场：任何外部势力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攻击，美国将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予以反击。”[4]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使美国失去了波斯湾地区重要的盟友后，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凸显。卡特在苏联阿富汗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就立即与齐亚·哈克通电话，重申已被尘封的1959年美巴双边安全协议，确认美国对巴基斯坦安全的保证，提出给予巴基斯坦军事援助，以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
[5]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阿富汗工作小组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明确指出要遏制苏联在阿富汗的扩张，美国有限的选择就是为阿富汗游击力量和在巴基斯坦的难民提供直接的或间接的援助。报告特别强调苏联阿富汗战争的直接影响是美国在巴基斯坦有了重大利益关切。[6]对巴基斯坦而言，苏军进入阿富汗对巴基斯坦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早在1978年阿富汗“四月革命”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关系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人都是普什图民族主义者，支持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普什图分离运动。苏联阿富汗战争爆发后，大量的阿富汗难民涌入巴境内，苏军队经常越境攻击，给巴基斯坦造成了巨大压力，阿富汗喀布尔政府和苏联也不断指责巴基斯坦包庇“pan乱分子”，在难民营训练反苏游击队。
苏联与阿富汗的威胁加上印度与苏联事实上的同盟关系，使巴基斯坦感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巨大压力。美巴对苏军进入阿富汗造成的威胁有了一致的认知，两国关系开始改善。1980年2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与齐亚·哈克等巴领导人会谈。会谈后两国发表共同声明：两国一致认为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不但违反了国际法，而且对巴基斯坦、地区和世界造成了威胁。双方重申1959年安全合作协议，决定共同抵抗苏联的侵略。
[7]但两国在应对共同威胁上没有很快形成合力。齐亚·哈克与卡特之间的不信任妨碍了援助协议的达成，再加上美国总统大选年，直到卡特卸任，双方在援助内容和规模及美国对巴基斯坦安全承诺的法律保证等核心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特别是巴最为关切的F-16战机被卡特政府拒绝，令巴基斯坦认为美国的援助不值得信任。
二、“前线国家”与美国对巴援助政策的形成1981年1月21日，里根入主白宫，
在阿富汗问题上推行了比卡特政府更为积极和强硬的政策。为了加强与巴的合作关系，里根政府在援助问题上尽可能地满足巴基斯坦的要求。美国前总统里根，图源：wikipedia.org1981年3月19日，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Meigs Haig）称巴基斯坦的安全与美国盟友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盟友的生存依赖于波斯湾的石油，而一个更加强大而自信的巴基斯坦可以威慑苏联的扩张主义。[8]3月23日，国务院负责近东与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库恩（Jane A. Coon）在国会强调巴基斯坦现在是“前线国家”，面对着阿巴边界上的8.5万苏联士兵，美国必须帮助巴基斯坦变得更强大和更自信，这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9]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援助巴基斯坦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对巴必须提供“实质性”的援助，要充分考虑巴军事现代化和对F-16战机的需求；对巴要求美国以法律形式提供安全保障应予以积极的回应。备忘录提出了对巴每年7.5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军事援助以优惠信贷的方式实施。备忘录建议西欧、日本和国际银行组成对巴援助财团，将当年首批经济援助增加至9.65亿美元左右。[10]在此基础上，2月24日，国务院提出了一份更为详细的援巴方案，对于巴基斯坦特别关注的军事援助项目做了更为详细的规划。该方案把对巴安全援助分为对外军事销售信贷（FMS）、经济支持基金（ESF）以及军事培训（IMET）计划等。
关于巴军事现代化，美国认为最重要的是空军和陆军的现代化。空军现代化包括地面和空中导弹系统以及战斗机；陆军现代重点在于通信工程、机动性强的轻型反坦克武器和其他军需装备。关于经济援助，方案提出要考虑到巴经济面临严重的收支平衡问题。除了债务重组外，巴基斯坦还需要其他的形式来平衡收支。为此，美方还专门提出了“平衡方案”（Balanced Package）概念，即援助的水平在至少要达到现代化需要的同时，把可能引发的经济混乱降到最低。关于援助方式，国务院提出了三种选择，即年均5亿美元、6亿美元和7.5亿美元的多年援助计划。
关于援巴的时效性，国务院要求必须尽快在四月底或五月中旬提交国会审核，并纳入1982财年预算案。[11]美巴两国就该援助方案开始谈判。1981年3月，美国驻巴大使哈默（Arthur Hummel）向巴方通报了美国的援助计划，巴基斯坦表示对此是满意的。4月，巴基斯坦外长夏希和军方代表阿里夫将军（K.M. Arif）赴美国就具体援助细节进行协商。4月21日，巴基斯坦代表团与副总统布什（George H.W. Bush）会谈。夏希表示，巴政府不能在短时间对美国的援助计划做出明确表态，但巴基斯坦认为美国本次的援助是令人信服的。
夏希邀请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以讨论武器援助清单。夏希也对1982财年不可能获得资金或信贷表示理解，但黑格保证会尽量在当年内安排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12]6月中旬，副国务卿巴克利（James L. Buckley）为首的美国代表团访巴，就具体援助内容进行进一步协商，核心内容是军事援助。巴克利与齐亚·哈克、夏希和财政部长伊沙克·汗（ChulamIshaq Khan）等巴基斯坦领导人进行了两天的会谈，双方讨论了援助的具体条款和未来6年内的援助计划。双方同意价值约3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但美国强调每年的援助额必须通过国会的批准。
美国也满足了巴对F-16战机的要求，但对战机的具体交付方式、时间和数量再行商讨，并答应为巴提供紧急援助。[13]美国防部基本认可初步的谈判结果，并希望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间尽快形成对巴武器装备交付的方案。7月4日，国防部部长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给国家安全顾问艾伦（Richard Allen）的信中表示，对于巴基斯坦要求提供一个中队的F-16战机等装备，政府应做出明确的答复。[14]7月13日至16日，由国防秘书拉希姆·汗（M. Rahim Khan）为首的巴基斯坦军事代表团赴美进一步商谈军事援助事宜。
美国防部副部长卡鲁西（Frank Carlucci）、副国务卿巴克利以及其他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与巴方进行了会谈。本次会谈主要是讨论巴基斯坦提出的军购清单。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武器清单是包括F-16战机在内的7亿美元紧急军售计划，美国基本接纳了巴方的计划，只是在具体的交付时间和武器设备的型号上进行了调整。双方协商后的清单如下：40架F-16战斗机、100辆M48A5坦克、1 000万美元的夜视设备、18辆M578A1型和M88A1型装甲救援车、75辆M113A2装甲运输车、108辆M109A2型自行榴弹炮、54架M198榴弹炮、20架AH1S型眼镜蛇直升机、6架侦察直升机、2 000万美元的通讯设施、若干A-10攻击机和F-5E/F战斗机以及型号不定的防空导弹等。
[15]美国承诺在12个月内向巴提供12架F-5E/F或A-10飞机，27个月内提供6架F-16战机，42个月内开始提供其余的34架F-16战机，这些战机价值5亿美元，2亿美元用于购买其他陆军装备。[16]对于巴方急需的防空导弹等，美国防部建议巴基斯坦从其他国家获取。美国的武器如火神炮、小檞树防空导弹（MIM-72 Chaparral）、毒刺导弹（FIM-92）和霍克导弹（MIN-23 HAWK）等因生产周期，交付需要时间，但美国同意提前交付100~150枚红眼睛防空导弹（FIM-43）。
[17]虽然美巴谈判总体顺利，但双方对40架F-16战机的交付日期有不同意见。巴基斯坦认为美国27个月内提供6架和42个月内交付其余34架的计划过于漫长，而巴面临的现实威胁是迫在眉睫的。巴基斯坦想要尽快获得装备至少三个空军中队的战机。F-16战机的交付时间一时成了谈判的焦点。[18]对巴基斯坦而言，F-16战机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军事上，F-16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战机，可以对巴空军力量产生质的提升。从外交上看，F-16战机能够考验美国对巴是否“足够真诚”，并且F-16战机也是美巴良好的盟友关系的象征，能够增强巴民众对齐亚·哈克政府的支持。
[19]F-16战机，图源：wikipedia.org巴基斯坦强调F-16战机交付日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担心美国政策变化而导致F-16战机援助计划被取消。美国虽然再三保证F-16战机延迟交付并不影响整个计划，但这并不能打消巴方的担心。巴基斯坦明白，每年美国国会都要对援助项目进行审核，特别是由于自己的核项目，援助计划存在随时被美国中止的可能。美国计划的交付日期主要考虑到美军的装配情况，及F-16战机生产周期和昂贵的价格。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F-16战机仍处于早期生产阶段，美军仍在装配之中，对外只向盟友提供。
从F-16的生产周期来看，一年内按巴方要求交付战机困难很大。且F-16战机造价不菲，短时间内交付过多会给双方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美国曾向巴推荐了便宜三分之一的F-5战斗机以为替代，但被巴基斯坦拒绝。[20]当双方僵持不下时，《纽约时报》披露了美巴军援会谈的内容，引发轩然大波。7月15日，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问题专家哈里森（Selig S. Harrison）在《纽约时报》上抨击里根政府对巴F-16战机军售，认为美国军售巴基斯坦先进武器可能引发南亚军备竞赛，加剧印巴冲突和地区动荡。[21]7月25日，巴克利致信《纽约时报》，指出哈里森严重歪曲了政府目前的南亚和西南亚政策，声明政府对巴军售的态度与立场。
巴克利说巴基斯坦的安全稳定是地区稳定的关键，巴不但面临着苏联的威胁，而且承受着200万阿富汗难民压力。因此，美国必须给予巴基斯坦包括F-16战机在内的援助，增强其经济和军事信心。[22]哈里森的批评使里根政府决定尽快达成协议。9月4日，里根亲自致信齐亚·哈克，同意F-16战机的交付日期。里根说美国将按照巴方的要求在1982年10月前交付6架，剩余的根据巴方的计划交付。里根还对美巴关系的发展做了进一步的保证：“我视我们的新关系为抵御苏联入侵巴基斯坦、维护西南亚和全球安全的关键因素。”[23]里根派巴克利为总统特使赴巴基斯坦，向齐亚·哈克转交自己的亲笔信。
巴克利访巴期间，与巴方敲定了F-16战机交付和整个援助计划最后的细节，并重申美国的安全承诺和对巴国家主权的尊重。9月15日，巴基斯坦宣布同意美国为期6年、价值32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方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馆在声明中说：“我们感到很放心，因为美国政府全面理解了我们的核心关切，并且希望在信任、相互尊重和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新关系”。[24]援巴方案提交国会后，参众两院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赛明顿修正案》、巴基斯坦核项目及F-16战机。此外，议员们也极为关注巴人权和毒品种植等问题。
首先要修正《赛明顿修正案》，以规避美国对外援助的法律限制。1981年4月27日，库恩向国会的相关委员会做了题为《变更外援法第669条，允许对巴援助》的辩词。库恩指出美国应该灵活地与巴基斯坦建立合作关系以应对苏联在这个重要地区造成的危险，巴基斯坦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他说修正《赛明顿修正案》“是建立新关系的一个重要和必不可少的部分，这是允许我们对这个处于困境中的国家提供援助的必要步骤”。库恩称美国的盟友和朋友们正在看着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态度，以此来衡量美国是否能够践行对朋友的承诺。
[25]库恩向国会保证政府将坚持核不扩散政策的立场。实际上《赛明顿修正案》无法阻止巴基斯坦的核计划。批评者认为卡特对巴基斯坦的武器禁运和切断援助并没有阻止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事实证明《赛明顿修正案》是一项呆板的法律，它不具备处理与巴基斯坦这种国家关系时所需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灵活性。巴基斯坦的常规军事力量落后，缺乏本国国防工业，又得不到先进武器的供应，这促使其追求核武器以与印度抗衡。[26]早在1979年8月，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扎布洛茨基（Clement Zablocki）和其他四个委员就指出，如果美国能够给巴基斯坦安全以足够的保证，通过外交与援助的灵活方式，就有可能实现核不扩散目标。
巴克利也在听证会上说如果恢复对巴军事援助，“可以消除巴获取核武器的动机”[27]。1981年5月14日，参议院根据外交关系委员会以10票对7票的结果，同意总统拥有对《赛明顿修正案》的豁免权。但是，众议院依然对巴基斯坦核项目不放心。扎布洛茨基，图源：wikipedia.org众议院要求白宫明确其核不扩散政策的立场和对巴基斯坦可能核试爆的态度。巴克利向国会保证本届政府将坚定地遵守美国核不扩散立法，政府深信没有核武器的国家获得核爆炸能力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巴克利说政府一直将巴核问题置于两国新关系的发展当中来考虑，巴基斯坦政府清楚美国的关切，知道核爆炸带来的严重后果，齐亚·哈克总统向美国保证巴基斯坦没有制造核武器的意图，也不会向第三国转让敏感技术和设备。
但巴克利也指出由于巴国内政治因素，美国不可能得到巴不进行核爆炸的法律保证，实际上也不可能获得这种保证。[28]F-16战机是国会讨论的另一核心话题。议员们担忧巴基斯坦可能用F-16战机对付印度而不是苏联，怀疑巴的经济承受能力以及对美国军备的影响等。在11月12日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巴克利回答了以上问题。他指出政府知道美国的援助不可能使巴基斯坦拥有独自抵抗苏联入侵的能力，美国的目的是增加潜在的入侵成本和显示美巴之间强大的安全关系，这使得苏联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巴克利进一步指出F-16战机被巴基斯坦视为两国新关系的象征，如果被拒绝，巴政府将不会和美国合作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
对于巴的购买能力，巴克利称巴基斯坦已准备了必要的资金来购买F-16战机，沙特将会提供资金支持。他还作证美国的军事援助程度和F-16战机不会影响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优势，不会在次大陆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最后，巴克利说40架对巴销售的F-16战机来自欧洲订单，由欧洲公司生产，不会对美国的战备力量造成根本影响。[29]1981年9月30日至10月17日，就巴基斯坦核项目、F-16战机影响、巴政治局势、印巴关系和毒品种植等问题，美国国会议员组赴巴基斯坦和印度实地调研，形成了一份评估报告。关于美援助计划对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影响，该报告指出美国的援助可能放缓巴核计划，但不可能阻止巴秘密核研发。
美国必须向巴施压，令其接受国际原子能组织的监督。[30]对于F-16战机，报告承认F-16战机对巴的重要性和在美巴关系中的敏感性，且F-16战机与巴核计划紧密相关，拒绝给巴F-16战机援助有可能严重损害核不扩散政策。[31]该报告对巴基斯坦政治前景表示担忧。报告认为齐亚·哈克与政治反对派的矛盾很激烈，暂时看不到和解的迹象。另外，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在苏联的渗透下政治动荡正在加剧。[32]关于鸦片种植问题。该报告指出作为地方组织主要的经济来源，鸦片种植在巴阿边境地区由来已久。由于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对边境地区的控制能力有限，解决毒品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
[33]关于印巴关系。报告称美国对巴的军事援助必然遭致印度的不满。对此，报告建议美国应和巴基斯坦公开声明售巴武器只用于抵御苏联的威胁，且美国需向印度提供援助来改善美印关系。[34]国会的调查评估报告表明，美国对巴基斯坦能否真正遵守核不扩散政策和巴国内政治前景缺乏信心；对巴军售F-16战机会影响美印关系，使印度更加依赖于苏联。然而，相比美国对付苏联的阿富汗战略而言，这些问题暂时不再显得那么重要。11月17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10票对7票否决了议员哈特菲特（Mark O. Hatfield）等三人反对F-16战机销售的联合提议。
同一天，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投票否决了部分议员反对F-16战机销售的议案。[35]1981年12月15日和16日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美国对巴援助法案。里根于12月29日签署，该条款新增为《1961年对外援助法》的第620E条，其前言写道：“国会认识到苏联军事占领阿富汗给巴基斯坦构成的安全威胁，国会也认识到一个独立和民主的巴基斯坦继续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是两国的利益所在。”620E条款强调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抵抗苏联的威胁和巴基斯坦人的福祉，巴基斯坦政府应迅速全面恢复“公民自由社会”，“避免爆炸核装置，或避免生产和获取此种装置可能带来的核扩散风险，这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36]。
国会也对总统行使豁免权做出了相应的立法限制。众议院在同意总统拥有对巴援助豁免权的同时附加了一条由众议员索拉兹（Stephen Solarz）提出的修正案，即《索拉兹修正案》，该法案规定受援助的国家扩散或是引爆核装置，国会将否决相应的总统豁免权。索拉兹认为，这个修正案强化了美国现行的核不扩散政策，并且可以约束巴基斯坦不要迈出核试爆门槛。[37]参议院也以51票对45票通过了参议员格伦（John Glenn）的修正建议，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任何一国爆炸核装置就切断援助。参议院最后同意授予总统6年的对巴援助豁免权。
[38]美国前众议员索拉兹，图源：wikipedia.org美巴之间最终达成的援助计划是一个价值32亿美元、为期6年、包括军事和经济援助在内的方案。1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中有10亿美元是赠款的形式，剩下的6亿美元分为优惠利息2%的10年还款期和利息3%的20年还款期偿还。16亿美元军售的还款期限为30年，利息14%，其中有7~10年仅偿还本金的优惠期。[39]这次的对巴援助计划与以前的相比，在规模、内容以及政治条件等方面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援助规模大、时间长。1951年~1982年间援助总额约为57亿美元，本次6年的援助额度达32亿美元。
其次，军事援助大幅度增加，军售以先进武器为主。过去美国对巴经济援助的规模一直高于军事援助，但是，1981年的援助计划在数额分配上将军事援助提升到了与经济援助同样重要的地位，对巴所要求的购置先进武器的要求基本予以满足。最后，援助方案没有附加政治条件，体现了双边关系的平等和对巴基斯坦主权的尊重。与以往的主要以赠款为主的援助方式不同，本次美国提供给巴基斯坦的援助主要是优惠性的贷款，特别是军事援助上的零赠款性质，具有很重要的主权平等的象征意义。夏希说：“1981年协议中，巴基斯坦提出美巴关系不能损害巴基斯坦对于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责任，美国对此完全同意”。
[40]1981年援巴法案是美国朝野对苏联阿富汗战争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造成重大威胁的共识的产物，它基本满足了巴方提出的各种要求。但是，美国国会为援助设置的法律限制，成了悬在美巴关系之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三、美国对巴援助政策的实施及成效随着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正如美国所希望的，阿富汗正成为苏联“日夜流血的伤口，因此，对巴援助计划实施相对顺利。1981年和1982年，美国分别对巴提供了7.88亿美元和2亿美元的紧急援助。1983财年，在白宫的要求下，国会在4.69亿美元的基础上又增加7 500万美元，1984财年达5.83亿美元，对巴援助成为美国在亚洲最大的外援项目。[41]1983年2月，众议院亚洲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向对外事务委员会提交报告，肯定了几年来对巴援助的效果。亚太事务小组指出巴基斯坦顽强地抵制着来自苏联的压力，巴仍然坚持苏联军队完全撤出阿富汗是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前提。
该小组强调对巴六年援助法案是以改变美国核不扩散法律为代价的，国会并没有正式地承诺支持整个六年计划，如果该援助计划明显被证明不能成功地实现其目标，国会就有理由拒绝继续提供资金。小组委员会的结论是目前没有任何中止或减少对巴援助的缘由，继续援助符合美国的利益。[42]1984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也指出过去巴基斯坦在支持阿富汗抵抗力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应继续强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继续对巴经济和军事援助。报告还提议两国提前开始商谈6年援助项目完成后新的援助计划。[43]1985年底，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关于平衡预算和削减赤字的法案——格拉姆—拉德曼法案（Gramm-Rudman-Hollings Act），该法案规定了今后5年的财政赤字范围。
在预算紧缩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对外援助水平在经历了连续5年的增长后，在1986和1987年出现了连续下滑，但对巴援助没有受到预算紧缩的制约。1986财年，非专项拨款国家的资金被削减了30%，但是对专项拨款国家——以色列、巴基斯坦、土耳其等仅削减了5%，[44]1987财年的外援拨款中，除以色列、巴基斯坦和爱尔兰等，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援助削减了32%，对外军事销售信贷则降低了大约51%。[45]总之，由于阿富汗局势仍处于胶着中，美国需要继续支持巴基斯坦，白宫与国会的立场是一致的。
尽管美巴在核不扩散、禁毒、人权以及印巴关系等问题时有争议，美国还是在1987财年基本按计划完成了为期6年的援助，援助总额为30.556亿美元。援助资金分布情况如下：经济发展援助总金额12.29亿美元，其中赠款8.25亿美元，其余为贷款；粮食援助总额3.138亿美元，其中5 980万美元是赠款；军事援助总额15.129亿美元，其中赠款430万美元，其余为军事信贷。[46]为期六年的援助计划即将在1987财年结束之际，美国开始考虑对巴基斯坦新一轮的援助。鉴于已有的合作基础，1986年3月24日，美巴双方很快达成了新一轮的援助协议。
新的援助总额为40.2亿美元，为期6年，从1988年开始。在新计划中，援助的57%用于经济发展，其余的为军事援助。军事援助的方式为军事信贷。两国每年将共同审查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实施情况和效果。[47]虽然40.2亿美元的援助金额低于巴基斯坦希望的65亿美元，但这已是美国在当时财政政策下所能提供的最大数额，巴基斯坦成了以色列之后的第二大美援接受国。但是，随着苏联撤军阿富汗和冷战局势的变化，巴基斯坦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有所下降，新的援助计划并未完全实施。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一直在寻求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
经多方协商谈判，1988年4月4日，在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Javier Perez de Cuellar）的主持下，苏联、美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喀布尔政权在日内瓦正式签署了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核心是苏联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其中半数军队将在1988年5月15日至8月15日撤出，全部军队将在9个月内，即在1989年2月15日前完成撤离。1989年2月15日，苏联第40集团军司令格罗莫夫（Boris Gromov）最后一个跨过了阿姆河大桥，苏联撤军阿富汗完成。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图源：wikipedia.org苏军撤离阿富汗标志着美国在阿富汗战略目标的完成，美巴“蜜月”的政治共识不存在了，两国关系中暂时蛰伏的问题再次凸显。
1988年6月，一向对美巴援助关系持异议的索拉兹议员在一次听证会上称苏联承诺从阿富汗撤军，美巴关系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他说以前每当提及巴基斯坦的民主、毒品和核问题时，政府和国会都以美国需要巴基斯坦向阿富汗“圣战者”提供援助为由而置之不理。但是，现在苏联要离开阿富汗了，这种说辞就不再令人信服了。民主、毒品和核武器才是美巴关系中的重要问题。[48]在众多问题中，巴基斯坦核项目始终是美巴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1989年，布什多次警告巴基斯坦，其核行为将严重威胁美巴关系，如果巴基斯坦不停止核活动，他将不再在国会提供证词。
1989年6月，中情局已经掌握了巴基斯坦具备制造核弹的信息，美国要求巴基斯坦接受国际原子能组织的全面检查，这显然是巴基斯坦不能接受的。同年10月，布什在关于对巴援助的国会听证会上不再为巴基斯坦提供证词。[49]根据《普雷斯勒修正案》（Pressler Amendment），美国将在下一年停止对巴援助。[50]1990年初，印巴在克什米尔爆发武装冲突，有滑向全面战争的风险。美国担忧双方会使用核武器，副国家安全顾问盖茨（Robert Gates）前往调停。盖茨指责巴军方支持克什米尔pan乱，并再次对巴核项目提出警告。
美国情报分析认为巴基斯坦离拥有核武器只差把铀装入弹头的最后一步了。[51]1990年8月6日，巴总统伊沙克·汗以腐败为名解散了贝·布托（Benazir Bhutto）政府和国民议会，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国会决定全面切断援助。9月，布什致电伊沙克·汗，对美国将要切断对巴一切援助表示遗憾。布什在信中说美国对巴核武器发展情况非常清楚，美国对此深深地不安，他必须对《普雷斯勒修正案》负责，而目前的情况不能证明巴方遵守了法律。布什提出巴基斯坦尽快恢复民主进程，停止核武器计划。
[52]美国驻巴大使奥克利（Robert Oakley）在向伊沙克·汗递交布什总统信件时特别强调：“没有总统证词，美国对巴的所有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交付和购买的军事设备，包括对外军事销售计划所含的零部件和军事技术都将从1990年10月1日起停止。”[53]10月，巴看守政府外长雅库布（Sahabzada Yaqub Khan）访美，试图寻求恢复援助。在与国务卿贝克（James A. Baker III）的会谈中，雅库布表示巴愿意停止核计划以求美国恢复援助。贝克回复这样做不够，只有巴基斯坦摧毁其核弹头，且“让核能力退至界线另一边”，总统才能提供证词。
雅库布回答让巴放弃核武器是不可能的。[54]1990年12月11日，巴新政府总理谢里夫（Mian Muhammad Nawaz Sharif）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宣布巴基斯坦不会接受有条件的外援，巴将利用自身的国家资源来生存，“如果想要恢复援助的话，我们被要求签字保证巴基斯坦不发展核武器，对此巴基斯坦不会接受，除非印度也接受相同的条件”[55]。从1981年到1989年，美国共向巴基斯坦提供了3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21.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56]这些援助对苏联撤军阿富汗起了重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军事现代化。
美国的援助巩固了针对苏联的美巴战略政治军事同盟关系，加快了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和冷战的结束。苏联阿富汗战争爆发期间，美国阿富汗战略的目标是尽一切手段增加苏联占领阿富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成本，迫使其撤军。[57]要实现这一目标，与巴基斯坦的合作是关键。[58]在战争期间，巴基斯坦政府顶住了国内外压力，与美国的政策保持了一致。巴基斯坦充当了美国向阿富汗抵抗组织提供资金、武器的渠道和后勤基地。1985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阐明了美国阿富汗战略的新目标：通过加强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隐蔽支持来击败苏联，迫使苏联在五年内撤出阿富汗。
[59]美国中央情报局实施了代号为“旋风行动”（Operation Cyclone）的秘密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的计划，逐年加大了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资助力度，援助金额从最初每年3亿美元增加到了6亿美元。另外，沙特与中情局和巴三军情报局（Inter Services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ISI）合作，每年向阿富汗抵抗力量秘密援助达3亿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末，仅美国的秘密援助便超过了20亿美元。[60]由于美国对阿富汗情报依赖于巴情报部门，美国的援助物资都经由巴三军情报局负责分发给阿富汗各抵抗力量，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政治势力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巴三军情报局徽章，图源：wikipedia.org
四、余论巴基斯坦的地缘战略位置是美国对巴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因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变化，其对美国战略价值亦相应升降，两国关系间存在的新旧问题就会不同程度地凸显，这集中体现在了美国对巴援助的变化上。冷战的20世纪50至70 年代，因为上述问题，两国由盟友走向了关系几乎破裂的陌生人，政治互信荡然无存。苏联阿富汗战争爆发后，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对美国而言几乎是无法替代的。为此，美国把现实利益置于其他利益之上，对巴基斯坦提供了规模庞大、持续时间长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巴基斯坦也与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保持一致。
然而，此时的美巴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交易关系，特别对美国而言。当苏联撤军阿富汗和冷战终结后，巴基斯坦和中南亚地区被美国从其对外战略主要利益的清单中排除，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一切援助被终止。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战略短视和草率政策导致了极端势力的崛起和地区动荡，并一直持续到当下，但这对21世纪美国对巴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借鉴。“9·11”事件后，在美国全球反恐战略下，巴基斯坦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又一次凸显。2004年，美国将巴基斯坦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major non-NATO ally）。
在近20年的“反恐战争”中，美国虽然经常批评巴基斯坦包庇阿富汗塔利班，两国也因为美国无人越境机袭击和本·拉登事件而争吵，但美国并没有因为巴基斯坦在其防恐战略中价值的下降而像过去那样终止对巴援助，而是持续为巴基斯坦提供各类援助总额达341.83亿美元，其中包括先进的武器装备。[66]随着美国仓促从阿富汗撤军和塔利班重新执政及伊斯兰国在伊朗东部与阿富汗接壤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IS-K）基地，中南亚及周边地区局势前景存在不确定性，极端主义势力泛滥和由此联动的地区冲突是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因此，美国不可能再像20世纪90年代初那样一走了之，置身事外。相反，美国可能会以地面军事力量之外的方式继续干预该地区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的港口、领空和地面等对美国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巴基斯坦对阿富汗的政治影响力亦是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正如前美军驻阿富汗司令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在2021年8月回答美国为何不严厉制裁巴基斯坦时指出：中南亚周边基本都是与美国不友好甚至敌对的国家，巴基斯坦的领土、领空和印度洋港口是美国唯一能有效利用的。
[67]注释：[1] Shirin Tahir-Kheli,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The Evolution of an Influence Relationship,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82;Rashmi Jain, US-Pak Relations: 1947-1983,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83;Devidas B. Lohalekar, U.S. Arms to Pakistan: A Study in Alliance Relationship, London: South Asia Books, 1991;
Dennis Kux,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1947-2000: Disenchanted Allie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1;A. Z. Hilali, US-Pakistan Relationship: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M.A. Clemson University, 2007;
Tariq Ali, The Duel: Pakistan on the Flight Path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8;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前外交官Rashmi Jain编著的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1947-2006: A Documentary Study, Radiant Publishers, 2007，该书收编了大量美巴两国官方、尤其是巴基斯坦方面的重要声明和政府领导人言谈，内容涵盖了美巴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以及核武器等问题，是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巴关系的重要参考文献。
许以民、孙立祥：《里根政府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及其影响》，《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6期，第100~108页。[2] 赛明顿修正案，即《1961年外援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61）第669条，主要内容：美国停止对任何从事转让、接受核浓缩或回收装置、核材料或技术的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除非接受方将所有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该修正案于1976年6月30日生效，因联邦参议员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发起而得名。
[3] “Memo to Z. Brzezinski from Stephen Larrabee Outlines Recommendations and Objectives in Protest of the Soviet Intervention in Afghanistan”, December 31, 1979,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USDDO), CK2349098202.[4] “Jimmy Carter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1980” (Full Text), June 20, 2020, https://www.jimmycarterlibrary.gov/assets
/documents/speeches/su80jec.phtml.[5] “Memorandum of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Carter and Pakistani President Zia”, December 28, 197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FRUS),1977–1980, Volume XIX,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GPO), 2019, pp. 886-887.[6] “Afghanistan: Sov
iet Invasion and U.S. Response”, January 10,1980,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jor Issues System (CRSMIS), IB60006, pp.14-15.[7] “Summary Record of Talks”, February 2-3, 198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1977–1980, Volume XIX, p.974.[8] “Memorandum from Alexander M. Haig, Jr to the Vice President”, April 16,1981, USDDO, CK234953534
2.[9] US House, Hearings and Markup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nd its Subcommittees, Security and Economic Assistance to Pakistan, April 27,1981, GPO, 1982, pp.4-5.[10] “Action Memorandum, ‘Security Assistance for Pakistan’,” Febuary 16, 1981,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 AF01106.[11]“Size and Timing of FY82 Sec
urity Assistance Amendment for Pakistan”, February 24, 1981, DNSA, AF01109, pp.1-4.[12] “Visit of Pakistan Foreign Minister,” April 25,1981, DNSA, AF01172, p.4.[13] “Joint US-Pakistan Statement,” June 15,1981, DNSA, AF01205, pp.1-2.[14] “Letter to Richard Allen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Caspar Weinberger Regarding the U.S Security Assista
nce Program for Pakistan”, July 4, 1981, USDDO, CK2349544756.[15] “U.S. Military Equipment Slated to Be Sold to Pakistan Includes: Fighter Aircraft, Armored Vehicles and Artillery, Air Defense Missiles and Guns, Armed Helicopters”, July 10, 1981, USDDO, CK2349544758.[16] “U.S. Military Equipment Slated to Be Sold to Pakistan Includes: Fig
hter Aircraft, Armored Vehicles and Artillery, Air Defense Missiles and Guns, Armed Helicopters”, July 10, 1981, USDDO, CK2349544758.[17]“U.S. Military Equipment Slated to Be Sold to Pakistan Includes: Fighter Aircraft, Armored Vehicles and Artillery, Air Defense Missiles and Guns, Armed Helicopters”, July 10, 1981, USDDO, CK2349544758.[1
8] Shirin Tahir-Kheli,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The Evolution of an Influence Relationship,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2, p.105;
Dennis Kux,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1947-2000: Disenchanted Allie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1, p.259.[19] Dennis Kux,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1947-2000: Disenchanted Allies, Washington, 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1, pp.259-260.[20] Judith Miller, “Pakistan Is Being Offered the F-16 as Part
of a U.S. Military Aid Pla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3, 1981.[21] Selig S. Harrison, “India, and Reagan’s Tilt toward Pakista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5,1981.[22] “James L.Buckley Letter to the Editor to NYT”,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5, 1981.[23] “Letter to Pakistani President Mohammad Zia-ul-Haq from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info
rming Zia that the U.S. Will Deliver F-16 Aircraft to That Country”, September 4, 1981, USDDO, CK2349536376.[24] “Pakistan Agrees to a U.S. Aid Plan and F-16 Delivery”,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6, 1981.[25]“Change in Section 699 of FAA to Permit Aid to Pakistan”, April 27,1981, DNSA, NP01883, pp.2-5.[26] Christopher van Hollen, “Lea
ning on Pakistan”, Foreign Policy, no.38, 1980, pp.35-50.[27]“A Pakistani Aid Package Vital, Administration Tells Congress”,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7, 1981.[28] US House, Hearings and Markup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nd its Subcommittees, Security and Economic Assistance to Pakistan, Washington D.C.: GPO, 1982, p.2
97.[29] US Senate,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Aid and the Proposed Arms Sales of F-16s to Pakistan, November 12 and 17,1981, Washington D.C.: GPO,1982, pp.7-8.[30] U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taff Study Mission to Pakistan and India: Proposed U.S. Assistance to Arms Transfers to
Pakistan: An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GPO, 1981, pp.5-6.[31] U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taff Study Mission to Pakistan and India: Proposed U.S. Assistance to Arms Transfers to Pakistan: An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GPO, 1981, p.3.[32] U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 Prepared by th
e Staff Study Mission to Pakistan and India: Proposed U.S. Assistance to Arms Transfers to Pakistan: An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GPO, 1981, p.4.[33] U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taff Study Mission to Pakistan and India: Proposed U.S. Assistance to Arms Transfers to Pakistan: An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GPO, 1981, p.6.[34] U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taff Study Mission to Pakistan and India: Proposed U.S. Assistance to Arms Transfers to Pakistan: An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GPO, 1981, pp.4-5.[35] U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Congress and Foreign Policy-1981, Washington D.C.: GPO, 1
982, p. 110.[36] U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Congress and Foreign Policy-1981, Washington D.C.: GPO, 1981, pp.111-112.[37] Larry Q. Nowels, “Foreign Aid: Budget and Policy Issues for FY82”, CRSMIS, IB81098, pp.24-25.[38] Larry Q. Nowels, “Foreign Aid: Budget and Policy Issues for FY82”, CRSMIS, IB81098, p.25.[39] US House, Com
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 Prepared by the Staff Study Mission to Pakistan and India: Proposed U.S. Assistance to Arms Transfers to Pakistan: An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GPO, 1982, p.39.[40] “Statement by Pakistani Foreign Minister, Agha Shahi at the Joint Staff Services Seminar”, Islamabad, January 28-29, 1984, in Rashmi Jain
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1947-2006: A Documentary Study,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pp.113-114.[41] “Foreign Assistance Legislation for Fiscal Years 1984-85(Part 5)”, US House, Hearings and Markup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Economic and Security Assistance in As
ia and the Pacific, February 23,24, March 8,9,14,18 and 23,1983, Washington D.C.: GPO, 1983, p.229.[42] “Foreign Assistance Legislation for Fiscal Years 1984-85(Part 5)”, US House, Hearings and Markup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Economic and Security Assistanc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February 23, 24, March 8,9,14,18 and 23,1983, Washington D.C.: GPO, 1983, p.XVII.[43] “U.S. Policy towards India and Pakistan”, October 11, 1984,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s (NSDD), NSDD147.[44] Cary J. Pagliano & Kerry Dumbaugh,“The 99th Congress and Foreign Assistance in an Era of Budget Constraints”, September 22, 19
87,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 Washington D.C.: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87, p.23.[45] Cary J. Pagliano & Kerry Dumbaugh,“The 99th Congress and Foreign Assistance in an Era of Budget Constraints”, September 22, 1987,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 Washington D.C.: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87, p.27.[46] Richard P. Croni
n, “Pakistan: U.S. Foreign Assistance Facts”, CRS, Washington D.C.: the Library of Congress,1987, p.3.[47] “USCAID/Pakistan Program Week, April 1987”, PD-ACC-496, June 20, 2020, 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DACC496.pdf.[48] US House, Hearing and Markup before the Subcommittees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
fairs,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Pakistan, June 29,1988, Washington D.C.: GPO, 1989, pp.1-2.[49] Bhumitra Chakma, Pakistan’s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31;
Husain Haqqani, Magnificent Delusions: Pakist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 Epic History of Misunderstanding,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Books, 2013, p.270.[50] 《普雷斯勒修正案》是对《1961年外援法》620E条款的修正，规定除非总统在每个财政年度向国会证明巴基斯坦不拥有核爆炸装置和美国援助能明显地降低巴基斯坦拥有核爆炸装置的风险；
否则，不得对巴有任何援助，不得对巴进行任何军事设备或是技术的售卖或是转让。该修正案1985年由联邦参议员普雷斯勒（Larry Pressler）发起。[51] Husain Haqqani, Magnificent Delusions: Pakist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 Epic History of Misunderstanding,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Books, 2013, p.280;
Dennis Kux,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1947-2000: Disenchanted Allie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1, pp.306-308.[52] “Letter by President Bush to President Ghulam Ishaq Khan”, September 18, 1990, USDDO, CK2349675698.[53]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 III Provides Text of President George H.W. Bush's message to
Pakistani President Ghulam Ishaq Khan”, September 19, 1990,USDDO, CK2349644050.[54] “Interviews with Yaqub, Oakley, and Schaffer”, in Dennis Kux,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1947-2000: Disenchanted Allie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1, pp.309-310.[55] “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Nawaz Sharif at a Public Meeting
at Liaquatabad,11 December 1990”, in Rashmi Jain 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1947-2006: A Documentary Study,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p.245.[56] US Senate,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s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Assistance, Economic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
ign Relations, U.S. Foreign Assistance to Pakistan, Washington D.C.: GPO,2008, p.44.[57] US House,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s o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fghanistan, March 7, 1990, Washington D.C.: GPO,1990, p.129.[58] “US Policy, Progr
ams and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March 27, 1985, NSDD, NSDD166.[59]“US Policy, Programs and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March 27, 1985, NSDD, NSDD166.[60] Clifford Krauss, “U.S. Renews Hope for Afghan Peace”,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6,1990.[61] Mohammad Yousaf and Mark Adkin, The Bear Trap: The Defeat of a Superpower, Philadelphia: Pe
n & Sword Books Ltd,2008, p.45.[62] Michael Dobbs, “Soviets Say 13,310 Soldiers Died in Afghan War”, Washington Post, May 26,1988.[63] 〔巴〕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在火线上：穆沙拉夫回忆录》，张春祥译，译林出版社，2006，第274页。
[64]“Final Tally, 1983 Government Contributions to UNHCR Programs in Pakistan,” March 9,1984,DNSA, AF01556, pp.1-2.[65] Devidas B. Lohalekar, U.S. Arms to Pakistan: A Study in Alliance Relationship, London: South Asia Books, 1991, pp.62-63.[66] “Direct Overt U.S. Aid Appropriations for and Military Reimbursements to Pakistan, FY2002-FY2020”, June 4, 2021, https://sgp.fas.org/crs/row/pakaid.pdf.作者简介：陶亮，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李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南亚观察”微信公众号2023年2月1日文章，原文刊发于《南亚学》第1辑，文章原标题为《苏联阿富汗战争时期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政策》本期编辑：江文轩 陈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