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冯立冰 连昌惠整理 | 王晶编辑 | 孔凌霄 穆祎璠 内容摘要 在中国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美日印澳借“印太”框架制衡中国的大背景下，南亚地区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受到中印关系调整及小国战略对冲等因素的影响和挑战。本文以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的战略对冲为案例，分析三国面对中印竞争的心态以及进行战略对冲过程中的差异性选择。本文认为，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是影响小国战略对冲的主要自变量，而地区结构、大国竞争的性质和强度、小国相对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小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
在双向对冲的语境下，小国战略对冲的策略组合主要有四种，分别为双向合作、双向制衡、偏向型合作与偏向型制衡。由于南亚小国对中印两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不同，陆锁国尼泊尔倾向于“偏向型合作或制衡”，海岛国家斯里兰卡经历了从“偏向型制衡”到“双向合作”的转变，未来有进行“双向制衡”的趋势，陆海复合型的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奉行较为稳定的“双向合作”策略。对此，中国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明晰南亚政策选择，在协调中印巴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南亚小国的多领域合作，并超越美印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的冲突与竞争逻辑，通过消极安全配置谋求积极经济利益, 推动与南亚国家的制度化合作进程。
南亚研究小组特此转载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关键词：小国外交 战略对冲 南亚地区 中印关系 尼泊尔 斯里兰卡 孟加拉国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与南亚有着悠久的文明交往，但近现代以来两地关系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加之南亚地区极度不平衡的地缘政治结构，使得中国与南亚的交往面临挑战。2013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南亚地区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其身处东南亚、西亚的连接地带，是中国周边外交整体布局的关键环节。随着中国在南亚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学界普遍认为中印在南亚乃至“印太”地区将面临更加广泛而深刻的战略竞争。印度人民党自2014年上台执政以来，通过“邻国优先”政策加强与邻国合作，并将南亚政策与“印太”构想、“亚非增长走廊”“萨迦战略”等挂钩，不断强化与美日等域外大国在“印太”框架下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打造“地区安全共同体”，阻止中国将在周边地区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更深层次的地缘战略优势。
近日，美国抛出“印太经济框架”，试图在关键领域取代中国，重建地区经济主导地位，印度是首批13个参与方之一。南亚地区正承载着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体系变动压力，除了传统的印巴紧张关系，小国心态变化及其在大国之间的战略对冲也可能给地区局势增添不确定性。学界关于南亚地缘格局变动及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的思考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第一，基于南亚地区秩序和地缘格局的总体观察。印度凭借其 地理、历史、文化和综合实力的优势，长期主导南亚地区事务。近年来, 印度的邻国外交更为积极，但并未引发世界主要大国和周边大国制衡，获得了在南亚次大陆的“独大”地位。这导致南亚地区格局呈现明显的不对称 与失衡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印巴争斗及印度与南亚小国之间的控制与反控 制斗争。随着大国在南亚战略竞争的加剧，南亚地区重现“集团对抗”苗 头，印度外交战略更具主动性和冒险性，试图利用国际格局变动的契机壮大自身力量，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可能进一步机制化和实体化，推动地区秩序调整。
第二，关于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观察与思考。学者认为南亚地区存在多层次的安全困境，包括民族宗教、国家政治、国家间关系、南盟层次、次地区大国层次（印巴关系）等，导致南亚地区安全对话成效不足，地区经济整合遭到限制，美印的“借势”更增加了地区安全环境的复杂性。与此同时，中印的共同崛起带来彼此认知不对等、战略意图不确定等问题，两国为增强自身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增加了对方的不安全感，造成中印之间的安全困境，南亚小国则“借势”中国对冲印度，谋求“动态平衡”，使得南亚安全秩序的动荡性进一步加剧。
第三，关于“一带一路”在南亚地区实施及南亚区域合作的思考。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持怀疑态度，提出平行政策来制衡中国，积极构建将中国和巴基斯坦排除在外的地区互联互通网络。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在南亚其他国家稳步推进,经由南亚次大陆的陆上联通和经由印度洋的海上联通，可能会改变印度在南亚一家独大的地缘政治特征。南亚地区结构的不平衡造成了地区的安全困境和安全焦虑，而中国在南亚的经贸合作与互联互通直接影响了南亚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导致中印在南亚地区的竞争在所难免。基于南亚地区结构特性，什么样的南亚地区政策更符合中国的利益？
对此学界观点纷呈，一种观点认为，南亚地区是中国崛起的次要战略方向，印度是中国在这一方向的主要挑战，中国不可采取战略冒进，应避免两线作战的风险,以维持整体态势稳定。另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应积极争取印度，印度的参与将有助于“一带一路”在南亚方向的推进，并且印度是一个“务实”的国家，不会拒绝中印合作带来的经济利益。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核心利益未遭重大挑衅之前不应主动挑起干戈，但也不能自动排除在地区“近身”博弈的机会，应通过灵活的外交政策拓展外交空间。在印度不断强化对华竞争、拉拢域外大国并争取南亚小国共同制衡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如何才能保证南亚地区的战略稳定并争取外交利益？
这涉及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中印之间保持怎样的竞合关系更符合中国的利益，二是南亚小国在中印之间的战略对冲给中国的南亚政策带来怎样的挑战。回答这两个问题需基于对中印竞争背景下南亚小国对冲策略的系统分析之上。然而，当前学界对于南亚小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存在认识碎片化的问题，虽有针对南亚个别小国的专题研究,但缺乏全局性的分析。此外，南亚地区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与东亚、东南亚小国的战略对冲有着显著不同，目前关于小国外交的理论框架难以直接运用于对南亚小国的分析上。因此,本文将考察南亚小国在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上的变化，分析它们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的战略对冲策略，进而思考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选择。
二、威胁认知与经济预期：影响小国外交的关键变量 （一）影响小国外交的主要自变量国际关系研究存
在较为明显的“大国偏好”，小国通常被视为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承受者而非塑造者，当全球和地区结构变动时，大国间竞争会给小国造成直接的体系压力。小国具有脆弱性、依赖性、边缘性等特征，保障自身的生存与安全是其第一要务，当小国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获得安全时，会寻求其他国家或国际制度的帮助，借助谨慎灵活的外交政策，在大国之间寻求战略空间。大国对中小国家的政策、大国实力排序的变化以及大国互动模式对地区秩序的塑造，会直接影响中小国家的利益诉求，改变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大国竞争可能给小国带来战略红利，也可能挤压小国的战略空间。
具备一定经济和安全实力、战略价值与内部凝聚力的次级中等国家或一般中等国家，能够在大国之间采取“平衡外交”政策甚至挑战大国，但对于绝对意义上的小国或纯粹的小弱国而言，它们通常不会选择单
一、绝对的方式来应对安全压力，而是会选择一系列中间措施来对冲风险。从小国追求生存和安全利益的考量来看，威胁认知是影响小国外交政策选择的首要变量。威胁认知是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产生的威胁程度的认知。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在对另一个国家威胁认知高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追随、制衡或捆绑的战略，而当威胁认知较低时，可能会选择战略对冲。但也有学者注意到，在高威胁认知下，很多国家会选择战略对冲。王栋认为，威胁认知越高、相对能力越高的国家，对冲强度越高，其对冲战略形态中制衡等竞争性元素的比例也越高，越倾向于采取强制性的“硬对冲”，代表国家是安倍第二任期的日本、印度和越南；
威胁认知和相对能力越低，对冲形态也越趋于温和，越倾向于选择接触等合作性战略工具，进行温和的“软对冲”，代表国家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对于本文所研究的国土面积小、经济和安全实力也较弱的“小弱国”而言，在应对地区秩序变动带来的安全压力时，会根据自身需求而表现出不同于上文所述的对冲策略。小国在追求安全利益的同时，会综合判断局势，寻求外交自主性和经济利益。当引入经济预期变量时，可以更好地说明小国如何选择外交策略。经济预期是指一个国家对与另一个国家经济合作和经贸往来关系的判断以及获得经济利益的预期。
积极的经济预期意味着从双边经贸合作中获得更多公共 产品和发展机遇，消极的经济预期则意味着较少的发展机会，甚至受到发展限制、蒙受经济损失。陈宗岩和杨昊以柬埔寨、越南和新加坡对冲中国的战略选择为例，指出越南对中国有着高威胁认知和消极经济预期，选择制衡中国；柬埔寨对中国有着低威胁认知和积极经济预期，会追随中国；新加坡对中国有高威胁认知和积极经济预期，故而采取比较稳定的对冲政策。然而，仅单独分析小国对某一大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还不够，而是需要综合判断域内外多个大国的影响。
（二）影响小国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的因素小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通常由三方面因素决定，一是小国所处地区结构所形成的根本性影响，二是在双向对冲的情境下两个目标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三是小国的相对能力，即与对冲目标国相比在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等方面的差距。
第一，地区结构从总体上决定了小国对他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地区意味着邻近国家构成的相互依存的政治经济体系，是地区国家之间由于地理的接近和历史的长期互动而形成的地缘空间上的交互与思维理念上的共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域内小国经常受到域内大国的政治干预和影响。按地区国家互动紧密程度和权力分配状况，可将地区体系结构分为两类。一是权力分散的水平关系结构，不存在明确的地区结构中心，域内所有国家存在较高程度的集体互动。在无明确中心主导国的地区，域内国家或地区行为体间实力差距不大，地缘空间联系相对紧密，在没有域外国家介入的情况下，域内小国互相具有敌意、安全感极低，小国很难融洽相处，冲突是小国互动的主要形式。
域外大国的介入可能改变小国的互动方式，使其一致对外，从“零和”走向合作共赢，最典型的案例是东盟。二是权力集中的垂直关系结构，可以是单中心或双中心型地区结构，呈现高级化主导型互动特征。在垂直关系结构中，地区主导国拥有较多干预和影响小国的空间和能力，小国之间缺乏地区一体化合作，地区关系表现为主导国和小国的互动，小国之间互动不足、较难发挥“集体”和“数量”优势，难以通过地区组织和集体制度来束缚地区主导国。地区体系内的小国完全或部分服从域内主导国的权威，当主导国拥有权威或能为本地区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时，小国会赋予主导国地区统治的合法性，并采取跟随、服从的战略选择。
第二，大国竞争关系影响小国对他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从竞争性质来看，大国之间如选择包容型竞争，如其目标为追求自身利益，竞争手段主要是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经济利益来拉拢小国、扩大影响力，这将给小国带来更多的经济预期和“搭便车”机会。与之相对的是损人型或互损互毁型竞争，其首要目标是遏制或制衡对手，竞争手段包含更多的政治施压和安全竞赛。在这种竞争模式下，大国会做出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不惜牺牲经济利益以达成战略目标，则小国获得的“竞争红利”较少。从竞争强度来看，在竞争强度较低的情况下，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竞争，给小国带来的安全威胁均较为有限，但当竞争强度上升、两国剑拔弩张时，小国很容易感到“选边站队”的安全压力（见表1）表1。图源：外交评论
第三，小国与地区大国之间的能力差距，决定了小国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的差异性。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对外需求的规模越大、替代性越小，其政策调整的余地越小、脆弱性越高、所付出的代价越大。一般而言，陆锁国受其地理位置影响，存在外交政策选项少、国家力量薄弱与谈判能力弱等原生劣势，外交政策受制于其过境国的政策。海岛国家则存在生存发展空间狭小，以及因四面环海而难以规避侵略和打击所带来的天然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但同时，岛国具有“小岛国、大海洋”的外交优势，其开放的地理环境具有多向度调节的空间，带来多元开放的可能性。
陆海复合型国家具有陆海兼备的特点，在安全上有着双重易受伤害性，可能导致在陆海平衡中分化国家战略资源，因而必须同时注意陆上和海上的安全防卫，处理好海权和陆权的统筹协调。相比陆锁国和海岛国，陆海复合型国家拥有更多元的战略资源 和更广阔的战略空间，一般会在陆地方向确保稳定之后向海洋方向拓展。总体而言，陆锁国通常对地区主导国及其过境国有较高威胁认知和经济依赖, 陆海复合型国家对地区大国的威胁认知相对较小，海岛国家对地区大国的威胁认知可能存在变化，既有脆弱性的一面，也具有可调节性。（三）小国双向对冲的策略选择小国在应对体系变动的压力时，绝大多数情况下会采取中间策略进行战略对冲，通过合作、竞争和敌对等多种元素融合的权变策略来消解风险。
刘丰和陈志瑞从合作性和对抗性两个维度，对中国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进行了分类，在对抗性方面由弱及强依次为疏远、约束、防范、制衡，在合作方面由弱到强依次是疏远、接触、绥靖、追随。对冲在合作程度上大于接触、小于绥靖，在对抗程度上大于约束、小于防范。吴翠玲将东南亚国家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对冲手段归为三类，一是间接制衡或软制衡, 即说服一个大国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平衡，二是复合型接触，即通过政治、经济和战略层面的接触，说服和引导大国按照国际组织的制度和规范行动，避免大国对地区事务的进攻性主导，三是束缚，即用地区制度来约束地区大国的行为。
在双向对冲的语境下，小国对两个竞争大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会有十六种可能，其对冲策略组合大体可以概括为四类。第一类是双向合作或接 触，即保持与两个大国的合作关系，第二类是双向制衡或牵制，即利用两个大国的竞争关系使其相互牵制，第三类是偏向型合作，即重点发展与一个国家的合作来平衡另一个国家的影响力，第四类是偏向型制衡，即拉拢一个国家或域外国家来牵制和束缚某一地区强国（见表2）表2。图源：外交评论
三、南亚小国的威胁认知与经济预期 （一）南亚小国对印度的威胁认知与经济预期南亚地区具有典型的权力集中的垂直关系结构，地区结构从总体上决定了地区主导国印度与地区小国之间的不对称依赖关系。印度在地理位置、国土面积、综合国力、文化纽带等方面都是毋庸置疑的地区大国，对南亚其他 国家有着支配和控制的愿望和能力。南亚地区由于缺少世界大国的干预，长期处于印度一家独大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下。在这样的单极地区结构下，主导国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其提供国际公益的动机也会随之下降。印度惯于通过强化政治控制的方式来维持与南亚小国的关系，南亚小国对印度的“后院外交”多有不满，但鉴于力量对比悬殊，加之小国之间缺少合作的基础和机制，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挑战和改变单极垂直的地区结构。
印度从整体上带给南亚小国较强的威胁认知，但各小国对印度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存在差异性。尼泊尔是喜马拉雅山地“陆锁国”，北部高山耸立，东西南三面受印度环绕，在关键战略资源上对印存在单向度的强依赖关系，地缘安全脆弱性极大。印度从独立初期便寻求建立喜马拉雅山麓的“安全共同体”，将不丹纳作“保护国”、吞并锡金，导致尼泊尔对印度形成强大的威胁认知。与此同时，尼泊尔对印有着积极的经济预期，据统计，印度是尼泊尔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03-2017年间，尼泊尔对印出口额占尼泊尔出口总额的52.37%-69.05%，对印进口额占尼进口总额的53%-65.51%，中国是尼泊尔的第二大进口国，但同期占比仅有8.38%—14.05%。
尼泊尔自谑为“夹在中印两块巨石之间的山药”，但正是中国的影响，给了尼泊尔在中印之间实施战略对冲、拓展自身生存空间的机遇和砝码。斯里兰卡对印威胁认知存在较大变化。斯里兰卡是海岛国家，有着较为明显的安全隐患，但由于其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汇的战略要冲，能够利用面向海洋的地缘优势开展多边外交，借助域外大国的力量平衡印度的影响和控制。独立之初，斯里兰卡没有陆海空军，防卫能力几乎为零，而此时印度试图将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纳入其实现海洋安全的势力范围，因而斯里兰卡对印有着强烈的威胁认知。在斯里兰卡内战期间，印度对斯民族问题的强势干预更进一步强化了斯对印威胁认知。
直到斯内战结束，适逢印度在“古杰拉尔主义”原则下改善与邻国关系，加强与邻国的经济合作，斯里兰卡也需要印度的经济支持来进行战后重建，其对印度的威胁认知开始减弱、经济预期显著上升。与其他南亚小国类似，孟加拉国与印度之间也存在非对称依赖关系。印孟之间存在边界争端、非法移民、贸易赤字等诸多矛盾分歧，孟加拉国国内长期存在“反印”情绪。相比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在地理、资源、过境通道等方面具备开展多元外交的有利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牵制印度。孟加拉国占据着通往孟加拉湾的出海口,与东南亚临近，是两洋交汇、大陆交汇的“十字路口”，孟加拉湾蕴藏着丰富的油气、渔业、矿产、 海洋资源，使其成为印度“东向行动”的门户。
孟加拉国还紧邻印度东北部，是印度东北部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和影响印度东北部的过境运输。与此同时，印孟之间有着较强的经济纽带, 尤其是2010年以来印孟经贸往来密切，从而使孟加拉国对印度保持着总体上的弱威胁认知与积极经济预期。（二）南亚小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与经济预期21世纪以来，中国同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和互联互通不断加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显著上升。2009年，中国对南亚小国的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印度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南亚小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之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得到南亚小国的积极响应。
中国对孟、 斯、尼的直接投资额已经远远超过印度在当地的投入（见表3）中国在贸易、投资、基建方面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使南亚小国对中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预期。表3。图源：外交评论与此同时，南亚小国对华威胁认知较低。一方面，中国与南亚小国之间没有明显的安全分歧，这些小国在与中国合作时不需要通过牺牲安全利益来换取物质利益。在中印、印巴局势总体可控的情况下，中国在南亚影响力的提升并不会引发剧烈的军事冲突和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强调经贸合作与互联互通，较少突出安全和军事合作，不仅为南亚小国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公共产品，也使得小国得以在中印之间保持合适的安全距离，这超出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对小国脆弱性的预期。
然而，近期中印关系正经历调整，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印边界问题的持续影响，印度在边界问题上采取冒险主义政策，造成中印边境的对峙和摩擦，给中印关系带来不利影响。二是印度强调中印竞争关系，反复强调中印贸易不平衡造成不利影响，提出“对华脱钩”，对中国投资项目实施双重标准，抵制中国制造，并拉拢南亚小国支持其“自力更生”政策。三是印度将中国视为头号安全威胁，拉拢域外大国，加强在“印太”框架下的大国合作，构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准同盟”，并支持美国与南亚小国的安全与防务合作，以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局势的复杂性。
在上述三方面的影响下，中印竞争的强度逐渐升高，如果竞争性质一旦从包容型竞争转变为以制衡对手为主要目的的损人型竞争，小国对中印竞争的威胁认知都将上升，其可能获得的大国竞争红利也将大幅减少。（三）南亚小国的双向对冲策略选择南亚小国从总体上有着对华低威胁认知和积极经济预期，但它们对印度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有所不同，因此所采取的对冲策略也呈现差异性。尼泊尔最常采取“偏向型合作”的对冲策略组合，同时与中印两国发展经济关系，但侧重强调对华合作，以平衡印度对尼影响力，增加同印协商时的谈判砝码。
当印度对尼泊尔进行经济封锁时，尼泊尔对印认知转变为高威胁认知和消极经济预期，其在中印之间的对冲策略会从“偏向型合作”转变为“偏向型制衡”，可能采取“拉华抑印”政策，通过强化对华经济和军事合作来牵制印度。斯里兰卡的情况较为复杂。在内战期间，斯里兰卡对印有着强威胁认知和消极经济预期，尽可能多地争取外部力量支持来制衡印度。内战后，斯里兰卡对印认知转变为弱威胁认知、积极经济预期，转而在中印之间维持“双向合作”以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近期，斯里兰卡正更深刻地卷入世界大国的安全竞争之中，加之其国内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导致其对国家安全的焦虑上升，因此对冲策略中制衡的意味将会增多。
孟加拉国的综合实力强于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对中印有着相对较弱的威 胁认知和积极经济预期，倾向于在中印之间进行较为稳定的“双向合作”。但如果中印竞争关系的性质和强度发生变化，孟加拉国对中印的威胁认知将逐渐转强，可能会转向“双向制衡”的对冲策略。（见表4）表4。图源：外交评论
四、南亚小国战略对冲的实践 （一）尼泊尔：偏向型制衡与合作尼泊尔
在中印之间主要采取“偏向型合作”策略，在保持对印经济合作的同时，重视并强化中尼合作，以平衡印度的影响力。尼泊尔政治精英曾在是否追随印度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但最终选择了“多元化”的外交政策。尼泊尔提出要打造“桥梁经济体”和“过境经济体”，不做“巨石间的山药”，要做“中印间的桥梁”。一方面，尼印通过“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强化尼印经贸合作与互联互通, 实现“山地经济体”与“蓝色经济”的对接。另一方面，尼泊尔积极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自2015年以来，中尼先后签署了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中尼过境运输协议议定书》。
尼泊尔获得使用中国海港和内河航运进行第三国贸易的“过境通道”，这将有助于尼泊尔减少对印依赖，增强外交自主性。在危机时期，尼泊尔会更加重视强化对华经济与安全合作，以实现对印牵制。印度多次通过经济封锁等方式干涉尼泊尔内政外交，造成尼印关系紧张。20世纪60年代，尼泊尔发生政治危机，印度默许尼逃亡人员在印境内开展推翻马亨德拉政权的运动，中国则接受马亨德拉访问，中尼达成修建从加德满都到拉萨的跨境公路协议。尽管中尼公路的修建遭到印度阻挠，但尼泊尔坚持中尼公路符合尼泊尔的民族利益。1987年，尼印发生多次小规模摩擦，印警察部队以追缴极端分子为名多次越界，引起尼民众抗议。
尼政府通过从中国购买武器的形式对印进行反制，引起印度强烈不满，取消对尼66 种产品的贸易优惠，停止对尼供应食用油、食盐和石油产品，中止尼印贸易条约和过境条约。2015年尼泊尔颁布新宪法，其中未满足尼南部以印裔马迪西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单独建邦的要求，引发马迪西人大规模暴力抗议和印度长达5个月的非正式封锁，给尼泊尔造成极大创伤。奥利政府上台后强化同中国的防务合作，于2017年和2018年进行了中尼“萨迦玛塔友谊I”和“萨迦玛塔友谊II”的军事演习，同时放弃参与由印度主导的“环孟加拉 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下的军事演习。
尼泊尔“偏向型合作或制衡”的对冲策略正受到两方面挑战。一是国内政治局势变动的外溢效应。2018年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合并成立尼泊尔共产党，而后内部矛盾分歧不断，尼共党主席奥利与尼共执行主席普拉昌达之间的权力斗争引发尼共分裂，导致政府更迭、政局不稳。随着亲印的大会党主席德乌帕担任总理，尼国内反华暗流不断涌动。与此同时，印度对尼展示出越发强势的态度，继2019年“地图战”挑战尼泊尔领土完整之后，印度同尼泊尔在跨境水资源开发管理、开放边界管控等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
二是美印强化战略合作的不利影响。在美国的不断施压下，尼议会在2022年2月27日批准了美国“千禧年挑战公司”计划的实施，强化对印输电贸易和道路联通。该计划是美国“印太战略”的组成部分，涉及大量不平等条款，比如协议内容需印度同意才能实施、该协议优于尼泊尔当地法律等，是对尼泊尔主权独立的严重挑战。面对美国的战略捆绑和印度的强势干预，尼民众发起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尼政府高层也清醒地认识到，卷入大国战略竞争只会令尼从“两块巨石之间的山药”变成“三块巨石之间的山药”，多边经济合作更有利于尼泊尔的外交自主和国家利益。
美国欲借美尼建交75周年之际，推动美尼安全合作与交流, 引起尼泊尔政治派别之间的论战，6月20日尼泊尔内阁做出决定，不与美国推进在“国家伙伴计划”（SPP）框架下的军队安全合作。大国竞争的加剧给尼泊尔带来更大的战略压力，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可能使其外交政策面临较大变数。但从尼泊尔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美印越是强化对尼控制，尼泊尔从客观上就越需要通过强化对华合作来实现战略对冲，以拓展 生存空间，加强战略自主性，维护尼领土主权和安全。（二）斯里兰卡：制衡与合作之间的转变斯里兰卡在中印之间的对冲策略经历了“偏向型制衡”到“双向合作”的转变，并有可能向着“双向制衡”的趋势发展。
在斯里兰卡内战期间，印度在“英迪拉主义”影响下强化对邻国的控制，武力介入斯里兰卡民族冲突。斯里兰卡则积极寻求美、英、中和巴基斯坦的军事支持，对印进行“偏向型制衡”。内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名大肆批评斯里兰卡，与此同时，印度主动强化与周边小国的经济关系，并积极改善中印关系。在此背景下，斯里兰卡改变“亲西方”政策，同时加强与中印两国的经济合作，推动本国战后重建。一方面，印斯关系加强，双方虽在泰米尔人、渔民问题等议题上存在分歧与障碍，但印通过投资、援助等方式参与斯战后重建，与斯在铁路、港口、机场、住宅项目与能源领域展开合作，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科伦坡港口转运协定等。
另一方面，中斯关系发展迅速，高层互访、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拉近了中斯距离。斯里兰卡积极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斯双边贸易额以及中国对斯投资额均大幅增长，汉班托塔港、国际机场项目、发电厂、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等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斯里兰卡在中印之间所采取的“双向合作”策略与尼泊尔的“偏向型合作”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斯里兰卡在经济上同时强化与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而在安全领域则采取了与尼泊尔不同的政策。斯里兰卡不仅很少通过强化中斯安全合作来制衡与牵制印度，而且几乎保持了“印度优先”的原则。对斯里兰卡而言，中印地缘经济竞争为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公共产品，平衡外交有利于国家利益，而卷入大国的战略与安全竞争则可能威胁本国的安全。
以中斯汉班托塔港口建设为例，中斯港口援建协议的签订引发印度激烈抗议，最终斯里兰卡以印度和国内政治力量反对为由，强调汉港仅作民事用途，拒绝中国潜水艇停靠。斯里兰卡“双向合作”的平衡外交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影响。从国际层面来看，美印加强地区安全合作，导致斯里兰卡外交政策受到“两极思维”和“选边站队”的现实考验。美国从2016年以来不断强化对斯安全合作, 美国舰队频繁访斯、多次与斯进行联合军演。印度则一直高度重视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地缘重要性，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外交选择会对印度外部安全环 境产生直接影响。
2020年以来，印度先是重启停滞六年之久的印斯马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后将斯里兰卡列为防务合作的“一级优先”伙伴，并成立印斯马三方海上安全合作秘书处，加强海上安全情报共享。从斯里兰卡国内层面来说，2022年以来，斯里兰卡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引发广泛的社会危机和政局动荡，执政联盟内部发生分裂，反对党不断挑战拉贾帕克萨家族统治，5月9日马欣达总理辞职，统一国民党维克拉马辛哈出任总理。斯政局目前还处于变动之中，国内政治博弈可能给外交政策带来变数。在国内危机与地区局势变动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下，斯里兰卡对大国竞争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均大幅提升，其对冲策略中制衡的因素逐渐增多。
一是斯里兰卡寻求多方经济援助，为大国地缘经济竞争提供了契机。维克拉马辛哈表示，斯里兰卡危机需要印度、日本、中国三个“历史盟友”的援助。2022年以来，中国政府向斯里兰卡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未来也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提供支持，助力斯里兰卡经济复苏和民生改善。印度积极向斯提供食品、药品和其他生活物资援助，通过媒体大力宣传并不忘与中国做比较。美国也在积极作为，2022年3月美斯举行伙伴关系会议，讨论了强化双边防务合作、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增加对斯投资等议题。二是斯里兰卡危机激化大国地缘政治竞争。
此次经济危机暴露了斯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因国际贸易流通受阻，导致通货膨胀和外汇短缺。斯里兰卡多次向中国提出债务重组的要求，为美印大肆蛊惑“zhai务陷阱”提供了话题。美印还借机模糊斯经济危机的真实原因，将焦点转向针对中国的抹黑与抨击。三是斯国内压力集团意见分歧，增加了外交决策的变数。斯执政联盟内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围绕国内外政策问题展开论战和权力斗争，社会上不乏“亲印”的 声音，泰米尔民族联盟支持印度介入以缓解经济危机，但也有大量民众高度评价中国的援助。
国内压力集团对中印两国的态度及其权力博弈必将对斯里兰卡外交政策产生影响，但可以预见，无论是“亲印派”还是“亲华派”执政，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在中印之间寻求“平衡”的政策方向，反而会在大国的竞争和相互制衡中寻求自身安全利益的最大化，以“双向制衡”实现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双平衡”。（三）孟加拉国：“双向合作”的稳定对冲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印度“东向行动”和中国在南亚投资合作增多，孟加拉国的地缘优势不断凸显，使其能够在中印之间实现更为娴熟有效的“双向合作”，获取发展红利。孟加拉国一方面积极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加入印度发起的“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和“环印度洋联盟”。
总体上，中孟有着稳定的合作关系，孟加拉国欢迎中国的经济援助和投 资项目，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以及文化教育、智库、旅游等领域均有较多合作与互动。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孟加拉国，中孟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围绕共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信息通信、能源电力等领域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中国现已成为孟加拉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国，中国参与援建的帕德玛大桥、吉大港卡纳普利河底隧道等工程显著改善了孟加拉国国内交通设施落后的状况。不过，中国在孟加拉国拥有170亿美元的市场，而孟加拉国对华出口额只有7500万美元，贸易逆差问题突出， 因此孟加拉国希望中国提供更多税收优惠，以出口更多商品到中国。
在中孟关系升温的同时，印孟关系也在稳步发展。印孟围绕边界问题展开谈判并实现了162块飞地的交换，此外双方还围绕难民、边境叛乱、恒河水分享等问题进行沟通对话，缓和了两国的矛盾分歧。孟加拉国接受印度的经济援助，并与印签订经济合作备忘录，加强在经济、技术、民用核能等领域的全面合作。印孟在边境互联互通和水电开发方面也达成了合作协议，孟加拉国希望印孟有更多的跨境交通合作，印度则要求孟加拉国在印度东北部的联通问题上给予优待。2019年印度《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出台，引起孟加拉国强烈抗议，双边关系一时趋于紧张，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印孟在共同抗击疫情、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共同目标下重回合作。
2021年，莫迪对孟加拉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强调进一步加强和塑造双边关系，使之成为区域典范。孟加拉国还重视发展多元外交，与美日俄等世界大国均保持较为密切的经济往来。孟日经济互动频繁，日本是孟加拉国最大的双边援助国，在孟加拉国有科普帕拉天然气发电厂、吉大港凯坡泰水电站等投资项目。近年来日本还同印度加强在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与中国在孟加拉的基建投资项目形成竞争。此外，孟加拉国还重视参加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活动，借助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开展区域合作，通过多边外交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拓展战略空间。
孟加拉国前外长乔杜里指出，随着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松动和调整,以及中印在南亚地区竞争强度的增加，“平衡外交”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现外长莫门指出，孟加拉国将继续以多元化的经济外交为指导方针，重点关注和平与经济，着力推动国内投资和经贸发展。中印在大型铁路项目和深海港口投资项目上的竞争，给孟加拉国带来更多发展机会，有助于孟加拉国拓展战略空间。目前孟加拉国政治经济局势较为平稳，外交政策也有较为稳定的预期。未来孟加拉国不仅不会在中印之间“选边站队”，而且还会继续综合运用多种对冲策略，在中印之间争取利益最大化，同时通过多元外交消解大国竞争带来的地区压力。
五、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政策选择 （一）超越“两级”竞争模式，明确南亚地区政策随着美印
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强化地区安全合作，南亚国家“多极化”的外交政策和“多元”发展目标正面临“两极”思维的现实挑战。美印一方面兜售“印太战略”、鼓吹价值观外交、拉拢南亚小国，并通过话语主导和强势言论美化自身的地缘政治行为、占据道德制高点，将地缘政治实践中的不对等权力关系合理化。另一方面，则攻击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抹黑中国在周边国家的经贸与基建合作项目，试图消解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美印的“双重标准”和“非此即彼”的权力竞争模式，只会加剧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目前，中美均未形成明确的南亚地区政策。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金权”和“智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不仅需要资金和技术支撑，更需要观念和政策层面的探索。中国应超越美印以对抗和制衡为主题的地缘政治学说和竞争模式，探索一种互为中心、互为边疆的空间思维，创新中国特色地缘政治学说，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 构建与南亚国家的良性互动和共同繁荣。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政策目标并非争取地区主导权，但也不宜“自我设限”，更不可“自我边缘化”，而是应通过共同参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在与南亚小国交往的过程中，应重视印度的心理感受，在南亚地区合作中寻求印度的理解和支持，构建“中印+”合作，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中印相互包容的竞合关系、中印巴三边关系的平衡以及中国与南亚小国之间的紧密合作，有利于南亚地区结构的平衡，也符合中国周边外交乃至全球战略的总体布局。（二）维持“消极”安全配置，谋划积极经济利益结合战略对冲的策略选择，小国在对中国保持低威胁认知和积极经济预期的情况下，倾向于加强与中国合作，因此，通过“消极”安全配置降低小国的威胁认知，同时强化经济合作、保持小国积极的经济预期，是中国南亚地区政策的较优选项。所谓“消极”安全配置是相对于积极的军事介入而言的，是指以追求地区稳定为目标，基于不干涉原则等国际关系准则，构建多边主义的安全合作机制，形成一种规范的集体安全治理模式。
可以预见，南亚地区发生大规模战争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局部小规模族群冲突、地方分裂主义等问题将时有发生，南亚小国还面临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应当更加重视与南亚国家的安全交流，特别是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降低小国的安全压力。积极经济利益是指持续强化经济合作，以期实现互利共赢。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是抑制中印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抑制器”。保持中印两国可持续的经贸合作关系，对于维护南亚地区局势稳定和经济合作极为重要。与此同时，中国应继续加强与南亚小国的经贸往来，强化在多边机制下的多领域对话与合作，切实发挥孟中印缅地区合作论坛、中国一南亚合作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推动政府、智库、企业、民间等不同行为体共同参与。
（三）有效应对局势变化，维护地区稳定与繁荣南亚地区局势正在经历深刻变动，表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是在国家层面，危机和矛盾不断积聚，经济危机、政局动荡、社群矛盾导致政局和政策存在较大变数。二是在地区层面，印度正积极强化与南亚邻国的传统关系, 改善印巴关系，扶持和拉拢尼泊尔亲印势力，通过经济救助对斯里兰卡施加更大影响，强化与孟加拉国的关系。三是在国际层面，美日积极介入南亚事务，强化地区安全合作和战略结盟，增加了地区局势的复杂性。
南亚地区局势变动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造成影响：一是南亚小国“亲华派”和“亲印派”的权力斗争导致小国对华政策发生摇摆，二是中资企业和中国投资项目遭遇政治风险而蒙受经济损失，三是美印的不当宣传损害中国国家形象，四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合作空间受到实质性压缩。面对南亚地区局势变动，中国应谋划长远、主动作为、积极应对，争取在南亚地区赢得战略主动。
第一，主动参与南亚小国的危机应对，帮助小国纾解困局。斯里兰卡经济危机已然爆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也相随而至, 除了提供人道主义救助，中国还可尝试“参与式”危机应对，从政府、智库和民间层面为斯里兰卡应对危机提供智力支持。除此之外，鉴于南亚小国有着相似的经济结构，面临类似的经济困难，中国还应密切关注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问题，未雨绸缪、防范未然。
第二，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维护国际形象。中国应当做好危情与舆情预警，加强国际正面宣传，防止美印拿“zhai务陷阱”、“中国病毒”大做文章，也防止小国制造话题，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警惕小国的社会舆论和政局变动，保护海外企业的经济利益。吃一堑长一智，尤要警惕南亚国家国内政治危机和政局变动对中国投资项目的影响, 防止小国因发生政府更迭而导致的“毁约”行为。
第四，加强社会合作，促进民心相通。除了大型基建项目，中国应更加重视社会合作、民心工程，鼓励民间外交，促进民间交流，强化多领域合作。
第五，推动完善南亚地区合作机制，防范美印借南亚小国的国内危机强力干预和影响。
六、结语在南亚地区结构下，南亚小国与域内外大国之间一直存
在控制与反控制、主导与反主导的张力，南亚小国普遍希望通过多元化的外交政策来消解大国竞争所带来的安全和发展压力，通过加强与中国的联系来拓展自身的战略空间和国家利益。具体来说，尼泊尔作为喜马拉雅山地小国属于典型的陆锁国，对印度有着长期的单向度、高强度的依赖关系，地缘安全脆弱性极大，在中印之间艰难平衡，摸索小国的生存与对冲策略。对斯里兰卡而言, “小海岛、大海洋”的地缘特色既为其带来安全焦虑，也为其创造了多元外交的空间，在中印之间其对冲策略几经调整，又在美印“印太”合作背景下面临更大安全压力。
孟加拉国属于陆海复合型国家，建国伊始就确立了多元外交原则，争取中国的支持一直是其外交的重要方向。从最初争取外部支持 来牵制印度，到在中印之间“左右逢源”，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的双向合作逐渐娴熟。中国在南亚影响力的提升对南亚小国总体利好，不仅为小国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公共产品，还为它们创造了双向对冲的战略空间，利于平衡印度对它们的控制与主导。对于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而言，中印之间适度的包容型竞争较为有利，而随着印度单方面强化对华敌对态度和地缘政治竞争，以及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挑起集团对抗，地区国家势必面临更大的安全风险。
域内外大国如果遵循零和博弈及“两极”思维，将极大挤压地区小国的外交自主性与对冲空间。对此，中国应尽快明确南亚地区政策，超越零和竞争思维，以消极安全配置谋积极经济利益，并通过积极有效的危机应对，促进地区的和平和共同繁荣。作者简介：冯立冰，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连昌惠，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本文选自《外交评论》2022年第4期文章，原标题为《南亚小国的战略对冲与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选择》本期编辑：孔凌霄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