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苏珊特·辛格（Sushant Singh）编译 | 杏子龙之介编辑 | 邓徐勤伟审核 | 朱依林 江怡 编者按 本文系印度作者基于印方资料与立场所作分析，其中涉及对中国战略意图、军事行为与外交动机的多项判断，译者不予认同，也不认为其具备充分事实基础。译介该文是出于研究需要，展示印度精英圈层内部如何理解、误读并叙述中印关系。本文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揭示印度自身在决策机制、军政关系与舆论管理上的问题，相关涉华判断请读者谨慎对待、独立判断。南亚研究通讯特转载此文，供各位读者参考。纳拉瓦内。
图源：“罗生门下歇”微信公众号一2020年8月31日晚上8点15分，印度陆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约格什·乔希中将（Yogesh Joshi）接到一通电话。电话中的情况令他高度警觉：4辆中国坦克在步兵掩护下，正沿着一条陡峭的山路向拉达克东部的热钦山口（Rechin La）推进。乔希随即将这一动向报告给印度陆军参谋长马诺吉·穆昆德·纳拉瓦内将军（Manoj Mukund Naravane），后者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这些坦克距离印度在凯拉什山脉（Kailash Range）上的阵地仅有数百米，而就在数小时前，印度部队刚刚在与中国军队进行的一场高风险竞速中，抢先占据了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制高点。
在这片位于争议中的实际控制线（LAC）——即中印事实上的边界——沿线的复杂地形中，每上升一米高度，几乎都意味着更大的战略优势。印度士兵随后发射了一枚照明弹，作为一种警告射击，但并未产生效果，中方部队仍在继续推进。纳拉瓦内随即开始紧急致电印度政治与军事高层，包括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Doval）、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上将（Bipin Rawat，已逝），以及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他在尚未出版的回忆录《命运的四颗星》（Four Stars of Destiny）中写道：“我向每一位提出的唯一问题都是：‘我的命令是什么？
’”局势正急剧恶化，亟需明确指令。事实上，当时已有既定处置流程。纳拉瓦内得到的明确命令是，在“获得最高层批准之前”不得开火。然而，上级始终未给出任何明确指示，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晚上9点10分，乔希再次来电，中方坦克仍在推进，距离山口已不足一公里。9点25分，纳拉瓦内再次致电拉杰纳特，请求“明确指示”，但依然没有得到回应。与此同时，一则来自中国军队的指挥员柳林少将的信息传来。他提出了一项降温方案：双方应停止进一步行动，并由各派三名代表，于次日上午9点30分在山口会面。这个提议看起来相当合理，一度让人感觉局势出现了缓和出口。
晚上10点，纳拉瓦内致电拉杰纳特和多瓦尔，转达了这一信息。十分钟后，北方司令部再次来电。中国坦克并未停下，距离山顶已只剩下约五百米。纳拉瓦内回忆说，乔希当时表示，“阻止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动用我方中型火炮开火，而相关火力已经就位待命。”在印巴控制线一线，炮战早已司空见惯，师、军级指挥官被授予权限，无需层层请示，每天即可发射数百发炮弹。但这一次面对的是中国，情况截然不同。与中方发生炮火对射，极有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冲突。“我的处境至关重要，”纳拉瓦内写道。他夹在两方之间：一方是“主张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开火的前线指挥体系”，另一方则是“尚未向我下达明确行政指令的政府委员会”。
在陆军总部的作战室内，各种处置方案不断被提出、又被否决。整个北方战线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区域都在严密监控之下，但真正的决策节点，仍然集中在热钦山口。纳拉瓦内再次致电防长拉杰纳特，对方表示稍后回电。时间被不断拉长，每过去一分钟，中国坦克就更接近山顶一步。晚上10点30分，拉杰纳特回电称，他已与总理莫迪通话，而总理给出的指示只有一句话：“जो उचित समझो, वह करो”（你认为合适，就去做）。这是一次“纯粹的军事决定”。莫迪已被征询意见，也已听取情况通报，但选择不作具体裁决。
“我被递到了一只烫手山芋，”纳拉瓦内回忆道，“在这种全权授权之下，所有责任完全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那是一种极度孤立的时刻。纳拉瓦内独自坐着，“一面墙上挂着查谟和克什米尔及拉达克的地图，另一面墙上则是东部战区的地图”。即便是在那些未作标注的地图上，他也能清晰地在脑海中勾勒出“每一支部队、每一个编制的位置”。无数念头在他脑中闪现。当时，全国正承受着新冠疫情的冲击，经济步履维艰，全球供应链已经出现断裂。“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行动长期化，我们是否还能确保备件等物资的持续供应？在国际舞台上，谁会支持我们？
又该如何应对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协同挑战？”他们拥有必要的储备，他得出结论。纳拉瓦内写道：“我们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但我真的想发动战争吗？”发动战争从来不可能只是一次纯粹的军事决定。在民主国家，这一决定应由民选的政治领导层作出。1999年卡吉尔冲突期间，在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领导下，所有军事行动都必须在内阁安全委员会（Cabinet Committee on Security， CCS）会议上进行讨论并获得批准。该委员会由总理主持，是印度国家安全事务的最终决策机构。
来自那一时期的多部回忆录显示，内阁安全委员会能够为其决策承担政治责任，并向军方指挥官下达明确指令。1971年战争期间、在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领导下促成孟加拉国独立时，情况同样如此。然而，根据纳拉瓦内的叙述，2020年8月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既没有开火授权，也没有明确限制；既无安全边界，也无应急处置框架。将如此重大的决定交由军方自行裁量，实际上等同于总理回避了是否启动、或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这一政治责任。权衡印度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状况、评估美国可能提供的外交支持、纳入新冠疫情的现实影响，或计算巴基斯坦与中国形成协同压力的风险，都不应是陆军参谋长的职责，这些判断本应由政府作出。
对于此类问题，政治层面对军方的指示必须清晰、明确，而不应被简化为一句含糊其辞、让人自行判断的笼统指令。莫迪的这一“退让”与他自2014年以来精心塑造的公众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与巴基斯坦发生的有限度冲突中，印度媒体——以及其后的电影和网剧——常将他描绘为果断大胆、亲自指挥的强势领导人。莫迪本人也曾声称，2019年2月的巴拉科特空袭（Balakot Air strikes）是在其个人批准下实施的，尽管当时天气状况不佳，他仍认为印度空军可以利用云层掩护，“避开敌方雷达”。莫迪政府通过持续的对巴强硬叙事，并将普尔瓦马事件中遇难的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 CRPF）士兵加以政治动员，成功为第二个任期铺路。
相比之下，中国并不适合作为这种高调表演的对象，它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然而，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叙事管控的政府而言，纳拉瓦内的这份叙述无疑构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命运四星》原定于2024年4月付印。图源：“罗生门下歇”微信公众号《大篷车》杂志已看到《命运四星》（Four Stars of Destiny）一书的打字稿，该书原计划2024年4月付梓出版。其出版方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在书籍简介中给出了相对温和、去敏感化的推介，主要围绕这位陆军参谋长的职业经历展开。
简介称：“纳拉瓦内将军分享了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领导力与管理经验，并从内部视角探讨了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使武装部队成为更有力的国家权力工具，以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简介还写道：“纳拉瓦内的人生与军旅生涯展现了克服逆境所需的坚韧与力量，也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以及保持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意义——而这一点在当今全天候运转的工作文化中往往被忽视。”该书的部分节选曾于2023年12月由印度新闻信托（Press Trust of India）发布，亚马逊等线上零售平台也一度开始接受预售。然而，此后整个出版流程突然陷入停滞。
2025年10月，在库什万特·辛格文学节（Khushwant Singh Literature Festival）上被问及此事时，纳拉瓦内表示，出版方仍在等待国防部的审查意见。“这本书已经处于审查状态一年多了。”笔者曾联系出版方、纳拉瓦内本人以及印度国防部，但均未收到回应不难理解，纳拉瓦内任内的坦率记述为何会令政府感到不安。纳拉瓦内自2019年12月至2022年4月担任陆军参谋长，这一时期堪称近代军事史上最具决定性的阶段之一。他的任期与莫迪第二任期内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同步，也伴随着武装部队政治化趋势愈发明显的诸多迹象。
就在他就任之前，赋予查谟和克什米尔部分自治权的宪法第370条已被单方面废除。而巴拉科特危机也被莫迪政府错误地塑造成一次“胜利”。在其任内，纳拉瓦内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遭遇“烈火计划”（Agnipath scheme）——一种短期合同制士兵方案——该计划在宣布时并未征求各军种参谋长的意见。尤其关键的是，纳拉瓦内在任期间经历了2020年6月的加勒万河谷冲突，印度在此次事件中阵亡20名士兵，并失去了对部分重要地区的控制。有关细节，已在笔者于2022年10月为本刊撰写的封面报道中作详细披露。这是自1962年战争以来，印中在拉达克地区边境冲突中首次出现军人伤亡事件，由此引发了莫迪政府的公关危机，并在双边关系上投下了长久的阴影。
更进一步考虑到相关紧张局势自2020年5月起便已逐步酝酿，政治层面对几个月后、即8月发生的事态却采取如此轻率的处置方式，显得尤为难以接受。在缺乏任何官方确认的情况下，很难量化自2020年5月以来中国在拉达克东部取得的领土性进展。活动人士索南·旺楚克（Sonam Wangchuk）的妻子曾表示，“中方每年都在进一步深入印度境内”。她还称，当旺楚克试图于2024年和2025年前往这些地区时，“当地实施了宵禁、切断了互联网，并以实际行动阻止了他进入”。通过同意设立缓冲区并开展协同巡逻，印度在事实上向中国让出了地盘，这对任何未来的边界解决方案都具有严重影响。
印度目前并不具备逆转这些既成变化的能力，尽管政府在不同场合或称未丢失任何领土，或称部分领土已经收回，或称已迫使中方后退。曾任驻华大使的阿肖克·坎塔（Ashok Kantha）在接受《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采访时指出：“如果这些安排趋于永久化，中方将部分实现其渐进式改变的目标。”纳拉瓦内的回忆录对上述诸多事件作了较为详尽的回顾，记录了在紧张局势急剧升级过程中实时做出的关键决策，系统阐述了在实控线上实现脱离接触的逻辑与边界，并详细披露了中方在洞朗采取、被印方视为跨越“红线”的行动——而与此同时，印度还在竭力应对不丹方向的局势。
综合来看，这本书为理解莫迪政府时期政治—军事关系的实际运作方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察窗口，也揭示了官方叙事与地面现实之间存在的显著落差。在整个危机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并不能说莫迪对印度所掌握的军事选项毫不知情。纳拉瓦内指出，在危机初期，他曾向政治领导层明确保证，陆军已经准备好反制方案，“不仅在拉达克东部，而且覆盖整个北方战线”。他写道，只要接到召见，自己都会向莫迪做出情况通报。此外，他还提到，即便是在由莫迪本人发起的会议中，总理办公室有时仍会要求提前提交会议议程要点。需要明确的是，纳拉瓦内在任何时候都未直接批评莫迪。
恰恰相反，他的回忆录中充斥着对莫迪的赞许，甚至常常着眼于一些细微举动。纳拉瓦内曾带着敬意回忆，莫迪有一次注意到自己办公室里只开启了必要的灯光，这一细节“立刻触动了我”。即便在暗示双方存在摩擦时，纳拉瓦内的表述依然克制而含蓄：“我多次向内阁安全委员会作情况汇报，但我在2022年3月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并不愉快。”从时间节点来看，这很可能指的是围绕“烈火计划”（Agnipath scheme）的讨论，而该方案在当时的设计形式曾遭到纳拉瓦内的反对。然而，尽管纳拉瓦内始终保持克制，这本回忆录仍然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印度社会对中印边界东段危机究竟了解得有多有限。
纳拉瓦内对加勒万冲突前后经过的叙述，在澄清部分争议的同时，也引出了更为重大的疑问。他关于脱离接触、缓冲区以及所谓“摩擦点”的披露——其中许多至今仍然存在——具有长期意义。同样重要的，还有他对2020年8月凯拉什山脉（Kailash Range，指拉达克地区的一线高地，不同于作为宗教圣山的冈仁波齐峰）部署情况以及严格开火限制的详细说明。此后，莫迪政府将这一行动对外塑造为一次主动出击，而非对中方再次试图攫取领土的被动反应。然而，政府既未就这些进展召开过一次全面、深入的新闻发布会，议会国防常设委员会也未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2020年6月15日，中印士兵在加勒万河谷。图源：“罗生门下歇”微信公众号人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印象：莫迪政府向公众隐瞒了大量事实——因为它本身就有许多需要掩盖的内容。纳拉瓦内的书稿已流传两年多，但媒体几乎未对其中披露的情况进行深入追问。尤其是在2024年10月之后，这种沉默显得更为意味深长——当时，莫迪政府为营造双边关系“恢复正常”的形象，向中国做出了重要让步，而争议边境上的现实问题却依然悬而未决。正是因为加勒万事件及其后续发展被官方叙事系统性遮蔽，并在基本不加质疑的媒体放大之下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纳拉瓦内的回忆录才显得格外重要。
它揭示了中方的进取行为、导致印度人员伤亡与领土损失的决策过程，以及在国家一度站在战争边缘之际，政治问责机制的令人不安的缺失。当纳拉瓦内在权衡是否下令向正在推进的中国坦克开火——这一第一枪可能将拉达克危机升级为全面战争——时，他静静地坐着。“四下寂静，唯有墙上时钟的滴答声，”他写道。他回想起自6月以来为这一刻所做的所有准备：物资保障、部队训练、新老部队轮换，以及在复杂地形条件下仍然完成的机械化力量部署。这已不再是沙盘上的推演，而是一个生死攸关的现实场景，接下来几分钟里，他所下达的任何命令，都将决定成千上万名士兵的命运。
片刻之后，纳拉瓦内做出了决定。“我们不能成为首先开火的一方，”他对乔希说道。那样做将为中方提供一个正当化升级冲突的借口——一个“战争理由”（Casus Belli），使其可以以受害者自居。这一判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纳拉瓦内没有选择开火，而是下令乔希将坦克部署至“山口前沿坡地”，并令炮口下压，使主炮在近距离内直接指向解放军装甲力量，以明确表明：任何进一步的推进都将遭到直接打击。在他看来，这是在不越过开火门槛的前提下实现最大威慑——既展示了作战准备，又在技术上维持了不开火的态势。他写道，这一命令立即执行，“而当时已推进至距离山顶仅数百米的解放军坦克随即停下了脚步。
他们的轻型坦克根本无法与我方的中型坦克抗衡。这是一场心理博弈，中方率先退缩了。”危机并未就此结束，但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到第二天清晨，双方同意在楚舒勒—莫尔多会晤点（Chushul–Moldo meeting point）举行军旗会谈。凯拉什山脉一线的局势勉强得以控制，印度甚至获得了一定的战术优势。然而，这一过程后来同样被政策圈包装为印度对加勒万事件中中方“进取行为”的预先筹划之反制，而非一次几乎酿成灾难的险情被成功化解。二据纳拉瓦内所述，加勒万河谷冲突并非一次突如其来、不可预见的事件，而是中方连续数周进取行动不断升级的结果。
他写道，基层指挥官“准备不足”，并试图“淡化局势”。他还指出，拉达克东部并未被印度安全决策层视为优先方向。举例而言，纳拉瓦内在2020年1月就任陆军参谋长后首次前往列城（Leh）视察时，实际上并未前往拉达克东部。在访问锡亚琴之后，他便因“需要紧急前往不丹”而被召回新德里。2020年5月的第一周，拉达克东部出现了“几次与中方的紧张对峙”。5月5日，其中一起事件发生在加勒万的第14号巡逻点（Patrolling Point 14，PP-14），为随后发生的事态埋下伏笔。印度与中国在实控线沿线、大片荒凉且无人居住地区提出的相互重叠主张，往往通过士兵巡逻、修建观察哨和其他基础设施以及对放牧地的控制来加以体现。
加勒万河自东向西流淌，在达布克—什约克—斗拉特别吉奥地公路（Darbuk–Shyok–Daulat Beg Oldie road）附近的印度前沿据点汇入希约克河。从该据点出发，印度巡逻队会沿河逆流而上前往PP-14，直线距离约10公里，但徒步行进的实际路程要长得多，且需要多次过河，复杂地形使得巡逻任务难以在一天内完成。在距离第14号巡逻点（PP-14）约一公里处，一条自北向南流淌的季节性小溪汇入加勒万河。纳拉瓦内指出：“越过这个汇合点之后，通往PP-14的行进就相对容易了。”他还提到，在该汇合点以南、以东不远处，有一片相对平坦的地段，“也可以被开发成一个直升机起降点”。
对印方而言，为避免一次需要多日完成的巡逻行动，现实的替代方案“要么是在PP-14设立一个临时观察哨——这将违反既有规程。要么就是尽可能向前修建一条可通行机动车的道路，至少修到这条季节性溪流的汇合处”。2020年夏季，陆军工兵已开始推进此类道路建设，包括修建桥梁。后来，这些施工队伍出现在中方发布的视频中，被用来将印度描绘为“进取方”。相比之下，中方从其位于加勒万以东约25公里处的前沿据点通往PP-14，并无成型的道路连接，“除了一条天然形成的土路”，而这条路线他们同样在加以改善。5月初的首次冲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此后中方“在以东数公里处驻扎下来”。
至此，解放军不仅反对印军巡逻至PP-14，还开始要求将巡逻范围推进至这条小溪汇合点——这一前所未有的要求遭到印度方面“明确而坚决的拒绝”。5月6日，在总理官邸召开的一次内阁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会议旨在讨论中方在洞朗（Doklam）采取行动所引发的局势——纳拉瓦内“向与会人员提示了拉达克东部的情况”。作为总理在对华事务上的特别代表，多瓦尔原本预计将就洞朗问题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沟通。纳拉瓦内建议，“也应一并提及PP-14发生的这次最新挑衅”。这一建议遭到否决。他写道：“在当时看来，洞朗方向正在形成的局势更为严峻，而PP-14的对峙不过是雷达屏幕上的一个小点。
”2021年2月15日，中方在中印边境班公湖地区拆除其工事。图源：美联社那个所谓的“雷达小点”几乎被完全忽略。纳拉瓦内称，军方能够察觉到这一动向本身就带有某种“偶然的幸运”。当时，乔希在军长哈林德尔·辛格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Harinder Singh）的陪同下，恰好正在执行一次空中侦察任务，正是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发现了纳拉瓦内所称的“一次隐蔽的力量集结”。纳拉瓦内写道，随后他调动了印军部队，双方由此展开对峙，并持续了整整一夜，“期间伴随着大量推搡和肢体冲突”。
乔希在其个人回忆录中给出了略有不同的说法。他写道，当时自己正乘坐直升机在该地区飞行，突然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从对面方向朝我们飞来”，出现在加勒万河谷上空。由于对方似乎越过了实际控制线（LAC），乔希感到意外，便要求飞行员原地悬停。但就在解放军直升机发现印方飞机的瞬间，“它随即调头，飞回实际控制线另一侧”。这一事件规模虽小，却意味深长——它是一个早期信号，表明中方在整个5月期间，正在通过空中与地面行动同步试探印方防御。中国外交部于6月20日发布的一份声明称，5月6日曾发生过一起“性质严重”的事件。
声明表示，当天清晨，“印度边防部队夜间越过实际控制线，非法进入中国领土，修建工事和障碍物，阻碍中方边防部队巡逻，蓄意进行挑衅，企图单方面改变管控现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必要措施，应对现场情况，加强边境地区的管控。”纳拉瓦内写道，在PP-14事件发生数日后，班公湖（Pangong Lake）北岸又发生了一次对峙，期间出现了更多肢体冲突，甚至“相互投掷石块，导致双方均有轻微受伤”。几乎在同一时期，锡金的纳库拉山口（Naku La）也出现了对峙局面。纳拉瓦内最后总结称：“所有这些事件，都是解放军采取进取行为的结果。
”到了5月中旬，这种试探性行动演变为更为严重的态势。纳拉瓦内将其形容为“一次极不寻常的举动”：解放军在PP-15和PP-17A以相当规模建立了阵地，部署了“十五至二十辆装甲运兵车、包括推土机在内的重型车辆，以及数百名部队人员”。这些区域在以往属于双方例行巡逻后即撤回常设基地的地带。“这一地区（果嘎／温泉一线）过去从未成为争议区域，”纳拉瓦内写道，“如此突然的升级既前所未有，也毫无正当性。”在班公湖北岸，中方的进取行动则呈现出另一种形式。该湖全长约160公里，其中约三分之一位于印度境内，其余三分之二位于西藏一侧（印方观点）。
北岸由多道山脊切割，这些山脊自印度一侧起依次编号为“手指”（Finger）1至8，并延伸入湖（编者注：北岸由多道山脊切割，这些山脊自印度一侧起依次编号为“手指”Finger1至8，并延伸入湖中）。此处的实际控制线既未划界，也未勘定。纳拉瓦内写道，印方巡逻队传统上可抵达Finger 8，而中方则推进至Finger 4，“双方都会对对方的这一行动提出异议，并在相应层级进行交涉。有时，这也会导致人们熟知的对峙局面，继而出现推搡甚至肢体接触。”5月18日和19日，印度巡逻队在传统上位于“手指”4与8之间的争议区域遭遇了中方部队。
然而这一次，“一支庞大的车辆纵队突然从锡里贾普要塞（Sirijap Fort）方向出现”，车上并非通常的边防部队人员，而是“全副战斗装具”的解放军正规部队士兵。他们配备了防暴盾牌、警棍、带倒刺的棍棒以及烟火装置。纳拉瓦内写道，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武力展示，尽管人数处于劣势的印度士兵进行了抵抗，但仍被迫退回至Finger 4以西。多名士兵受伤，并报告称部分受控物资丢失、无线电设备受损。纳拉瓦内随后前往列城评估局势，但此行并未给他留下“有利的印象”。实际上，纳拉瓦内对拉达克方向指挥官的批评相当严厉——尽管他未点名，但显然指的是军级和师级指挥官。
“这些指挥官试图解释他们为何准备不足，”他写道，“一次还可以接受，但在第二次及之后仍然准备不足，就完全无法接受了。”他还补充称，部队编成内部似乎存在“信息共享不足，以及试图淡化局势的倾向”。从纳拉瓦内的叙述来看，如果当时通过纪律处分等方式及时加以纠正，随后在加勒万发生的事件或许会出现不同的走向。在德里，内阁安全委员以及“中国研究小组”（China Study Group）相继召开会议。该小组是一个由多名高层官员组成的非正式协调机制，由多瓦尔主持。纳拉瓦内指出，当时的主流共识是，印度必须“有所行动”。
但他同时补充道，“行动不可能一蹴而就”。他认为，解放军集结的规模与时机，排除了这是地方指挥官、甚至西部战区单方面决策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这一行动需要“来自最高层的许可”。纳拉瓦内写道，陆军“立即启动了”代号为“雪豹行动”（Operation Snow Leopard）的军事部署，将已做好机动准备的预备部队投入前线。乔希则使用同一名称，来指代2020年8月在热钦山口、班公湖两岸，以及更北部的久拉（Kiu La）和阿内拉（Ane La）展开的行动。与纳拉瓦内不同，乔希坚持认为，由于“雪豹行动”仍在进行，其具体细节出于“国家安全利益”暂不宜披露，并表示将在“适当的时间、并获得当局批准后”在续作中作出完整说明——而在现政府执政背景下，这一结果看起来并不乐观。
5月第二周，双方在加勒万召开了一次旅级指挥官会议。双方同意恢复原状（status quo ante），但纳拉瓦内回忆称，“就在磋商接近尾声之际”，中方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请求。由于时间已晚，且其主要驻地距离较远，中方请求“仅作为临时安排，允许在汇合点附近搭设两顶帐篷”。印方指挥官表示，“将考虑这一请求，并需就此向上级请示”。双方在“暮色将至之时”结束了会谈。中方随后“做出返回的姿态”，却又“带着两顶帐篷折返，将其搭建起来，从而向我们制造了一个既成事实”。纳拉瓦内认为，这是一次经过预谋的策略，此后“在谈判中反复出现”——中方往往将其提议视为已被接受，而事实上，这些提议仅仅是被“听取”，并未获得同意。
次日清晨，当纳拉瓦内得知这一情况时，他“立即予以否决”，却被告知帐篷已然搭设完毕。他写道，自己“对事态的这一发展非常不满”；在他向多瓦尔汇报后，后者同样表示不满。纳拉瓦内认为，“应当要求中方立即后撤”。然而，北方司令部辩称，该地点并不适合露营，且随着夏季河流水位上涨，帐篷势必会被淹没。纳拉瓦内写道：“我并未完全被说服，但鉴于这是首次举行的高级军事指挥层级会议，也是脱离接触进程的起点，尤其是在帐篷已经搭起的情况下，这一安排还是被勉强接受了。”陆军总部多次要求北方司令部强调该安排的临时性，并持续推动中方撤离。
然而，纳拉瓦内将此描述为一次“判断上的严重失误”——“司令部和军级指挥官坚持认为这不是问题，随时都可以让其撤走”。事实证明，这一假设危险而错误。2021年2月10日，印度陆军坦克从实际控制线沿线的拉达克班公湖地区岸边撤离。图源：美联社中方在6月发布的声明中，并未在其叙述中提及帐篷问题。声明称：“在中方强烈要求下，印方同意撤回越过实际控制线的人员并拆除相关设施，且已付诸实施。6月6日，两国边防部队举行了指挥官级会谈，就缓和局势达成共识。印方承诺不再越过加勒万河河口进行巡逻和建设设施，双方将通过地面指挥官会谈讨论并决定分阶段撤军事宜。
”随后，在PP-15和PP-17A举行的旗级会谈继续推进，双方部队按照商定距离后撤，从而降低了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然而，在加勒万的PP-14，局势依然紧张。每当印方指挥官要求解放军撤除帐篷时，中方都会改变说法——先称需要更多时间，继而表示要“向上级请示”，最后则宣称该问题“超出会谈授权范围”。从这一连串拖延与回避中，纳拉瓦内得出结论：“显而易见，中方从一开始就无意撤除这些帐篷。”印度方面随后决定在同一大致区域内搭设自己的帐篷。纳拉瓦内并未具体说明这一决定由谁做出，也未提及是否曾在内阁安全委员会内部讨论。
当印军部队着手执行这一决定时，“对方做出了激烈反应”。第16比哈尔团（16 Bihar Regiment）指挥官桑托什·巴布上校（Colonel Santosh Babu）“率领一小队士兵前出，试图缓和局势”。然而，中方“毫无退让之意”，对巴布所率小队发起攻击。纳拉瓦内写道，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全面混战”。随着夜幕降临，双方迅速增派兵力，“拉锯式的交战持续了整整一夜”。尽管双方都携带武器，却都未开火，而是依靠警棍、棍棒以及被抛掷或从坡地滚下的石块进行对抗。双方在地形条件和交通连通性上的差异最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由于中方一侧的交通条件更为便利，中方能够利用装甲运兵车将部队迅速前推，从而改变了力量对比，使局势向其有利方向倾斜。”官方授予巴布阵亡后“伟大英雄勇士勋章”（Maha Vir Chakra）的表彰词称，在“雪豹行动”期间，他被指派在“直面敌军”的情况下建立一个观察哨。他“成功完成了任务”，并且“面对数量占压倒性优势、且采取暴力与进取行动的敌军士兵，毫不畏惧”，持续抵抗将印军部队逼退的企图。这一说法，与纳拉瓦内关于巴布被派往“缓和局势”的叙述之间，显得颇为矛盾。另一种版本出现在陆军于 KM-120 据点修建的纪念碑上。
碑文写道，6月15日，巴布率领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奉命“驱逐位于A·Y·将军沟谷（Gen A. Y. Nala，Gen A. Y. Nala 是印军对加勒万河谷内一处沟谷地形的战术命名）的解放军观察哨，并继续向第14号巡逻点（PP-14）推进”。碑文称，该纵队成功清除了中方据点，抵达PP-14，随后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巴布冲锋在前，展开徒手近身格斗，在对解放军造成重大伤亡后，20名印军士兵牺牲。在这一系列相互交叠、彼此矛盾的官方叙事之外，随后又加入了一部由萨尔曼·汗（Salman Khan）主演、计划于4月上映的电影《加勒万之战》（Battle of Galwan）。
中方的官方说法则是：“印度一线部队违反指挥官级会谈达成的协议，在加勒万河谷局势已趋缓的情况下，再次越过实际控制线进行蓄意挑衅，甚至对前来谈判的中方官兵实施暴力攻击，从而引发激烈的肢体冲突并造成伤亡。”6月16日凌晨约1点30分，乔希致电纳拉瓦内，向其通报事态进展。他警告称，极有可能已经出现人员死亡，“甚至可能包括该部队指挥官本人”。尽管这一消息令人震惊，纳拉瓦内仍对乔希表示：“这一次我们至少必须反击，让他们为这次冒险行为付出代价。”天亮后传来了更加严峻的消息。夜间失散的士兵开始陆续返回。
已有5人因冲突中受伤不治身亡。当天上午清点人数时，最初有相当多人被列为失踪人员。“随着紧张的谈判展开，”纳拉瓦内写道，“许多在混乱中迷失方向，或曾被解放军短暂扣留、期间未获食物或医疗救助的士兵，陆续返回营地。然而，其中有15人因伤势与低体温的共同作用而最终不幸身亡。“那是我整个军旅生涯中最悲痛的一天之一……一天之内失去20名士兵，令人难以承受。”有数十名印度士兵曾被中方拘押，最后一批包括4名军官在内的10名士兵在三天后获释。印度方面在与中方进行低调交涉、争取这些士兵悄然返回的过程中保持了沉默，但随后中方却公布了这些被拘押印度士兵及其武器的影像和照片。
纳拉瓦内未给出确切人数，但证实称，“落入中方之手的我方人员再次遭到殴打”。迄今为止，莫迪政府既未承认这些虐待行为，也未就印军士兵遭受不当对待一事向中方提出任何正式交涉。纳拉瓦内还对中方公布的官方伤亡数字提出质疑。“被中方拘押的我方人员曾被露天看管，他们亲眼看到有人从河中打捞出多具遗体。每当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就会再次遭到殴打。对方反应的残暴程度，本身就反映了其所承受的损失。”印度媒体曾试图突出一些源自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的报道，暗示中方伤亡更为严重，但这些说法从未得到核实或确认。2021年2月，中国官方首次承认有4名解放军官兵死亡，并向部分伤亡人员授予荣誉，同时将该事件定性为对“非法越界”的防御性反应，刻意回避提及印度，而是使用“外国军队”这一表述。
2020年6月17日，苏杰生与中方外长王毅通话。印度外交部随后表示：“中方采取了经过预谋和精心策划的行动，并直接导致了随后的暴力事件和人员伤亡。这反映出其企图改变地面事实，违反了双方关于不改变现状的所有既有协议。”然而，仅仅两天后，莫迪在一次全党会议上却宣称：“न वहाँ कोई हमारी सीमा में घुस गया है और न ही कोई घुसा हुआ है, न ही हमारी कोई पोस्ट किसी दूसरे के कब्ज़े में है।”——即不存在任何越界行为，也无人侵入印度境内，印度的任何哨所都未落入他方控制。
该表态与外交部的说法相互矛盾，随后又被官方澄清以一种颇为生硬的方式加以重复。中国迅速在国际场合援引莫迪的这一表态，从而削弱了印度关于中方越过实际控制线的指控。总理办公室试图事后收回或修正这一说法，但为时已晚。回顾来看，纳拉瓦内将加勒万事件描述为一个转折点。他写道：“二十多年来，这是中方首次出现致命伤亡。”他甚至略显夸张地声称，“正是印度及其陆军向世界表明，忍无可忍，必须对地区霸凌者发起挑战。”不论这一判断本身是否成立，纳拉瓦内回忆录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此，而在于它为长期被官方回避所遮蔽的事件带来了清晰度。
议会并未获得确凿证据，所能得到的只有含糊其辞的保证，例如苏杰生所称“议会完全了解导致加勒万河谷暴力冲突的相关情况”。事实并非如此。关于加勒万事件的每一个议会质询，均以“国家安全”为由被拒绝作答。三2020年8月发生的事件——当时纳拉瓦内被告知可自行判断、酌情行事——本不应显得突如其来。纳拉瓦内写道，加勒万危机此前已“在政军体系内部引发震动”。他补充说，在战略层面并不存在意外，但“在战术、地面层面却出现了意外”。他认为，这类战术层面的突袭“往往会伴随着率先掌握主动权的一方而发生”。
他还指出，印方“未能及时判断对方真正的‘意图’”，原因在于战术层面“缺乏足够的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ISR，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即便到2025年12月，印度官员仍对《经济学人》表示，其卫星实时覆盖能力依然存在明显空白，“无法持续、深入地观测中国境内”。2021年2月15日，中印两国从班公湖沿岸争议段撤离。图源：“罗生门下歇”微信公众号纳拉瓦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其起点是2020年8月29日至30日之间的那个夜晚。
解放军已将部队从其位于莫尔多的驻地，向班公湖南岸地区机动部署。就在当日清晨，中方曾明确向印方表示，“出于维护稳定的考虑，不应进行任何‘山地机动’，尤其是在夜间”。然而，在发出这一表态之后——纳拉瓦内认为，“这很可能是为了麻痹我们、制造虚假的安全感”——解放军却“恰恰在当晚采取了相反行动”。对此，纳拉瓦内用一句话形容：“这是赤裸裸的背信行为。”面对上述行为，纳拉瓦内写道，“我们也不得不采取相应行动，迫使中方重新评估其渐进推进的策略，并让其付出代价”。相关决定在一次中国研究小组会议上获得批准。
该会议在纳拉瓦内的要求下提前召开，于8月30日上午11点30分举行。他特别指出，有关命令“在会议仍在进行时就已下达给乔希，以免任何人临时改变主意”。出席此次会议的包括国防部长拉杰纳特、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以及外交部长苏杰生。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由总理主持、具有正式决策权的内阁安全委员会会议，而只是一个不具备宪法或法律授权、无权做出主权性决定的非正式协调机制。纳拉瓦内写道，在中国研究小组会议一开始，“是否开火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在加勒万冲突中失去20名士兵却未开火，印度陆军因此受到严厉批评。
军方在会上辩称，“相关规程本身并无问题，但一旦遭到违反，就应视为失效”。纳拉瓦内补充说，正是“由于这些规程的存在，以及我们不会开火这一预期，中方才会以非战术方式、大规模向前推进，其方式让人联想到人海战术”。印度陆军方面合理地担忧，如果“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而我方阵地被突破，那么外界势必会再次追问：既然我们携带武器，面对对面的行为，为何仍不开火”。“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纳拉瓦内写道，“作为最后手段，如果自身的人身安全受到直接威胁，那么仅限于当下遭遇威胁的那支分队，才可以出于自卫目的开火。
”他明确指出，对一线士兵施加了极为严格的限制——只能作为最后手段、只能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且只能由该具体分队实施，其他任何单位均不得开火。这与莫迪政府所偏好的“前线士兵拥有充分自主权”的官方叙事形成了明显反差。纳拉瓦内写道：“在当时情况下，我方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对对方整个行动过程进行了监控。我们的判断是，中方可能会重演其在班公湖北岸采取的做法，试图在其所认知的实控线附近占据制高点。我们已充分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一旦获知这一动向，北方司令部便立即决定前推兵力，对解放军进行先发制人。
”印军此举旨在阻止中方占据关键地形，而非对中方5月的行动实施报复。纳拉瓦内补充说：“相关方案此前已进行过讨论，部队也已提前指定，但真正的执行，直到威胁变得现实才启动。”在中国研究小组会议结束后，印军随即展开行动，占据了多处战略要点：在班公湖北岸，控制了Finger 4，以及阿内拉和久拉两处山口。在湖南岸，则占据了热藏和热钦，并从海拔约4350米的高地俯控斯潘古尔缺口（Spanggur Gap）。纳拉瓦内写道：“我们确实让中方军措手不及。
”纳拉瓦内（Manoj Mukund Naravane）记述称，当晚，“在班公湖南岸的古隆山（Gurung Hill）地区，第7维卡斯营（7 VIKAS，隶属特种边防部队〔Special Frontier Force，SFF〕）的一名准尉（JCO）尼玛·丹增（Nyima Tenzin）在集结部队时误踩一枚旧地雷，不幸身亡。”特种边防部队（SFF）是一支从事隐蔽行动的部队，成立于1962年11月，向印度研究与分析局（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RAW）秘书汇报。
SFF最初由1959年后逃至印度的藏人招募而成，其主要任务是深入中方防线后方执行隐蔽行动。此后，该部队亦被作为准军事力量使用，并按正规陆军单位方式运作。尼玛之死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领导人拉姆·马达夫（Ram Madhav）在推特上发布了其火化仪式的信息，从而确认了居住在印度的藏族人员参与对中方行动。鉴于此举可能进一步刺激中方，马达夫随后删除了该帖。解放军的反应同样迅速，开始向凯拉什山脊地区机动部署兵力。纳拉瓦内写道，尽管中方部队所处高度低于印军，“但如果其大规模前推，试图从侧翼包抄或合围我方阵地，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
“局势高度紧张，已接近临界点。”当日下午5点30分，中方请求在楚舒勒—莫尔多会谈点举行旗会，显示出可能出现转圜的信号。旅级指挥官H·S·吉尔（H. S. Gill）出席了此次会谈，会谈持续至晚11点。纳拉瓦内回忆称，中方代表表示，两军应当“遵循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指引，即不希望发生战争，并在下一次军长级会谈之前冻结一切行动”。当吉尔指出中方的实际行动与这一立场相矛盾时，中方代表回应称，他将“尽力控制局势，但由于这些部队‘来自外部’，因此事实证明难度不小”。到8月31日，中方已开始试探印军阵地。
印军此前已构筑野战防御工事，并在前方约50米处铺设了铁丝网，该位置被设定为“红线”——一旦中方越过，印军士兵将出于自卫目的开火。在凯拉什山脊地区，当日下午2点，一支解放军连队逼近由第13马哈尔团（13 Mahar Regiment）设置的野战工事，最近距离仅约35米，并向空中鸣枪两次，要求印军拆除防御设施。纳拉瓦内写道：“当中方试图越过铁丝网时，我们也开了三枪，而且效果更为明显。”中方随后撤离。这可能是自1962年以来，印中两军在拉达克东部首次发生实弹射击，但局势已明显充满升级风险。随后，解放军将坦克向热钦方向前推，不过在事态失控之前，纳拉瓦内的一次电话沟通成功缓和了紧张局势。
在此前印中边境的几次危机中——例如2013年的德普桑对峙（Depsang standoff）、2014年的楚马尔事件（Chumar）以及2017年的洞朗对峙（Doklam）——谈判主要由外交官主导。军事指挥官负责在当地进行协调，而真正推动双方走出僵局的，是中印的高级官员。然而，2020年的这场危机标志着这种既有模式的改变。当年夏天，在中方的建议下，印度接受了一种新的沟通机制——高级最高军事指挥官级会谈，通常被称为军长级会谈。与印度军队不同，解放军是一个权力地位极高的机构。纳拉瓦内在回忆录中解释称，这一安排本身就可能带来复杂后果。
首次此类会谈于2020年6月6日在楚舒勒—莫尔多边境会谈点举行，当时边境紧张局势已持续升级数周。印方由第十四军军长哈林德尔·辛格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Harinder Singh）代表出席。中方代表则是南疆军区的柳林少将。会谈持续了近12个小时，其间多次因翻译延误和双方内部磋商而中断。双方“原则上”同意在PP-14、PP-15和PP-17A实现脱离接触，具体实施方式将通过后续的低层级会谈进一步商定。2021年2月10日，印度和中国陆军军官举行会晤。图源：“罗生门下歇”微信公众号纳拉瓦内指出了谈判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缺陷：会议并未形成任何正式记录或会议纪要。
他写道：“所达成的决定仅属于‘原则性’共识，需经双方在适当层级予以批准确认。这种安排本身存在内在缺陷，即双方对会议内容的表述和理解，可能因个人认知不同而出现偏差，而且也不存在任何机制，防止一方事后否认此前‘原则上’同意的内容。这一点后来产生了严重后果。”他还补充说，当最初提出应当保留会议记录的问题时，外交部曾表现出犹豫，因为“边境谈判属于其职权范围”。直到2021年1月举行的第九轮会谈，双方才正式签署会议纪要。在此之前，“由于缺乏正式记录或会议纪要，谈判推进十分困难”。第二轮会谈于2020年6月22日举行——距离加勒万冲突仅一周时间——清楚暴露了双方分歧的深度。
中方主张局部后撤，而印度则坚持恢复至2020年4月的现状。随后，新德里要求在每一轮军事会谈之前或之后，安排印中外交官在磋商与协调工作机制（Working Mechanism for Consultation and Coordination，WMCC）框架下举行会谈。纳拉瓦内指出，这样做“可以使我方以更加正式、制度化的方式阐明立场，同时还有一个额外优势，即WMCC会谈均留有正式会议纪要存档”。随后，双方立场发生了逆转，中方拒绝再讨论“降级”（de-escalation），且这一立场至今未变。
所谓脱离接触（disengagement），是指在对峙点位上实现局部、战术层面的分离，包括部队后撤、设立缓冲区以及消除直接对峙。而降级则是指更广泛意义上的降势，即从高度战备状态中全面回撤和削减兵力与重型武器，降低整体动员水平与威胁程度，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两个对峙点。纳拉瓦内写道：“双方都基于各自立场准备了相应方案，但地面情况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他指出，与此同时，中方“持续改善其部署态势，修建掩体和野战防御工事，这无疑清楚表明了其中长期意图”。第二轮会谈中还浮现出另一个关键问题：脱离接触的参照点。
长期以来，印中双方在实控线的位置上存在分歧，至少在十余个地段存在显著差异。既然双方大体同意“后撤”，问题随之而来：从哪里后撤？这一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它将界定地面控制的范围，并可能“成为未来任何边界解决方案的基准”。其对未来边界谈判的影响极为深远，也凸显了纳拉瓦内披露内容的重要性。纳拉瓦内与军事行动总长（Director General of Military Operations）提出了一项创新方案：设立两个参照点，各自对应一方，双方部队均从各自的位置等距离后撤。与其围绕一条可能被永久固化为边界的单一线位争执不休，不如让双方各用各的参照点、对等后撤。
该方案获得了中国研究小组的批准，避免了固定一条存在争议的单一线位，但也伴随着隐含代价。首先，印度首次在实践中接纳了中方对实际控制线的主张，将其版本纳入参照点体系。其次，由此设立的缓冲区意味着，印军巡逻将不再进入那些在2020年5月之前曾例行巡逻的区域。这一做法后来被称为“加勒万模式”，并被运用于其他脱离接触方案之中。纳拉瓦内写道，在6月30日举行的第三轮会谈中，“中方似乎也表示同意”。双方同意各自从本方的参照点后撤5公里。其间的区域——也即6月15日发生冲突的地点——“将被划为一处缓冲区”，双方部队均不得进入2024年12月，苏杰生在议会发言时，刻意使用了一段较为迂回的表述，以回避直接使用“缓冲区”一词，而纳拉瓦内对此并不避讳。
苏杰生当时表示：“在2020年发生摩擦的其他一些地点，双方根据当地条件，商定了若干临时性、有限度的措施，以避免进一步摩擦。”他随后强调，这一安排“适用于双方”。然而，对印度而言，更应被重视的，是当印军不再在这些地区进行巡逻后，对相关地域控制权的实际丧失。在通过热线完成批准程序后，加勒万方向的脱离接触迅速推进。两天之内，解放军拆除了帐篷并撤离了相关区域。然而，在2020年7月14日举行的第四轮高级最高军事指挥官级会谈之前，中方拒绝就班公湖北岸问题展开讨论。纳拉瓦内回忆称，印方代表在会上主张“分阶段撤回人员、武器和装备，后撤至双方商定的距离。
同时推进降级，以减少该地区双方整体兵力规模”。中方已对地形作出大量改造，并搭建了数量众多、用于居住和行政用途的设施，“其中包括在靠近Finger 6一带绘制的一幅中国地图轮廓，其规模之大，足以在空中清晰可见”。中方还将用于湖上巡逻的船只从Finger 8前推至Finger 5，并修建了浮动码头。纳拉瓦内写道：“我们重申，恢复至2020年4月的原状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他指出，中方“再次对我方的兵力集结表示关切，并提出了五项建议，即：在部分孤立地段实现降级（而非脱离接触）；基于相互、对等的安全原则推进降级（这一点与我方立场一致）；
尊重各自对实际控制线的主张；停止新的兵力投入；以及保持良好的沟通渠道。”在第五轮和第六轮会谈中，双方立场趋于强硬。印度坚持全面脱离接触并恢复原状，而中方则将重点放在“降级”上，同时反对印度的军事集结。在9月21日举行的第六轮会谈中，印方开始在代表团中纳入一名外交部官员，以对等应对中方的政治委员。纳拉瓦内解释称，这一安排至关重要，因为“军长在多数问题上都必须向上请示，毕竟即便是在拉达克东部就看似微小的让步，也可能对整个边界问题的解决产生深远影响”。尽管北方司令部对此并不热衷，但外交部东亚司的联秘最终成为印方代表团的固定成员。
至此，印度已在凯拉什一线取得了战术优势。纳拉瓦内写道，在第六轮会谈前召开的中国研究小组会议上，已明确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部分后撤”。他补充称，中方的谈判立场在这一阶段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战术优势转移到我们一方之后，他们改变了口径，开始强调脱离接触的必要性”。这标志着一次重要的策略调整。外交部官员的加入也发挥了作用，因为他“能够逐字引用此前各类会议（包括双方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会晤）中发生的情况，从而不给中方留下回避既有承诺的空间”。然而，会谈并未取得具体成果，因为中方希望首先在凯拉什一线实现脱离接触，而印方代表团则坚持应当优先解决此前遗留的问题。
纳拉瓦内写道，这意味着脱离接触将“按照班公湖北岸—班公湖南岸—凯拉什一线的顺序推进”。双方均承认，有必要制定“一份有时间表的脱离接触路线图”，但在实施顺序和范围等根本问题上，分歧依然存在。在第七轮会谈（10月12日至13日）中，中方代表团还纳入了一名来自海洋与边界司的代表。纳拉瓦内回忆称，中方提议从班公湖南岸和凯拉什一线开始脱离接触——而这两个方向正是印方占据优势的地段。对此，印方认为“在两个方面完全不可接受：
第一，该方案从南岸开始；
第二，中方在北岸提出的后撤不仅是部分性的，而且明显对其自身更为有利”。印方代表团评估认为，“我们唯一的筹码在于凯拉什一线，一旦放弃这一优势，中方很可能会再找各种理由，在北岸问题上违背其承诺”。因此，印方提出应从班公湖北岸率先启动脱离接触，并在凯拉什一线作出象征性后撤，作为善意姿态。纳拉瓦内回忆称，这一提议“令中方一时手足无措”。尽管会谈未能取得具体成果，但仍被视为一种进展，因为“至少双方已将各自立场摆上桌面，为未来谈判以及缩小分歧提供了起点”。印方代表团还主张采用“加勒万模式”，该模式自7月6日以来已使加勒万方向保持无摩擦状态。
在第八轮会谈（11月6日）中，依然未出现突破，但“围绕脱离接触的路线图，具体细节已被明确”。中方希望将地形恢复与脱离接触进程脱钩，但这一主张遭到印方拒绝。纳拉瓦内解释称：“如果相关基础设施得以保留，一旦时机成熟，便更容易迅速回撤并重新占据此前腾出的区域。”到第九轮会谈（2021年1月24日），中方同意后撤至Finger 8以东，并恢复地形——这一进展出乎意料，构成一次重要突破。也是在这一轮，会谈首次正式签署了会议纪要。1月27日，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决定接受这一协议，但附加条件是：该协议仅作为实现全面脱离接触的前置步骤。
这一决定在性质上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军事性的。纳拉瓦内写道，尽管仍有若干问题悬而未决，但印度依靠其在凯拉什一线占据的优势，并不足以迫使对方接受一次性、全面的解决方案——这一判断此后一直引发争论。此外，班公湖北岸中国基础设施的影像在政治上已令莫迪政府陷入尴尬。纳拉瓦内指出，当时摆在面前的选择是：先确保看得见的80%，而不是在就剩余部分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冒失去一切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相关考量已不再是军事层面的，而是外交和政治层面的——而这些因素，本不应由陆军参谋长来权衡。2021年2月10日至19日，脱离接触按部就班地展开，并被向全球公开展示。
然而，最终呈现出的并非如以往对峙结束时那样恢复到事态发生前的原状，而是一种新的分隔地理格局。一些从未被公开承认为“缓冲区”的区域，实际上限制了印军在2020年5月之前仍可进入的巡逻范围。国防部长就班公湖脱离接触向议会通报情况时，并未说明该安排是以双参考点为基础。莫迪政府选择了沉默而非透明，使脱离接触被包装为一次成功，而其所做出的让步则被掩盖在公众视野之外。纳拉瓦内的叙述揭示了印度方面所做出的让步。所设立的所谓“缓冲区”，并非和平的象征，而是一种被管理的分隔状态。与此同时，印度事实上承认了中方关于实控线的主张与自身主张具有同等有效性。
这一方案并非源自印度军方的作战需要，而是在政治现实压力下形成的权宜之计。围绕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仍在等待之中。在2026年1月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现任印度陆军参谋长乌彭德拉·德维韦迪将军（General Upendra Dwivedi）在回应有关“降级（de-escalation）”的问题时透露，政府已成立专家组和工作组，印度陆军目前“正在等待这些讨论的结果”。他表示，一旦这些小组形成某种“具体、合乎逻辑且具协同性的解决方案”，军方将开始在实地加以执行。德维韦迪还指出，这一过程“将需要一定时间，而我们已经做好了等待的准备。
”四在2020年8月危机之后，战略圈内逐渐形成了一种叙事：认为印度对凯拉什一线高地的占领，是一次事先筹划好的行动——一种“以牙还牙”的反制方案，旨在惩罚中国在5月和6月的推进行动。在这一叙述中，莫迪只是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于8月30日动用军队，在没有直接中方挑衅的情况下重新夺回主动权。这一版本最为明确地由乔希提出。他在2024年出版的回忆录《谁敢胜出：一名士兵的回忆》（Who Dares Wins: A Soldier’s Memoir）中写道：“在经过充分的规划和准备之后，我们在凯拉什一线的R2地区（即热藏拉—热钦）发起了对等反制（Quid Pro Quo，QPQ）行动，覆盖班公错南北两岸，并进一步向北延伸至久拉和阿内拉等山口。
”现任印度外交部智库“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负责人的乔希声称，印度陆军“完全出其不意地打了中方一个措手不及，将其重新拉回谈判桌，并迫使其仓促后撤”。然而，纳拉瓦内的回忆录——即便并非有意——却对这一说法构成了实质性反驳。相关行动并非预谋，而是对中方当时行动的直接应对。这一差别至关重要：如果这是一场事先策划的对等反制，那么主动方将是印度，而非中国。纳拉瓦内在是否下令开火问题上的犹豫，正是进一步的旁证——如果印度是主动发起行动的一方，那么冲突升级在逻辑上或许可以成立。
但如果印度是在回应中方推进，那么“第一枪”的政治与战略责任，就应当落在中方一侧。边境公路组织（BRO）的工作人员在班公湖畔休息。图源：“罗生门下歇”微信公众号这一差别决定了印度战略体系如何理解刚刚发生的一切。印方担心，任何主动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刺激中国、引发更大对抗。苏杰生在2023年接受ANI采访时说：“你看，他们是更大的经济体。那我能怎么办？作为一个更小的经济体，我要去跟更大的经济体打架吗？这不是‘反应不反应’的问题，这是常识问题。”纳拉瓦内的回忆录还揭示，政府对拉达克危机的媒体报道极为在意。
最早的迹象来自他与苏杰生的私下会面——会谈时没有随行助手或参谋军官。在一次会面中，纳拉瓦内回忆称，苏杰生表示，他对有关与中方磋商内容向媒体泄露“非常担忧、非常不安”。纳拉瓦内说，他“更为担忧”，因为这类泄露会直接影响军事谈判。他向部长保证，军方不是消息源，并指出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会议“与会者太多”。同时，尽管军方作战机构已明确限制在相关部门使用手机，但“一些高级总干事（DGs）和秘书（Secretaries）并未遵守”。他回忆说，他在2020年11月10日与莫迪举行的双月例行会晤中提出了这一问题。
在向总理汇报拉达克东部局势及谈判进展后，他警告莫迪，信息泄露正在危及谈判，因为中方“经常推翻此前讨论过的内容”，理由是其认为印度试图通过“带有目的的泄露”让中方陷入被动。纳拉瓦内未记录莫迪对此作出何种回应。到2021年1月，对信息泄露的担忧已促使召开了一次纳拉瓦内所称的“知情必要”（need-to-know）的小范围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会议，地点在拉杰纳特住所。与会者包括苏杰生、多瓦尔和纳拉瓦内本人，以及外秘哈什·瓦尔丹·什林拉（Harsh Vardhan Shringla）、东亚事务联合秘书纳文·斯里瓦斯塔瓦（Naveen Srivastava）和军事行动总参谋帕拉姆吉特·辛格·桑加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Paramjit Singh Sangha）。
纳拉瓦内写道，触发此次会议的直接原因是：在谈判仍在进行之际，第八轮和第九轮高级军事指挥官级会谈的结果在数日内即出现在媒体上。“这已反复成为一个令人头痛、令人担忧的问题，”他指出，“因为它有可能使谈判脱轨。”他称，中方多次向印方抱怨，“甚至在他们尚未来得及向更高层汇报之前，相关新闻就已经出现在我们所有的电视频道上。”印方军官不得不一再解释说，“我们是一个拥有自由、开放媒体的民主国家，这一点他们只能予以理解和承受。”然而，将责任归因于“自由、开放的媒体”，与印度当下的现实并不相符。莫迪在其执政期间从未召开过一次新闻发布会，只接受过对其友好的媒体采访，而且相关内容需经其办公室审阅。
纳拉瓦内写道，他在2021年1月的这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如果信息泄露如此具有破坏性，“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拥有足够的资源来锁定泄密源头”。他补充说，“国家安全顾问一定对此进行了调查，因为此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泄露。”这一情况究竟更能说明多瓦尔在管控媒体报道中的作用，还是媒体本身愿意被管控，仍有不同解读空间。可以确定的是：鉴于纳拉瓦内尚未出版的回忆录自2023年以来已在内部流传，但其中具有爆炸性的披露几乎未引起任何公开讨论，关于电视新闻曾揭露政府试图压制的‘不便事实’这一说法，如今看来已显得难以成立。
在以往与中国发生的边境危机中，印度一贯坚持恢复到既有现状。这通常包括拆除任何新增基础设施、恢复原有的军事部署，并继续行使既有的巡逻权利。然而，在拉达克东部，这些做法全部被放弃。纳拉瓦内在回忆与苏杰生的一次谈话时，记录了一种颇为反常的理由，用以解释为何不再严格坚持“既有现状”——苏杰生当时主张不宜过早解决问题。苏杰生认为，谈判拖得越久，对印度反而越有利：各方占据的阵地会逐步固化为一种“新的现状”，这一逻辑与中国在其陆地和海上边界问题上的做法相呼应。他表示，印度应当做好准备，不仅在整个冬季维持前沿部署，而且要“坚持到问题解决为止，哪怕需要多年”，并以1987年桑多河谷（Sumdorong Chu）危机的长期化解过程作为例证。
纳拉瓦内指出，这一思路直接塑造了印度作出为“长期驻守”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的决定。这一论证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前提之上：即时间天然有利于印度。2020年之后的现实表明，情况恰恰相反。1987年时，中印两国在相对实力上更为接近。而今天，力量差距已十分明显。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经济、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显著扩大。作为结构性更强的一方，在地形条件更为有利、边境基础设施更完善的情况下，中方更有能力将“半永久性”的前沿部署转化为持久的既成事实，并在外交与军事层面上与印度长期周旋、消耗时间。
相比之下，印度在资源更为有限的条件下，不得不承担维持高海拔前沿阵地的高昂成本，其负担明显更重。与此同时，中国已将其在拉达克东部的部队规模削减了一半，并将平民进一步向边境推进，安置在靠近班公湖的村庄。《经济学人》在2025年12月获准进入拉达克东部地区采访后报道称，“自加勒万事件以来，中方在实控线沿线的建筑数量增加了十倍。”报道指出，尽管印度也在推进一定程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但一名印度军官表示，“在更大预算支持下，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至少是印度的四倍。”卫星影像显示，中国正在缓冲区附近修建新的建筑。
虽然这些活动发生在中方控制区域内，但它们巩固了解放军的实体存在，并以一种不显眼却持续的方式，重新校准了中方的领土主张。换言之，时间站在中国一边。中方可以耐心等待，通过选择性脱离接触，为渐进式既成事实赋予合法性，并逐步消磨印度政治意志。这一动态在王毅外长2025年访印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便核心争议仍未解决，莫迪政府仍作出多项让步，以对外营造双边关系“恢复正常”的形象。长期对峙还牵制了印度的军事资源，限制了印度将注意力投向印太地区、或应对来自巴基斯坦挑战的能力。《经济学人》援引一名西方官员的话称，印度资源之紧张，以至于在2025年5月的印巴空战期间，不得不将两支旅从实际控制线方向调往印巴边境。
纳拉瓦内的披露揭示了莫迪政府对华战略核心处的一项根本性矛盾——这一矛盾常被战术层面的高调表述所掩盖，却在回忆录冷静而不回避的作战细节中清晰显现。政府宣称通过兵力重新部署和基础设施投资实现威慑。而在现实中，其主导的却是一次战略性后退，这一后退被民族主义修辞所包装，并通过信息管控得以维持。看看地面上的现实。印度已经放弃了冬季牧场，并设立了缓冲区，在没有任何正式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事实上让出了存在争议的地区。作为高度军事化边境地带中中国最突出的单一优势，基础设施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
位于实控线中方一侧的阿克赛钦是一片高原地形，平坦的地势使解放军能够在仅用两个夜晚的时间内，将后方兵力机动至边境，速度远快于印度。中方拒绝按照“基于机动时间”的原则讨论降级，而莫迪政府则以边境“和平与安宁”的话语作掩护，佯装局势已经恢复正常。与此同时，脱离接触的具体机制本身仍属机密，既不接受议会审查，也不受民主问责。当民主监督在战略上变得不便时，莫迪政府便直接将其从公众视野中删除。这并非审慎的安全管理，而是通过操控认知来掩盖重大让步。更具指控意味的是，2020年8月危机中暴露出的政治责任缺位。
莫迪将具有历史意义的决断责任交由陆军参谋长承担，这一先例具有危害性。它确立了一种模式：当压力达到顶点时，印度的文职领导层选择退回到作战层面的模糊地带，而非提供战略上的清晰指引。印中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历届印度政府始终回避根本性问题，而非正面加以解决。2020年的脱离接触框架重蹈了这一覆辙：在未就实控线这一任何持久解决方案的前提条件作出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印度让步于某些表述和机制，这些安排不仅限制了印度自身的政策灵活性，也在事实上为中方主张赋予了正当性。印中双方或许降低了该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但这种脆弱的“和平”一旦受到扰动，双边关系仍可能迅速再度陷入混乱。
这一点，印度民众似乎比政府看得更清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在202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印度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对印度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46%的受访者认为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一比例与2016年调查结果几乎完全一致。此外，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是一个“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问题。这种不对称并不仅仅体现在军事层面，而是认知层面的不对称。据报道，在2025年5月印巴冲突期间，中国曾使用无人机对印度边境进行侦察。中方将未解决的边界问题视为长期施压点，而印度则将其视为可以通过邻国间“善意相处”加以管控的摩擦因素。
这是两套彼此不相容的认知框架。在缺乏大量前期实质性准备的情况下，任何峰会层级的外交都无法消解这种不相容性。莫迪在与中国领导人互动上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却在核心问题上毫无进展。在2025年5月的冲突中，巴基斯坦不仅部署了中国的武器系统，还依赖中国提供的天基情报收集、目标指引、数据处理和网络活动支持。中国同时还提供了外交层面和叙事层面的支援。印度陆军副参谋长拉胡尔·R·辛格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Rahul R. Singh）公开表示，巴基斯坦“从中国获得了有关印度军事动向的实时情报”。
纳拉瓦内在回忆录的结尾保持了一种谨慎的自信，认为印度已从“劝阻性威慑”（dissuasive deterrence）转向“可信威慑”（credible deterrence），中方必须认识到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极低。但这一判断的前提，是中方曾经寻求过军事解决方案——而事实未必如此。即便在台湾问题上——这一政治优先级更高的议题——中国迄今采取的也是施压，而非战争。其对印策略似乎同样如此：在不升级的前提下持续施压。因此，真正的差距并不仅存在于军事或外交能力上，而在于政治意志。纳拉瓦内在2020年8月31日保持克制，在作战层面或许是合理的。
但莫迪拒绝为这一决定承担政治责任，则并非如此。缺乏政治决断支撑的威慑，只是一种表演，而非战略——它释放出的信号是软弱，而这种软弱只会招致中方持续不断的试探。印度未来的出路，取决于是否正视一个莫迪政府始终回避的事实：中国并不将印度视为对等国家，并据此展开谈判。在中国看来，印度在大国等级序列中的位置，远低于美国。纳拉瓦内提出过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作为一种建立信任的措施，但这样的协议在政治上并不现实——而且颇具意味的是，双方都不愿主动提出这一设想。在军事能力、战略理论与文职决策之间缺乏协调一致的情况下，印度的威慑态势将继续呈现出不对称、且在作战层面空洞化的状态。
真正不可或缺的，是政治上的坦诚。压制纳拉瓦内回忆录，本身已成为这一失败的象征。一个不愿向议会或公众坦陈印度在2020年距离冲突升级究竟有多近、以及其决策过程何等临时拼凑的政府，无法令人信服地宣称其拥有战略自信。被保护的并非国家安全，而是对掌控力的幻象。作者简介：苏珊特·辛格，印度《大篷车》杂志咨询编辑。
本文转载自“罗生门下歇”微信公众号2026年2月4日文章，原标题为《纳拉瓦内的关键时刻：未出版回忆录揭开莫迪政府的边境危机叙事》，原文来源于《大篷车》（Caravan）杂志2026年2月1日文章，标题为Naravane's Moment of Truth，原文链接：https://caravanmagazine.in/security/navarane-memoir-ladakh-crisis本期编辑：邓徐勤伟本期审核：朱依林 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