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曹寅编辑 | 沈欣 穆祎璠图源：“季风实验室”微信公众号1953年7月17日，美国驻印度大使馆截获了一则情报：一艘载有2248吨硝酸钍（核裂变的重要原材料）的波兰籍货船驶离了孟买，目的地是中国天津港。这批硝酸钍是在印度南部特拉凡科地区（Travancore，今喀拉拉邦）的稀土加工厂中提炼加工的。法国稀土化学品公司为这个加工厂的兴建提供了关键技术。为了阻止印度继续向共产主义阵营出口核原料，美国政府同意以高价收购印度生产的硝酸钍，并承诺与印度共享一些原子能应用技术。
上述这则故事是《犁与剑：全球冷战中的印度核工程》(Ploughshares and Swords: India’s Nuclear Program in the Global Cold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2)这本书中的一个片段。这个故事本身也浓缩了该书的核心论点：印度核工程并非是一个“自力更生”的民族科研神话，而是印度政府在全球冷战中左右逢源的结果。印度主要的核能与空间研究实验场所，引自Sarkar, Ploughshares and Swords, p.3. 图源：“季风实验室”微信公众号印度核工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09年由印度工业巨头塔塔家族和迈索尔土邦王室在班加罗尔赞助成立的印度科学学院（IISc）。
1942年被后世公认为印度核工程之父的霍米·杰汉吉尔·巴巴（Homi Jehangir Bhabha）来到IISc从事基础物理学的研究。三年之后，霍米·巴巴成功说服塔塔工业集团，资助其依托IISc的资源建立塔塔基础研究院（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IISc和TIFR不仅为学生开设基础物理课程，还开展了理论物理研究。与此同时，英属印度殖民当局决定仿效英国本土的科研发展模式，成立科学工业研究理事会（Council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致力以行政手段统筹规划英印的科学研究。
1946年，在英印政府的主导下，科学工业研究理事会决定设立印度原子能研究委员会，任命霍米·巴巴为主席，整合IISc和TIFR的理论物理研究资源，正式开启印度的核工程计划。在以往有关印度核工程发展的主流叙事中，主角总是由一群抱着爱国热情的天才般的印度科学家和卓有远见并尊重知识的印度政治家构成的。“自力更生”则是贯穿这一故事的母题。Jayita Sarkar在她的书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在这个新版故事中，印度核工程的开启是精英科学家、跨国资本寡头、殖民当局三者合作的结果。讽刺的是，印度民族主义政治精英并非像后世官方历史中所说的那样，在核工程早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印度独立之后，印度核工程的发展也和印度政府宣传的“自力更生”相去甚远。印度的核裂变技术及其运用是不结盟运动和全球冷战的产物。印度政府利用其在不结盟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美苏阵营对其的拉拢，从美国、苏联、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获取相关技术和知识。换句话说，印度的核工程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冷战技术杂烩。法国在印度独立早期的核工业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8年5月，尼赫鲁主持了印度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of India）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要即刻着手研究稀土加工，并尽快提炼出用于制造小型核反应堆的钍和铀。
印度西南海岸的特拉凡科地区富含独居石（monazite），而独居石则是提取稀土和钍的重要原料。所以，印度在原子能开发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由于没有掌握提炼技术，印度政府不得不寻求外国技术专家的支持。在冷战初期，美国极力阻止其核技术外泄，这就使得印度很难从美国人手中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印度政府将目光投向了欧洲。当时的塔塔集团主席J. R. D. Tata利用了他在法国的关系网络（他本人有一半的法国血统，且曾在法国军队中任职）为印度原子能委员会推荐了法国稀土化学品公司（Société de Produits Chimiques des Terres Rares），并为双方合作提供了资金方面的支持。
由于法国无法像英美一样轻易获取核裂变原材料，法国政府也积极回应了印度的诉求，以期能够从印度得到稀土，用以加速其自身的原子能研究。1954年尼赫鲁与J. D. Tata为塔塔基础研究院孟买实验室成立奠基，引自Sarkar, Ploughshares and Swords, p. 58. 图源：“季风实验室”微信公众号1949年，印度政府与法国稀土化学品公司达成协议，由后者在特拉凡科建造稀土采掘和提炼工厂。同时，法方也负责帮助印度培训相关技术人员和化学家。作为回报，印度每年向法国输送一百吨特拉凡科矿场出产的稀土。
一年之后，印法两国政府又同意共同研发核反应堆。法国同意与印度分享其铀浓缩、石墨再加工、低功率反应堆设计等技术，以换取印度向其出口铍、钍、铀等原材料。与法国稀土化学品公司的合作是印度核工程发展初期最为重要的转折点。在法国人援建的工厂和实验室中，印度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逐渐掌握了稀土的提取和加工技术。印度政府以加工后的核原料为筹码，在东西阵营间游走，不断换取各国的原子能技术，用一种低成本的方式推动了其核工程的发展。《犁与剑》这本书的作者是格拉斯哥大学副教授Jayita Sarkarsuo。由于其议题的敏感性，该书一经推出便引起了冷战史和科学史领域学者们的关注，并在2024年荣获了美国亚洲学会Bernard Cohn南亚研究图书奖。
从技术层面来看，这部作品也可以被视为近年来颇为流行的全球冷战史领域的一个标杆。我曾经在许多场合说过，全球冷战史研究就像美苏冷战一样，是一项比拼经费的竞赛。为了超越两极结构和国族史框架，在跨国/区域尺度下勾勒研究对象在冷战中的动态，来自世界精英学术机构的学者们常常需要花费大量经费前往世界各地的档案和科研机构寻找材料。我还记得十多年前参加冷战史学者益田肇（Hajimu Masuda）的课程，他不无得意的称自己即将要出的书（Cold War Crucible: The Korean Conflict and the Postwar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是基于其在全球十八个地区的档案机构搜集而来的材料写成的。
全球冷战史的“烧钱”趋势在近年来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Jayita Sarkar利用其在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读博期间所获得的德里防务研究分析所奖金、耶鲁大学Albert Gallatin奖金、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奖金、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穆迪研究奖金（Moody Research Grant）、挪威防务研究所奖金、吉拉德·福特总统图书馆奖金，在四年间访问了八个国家（奥地利、加拿大、法国、印度、以色列、瑞士、英国、美国）的二十二家档案馆。这部作品是建立在上述“昂贵的”档案搜集工作之上的，因此其质量和“完成度”也得到了相应的保证。
不过，当我们在为全球冷战史学者们的精力、视野、知识面和获取经费能力赞叹不已的同时，可能也需要警惕两个潜藏的问题。首先，全球冷战史研究作为一种声称要打破既有权力格局的知识生产范式，是否正在被精英大学所垄断（因为只有精英大学才能提供丰厚的田野经费、先进的图书馆数据检索系统、定制化的语言训练课程），因此助长了新的不平等的权力格局？其次，学者们在沉溺于访问更多档案馆时（似乎冷战史学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攀比，其研究合法性越来越与研究者懂得的语言和访问过的档案馆的数量相挂钩），是否会被浩如烟海的档案所淹没，并因此丧失了讲好一个故事的基本能力？
面对着满页诸如DAE, AECI, CEA等等缩写、枯燥的条约名称、以及眼花缭乱的组织机构关系时，我不禁想说，这部作品本可以是一个更加流畅和精彩的谍战故事的。作者简介：曹寅，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本文转载自“季风实验室”微信公众号2024年2月26日文章，原标题为《季风评论｜曹寅：全球冷战中的技术杂烩：印度核工程的起源》本期编辑：沈欣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