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 | 关云逸 穆祎璠《世界政治中的族群冲突》，王伟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一、作者简介王伟，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先后
在中央民族大学、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美国匹兹堡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中国民族理论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专业委员会理事，美国加州大学Element杂志（SCI一区）特邀编辑。主要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治、多民族国家建构理论与实践、世界民族问题、国际安全
二、目录 导论第一章 族群冲突的国内､国际多重博弈
一、政治的民族与文化的族群
二、族群冲突的内涵
三、族群冲突的多重博弈第二章国际权力转移与族群冲突的机制分析
一、族群权力､国家权力与国际权力
二、国际权力转移理论
三、国际权力转移与族群冲突的内
在逻辑
四、小结第三章大国竞争与族群冲突
一、大国经济竞争与族群冲突:
库尔德人与伊拉克的冲突
二、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与族群冲突:
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
三、大国意识形态竞争与族群冲突:
安哥拉族群冲突
四、小结第四章大国权力兴衰与族群冲突
一、冷战后十年的族群冲突(1989—1998年)
二、大国衰落与纳卡族群冲突
三、大国权力兴衰与族群冲突:
乌克兰危机(2014年至今)
四、小结第五章 国际秩序转型与欧美种族(族群)冲突
一、国际种族秩序与白人极端主义
二、国际种族秩序危机与白人极端主义
三、结语第六章结论
一、将族群冲突带入国际关系分析是紧要的
二、多层联动:
族群冲突的多重博弈
三、催化剂:
国际权力转移与族群冲突参考文献
三、试读绪论地理是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是国家金字塔式权力得以确立的相对稳定的基础，也是人类自身历史的背景图，与经济、军事实力的分布一样成为国家行为的主要制约和推动因素。围绕着地理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在19世纪末形成了地理政治学。它在学界有着地缘政治学和地理政治学之分，前者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成为德国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让汉斯·摩根索等人嗤之以鼻，成为一种“臭名昭著”学说。后者认为地理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于国家间政治与关系。作为一种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理论，地理政治学有有机国家论（Organic State Theory）和地理战略论（Geostrategy）。
前者为拉采尔所倡导，主张将国家视为受制于领土性质以及空间区位影响的空间有机体，能否适应客观的地理环境成为国家成功与否的关键，并认为国家通过对外扩张来实现流量的增长是天经地义之事，充满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后者主要以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为代表。马汉认为“对于海洋的控制尤其是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对于大国的地位意义非凡”。随着铁路、内燃机等技术的发明，在20世纪初，陆权占据了统治地位。与马汉海权论不同，麦金德认为从东欧平原到西伯利亚平原的广阔地域是国际政治的中枢地区，并提出了“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
谁统治了大陆心脏，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的论断。后来这一论断得到麦金尔德自身的修订，他在二战后认为只要英国、美国、和法国联合起来，就足以抗衡苏联制约德国。这种中心学说进一步得到斯皮克曼等的修正，他们认为处于欧亚大陆的周围的边缘地区建立起新的工业体系和交通中心，那么在这些边远地区便会比大陆中心更加重要。随着飞机等航空航天工具的出现，制空权又成为地理政治的一种新视野。地理政治围绕着地理与政治关系的理论，以空间有机体、生存空间、海权、陆权、制空权等论述，对20世纪多民族、国家思维模式的形成和历史记忆的重塑产生了重要持久的影响，影响着国家间的关系，同时也影响族群关系。
正如卡普兰在《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中所述“如果当时借鉴了地理、种族和宗派的因素，我们可能会遇见到冷战结束后巴尔干的动乱”。一些处于重要地理位置的多民族国家成为大国在世界这一有限空间范围内争夺的对象，加之国内族群复杂的关系，往往便会擦出族群冲突的火花，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便是。（一）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斯里兰卡位于印度东南沿海不远的印度洋中，人口约1800万，是一个多族群结构的岛国。其中僧伽罗人（Sinhalese）占总人口的74%，多为信仰佛教，操僧伽罗语，并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原则控制着斯里兰卡的选举政治。
其余的三个族群说泰米尔语，斯里兰卡泰米尔人（Sri Lanka Tamils）占12.7%，信仰印度教（Hindu），多居住在斯里兰卡的北部和东部岛屿；印度泰米尔人（Indian Tamils）占总人口的5.5%，主要居住在努瓦拉·埃利亚产茶区，信仰印度教，但他们与斯里兰卡泰米尔人不同的是，他们是19世纪的英国人从印度带来种植茶叶的泰米尔人；最后是摩尔人（Moors），占总人口的7.1%，尽管他们说泰米尔语，但他们认为与泰米尔人不同，也没有参与族群冲突。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首先与国内的两种族裔民族主义有关：僧伽罗民族主义和泰米尔民族主义。
在1948年之前，英国殖民者通过将斯里兰卡的精英欧洲化，即说英语、信基督教，且将其孩子送往伦敦接受教育等，成功抑制了斯里兰卡的民族主义。僧伽罗人的民族主义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这时僧伽罗人的佛教徒开始有了僧伽罗人的认同，开始以僧伽罗人的意识来重新阐释佛教的历史。后来他们通过成立于1950年的斯里兰卡自由党（Sri Lanka Freedom Party）来提升僧伽罗语在全国范围内的应用以及控制全国的教育资源。
1956年自由党主席所罗门·韦斯特·里奇韦·迪亚斯·班德拉奈克（Solomon West Ridgeway Dias Bandaranaike）当选为总理后，僧伽罗人的愿望得以实现，突出的表现是多数的僧伽罗政治人员开始穿传统的僧伽罗服装、说僧伽罗语、改信佛教，并得到广大僧伽罗农民的支持。班德拉奈克去世后，僧伽罗人的民族主义开始寻求符号意义，其中有对国家北部和东部一些岛屿的重新殖民化（recolonization），以图重新塑造阿奴拉达普勒（Anuradhapura）和波隆纳鲁沃（Polonuaruwa）时期僧伽罗灌溉文化的辉煌，但这些地区并不是僧伽罗人居住区，而是泰米尔人的传统居住地。
正因为此，僧伽罗人这种民族主义运动被视为对泰米尔人的侵入，泰米尔人的民族主义也因此萌发。随着20世纪70年代暴力事件在泰米尔人乡村的频繁出现，泰米尔人的民族主义也随之兴起。在这之前泰米尔人的民族认同较低。首先，居住在北部、东部岛屿的泰米尔农民与外界的联系仅限于与基督教徒建立在海边的教会学校。其次，泰米尔人的地理分布也限制着泰米尔认同的形成，斯里兰卡泰米尔人被分为东部和北部两部分，两者缺乏接触。再次，斯里兰卡泰米尔人整体上受教育水平低，只有生活在贾夫纳半岛上的泰米尔人受教育水平高，这也是得益于英国殖民者对它们的青睐。
20世纪70年代泰米尔反叛组织的出现，加速了泰米尔民族主义的兴起。对于泰米尔人的反叛，僧伽罗人利用政府和军队优势极尽镇压之能事，继续维护僧伽罗人在社会、政治、经济上的优势。（二）族群冲突的阶段和国际势力介入异随着冲突的不断加深，各种国际势力开始介入，由最初的民族主义斗争，演化为一种国际势力较量的角斗场。以重大事件为节点，可将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72-1983年为组织建立阶段。这一时期冲突属于低烈度的族群冲突，也无外界力量介入，可定性为由泰米尔人的害怕以及泰米尔人认同与僧伽罗人认同之间的张力而引发的国家内部的族群冲突。
泰米尔武装组织为更大的冲突准备着。泰米尔社会组织（Tamil Community）、印度泰米尔人以及其他一些组织为泰米尔游击组织提供训练。同时泰米尔游击组织的领导人去黎巴嫩等中东国家接受训练，并与当地的游击组织取得联系，并从事一些毒品贸易。斯里兰卡政府的对外接触也仅限于让美国、英国来培训的军官。这时的印度虽然支持泰米尔人的斗争，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也担心它们会与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一起宣布独立，害怕引火上身，沦为城门失火中池鱼。
因此印度通过第三方组织的形式来给予泰米尔游击组织以帮助，将阿富汗游击组织的武器直接给予泰米尔游击组织，但首先给予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Tamil Eelam Liberation Organization,TELO），之后又给予其他游击组织，这让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很是不满。第二阶段，1983-1987年为全面开火阶段。外部力量开始介入双方的冲突。泰米尔武装通过三种途径来寻求外界的支持：一是通过在美国、英国的泰米尔海外人士筹集资金；二是向欧洲和美国出售毒品；三是与印度泰米尔人（Tamil Nadu）建立联系，同时通过对外宣传自身所受的歧视、迫害以寻求印度的同情。
印度基于保护泰米尔人、维护斯里兰卡内部稳定、防止国际势力介入、维护其在南亚霸权地位的考虑，开始为泰米尔游击组织提供训练，并协助流亡海外的泰米尔人为泰米尔武装组织筹集资金、药品和武器。由于害怕印度的干预，斯里兰卡政府开始向美国、英国、以色列的支持。美国总统里根派特使维农·瓦尔特（Vernon Walters）帮助斯里兰卡政府处理暴乱，瓦尔特帮助斯里兰卡政府与以色列的基尼-米尼服务公司（Keeney-Meeney Services）建立关系。尽管他们没有直接派军，却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和训练军官等服务。
美国的介入让印度更加重视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印度害怕美国插手南亚事务，危及其在南亚地区的霸权地位。同时害怕印度害怕美国利用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借机在亭可马里（Trincomalee）港建立军事基地。以色列之所以介入，是因为泰米尔武装组织、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密切，损害了它在中东的利益。该阶段的族群冲突虽然仍旧受到泰米尔的不满和族群认同的驱使，但显然已成为英国、美国、以色列和印度利益的争夺场。第三阶段，1987-1990年为印度全面介入阶段。该时期，印度军队应斯里兰政府的请求，陈兵于斯里兰卡的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打击泰米尔猛虎组织（LTTE）。
1987年印度和斯里兰卡签订了印度-斯里兰卡和平协议（Indo-Sri Lankan Peace Accord），该协议彻底改变了斯里兰卡族群冲突的局面。此时泰米尔人的普通百姓的处境越发困难，印度空投的物质也是杯水车薪，而国际人道主义势力也多导向LTTE，美国、英国也苦于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i）纠缠。印度政府以保护泰米尔普通百姓之名于1987年3月将约3000人的军队派往斯里兰卡，称之为印度维和部队（Indian Peacekeeping Force）。该部队代替斯里兰卡政府在泰米尔地区的武装，同时要求泰米尔猛虎组织在72小时内解除武装。
但这一行动很快遭到LTTE的反对，1987年10月10日印度维和部队采取了帕万行动（Operation Pawan），在牺牲了600多人的代价下，维和部队占据了贾夫纳（Jaffina），泰米尔猛虎组织也退往乡村地区，继续与维和部队抗衡。然而形势很快发生了改变，1988年普马达撒（Ranasinghe Premadasa）当选斯里兰卡总统，一上台他便反对和平协议，并要求印度军队于1989年7月31号前撤离斯里兰卡，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拒绝撤军。不久，迫于国内压力，英迪拉·甘地开始逐步撤军。
1989年12月2日维·普·辛格（V.P.Singh）当选印度总理后，认为印度维和部队是一个错误决定，给双方带来了损失，同意于1990年撤军。第四阶段，1990-1994年为后印度干预时期。在1990年早期，印度开始撤军，冲突也随之停止。但同年6月，冲突又起。印度的干预被双方视为中间力量而存在，而印度撤军之后，双方更加依赖于外部力量，谁有能力购买到武器成为决定冲突胜负的关键。此外，国际舆论开始成为解决冲突的新因素，而国内的民族主义也变得不那么重要。第五阶段，1994-1999年为钱德里卡统治时期的军事胜利阶段。
钱德里卡·班达拉奈克·库马拉通加（Chandrika Bandaranaika Kumaratunga）于1994年当选总统后，开始展开积极的外交，建立强大的政府武装，给予泰米尔猛虎组织沉重打击。泰米尔猛虎组织被驱赶至北部、东部的丛林地区，与政府开展游击战。这一时期的大的武装冲突并不多，而更多的是外交战，政府尽一切努力切断泰米尔猛虎组织的物资援助。这时的民族主义因素又开始彰显，但有时国际因素又会决定冲突成败。第六阶段，2000-2001年为钱德里卡统治时期的军事受挫到和谈阶段。1999年早期政府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将泰米尔猛虎组织限制在贾夫纳半岛、基利诺奇（Kilinochchi）地区和瓦尼（Vanni） 丛林地区的几个大的城镇中。
政府军在已占领的地区变得更富于攻击性，一鼓作气占领了马纳尔湾海滨公路（Mannar coastal road）和其他一些战略要地。1999下半年，泰米尔猛虎组织开始疯狂反扑，重新占领了贾夫纳半岛的中心地，2000年4月泰米尔猛虎组织攻占了埃勒芬特帕斯（Elephant Pass）的军事据点，该剧点是通往贾夫纳半岛的桥头堡。政府军的溃败招致以色列、美国和英国等外部势力对斯里兰卡政府的军事支持。外部势力的介入瞬间改变了冲突的局面，双方于2002年2月签订了停火协议。（三）斯里兰卡的地缘战略位置斯里兰卡是西方通往南亚和东南亚的重要海上航道，是茶、橡胶等产品的重要出口国。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斯里兰卡与西欧国家、美国的持续关系，让它可以突出自身的地位和延伸利益。在1948年之前斯里兰卡的主要贸易国是英国，与美国仅有极少的贸易往来。独立之后，美国便替代英国成为其主要贸易国，并在杜鲁门政府时期，与美国签订了合作协议（mutual cooperation agreement）。诞生于冷战时期的此协议，并不是偶然的。隐藏在美国进入斯里兰卡国内市场和后者共享美国经济发展成果的下面，实际上是参战于朝鲜战争的美国海军可在斯里兰卡的海港休整，斯里兰卡自然成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
但这好处并未延及英国，1956年斯里兰卡左派当权后，宣布驱除英国在斯里兰的海军基地。但与美国的合作协议并未收到影响，两国间的贸易在1956-1961年间也在逐步加强。1961年，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将西方的炼油公司国有化，其中包括2家美国公司和1家英国公司，并从苏联、罗马尼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进口石油。对此，美国以切断对斯里兰卡的一切援助为威胁，要求斯里兰卡对其公司以赔偿。而斯里兰卡也宣布禁止美国第七舰队进入斯里兰卡海域，两国关系极度下滑。在1964年两国搁置争议，继续加大贸易往来，两国关系又得以恢复正常。
1965年统一国民党（United National Party，UNP）掌权，斯里兰卡与美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尽管两国在越南战争、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的看法不一。1970年斯里兰卡左翼政府塞纳纳亚克（Senanayake）上台，对斯里兰卡外交政策做了重大调整，如承认民主德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同时终止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但同时宣称并不反对美国。在1970—1977年，斯里兰卡与美国又签订了一些双边贸易协议。1983年泰米尔猛虎组织与政府间的族群冲突全面开始，此时的美国仍然保持与斯里兰卡的贸易往来，并力促和平解决冲突。
到1984年时，美国政府认为斯里兰卡政府开始转向专制，并指责它们的一些违反人权的行为，并希望斯里兰卡政府转向民主、自由、开明的政府。但在1980-1990年，真正主导斯里兰卡危机的大国是南亚的区域大国印度，期间美国还促成了斯里兰卡与以色列的军火贸易。1997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将泰米尔猛虎组织视为恐怖组织，2001年“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更是视泰米尔猛虎组织为恐怖组织，向斯里兰卡政府提供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据统计2002年的资助金额约为840万美元。2006年美国又进一步加大了对斯里兰卡的军事资助。
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要求斯里兰卡政府终止进攻性军事行为 ，希望猛虎组织将武器交于第三方组织，并与政府展开对话。2009年3月1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和英国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呼吁政治解决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并给予泰米尔人和其他少数族群在政治上的权力。但由于各种原因，这种期望并未实现。由于斯里兰卡特殊的海上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与西方大国保持的良好经贸关系，美国和英国干预斯里兰卡政府较少，而苏联鉴于斯里兰卡与美国间的良好而又稳定的关系也很少插手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
然而在南亚还有一区域性大国——印度则没有袖手旁观，以武力直接介入了此次冲突。同时诸如国际红十字会（Red Cross）、英国乐施会（British Oxfam）、挪威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 Fund，Norwegian）、亚洲发展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及（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等国际组织也介入进来，他们一方面游说国际势力，另一方面将泰米尔人在冲突中的遭遇公布于国际社会，给斯里兰卡政府以舆论压力，为和平解决冲突而努力。
分析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可知：由于海上航道和海港的重要性，斯里兰卡成为一个地缘战略要地，招致英国和美国的青睐。而印度这一区域性大国又秉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观点，这便让斯里兰卡国内的族群冲突国际化；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再给国内带来混乱的同时，也搅动着国际社会的不安，如以色列的介入很大程度上是打击泰米尔游击武装与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间的联系，泰米尔武装组织对外输出毒品、与阿富汗武装组织的沆瀣一气等均给国际社会带来一定的危害；斯里兰卡族群冲突始于僧伽罗人对于泰米尔人合理诉求的漠视，这种族群的不满和害怕最终酿成了族群冲突，但由于斯里兰卡政府的能力较弱，冲突双方开始向外求援，国家势力又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两者一拍即合，让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国际化、复杂化。
这一过程也说明了族群冲突由内而发的多重博弈的第一种模式。以上摘自《世界政治中的族群冲突》第3章第2节▼ 粉丝赠书活动 为回馈广大读者朋友长期以来对“南亚研究通讯”的喜欢与支持，我们将抽取5位幸运读者分别赠书一本，具体信息如下：1.参与方式：请点击本文下方的“写留言”处进行留言。2.抽取方式：本文发出后24小时内留言的前5位读者朋友将获得赠书。3.领奖方式：我们将主动联系您！请收到信息的读者朋友在24小时内回复“姓名+电话+地址”，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安排快递寄送。过时未回视为自动放弃，所以请一定尽快回复哦^_^欢迎各位读者朋友踊跃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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