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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斯坦时报》5月2日报道，印消息人士透露，中国5月或正式派出驻印大使，外交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徐飞洪或担任该职。自2022年10月26日中国驻印大使孙卫东任期结束后，中国驻印大使一职长期空缺，由马珈担任中国驻印大使馆临时代办。印媒猜测，中国驻印大使或在5月中旬至6月初印大选结束前上任。目前，中印官方均未发布相关消息。分析人士表示，中印关系当前正值低谷，中国驻印大使缺位影响双边关系转圜。据悉，中国方面认为军事对峙使双边关系跌至1962年边境战争以来的最低点，建议印方将军事对峙置于整体关系“适当位置”，并加强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合作。
但印方强烈反对中方提法，称“在边境恢复和平与安宁之前，双边关系不会正常化”。
中巴边境示意图。图源：“梦回糊涂”微信公众号
《印刷报》5月2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印度5月2日向中国发出抗议，反对中方在沙克思干谷地（Shaksgam Valley）修建公路。沙克思干谷地也被印度称为喀喇昆仑走廊，紧邻巴控克什米尔和锡亚琴冰川，中巴1963年3月签署的《中巴边界协定》明确该地区为中国所属，但印度仍认为“该地应属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一部分”。印媒透露，巴基斯坦拟建公路连接木斯塔山口（Mustagh Pass）到巴控克什米尔的穆扎法拉巴德（Muzaffarabad），有可能经中国这条公路连接219国道。
印国防人士表示，中方所建公路对印巴边境局势影响有限，但具有极强的战略动机——一方面为印巴控制线沿线的巴方军队开辟新的补给线，另一方面可将巴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出产的铀等关键矿产运回中国。
中巴伊2023年首次举行三方反恐安全磋商。图源网络《华商报》、印
《论坛报》5月1日报道，中国、巴基斯坦、伊朗拟举行三方安全反恐会议。2023年6月，中巴伊首次举行反恐与安全磋商会议，旨在协调各方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应对阻止试图破坏“一带一路 ”倡议的恐怖组织。据悉，本次三方会议重点研究讨论当前安全形势，重点关注威胁地区稳定的恐怖组织活动。印媒指出，面对地区安全威胁，中巴伊三国利益趋同，有可能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安全合作网络”。有分析指出，中巴伊举办三方会议再次凸显“中国在积极推动邻国通过对话协商加强合作的建设性作用”。
世界各地区的增长预测。图源：IMF
《印度快报》、路透社5月2日报道，美总统拜登5月1日在竞选活动中称，“中俄印日的‘排外主义’阻碍其经济增长”。据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4年美经济增长将达2.7%，略高于2023年的2.5%。分析人士表示，移民推动美劳动力市场扩大规模，是美经济表现好于预期的重要原因之一。拜登表示，“为什么中俄印日经济上‘有麻烦’？因为他们仇外”。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印度，拜登这一表态引起印媒不满，其中有知名印度媒体人公开敦促白宫“管好总统的嘴”，以避免引起外交纠纷。面对来自印日以及美国国内的批评，白宫发言人2日紧急澄清称，拜登此言主要强调美国是“移民国家”，“对他国没有恶意”。
4月18日，美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允许巴勒斯坦作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的决议。图源：半岛电视台
《经济时报》《印度教徒报》5月2日报道，印常驻联合国代表鲁奇拉·坎博吉（Ruchira Kamboj）5月1日在联大会议表示，希望联合国安理会“重新考虑并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申请”。4月18日，美一票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允许巴勒斯坦作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坎博吉表示，印一贯支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并认为“支持巴勒斯坦入联”是缓解巴以冲突、维护地区稳定的“积极一步”。为达成持久解决方案，印将敦促各方为早日开展和平谈判创造条件。她表示，印已经并将继续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加沙人民人道主义援助，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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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干先驱报》、路透社5月2日报道，印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当日已启动遣返首批缅甸难民。据悉，印东北曼尼普尔邦已遣返至少38名缅甸难民。曼邦首席部长比伦·辛格（Biren Singh）表示，该邦计划遣返77人，目前已“没有任何歧视的”完成第一阶段工作，后将继续遣返更多缅甸难民。曼邦政府原计划3月初遣返首批缅甸难民，但因缅局势动荡暂缓行动。2月，莫迪政府宣布终止印缅边境自由流通制度（FMR）。美国务院曾重申联合国人权组织呼吁，“敦促缅甸邻国为避难者提供庇护”，对此辛格表示，印并未签署联合国《难民公约》，且已出于人道主义为缅难民提供相应庇护和援助。
2019-2023年印失业情况。图源：Statista《前线》杂志5月2日发表题为《印度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经济匮乏困扰》的评论认为，莫迪政府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营造出“经济高增长”的表象，这掩盖贫困人口处境日益恶化的事实，而加大贫富差距的新自由主义危机恐催化法西斯主义回潮。本文作者普拉帕特·帕奈克（Prabhat Patnaik）系尼赫鲁大学经济研究与规划中心名誉教授。目前印经济形势极为严峻：居民收入水平低下，以至于贫困人口必须依靠“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MGNREGS）等政府救济才能维持生计。
作为衡量贫困最重要的指标，人均卡路里摄入量能够揭示印贫困问题。印度农村和城市居民每日人均摄入不足2200卡路里，而每日人均摄入量2100卡路里就可认定为“贫困”。1973-74财年，印低于上述标准的农村人口比例为56%，但到2017-18财年，这一比例居然增至80%以上。外界常常将印贫困问题归咎于莫迪政府疫情封锁、废钞令等政策失误。但实际上，莫迪政府真正的错误在于盲目信奉新自由主义，还在此基础上颁布一系列反复无常的政策。莫迪政府此前推行的三项农改法就是例证。
新自由主义造成两大恶果。
其一，政府不再额外支持农业部门，导致农村地区高利贷猖獗，农民负债累累。越来越多农民种植经济作物，但却无力应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此外，医疗保健私有化抬高农民生活成本，迫使农民涌入城镇谋生。
其二，虽然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稳步提升，但就业增长率不断降低。当前，莫迪政府取消贸易流动限制加剧了印和全球农业生产者间的竞争，这倒逼农业技术革新，进而推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提高。但与此同时，印就业增长率维持在低水平，甚至低于劳动力自然增长率。以上就是印经济增长加大贫富差距的内生逻辑：劳动生产率增长提高了生产剩余占GDP的比重，营造出印经济高增长的表象，这掩盖劳动人口绝对值不断下降的事实。2024年3月，印劳动力失业率高达8%。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政府不会采取有损资本集团利益的货币政策、财政干预政策。
在新自由主义内部，经济危机基本无解，要克服危机，就必须超越新自由主义。通过向印前1%的富人征收财富税和遗产税，再在中央和各邦划分权责的基础上开展再分配，印度政府就可能解决印贫困人口的基本经济权利问题——包括食物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等。然而，莫迪政府显然没有动机这么做。在这种背景下，当制度无法自发让多数人能维持生计，新法西斯主义便接踵而至。“新自由主义和新法西斯联盟”——融入全球化资本的垄断资产阶级与新法西斯分子之间相互勾结，将话语从物质生产问题转向“他者”“少数族群”等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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