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卡拉亚拉桑 A.（ Kalaiyarasan A.）编译 | 段雅蓉审核 | 顾青子编辑 | 张正阳 穆祎璠 吴孟克 导言 本文是关于印度与中国、东南亚国家在经济转型方面的比较研究，其主要讨论印度社会特有的种姓制度发挥了什么作用，导致印没能实现类似中国、东南亚国家那样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本文认为，种姓制度应该被视为经济转型中的关键变量，是印度经济转型相对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机制解释方面，作者认为种姓制度固化了印度不公平的土地分配格局，造成了印度教育制度方面对精英化高等教育的偏好和对大众教育的忽视，并在为各种姓社区把持的经济部门之间设置了壁垒。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读者在阅读本文时，不应将当代印度种姓制度视为某种“古老遗存”，而应将其视作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控制制度和剩余价值榨取机制，是英国殖民统治以来印度逐步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种姓制度也成为理解现代印度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动基本动力的不可或缺要素。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参考。图源：Getty Images/iStockphoto在过去至少20年的时间里，印度都处于失业率持续攀升的状态，与此同时贫困问题在恶化，乡村地区日益不满。2022年针对新征兵计划“烈火之路”（Agnipath）的抗议、2021年反对三项农业法改革的抗议、农业种姓就公共部门岗位保留问题发起的抗议等，都是民众对“无就业经济增长”不满的表现。
为什么印度不能走上像东亚国家那样的既增加就业又推动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发展道路？原因之一个可能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它是阻碍印度经济转型的结构性问题。译者注：“烈火之路”（Agnipath）是2022年6月印度政府出台的一项征兵计划，与传统征兵相比，该计划招募17.5-21岁的士兵，服役期由传统的17年缩短至四年，士兵退役时将获得约10万人民币的一次性奖金，且没有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实际上，学术界经常忽略印度的经济转型与种姓制度之间存在的联系。当代学术文献中，种姓往往被理解为印度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结果或产物，然而种姓制度事实上是印度未来经济转型的核心因素之一。
种姓制通过严格的社会控制和社群网络，促进了一些群体的经济流动，却对另一些群体设置障碍。种姓制度还塑造了土地和资本的所有权模式，并约束着不同人群对政治、社会和经济资源的获取能力。
一、种姓制度如何阻碍印度经济转型？种姓制度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制阻碍印度经济转型：
第一，塑造农业部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特别是强化了土地不平等分配，造成了生产效率低下；
第二，造成了高等教育部门的精英偏好，以及对大众教育忽视的历史性路径依赖；
第三，构建了在现代经济部门基于种姓出身的准入门槛和排他性网络。如果说诺贝尔奖获得者亚瑟·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强调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积累物质资本，那么与他同年分享该奖项的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威廉·舒尔茨则强调了人力资本对向现代经济快速过渡的必要性。西奥多认为，教育、培训、经验积累可提高创业能力，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可以提高生产力。因此，当考察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的不同结果时，特别涉及印度、中国、东南亚国家时，有三方面因素至关重要。所有实现了包容性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都推行了土地改革进而人力资本改善，以投资基础设施的方式“自下而上”培育资本主义，接着首先在涉农村的产业部门开启了工业化。印度却在上述三方面都落空了。
二、印度的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生产力水平印度是
当今世界上土地分配最不平等国家之一。英国殖民时期，印度土地分配不均的事实被合法化并延续至今。当时出于行政便利的考虑，一些种姓被赋予土地所有权，而其他种姓沦为牺牲品。在土地管理过程中，英国人加入了种姓这一因素，这一制度仍塑造着印度后殖民时期的土地所有权模式。英国殖民政府人为地区分耕种者（cultivators）和农业劳工（labourers），这些农业劳工耕种政府授予或者赠与的土地（Panchami），导致了土地税收制度的种姓化。这种做法巩固了土地所有权方面基于种姓不平等状况。即使是印度独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也将达利特人（即所谓的“贱民”）和其他低种姓群体排除在外。
土地改革通过牺牲农村的其他种姓，使中层种姓获得了很多利益和权力。注：cultivators是耕种者，在印度语境下指的是耕种的是自己土地的人，他们土地较少，有时候也会租赁别人的土地。Labourers是农业劳工，指的是通过种地获取报酬的人。Panchami土地是1892年英国统治期间分配给泰米尔纳德邦低种姓群体达利特人的指定土地。它既不能出售也不能改变用途。即使是改变印度农村状况的绿色革命也没能改变耕地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因为它主要进行的是技术干预。虽然绿色革命后，印度的食物部门能够持续产生剩余，但从绿色革命中获益的作为既有土地制度受益者的种姓社群加强了他们对印度农村社会的控制。
对于印度许多农村地区来说，拥有土地仍然与社会地位和荣誉挂钩。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土地的经济产出能力由于印度经济增长逐渐转由房地产和建筑业推动而逐渐降低，但它仍是家族财产、血统传承和投机资本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是一个分水岭。自那之后，印度农业部门的政治游说团体逐渐失去权力。除印度西部和南部的少数种姓社群外，即使是许多能够从土地中获得剩余的群体，也无法成功从农业耕种者转型为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那些与农业息息相关的种姓并没有从经济改革中受益，原因有二：第
一、长期以来对教育的忽视；第
二、现代经济部门中高种姓设置的进入壁垒。最近，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的贾特人、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马拉塔人和古吉拉特邦的帕迪达尔人的抗议，就要求为本社群在高等教育和正规经济部门工作岗位中设置保留名额，为上述趋势提供了佐证。
三、印度对于教育的忽视
如果说农业部门生产力的有力增长对持续性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那么提升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经济现代化转型来说也不可或缺。然而，印度在这两个方面都经历了失败。自殖民时代以来，印度的教育体系受限于其精英偏见。历史上的创立这一制度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仅致力于为一个主要选拔自高种姓社群的小群体提供教育，以服务于其殖民行政管理的需要。正如政治学者迈伦·韦纳所提出的，印度在教育方面存在种姓偏见。尽管根据印度宪法的指导原则，国家应保障免费义务教育，但这几乎未被付诸实践，相反，印度专注于面向精英的高等教育。因此，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被转化为工资差异等经济领域的不平等。
事实上，在高等教育中实施积极的差别待遇政策之前（译者注：印度大学保证一定比例的低种姓生源），印度精英长期通过阻挠为广大人群提供受教育机会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印度在服务业领域出迅猛增长，尤其是在软件开发领域和软实力方面的卓越表现，事实上是精英教育的产物。相比之下，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首先对基础教育进行投资，然后才逐渐转向高等教育。东亚国家在制造业方面的成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结果。这种趋势反映在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分配格局上，东南亚和中国占据了低端制造业岗位，印度人主要集中在高端技术岗位。中国在制造业上遥遥领先于印度，可以归因于印度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忽视。
中国经济学家黄亚生认为，农村企业家能够大规模地从传统农业部门产生。然而，由于人力资本禀赋不足，印度乡村诞生的创业活动远远无法与中国乡村地区相比。
四、印度的创业壁垒除了少数情况外，印度很少出现“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种姓制度塑造了政府政策的结果，如印度高度不平等的土地改革、公共教育和卫生服务的缺乏等，这些政策反过来又为经济转型设置了障碍。种姓制度也深刻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控制着特定行业或经济部门的种姓社群往往会阻挠其他社群的人进入。在这种状况下，即使在农业部门获得盈余的群体，也无法投资于非农业部门。社会不平等使得农业部门资本难以向其他部门转化。即使是在这一方面相对成功的南印度也要归功于“吠舍真空（Vaishya Vacuum）”，即这一地区传统上商业种姓的缺乏。
相比之下，在东南亚，土地资本家可以转向城市部门，从而实现多样化经营。种姓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印度向持久和包容性发展模式转型失败的原因之一。人们有必要清晰的认识到，在讨论印度经济转型议题时，种姓制度并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变量，而是阻碍转型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作者简介：卡拉亚拉桑 A. ，为印度马德拉斯发展研究所 (Madras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Research，简称MIDS) 的助理教授和布朗大学当代南亚中心的非常驻研究员。
本文编译自The Hindu 2022年6月23日文章，原标题为The role of caste i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原文链接为：https://www.thehindu.com/opinion/lead/the-role-of-caste-in-economic-transformation/article65554512.ece本期编辑：张正阳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