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徒报》《印度教徒报》《印度时报》《印刷报》2月1日报道，印度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资本外流和增长压力上升的背景下公布2026-27财年联邦预算，核心思路是以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托底增长、同步调整周边外交资源配置。预算提出在奥里萨邦、喀拉拉邦、安得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建设稀土走廊，覆盖开采、加工、研发和制造环节，服务半导体等关键产业，目标是降低对华依赖。数据显示，印稀土进口额已由2014年的1410万美元升至2024年的1750万美元，其中超过45%来自中国。
可再生能源方面，预算延续对核电项目所需物资、锂电池制造设备、太阳能玻璃原料及关键矿物加工设备的基本关税豁免，以配合2030年非化石能源装机5亿千瓦、2047年核电装机1亿千瓦的长期目标。宏观层面，预算总支出约5830亿美元，基础2.2万亿卢比，同时将财政赤字控制在4.3%左右，强调在不推出大规模刺激的情况下稳定预期、吸引制造业投资。对外援助方面，印度以关系紧张为由将对孟加拉国援助减半至6亿卢比，并下调对马尔代夫和缅甸的支持，同时提高对阿富汗、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和毛里求斯的援助规模，其中对不丹援助最高达228.8亿卢比，对阿富汗亦有所增加，被视为在阿塔政府问题上保持有限接触的信号。
此外，预算对拉美地区援助翻倍、对欧亚地区略有压缩、对非洲基本持平，显示印度正通过财政工具在产业安全与周边外交之间同步做结构性调整。
印进口委内瑞拉石油数据。图源：Instagram新德里电视台、
《日经亚洲》2月1日报道，美总统特朗普1月31日表示，美印已就印进口委内瑞拉原油达成“协议概念”。根据协议，印未来将购买委石油以替代伊朗、俄油供应。特朗普还表示，欢迎中国加入该协议，参与购买委石油。据悉，美2025年3月曾对印等委石油进口国加征25%关税，但2026年1月逮捕委总统马杜罗（Nicolas Maduro）、美实际控制委石油工业后，已取消对委石油行业的部分制裁。目前印方尚未对此做出回应。分析认为，此前美印关系一度紧张，特朗普此次言论或反映双边关系正持续改善。
另据悉，印总理莫迪1月30日与委代理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iguez）通话，双方同意在贸易、能源、数字技术、农业等领域深化合作，并共同表示将在未来几年将双边关系提至“新高度”。
过去十年的印欧贸易。图源：TradeImeX
《印度快报》1月30日报道，印商工部长戈亚尔（Piyush Goyal）高度称赞印欧自由贸易协定（FTA），称其为莫迪经济外交的“历史性里程碑”，将为印带来多重利好。一是显著扩大市场准入。协定取消对印约330亿美元（$33 billion）出口商品高达10%的关税，印超99%的对欧盟出口产品（按贸易额计）获得“前所未有的市场准入”。这将直接提升印商品在欧盟市场的竞争力，尤其利好纺织、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促进就业。该协定有望为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助印企更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三是提升印对外资吸引力。协定强调规则化贸易和政策稳定性，将增强印国内外投资者信心。四是促进服务业与人才流动。该协定将放宽双方专业人士和商务人员流动，利好印服务业发展，并巩固印作为全球人才与创新中心的地位。五是引入良性竞争竞争，倒逼印产业提升整体竞争力与产品质量。六是兼顾开放与保护。印在扩大开放的同时保护农业、乳制品等敏感行业，实现经济增长与核心利益之间的平衡。此外，戈亚尔还对比前任国大党政府，称国大党执政期间印经济放缓、错失发展机遇，而现政府通过与发达经济体达成协定实现增长，展现出“果断领导力”。
图源：New Age孟New Age网站2月1日报道，孟加拉国退出印主办的板球赛事，或影响印申办2036年奥运会，同时引发体育政治化风险。印孟关系紧张态势已由宗教冲突延伸至体育领域。孟方以“印将孟球员移出印板球超级联赛阵容”为由，要求国际板球理事会（ICC）更改小组赛举办地，在请求遭拒后，孟宣布退出于3月开赛的男子T20世界杯。巴基斯坦方面也宣称正考虑抵制赛事以声援孟。据悉，印板球管理委员会（BCCI）曾在ICC内部游说，呼吁不要变更赛事举办地，而ICC被指多次做出有利印度的赛事决定。
鉴于BCCI与印政府关系密切，外界普遍质疑印体育事务可能面临政治干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印正申办2036年奥运会，而国际奥委会（IOC）对“体育政治化”倾向持“零容忍”态度。分析认为，若印遭到其他国家抵制，将难以获得奥运会主办权。
阿米塔布·乔杜里 (Amitabh Chaudhry)。图源：《金融时报》英国
《金融时报》2月1日报道，印第三大私营银行Axis银行首席执行官阿米塔布·乔杜里（Amitabh Chaudhry）就印经济表现、未来展望及印金融行业发展发表看法。乔杜里指出，2025年印推行的多项改革将影响未来经济发展。2026年，房地产和汽车等大额消费行业将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货币走势对印发展而言“无关紧要”，但关税问题和地缘政治值得高度关注。投资方面，乔杜里表示，私人投资尚未回升，但随着产能利用率逐步提升至70%-75%，企业投资需求有望逐步释放。
然而，具备持续大规模投资能力的企业集团数量有限，且企业更多依赖内部现金流或资本市场融资，对银行信贷依赖程度不高。国际金融服务业发展方面，乔杜里指出，多数外资银行在股权融资方面不具优势，已逐步退出印零售市场，而部分大型外资银行聚焦批发、贸易和外汇业务且表现出色。乔杜里认为，印央行（RBI）计划放宽银行为企业并购提供融资的限制，将有助银行与企业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推动行业整体增长。
BKS抗议现场。图源：ANI
《印刷报》2月1日报道，印人党意识形态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下属的工农组织不满联邦财政预算案，称其无视工农阶层的核心诉求。印农民联盟（BKS）指出，预算案在某些方面利好农民，但却未完全解决农民关切。一是未上调农民每年6000卢比（Rs 6000）的福利补贴，未兑现“将农民信用卡额度提升至50万卢比（Rs 5 lakh）”的承诺。二是未对自然农耕从业者提供相应激励，也未将农作物化学残留的监测与管控纳入预算安排。三是农耕机械的商品和服务税（GST）税率居高不下。
印工人联盟（BMS）则认为，预算案聚焦加速经济增长，却忽视劳工权益和社会保障诉求。BMS指出，公积金、雇员国家保险和奖金多年未上调，项目制用工群体要求获得正式劳动者身份和全面保障的诉求再次被忽视。
2021年2月10日，印军坦克从班公湖撤离。图源：《大篷车》《大篷车》杂志2月1日发表题为《纳拉瓦内的真相时刻》的文章指出，印前陆军参谋长马诺吉·穆昆德·纳拉瓦内（Manoj Mukund Naravane）在未出版的回忆录《命运的四星》（Four Stars of Destiny）中指出，2020年中印边境危机暴露印政府回避承担政治决策责任、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失灵、公共叙事与实际行为矛盾等问题，印需承认“中国并未将印视为平等战略伙伴”，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校准对华谈判与边境管控策略。
2020年8月，中印边境对峙一度逼近全面军事冲突边缘，但印政治领导层始终未向军方提供清晰的行动指令。尽管印政府的相关表态在形式上赋予军方一定自由裁量权，但实质上却将本应由民选政府承担的决策责任，在缺乏明确政治授权的情况下转移给军方。无论是1971年印巴战争，还是1999年卡吉尔冲突，印政治领导层均通过内阁安全委员会等正式制度，对军事行动作出明确授权并提供战略指引。相比之下，2020年中印边境危机期间中央政府在政治层面的犹疑与责任下放显得尤为反常。
这种“模糊授权”并非印政府战略克制的体现，反而反映出决策层在高风险情境下的责任回避倾向。这将削弱印政府危机管理的制度稳定性，也影响印对外威慑的可信度。在决策层面，部分涉华重大决策并未通过内阁安全委员会，而是转由“当代中国研究小组”（CCCS）等缺乏正式授权的非制度性机制处理。这种去制度化的决策路径削弱了集体讨论、程序正当性与事后问责机制，导致官方公共叙事与真实决策过程之间出现明显脱节。在战略层面，2020年后印在边境问题上的战略原则发生变化，印政府放弃了此前坚持的“恢复原状（status quo ante）”立场。
在当前中印综合实力显著不对称的背景下，该判断存在明显缺陷：中国更有能力实施并维持半永久性部署，而印为维持高海拔前沿部署则需付出更多资源和成本。从长期看，对峙持续反而对印更为不利。在公共叙事层面，莫迪政府在危机后表态的既强硬，又前后矛盾。印政府宣称通过强化军事部署和边境基建以威慑中国，实际上却接受了设立缓冲区、限制巡逻范围等安排，客观上改变了以往的边境管控做法，在处理中印边境问题上明显“不进反退”。与此同时，印政府严格管控信息，使公众难以全面了解事件真相。
总体而言，中印边界问题的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历届印政府均回避对这一根本性问题作出明确政治决断。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压缩了印在未来对华谈判中的议价空间，也可能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可反复利用的渐进式推进窗口。因此，印亟需正视现实：中国并未将印视为平等战略伙伴。唯有在承认这一前提的基础上，印方能重新校准其对华谈判与边境管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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