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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报》7月8日发表题为《美国的南亚战略研究为何衰落？只顾联盟，不求深度》的评论文章认为，美国南亚研究受过度聚焦美印战略伙伴关系、遏制中国发展紧迫性等因素影响，普遍转向政策制定导向型研究，对印研究深度明显不足，这导致美印战略界对话越发“鸡同鸭讲”、分歧显著。将政策研究与斯蒂芬·科恩注重“人文因素”、以更宽泛视角深入研究“印度本来面貌”的理念相结合，或可解决该问题。作者悉达多·拉米迪（Sidharth Raimedhi）系印度战略与国防研究委员会研究员。
目前美国印度观察家与印度战略界之间的对话似乎有些脱节，前者充斥着“即兴评论”，两者之间越发难以进行可弥合理解鸿沟的持续战略交流。这种现象在2025年5月的印巴冲突发生后再次凸显，美国南亚研究学者对该事件缺乏有见地、发人深省的评论。美国认为印度正变得愈发难以捉摸，该国知名印度问题专家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在其《印度的大国妄想》（India’s Great-Power Delusions）一文中将“多极化”视为印外交政策的主要驱动力，并认为这是美印产生分歧的根源。
但事实上，美国的南亚研究（尤指印度研究）正因追求“战略趋同”这一狭隘目的而“畸形发展”。全面理解美印关系，首先须了解美国南亚研究泰斗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的研究方法与理念，因为美印关系发展深受其影响。20世纪70年代，印在冷战中的地缘政治重要性逐渐减弱，全球大多数国家政府都不认为其“足够重要”，这使科恩能不受国家政策制定需求的束缚，慢慢地、客观地研究印度的“本来面貌”。同时，鉴于印度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他选择以广阔视角解读印度，注重以“人文因素”为主的文科传统研究方法，承认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而非试图提炼总结社会的“规律”和“常态”。
尽管其核心研究成果聚焦印度战略文化和外交政策，但其分析起点始终注重背景，借鉴了对印度社会、宗教、种姓、后殖民身份、官僚体制与军队等国家的各方面的研究。实践证明，科恩的大多数研究成果经久不衰，并在预见性方面取得很高成功率，其所著书籍也成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学生们的标准参考书。例如，关于美国对印度的战略定位，其称美国应将印度视为亚洲大格局中的一个角色，印度或许不是中国，但也绝非无足轻重的“第三世界”国家；关于美国对印度的期待，其称由于对印度历史文化知之甚少，许多官员低估了印度对“不受制于任何外部势力”的坚持，“不能想当然认为印度经济崛起必然意味着美印战略联盟”；
关于巴基斯坦，其对印巴关系未来持悲观态度，并在2004年预测若巴不能通过合理的城市化、教育和就业管理其“人口膨胀”，该国将在2025年左右出现社会动荡。但如今在美国南亚研究领域，“科恩式”研究范式已成“非主流”。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后，美国对印研究范式发生巨大变化，主要受三大变量影响：对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炒作和期待、应对中国崛起的紧迫性，与政策规划导向型研究范式。这催化了一种观念，即美印已“足够熟悉彼此”，如今需要制定促进双方更广泛战略合作的政策。
于是，人们的关注点转向政策制定与确定双方的战略趋同和分歧，尤其是在2017年后，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紧迫性尤为突出，但它使美国的相关政策规划细致有余、深度不足。科恩曾形容印度“独一无二”，但如今美国却将印度的核心价值定位为“中国+1”的关键支持者和受益者。然而，中国崛起的影响力超出预期，美国对印度“扶而不振”的失望，实际上掩盖了美国自身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的不足，但这不仅没有促进美印间的相互理解，反而加剧了相互指责。例如，本轮印巴冲突期间，美国最初以“与我无关”的态度冷漠对待，随后又宣称在促进停火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冲突结束后双方又就“停火到底是谁的功劳”陷入激烈争执。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印战略对话显得“支离破碎”，美国印度观察家们对印度持续无法看清战略形势感到“精疲力竭”。当前现实及其走向表明，美国的南亚研究应有条件地回归“科恩式”理念，既然美印在战略协调方面进展不足，就需重新审视美国对印度的相关假设。政策导向型研究仍不可或缺，但也可辅之以更广泛视角，重新审视印度“当下”全貌。
2024年11月18日，印外长苏杰生和中国外长王毅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G20峰会期间会晤。图源：X
《印度快报》7月12日报道，印外长苏杰生7月14日至15日拟访华，出席在天津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这是苏杰生自2020年中印在拉达克东部对峙后首次访华，将为9月初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奠定基础。据悉，苏杰生预计将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双边会谈，讨论持续推进中印关系正常化与稀土供应议题。此前，印已有高层访华，推动双边关系发展。6月，印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率印高级代表团赴华参加上合组织防长会议。
期间，拉杰纳特会晤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提议制定“结构化路线图”以缓和紧张局势并呼吁永久性解决边界划定问题。然而，分析指出，由于印以“未能解决印紧迫关切”为由拒签上合防长会联合声明，苏杰生此次访华任务艰巨。印消息人士表示，由于目前中印边境局势尚未完全正常化，实控线两侧仍有5-6万兵力部署，印仍将在保持审慎的前提下与中方接触。值得注意的是，王毅外长7月或访印，与印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Ajit Doval）在特别代表对话机制框架下就边界争端进行磋商。
阿西姆·穆尼尔。图源网络巴《新闻国际报》（The News International）《经济时报》7月11日、12日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Asim Munir）计划7月21日起先后访问斯里兰卡与印度尼西亚，旨在推动与斯、印尼双边关系发展。斯里兰卡方面，巴斯将就双方利益相关问题进行磋商。印尼方面，印尼系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国家，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此访预计将在雅加达会见印尼关键利益相关方，旨在恢复与印尼的关系。据悉，此前双方缺乏频繁高层接触，关系较为冷淡。
印尼在反恐、领土完整议题上持续支持印度的行为令巴不安。5月，印尼曾阻止巴在伊斯兰合作组织（OIC）就克什米尔问题强烈指责印度，并与印磋商阻止巴提出反印决议。此外，印尼还与印进行反恐合作，向印遣返两名涉嫌与“伊斯兰国”（ISIS）有关的恐怖分子。印尼总统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曾批评4月帕哈尔加姆袭击事件“违背印尼的伊斯兰教教义”，并表示“受军队干预的体制无法取得预期结果”。
2024年，中印电车品牌在尼泊尔的市场份额。图源：nepalautotrader
《日经亚洲》7月9日报道，中国电动汽车在尼泊尔市场迅速崛起，不仅助力尼能源结构转型，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印长期以来在尼汽车市场的主导地位。数据显示，2023-2024年，尼自华进口电动汽车8938辆，占总进口量的约76%，2024年尼进口的电车中近70%产自中国。其中，以比亚迪、名爵、长城汽车为代表的中国品牌凭借价格、技术、交付速度等优势，不断抢占原本为印企占据的尼市场份额。此外，中方还积极通过投资电动公交、建造充电基础设施等方式，扩张在尼能源生态布局。
分析指出，除中方推动外，尼本轮汽车市场结构性转型的内因主要有三。一是环保与公共健康因素。据世界银行报告称，空气污染已成为尼首要健康风险因素，而“电车替换油车”则被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二是经济因素。对尼普通民众来说，电车不仅行驶平稳，且运行成本较油车有明显优势。三是地缘政治因素。在长期对印保有较强依赖的背景下，尼正试图在中印之间寻求新平衡，并借此实现包括能源转型在内的多重战略目标。对此，分析建议，印度政府和汽车企业需采取出台产业激励政策、简化对尼出口流程、鼓励建立合资企业等方式，应对中国电动汽车挑战，巩固印在尼汽车市场主导地位。
2024至2025年印度对以色列的出口贸易。图源：flipitmoney路透社、“中东之眼”网站7月8日报道，以色列政府寻求与印度加强经济联系，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签署一项“投资保护协定”（注：IPA，指各国为降低彼此投资风险而达成的一项条约，内容通常包括针对不公平待遇的保护、取消对资本和利润转移的限制等）。据以色列财政部称，印近年来已成为以在亚洲和全球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24年印以双边贸易规模达到近40亿美元。以财长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也表示，“随着（印以）两国外交、安全关系的加强，未来几年双边贸易和投资有望进一步大幅增长”。
有分析指出，尽管印以本轮“加强经济联系”有着较为充分的内政动因以及经济、军事历史合作基础，但两国政府“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亲近性才是更深层次的合作动力。例如，在IPA范围内“投资关系”的掩护下，印以两国政府和企业可以允许“不惩罚对方的非法行为和歧视性措施”，这不可能对两国穆斯林等边缘群体带来致命后果，甚至还允许双方通过强化各自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升级迫害措施获取巨额商业利润。
火爆网络的梗图，将孟政府标志描绘为暴徒殴打受害者的场景，并将文字改为“孟加拉暴民共和国政府”。图源：半岛电视台半岛电视台7月11日报道，“说唱音乐”“表情包”等流行文化已成为孟加拉国青年群体“反抗政治”的重要“文化武器”，这一趋势可能将对孟政治社会生态产生深远影响。自2024年7月“反哈西娜运动”以来，“说唱音乐”“街头涂鸦”“网络表情包”等流行文化逐渐成为孟青年群体表达“反体制”诉求的重要途径，并对相关社会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而，随着哈西娜的下台，上述“文化武器”的打击对象逐渐转向临时政府以及各反对党，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成为孟主流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析指出，“说唱音乐”“街头涂鸦”“网络表情包”等流行文化以其简洁、犀利的方式进行政治评论或批判，最大限度扩大了相关信息的传播效率，由此成为孟受网络影响深刻的青年群体表达政治不满、推动社会变革的有力“武器”。
图源网络“印度世界”7月1日发表题为《印为何尚未寻求制衡中国的崛起》的评论文章认为，印并未坚持军事对华制衡，而是依靠一种基于外交与地缘政治多管齐下的威慑战略。然而，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印恐无法维持旧有平衡，印必须面对其策略局限性。本文作者西达尔特·拉伊梅迪（Sidharth Raimedhi）系战略与国防研究委员会（CSDR）研究员。印主流战略界对如何对华威慑问题的看法与美西侧重军事能力的传统威慑理论不同，印更强调一种综合性的平衡威慑战略，即将政治、外交（尤其是双边关系）、地缘政治、军事要素共同纳入考量。
这反映出印对威慑的理解不仅限于领土控制、作战部署、心理意志层面博弈，更基于对政治认知、地缘格局、中国经济与军事约束等削弱威慑效力因素的整体评估。正因如此，印战略聚焦与华建立更公平、相互敏感的政治共识，而非走向单一的对抗路线。回顾历史，印这一理念自20世纪50年代中印冲突以来便已初现端倪：当时，印把握地缘政治机遇在和解与对抗间采取平衡政策。冷战结束后，印延续这一策略逻辑，在实践中始终对军事力量保持相对克制。2000年代以来，印对华基本目标一直是劝阻中国放弃在实控线争议地区前进。
2020年加勒万冲突爆发后，印持续寻求缓解双边紧张，避免升级为高风险对抗。然而，随着中国国力提升，印所谓灵活的威慑策略存在明显缺陷：一是中国并未对印威慑策略做出对等回应，反而在局势缓和背景下对印施加更大地缘政治压力。2024年10月，中印就边境巡逻问题达成协议，但中方随后加大对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军事外交支持。此举强化印一贯的疑虑：中国意图将印长期锁定在南亚次区域，从而增强对印的结构性优势。印被迫在面对日益紧迫的地区性安全挑战的同时，警惕中国长期威胁。
二是印为对华威慑采取的外交等政策并未取得“硬战略合作”，仅旨在传达信号。外交方面，印试图与美建立更紧密的战略关系、在“四方安全对话”中取得领导地位，但实际上缺乏传统形式的硬战略合作。原因在于，印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对华传达“印有能力复杂化中国地缘政治安全矩阵，因此‘尊重印度’符合中国利益”的信号。例如，印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同意澳参与马拉巴尔海军演习。然而，印此举仅在中短期内改变中国行为，而并未建立传统意义上的真正能力以制衡中国。军事方面，自2007年以来，印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华军事准备。
2010年代末，印将其威慑战略从拒止（deterence by denial）转变为惩罚（deterence by punishment）。例如，印在边界前沿和敏感地区升级空军基地、加强基建等。然而，印军事投资很大程度上仅旨在扩大对华传递军事信息，希望其放弃挑衅印。当前，随着中国战略与军事崛起、美国内政治动荡，印基于平衡的威慑策略面临挑战。中国恐将不再关注印方呼吁节制的做法，因为印威慑力及其与外部大国结盟的杠杆作用正在减弱，而中国的军事势力正在增长。
印在制造业实力、军事升级领域的发展轨迹和增长速度不足以满足调整平衡的需求。为此，印需要的不是调整现行政策，而是从根本上反思。印可以选择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试图与中国达成基于尊重印核心利益的谅解，但这一策略风险极高，因为中国仍警惕印潜在力量并将利用印弱点。例如，2024年10月两国关系解冻，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印损失，短期内加强国际政治灵活性，也稳定了边境局势。然而，自2025年起，中国对印实施技术封锁、出口管制，表明印在2024年仅是“喘口气”。
因此，印应放弃中国“经济疲软”“过度扩张”“需要与印保持稳定关系”的陈词滥调，更加关注如何提高本国实力。*阅读今日日报，请关注“南亚问题研究小组”微信公众号4月29日丨印对华签证限制严重制约苹果在印业务扩7月12日 | 国民志愿服务团最高领袖放话“75岁必须退”，莫迪被“点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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