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元编辑 | 叶维杰 穆祎璠图源：“兴都库什笔记”微信公众号 导言本文选取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作为案例，建立一个解释部落地区为何冲突频发的分析框架。“氏族”、“部落”、“部落群”等概念是具有不同外延的族群指称，在分析部落地区安全时首先应界定地区冲突主体为何者。权力、认同、安全、财富四项因素是部落地区暴力行为主体发起冲突的主要驱动力，但需要在部落社群结构视角下进行考察。当社群外的异质力量试图进入部落体系时，会刺激社群结构产生变化，促发地区冲突呈现新样态。巴阿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发生或被卷入的重大冲突事件证明了上述因果逻辑。南亚研究小组特转载此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部落”与英文“Tribe”对应，指依赖血缘和亲缘关系而组织集体生产和生活的团体。
在南亚国家，具有部落组织形态的地区的安全形势往往存在着不稳定性。那么，部落地区为何冲突频发？冲突指发生在同一空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之间相互竞争、争斗、对抗的过程。本文所指冲突是带有暴力行动特征的烈度最高的对抗形态，在强度上呈现不同维度。本文将以分析内生性成因为重点，试探讨整体性解释部落地区为何冲突频发的理论分析框架，选取巴阿边境地区作为案例。“杜兰线”两侧生活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部落群体——普什图人，19世纪以来普什图部落地区接连发生或被卷入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继承人战争、三次阿富汗反英战争、英印边境部落地区反英斗争、暴力普什图尼斯坦运动、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阿富汗内战、阿富汗反恐战争期间的巴阿边境动乱等事件。
本文将推动主体行为发生的内生性成因界定为“重要的需要”，借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其分解为权力、认同、安全、财富四项。同时，当研究权力、认同、安全、财富四项内生性成因与部落地区冲突之间的联系性时，需要界定因果关系在何种群体层面上讨论。因此，有必要首先对部落研究话题所涉及的族类群体概念进行界定。
二、“部落”及其相关概念辨析“部落”及其相关概念的辨析，
需要从“民族”概念的界定出发。“民族”的汉语意义一度兼具“Ethnic Group”与“Nation”之义。随着当代欧美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的发展，“Ethnic Group”与“Nation”有了明确区分。“Nation”指代主权性群体，“Ethnic Group”指不具备政治属性的族类社会群体。目前学术界公认“部落”已经具备“民族”（Ethnic Group）的基本特征，并逐步放弃使用“部族”进行部落相关话题的研究。氏族（Clan）则是部落的基本构成单位。嵌套是部落群体的基本组织形态，即多个家庭形成氏族，氏族（或包含胞族层级）构成部落，多个部落组成的部落群被外界识别为某个民族（或其中一部分）。
如果该民族具备建立政治实体的条件，可被称为国族。本文强调“部落群”（Tribes）概念，指对多个亲缘性或地缘性较强的部落构成的大群体统称，可能是部落间的松散组织或带有军事联合性质的联盟。按照上述概念对普什图人进行描述，应称其为普什图部落群。巴阿边境的普什图部落群分为四个部分：一是阿布达里/杜兰尼部落群，包括波帕尔扎、巴拉克扎等部落；二是吉尔扎/加尔吉部落群，包括霍塔基、卡洛蒂等部落；三是以白沙瓦谷地为中心的部落群，指优素福扎部落；四是山地普什图部落群，如阿弗里迪、瓦济尔、马苏德、莫赫曼德等部落。
普什图人与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其他民族组成国家，曾建立阿富汗杜兰尼王朝。
三、中心假设与论证（一）关于社群结构视角的假定部落相关群体的组织具有嵌套特征，权力、认同、安全、财富四项内生性成因
在决定主体暴力行为时，会以群体层次结构的约束性为前提。因为树敌是冲突关系成立的前提，构成社群中每一层级系统的单元定位和单元间的相互关系不同，敌手认定的情形就会不同。我们通过普什图人的部落组织结构来探讨这一基本假定，并将其与俾路支人进行对比。普什图人群体结构具有多重层级，群体规模按从小至大进行排列依次为家庭、氏族、部落、部落群（部落群形成民族）。在家庭层级，普什图人是父权制家庭形式，内部关系呈现等级制特征。俾路支人也如此。在氏族层级，普什图人遵循父系血缘关系，在氏族领袖的选择方式上遵循完全的自由竞争制。
俾路支人也以父系血缘确定氏族网络，但以长子继承制为基础选择氏族领袖。在部落层级，普什图人的自由竞争原则仍然适用于部落领导人的选择，同时领袖的地位除了来自他自己的宗谱关系和实力外，还须说服本氏族成员和其他氏族服从。俾路支部落领袖在实力最强的核心氏族中选择，遵从父系权威基础上的大致顺序继承，且部落成员的集体服从意识强。在部落群层级，普什图各部落内部奉行平等原则，部落首领的选择需要经历自由竞争与民主选举的过程，各部落首领对其部落难以保持长久领导，也就更别提进行有效的部落间合作了。俾路支部落首领对所在部落有严格控制，各自独立，不接受超越其权威之上的领导。
综上，普什图人在家庭层级呈现等级制，在氏族、部落、部落群三个层级呈现平等主义特征；俾路支人在家庭、氏族、部落三个层级呈现等级制特征，在部落群层级呈现派系主义特征。俾路支人容易出现以部落为中心的集团化的对立对抗模式，普什图人呈现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体化对立对抗模式，表现为家庭中的成年男子（或其松散联合）与他者（成年男子、氏族、部落、其他民族、非本国族）之间的冲突。
普什图人的这种个体化对立对抗模式导致普什图部落地区所发生的典型冲突有其发生规律，可归结为三种类别：一是同一民族内部（如氏族内部、氏族之间、部落之间）的冲突，二是部落群构成的民族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之内的其他民族，或者与带有其他民族背景的中央执政者之间的冲突，三是部落群构成的民族与同一政治共同体外的其他群体（非本国族）之间的冲突。我们将阐述部落地区冲突的内生性成因来对社群结构视角做进一步说明。（二）巴阿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冲突的内生性成因探讨1．权力逻辑权力指精英人物（部落相关群体中的领袖、潜在的领袖竞争者、宗教权威）改变其他行为体的行为或控制事物发展的结果而施加的影响或施加影响的能力。
一般有两种情形：一是来自抱负和野心的驱动，即精英人物主动地争夺权力或试图对权力分配实施影响。这些竞争主要表现为普什图民族内部（如氏族内部、氏族之间、部落之间）的冲突。二是来自对自身地位的关切，即遭到外部威胁或侵夺时，精英人物为预防和阻止权力的受损或丧失而实施防御性或报复性活动。此种情形突出地表现为民族群体对民族外的他者的抵抗。社群内部的精英可能是阵营化的，在存在高度竞争关系的群体内，获得成员个体的支持对增进精英人物的权力至关重要。因此，发起抗争行为是加强在社群内部资源累积和权力集中的手段。
这在“民主化”特征突出的普什图部落内部表现明显。在普什图部落内部，部落首领的权威来源于各氏族成员的支持，这被称作“势”，而展示和增进“势”的方法是发起冲突，如原部落首领向其他部落宣战以加强对本部落的统治、部落首领的潜在竞争者（氏族首领）发动本氏族力量对抗其他氏族以显示自己的声望和能力。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普什图氏族内部。2．认同逻辑认同对冲突行为发生与发展的影响机理是：
第一，认同使得个体成员相对于周遭社会关系的同一性保持着稳定。当同一性遭破坏时，个体会实施应激性行为（包括暴力）。
第二，认同的塑造是社会比较过程，个体在对比中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群体，从而导致内群偏私行为。
第三，认同意味着在群体行动时与内群成员一致，群体认同可能引发情境性从众行为。普什图人的认同基于个体，以成年男子投诚的某个上级权威为中心形成从属性（即组成小团体“Qawm”），但仍然保持相当程度的个人独立，这体现在投诚对象的可更换性上。同时，普什图人对超部落组织缺乏认同感。普什图部落之间会借助共同文化原则作为暂时的认同纽带，包括民族独立统一思想和伊斯兰教。然而，与其说是对民族统一的忠诚和对宗教的虔诚带动了部落联合，不如说是普什图人在个体化的社群结构中、基于对个人独立的重视所导致的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和对外来干预的反感，促使他们接受了号召。
部落联盟认同的虚弱性依然暴露。3．安全逻辑安全，这里指传统意义上的狭义人身安全概念，即免于暴力造成的肉体伤害。将安全拆分为四个方面，即主体、客体、不安全的来源、维护安全的方法，那么可表述为主体使用某些方法保护客体不受不安全来源的影响。普什图人为什么常常采取暴力手段（消极安全方法）来实现人身保障？
第一，部落相关群体是未过渡至现代国家或完全融入现代国家体系的人的集合体，没有将保护生命的事务交给专职他者。部落群体的生存环境易受外来致命性打击，在部落各自为政、结盟不易的普什图社会，单个部落对实现其首要功能即保障成员人身安全更加重视。
第二，普什图人的部落结构特征让其对安全有特殊理解。普什图人部落、氏族内部派系特征突出，依靠分裂敌对（Segmentary Opposition）原则维持部落、氏族内的关系平衡。例如，氏族内近亲间形成两大对抗集团“杜拉”（Dulla），成员可根据情势变化随时改变站队，通过集团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实现集团和氏族整体的安全。但是，这容易诱发部落、氏族内部的冲突。
第三，血缘是维持部落社会存在的纽带。血缘的纽带关系让亲属之间不愿意看到彼此受外来他者伤害，将个体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视为集体事务，常常以集体行动解决纠纷。普什图人的群聚结构是按照父系血缘构成地理分布，对集体安全的高度依赖性和广泛参与性提高了其被卷入暴力冲突的机率和冲突强度。在危急时刻，即使是崇尚内部竞争和个人主义的普什图人也会牺牲个体安全来保全集体延续性。4．财富逻辑导致冲突的财富动机有：维持生存必需实施捕食行为、因经济掠夺或经济剥削引发反抗。普什图人基于财富动因发生的暴力冲突主要表现为成年男子个人（或其松散联合）与他者之间的经济纠纷。
劫掠是山地普什图人地区出现暴力冲突的一大诱因。在部落地区，部落、氏族首领和核心血缘氏族的成年男性占据大量土地，土地所有权属及其赋税收入是男子的经济权益。外国入侵或土地改革常常引发普什图人的激烈反抗。普什图人社群结构的自由竞争性也在土地权益争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父亲的土地继承权进行分配时，他的儿子X和Y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依次类推X的儿子a和b之间、Y的儿子c和d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a和c、b和d可能分别结盟形成杜拉以争取优势，土地权益分配让近亲出现集团对抗，使a和d、b和c之间产生塔伯（Tarbur）之争。
四、巴阿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冲突的新样态社群结构不是孤立的、封闭的体系，社群结构之外的异质力量会试图冲击和进入体系，对原结构产生影响：一是同化，即将结构内的系统或单元发展为同其一样的异质力量。如果异质力量带有暴力特征，这种特性会被复制至被异化的系统或单元身上；二是强化，即深化原结构的层级系统内的单元间互动关系。如果原结构中层级系统内的单元互动关系不稳定，这种矛盾会加剧；三是扭曲，即改变原结构的层级系统关系或系统内的单元间的联系性，但是原结构有其生长周期和发展规律，会抵制异质力量从而形成冲突。
战乱可能造成社群结构出现裂痕、缺损，体系的虚弱正好给异质力量可乘之机。这正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巴阿边境部落地区发生的情景。伊斯兰激进主义力量利用普什图人的宗教信仰，进入在战争中受创的普什图部落体系，使部落地区冲突出现了新样态，其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同化部落成员，让其思想更加保守、行为更加激进。受部落生存环境、自身功能和内部结构的影响，普什图人常常采取消极安全的方法实现人身保障。虽然方式激烈，但目的是为了保证个体的人身安全和集体血缘的存续。其中，宗教没有终止普什图人的内部或对外冲突，而是让社群结构保持着“冲突的动态均衡”。
伊斯兰激进主义力量则将“圣战”概念与普什图瓦里中的激进要素揉搓，怂恿部落群体或个人参与暴力冲突。二是强化了普什图社会中以成年男子为中心的个体化冲突模式。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以普什图人所遵循的庇护与从属关系形成新的圈子“Qawm”，利用旧的规则玩新的政治游戏。不过小团体建立的新式庇护与从属关系仍然具有易变性。因为杜拉策略教导普什图人可根据利益和情势变化随时改变立场。三是介入部落体系的权力竞夺。早期阿富汗政治伊斯兰主义者在人民民主党夺权后填补了阿富汗农村地区部落、氏族首领去世或逃亡后留下的权力真空。
战乱促使大批逃离家园的普什图部落青少年在宗教学校和难民营中长大。他们缺乏部落规则的教化，组建阿富汗塔利班成为新的权力竞争者后，同样不会受制于部落、氏族权威。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极端组织在巴阿边境地区滋生后，伊斯兰激进主义力量与部落首领、长老和宗教人士的矛盾最终公开化。导致部落地区冲突发生的内生性成因是权力、认同、安全、财富，其因果逻辑是争夺权力、群际认可、人身防御、竞争或保护财富。伊斯兰激进主义力量在促发部落地区冲突上遵循认同逻辑和权力逻辑，在进行群际排异和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伴随人身防御和财富追逐。
他们的活动对普什图部落社群结构造成了新影响。以宗教排异为核心特征的暴力活动，以及与部落、氏族领袖进行的权力竞争，使得当前普什图部落地区的冲突已经逐步偏离传统意义上的部落动乱范畴。
五、结论本研究修正了西方学术界关于部落问题的偏见，即将部落社会看作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伊斯兰激进主义是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热潮和长期大规模战乱背景下蔓延至部落社会而非由部落社会自主产生的，部落地区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保守的社会氛围只是给异质力量的扎根创造了条件。当前巴阿边境的宗教激进主义力量只是组成了网络，但未形成完全取代部落社群结构的社会系统。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与部落社会还处于博弈中，巴阿边境部落地区的安全走向将取决于两者的关系。本研究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启示。当前有许多学者已意识到考察倡议沿线区域部落生态的重要性。
在初始阶段对各国部落相关群体进行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点梳理是必要的，但探讨还应致力于部落相关概念和部落社会系统的深层次研究。部落群体的细节有所差异，但其结构系统具有稳定性，掌握其中的变与不变将是部落社会生态研究的关键。作者简介：张元，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助理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兴都库什笔记”微信公众号2022年4月29日文章，本文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原文为《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文章本期编辑：叶维杰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