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牛马白日狂想编辑 | 余佳轩审核 | 朱依林 单敏敏 图源：网络 在大多数正常国家，政党轮替像是一场接力赛。A党跑完，B党接棒继续跑，虽然姿势不同，但方向是一致的。印度国大党搞了经济自由化，后来莫迪的人民党上台，虽然政治上互骂，但在经济上继续推进自由化和印度制造。孟加拉国的哈西娜（Awami League）和齐亚（BNP）两派斗得你死我活，但双方在经济发展，尤其是服装出口导向政策上存在连续性和共识。而在巴基斯坦，政治更像拆台赛，每届政府都在忙着否定上一届。前总理伊姆兰汗执政初期，指责纳瓦兹谢里夫政府在CPEC项目中存在腐败，成立了委员会专门审查相关合同，一度影响项目进展。
哪怕同一党派的决定，也是说变就变。90年代贝布托（PPP）为了吸引外资，与澳大利亚公司签署勘探Reko Diq（雷科迪克）铜金矿协议，后来转手给了加拿大公司TCC。TCC投了几亿美元发现大矿，准备挖了，PPP变卦了。2011年，PPP领导的俾路支省政府不仅不履行之前的合同，还直接宣布合同非法。“长期”这两个字，在巴基斯坦并不常见。
一、短视的政客其他国家的政客输了选举，大不了回家写回忆录；巴基斯坦的政客输了，可能要坐牢、流亡，甚至被绞死。前有阿里布托被绞死、穆沙拉夫被判死刑，现在是伊姆兰汗被判十几年监禁。截至2025年，巴基斯坦没有一位民选总理，干满了5年任期。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动力推动一项长期计划。巴基斯坦政客主要靠家族背景、财富或街头动员能力，不需要懂经济学或公共管理，只需要懂怎么搞定拿着选票的人。常说谢里夫两兄弟是实业家出身，因为他们最初治理国家的知识不是来自学校或政府部门的任职，而是家族企业的经营。较为年轻的一代，如贝布托的儿子比拉瓦尔，在牛津学的是现代史与政治。
2007年贝布托遇刺，19岁的比拉瓦尔直接被任命为PPP党主席。2022年，他第一次担任政府行政职务，就是巴外交部长。他没当过市长、省长、没管过水利或教育，就能掌管国家外交。他懂的是权力的游戏，却未必懂财政赤字怎么填。在巴基斯坦，最快速拿到选票的方式，不是严肃、痛苦的长期改革，而是看得见且快速的宏大项目。于是，更多高速公路、电厂、学校建起来了。但城市内部交通依然拥挤，电价依然很高，教育质量依然很差。往届胜利的政党，更多依赖贩卖悲情或仇恨。在1970年的选举中，由于东巴基斯坦弥漫着资源被剥削的愤怒，导致东巴人民压倒性地投给谢赫穆吉布。
1988年，选民投票给贝布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同情她父亲阿里布托被绞死的悲剧。2008年，贝布托遇刺后，她丈夫扎尔达里打出“在此刻，贝娜齐尔就是PPP”的口号，甚至展示她的遗嘱，PPP因此大胜。2024年，监狱中伊姆兰汗打造的“受迫害英雄”形象吸引众多选民，结果PTI支持的候选人获得了国民议会最高的选票份额和席位。
二、崩坏的官僚体系更要命的是，为了私利，政客绕过或清洗了专业的官僚体系。1947年独立后，巴基斯坦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留下的文官系统（Civil Service of Pakistan，CSP）。这套系统被称为“钢铁骨架”，坚硬、专业、中立。在英国体系下，公务员有宪法保障。政客不能因为官员“依法办事、拒绝违规”而开除他。像早期权力极大的古拉姆·穆罕默德（Ghulam Muhammad）和伊斯坎德尔·米尔扎（Iskander Mirza）都是官僚出身。他们能在50年代把总理像换衣服一样换掉，印证了在那个时候，官僚是“主子”，政客是“仆人”。
但在权力斗争中，这套官僚系统被搞废了。阿里布托1973年修改宪法，取消了对公务员工作安全的宪法保障，总理随时可以解雇任何他不喜欢的官员。官僚从“国家的仆人”变成了“总理的仆人”。布托规定，政府可以直接从社会上招聘中高级官员，不需要经过严格考试。大量PPP党工、亲信被塞进了外交部、警察局和秘书处。整个官僚体系被政治化了，专业能力不重要，对政党的忠诚才重要。纳瓦兹时期则频繁使用OSD（Officer on Special Duty）。OSD名义上是特别任务官员，实际上是坐冷板凳。如果官员违抗总理旨意，就会被OSD。
他依然拿工资，但没有办公室，没有文件看，甚至没有椅子坐，是极大的心理折磨。谢里夫兄弟俩还喜欢提拔那些对他们极度忠诚的官员。比如，阿哈德奇马（Ahad Cheema）和法瓦德·哈桑·法瓦德（Fawad Hassan Fawad），法瓦德·哈桑·法瓦德帮总理绕过了繁琐的审批，强力推行政策，他本人甚至可以直接命令部长。阿哈德·奇马则被给予超常规的采购权和人事权，旁遮普22个月建成电厂的世界纪录就是这么来的。虽然效率高了，但破坏了整个行政规矩。巴基斯坦国家问责局（NAB）曾指控两人滥用职权，虽然部分指控后来被法院驳回或保释，但证实了其巨大的非法定权力。
这种长达几十年的清洗和绕过，导致巴基斯坦官僚体系的全面退化，现在的官员只会写领导想看的报告。
三、最终裁决者政客无能的背后其实也是无奈。因为
在巴基斯坦有一个终极仲裁者——军方，他们控制了司法与街头力量。2013年，纳瓦兹携国民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强势回归。随着CPEC带来数百亿美元投资，经济向好，纳瓦兹开始了一场冒险。上任初期，纳瓦兹启动了针对穆沙拉夫的“叛国罪”审判，这是巴历史上第一次有民选政府敢审判前陆军参谋长。尽管军方多次暗示允许穆沙拉夫“出国就医”，但纳瓦兹坚持将其列在限制出境名单上长达两年多。纳瓦兹还计划给印度“非歧视性市场准入”（NDMA），以实现贸易正常化。街头的反击很快到来。2014年，时任反对派领袖伊姆兰汗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指控纳瓦兹大选舞弊，其与加拿大籍教士塔希尔卡德里联手“杀进”伊斯兰堡，占领了敏感的红区。
这场持续一百多天的抗议透着诡异：当示威者攻占国家电视台（PTV）、围攻总理府时，负责守卫的军队没有开枪阻拦。巨大压力下，纳瓦兹选择妥协。司法武器最终判下了纳瓦兹的总理职位。2017年，借“巴拿马文件”曝光谢里夫家族海外资产之机，最高法院做出一项极具争议的判决：因为纳瓦兹在儿子的迪拜公司挂职且“未领取薪水”，法院援引宪法中关于“诚实”的条款，剥夺了他的总理资格。而伊姆兰汗下台后的疯狂反扑，加剧了政局的不稳定。外部资本和金主国家也需要一个“不会随选举更迭而变化的稳定变量”作为担保者。在巴基斯坦的体制中，唯一具备这种连续性的机构就是军方。
2023年，夏巴兹政府成立特别投资促进委员会（SIFC），陆军参谋长是核心成员。军方在制度上直接参与经济决策，虽然提高了政策连续性，但却只对特定对象有效。在巴基斯坦，政客在有限的时间里疯狂透支未来；军方以纠正错误为名介入；官僚体系在夹缝中彻底瘫痪。没有人为这个国家的下一个十年负责。
本文转载自“牛马白日狂想”微信公众号2026年1月30日文章，原标题为《为什么巴基斯坦容不下一张长期蓝图？》编辑：余佳轩审核：朱依林 单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