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戴超武编辑 | 任徵淼审核 | 单敏敏中印边境。图源：外媒2024年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再版了澳大利亚学者、资深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所著《印度对华战争》（India’s China War）中译版。该书原著自1970年面世以来，被视为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权威著作。它回顾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演变和印度边境政策形成过程，着重叙述了印度方面如何一步步走上同中国对撞的道路并触发边境战争，以及印军失败的全过程和停火后印度局势的变化。作者通过详细研究，搞清楚了在1962年中印就边界问题爆发的战争中究竟谁是受害者，谁是侵略者。
毛泽东主席从《参考资料》上看到该书部分章节摘要后，认为很有价值，经过与周恩来总理商议，决定翻译该书全本，并特别指定外交部组织成立翻译专班。1973年，周恩来总理同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表示：“这本书写得很公正，因为我们此前与他素不相识，也未曾提供任何文件。他的结论完全是根据印度的文件得出的。”该书原著面世之初，有关国家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叙事在国际社会占主导地位。其宣称，中印边界“基于地理、传统和条约”确定，但随后中国向印度提出领土要求，挑起边界争端，直至发动战争。彼时西方学界论著不加辨别地广泛使用这种叙事。
不过，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随着印方参与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和决策的有关人员陆续出版回忆录，欧美及印度学界相继出版大量论著，力图将历史学、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等学科方法相结合，探讨中印关系演变，如英国知名学者兰姆所著《中印边界》《麦克马洪线》《中印在拉达克的边界》；印度学者卡·古普塔所著《中印边界秘史》等。这些研究在1935年英印殖民政府单方面划定的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尼赫鲁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印边境战争的责任等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中国的基本立场。其中，《印度对华战争》的影响最为突出。
2024年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再版了澳大利亚学者、资深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所著《印度对华战争》中译版。图源：“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
一、第一部详细记述中印边界争端的著作《印度对华战争》是第一部详细记述中印边界争端的著作，使用了
当时外界难以获取的印度政府内部文件，彻底颠覆了当时印度官方及印度与西方学界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主流观点。马克斯韦尔认为：首先，历史上中印边界并未正式划定。他将英帝国对印度北部的边界政策，置于英国同沙俄展开“大角逐”的历史背景下论述，而中印边界西段的所谓“科学边界”和中印边界东段的所谓“战略边界”都是这种争夺的产物。他强调，英国在中印边界西北段的边界政策史，“是前进派和温和派在伦敦和印度交替得势的历史”。其次，中印边界争端的主要责任在印度。他在书中指出，中印边界问题之所以未能付诸谈判，是因为印度政府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便认定此举不符合其国家利益，即便后来面临外交僵局与军事失利，仍坚持这一立场。
中国虽愿与印方谈判，但彼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坚持中印边界已划定、不容任何谈判的立场，并对阿克赛钦地区提出领土主张，但这一主张没有任何条约、习惯或地理依据。
第三，印度“前进政策”的本质是侵略政策。马克斯韦尔指出，“前进政策”的目的是通过进占中国主张的领土，迫使中国军队撤出，将中国“清除”出印度主张的地区。由于印度加紧实施“前进政策”，导致中印边界争端演变为冲突、最后走向战争。马克斯韦尔通过《印度对华战争》揭示：“中国并非是具有扩张主义、侵略性的危险国家，相反是和平、谨慎的，致力于保卫自身边界，而非扩张边界。中国是受威胁者，不是威胁者。”印度舆论界在《印度对华战争》面世之初对其大加挞伐。《印度斯坦时报》《政治家报》《印度快报》《国民先驱报》等印度主流媒体纷纷发表书评，称其是“来自北京的论调”“人们完全有理由对该书不屑一顾”。
与此同时，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所长苏布拉曼亚姆、旁遮普大学学者梅赫拉等印度学界人士则宣称“偏见、自相矛盾和歪曲历史在书中比比皆是”。1972年，曾任尼赫鲁政府外交部历史司司长的戈帕尔发表长评，称《印度对华战争》让他“感到深深失望”，此书“很难被视为是对中印关系的严肃客观研究”。然而，印度学者卡·古普塔成为少数“打破这种一致看法”的人，他强调所谓“麦克马洪线”在国际法上缺乏牢靠根据。
二、促使欧美学界重新认识中印边界争端的实质该书出版后引起欧美学界高度关注。欧美学者
在国际知名期刊密集发表书评，称赞《印度对华战争》作出的重要贡献，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全面客观地探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有关中印关系的政策与事件。例如，1971年4月，加拿大温莎大学国际关系学者伯顿在《国际事务》发文指出，西方鲜少有人作出这样的努力，因为“几乎所有国家政府和非官方观察者都充分相信印度，毫无保留地将中国描绘成不择手段的侵略者”。7月，英国知名学者兰姆在《现代亚洲研究季刊》发表长篇书评称，“篡改和歪曲档案是印度政府的一贯做法”，并强调“引发战争的真正原因在于印度外交政策所持的某些基本态度，及其在北京方面引发的反应”。
1972年12月，曾为澳大利亚外交官的克拉克在《澳大利亚季刊》发文表示，阅读本书后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西方社会官僚媒体和学术机构为何能长期掩盖并歪曲冲突的真相”。1973年3月，曾任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后遭“麦卡锡主义”迫害而从美国国务院辞职的柯乐博在《政治学季刊》发文称，马克斯韦尔从印度视角讲述印度“对华战争”的历史，“富有洞察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评论充分反映出《印度对华战争》对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中印边界争端的实质产生的重要学术和政治影响。《印度对华战争》出版后，马克斯韦尔还在国际期刊上不断发表文章，深入研究中印关系和中印边界等问题，深化自己在书中提出的论点。
在马克斯韦尔等学者的影响下，欧美学界已基本改变对中印边界争端的认识，这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出版的主要论著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些研究普遍认为：中印边界争端的起源在于英属印度和中国未能明确划定边界；尼赫鲁“屈从‘地理即命运’这一帝国主义信条”，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都继承了英属印度时期最具扩张性的领土主张，在未划定边界沿线进行更具侵略性的巡逻，进而实施挑衅性的“前进政策”；因此，历史上存在争议的中印边界问题被激化为全面边境冲突，而这主要归咎于尼赫鲁“拙劣的外交和粗暴的策略”。
亚科夫·韦尔兹伯格所著《外交决策的错觉：1959至1962年的中印冲突》、杰拉德·西格尔的《保卫中国》、傅泰林的《固疆安邦》、艾瑞克·海尔的《务实的巨龙：中国的大战略与边界问题的解决》等著作，都突出了这些观点。海尔还指出，“《印度对华战争》对当时中印关系的分析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新近解密的档案及西方和中印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但总体上证实了马克斯韦尔的分析。”
三、揭示影响国家大战略的若干重大问题马克斯韦尔的研究还对印度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这从印度纪念“中印边境战争”40周年、50周年及60周年的相关媒体专栏文章中可窥一斑。2002年，印度门户网站Rediff组织了题为《铭记一场战争》的专栏，其中印度退役空军中校帕拉斯尼斯写道，“印度作为一个国家是帝国的产物，其边界都是出自英国之手”“如果我们放弃了作为帝国产物的在藏特权，又凭什么对英国寻求扩张而划定的边界提出正当主张？但在毫无军力支持的情况下，尼赫鲁却这么做了”。2012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阿南德在印度《防务研究杂志》发文指出，“这场灾难性的边境战争已过去50年，印度人是否做好准备，真正摒弃自我伤害的‘背叛叙事’，重新评估将可控分歧变成全面边界争端的政策和做法？
”2022年，《印刷报》组织了60周年纪念专栏，尼赫鲁大学教授拉贾戈帕兰撰文强调，“尼赫鲁最严重的决策失误，是在中国提出维持现状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仍拒绝谈判，并转而采取战争边缘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仍有研究继续为尼赫鲁的对华政策辩护。对此，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印度知名学者努拉尼尖锐指出，“从长远来看，沉溺于沙文主义的媒体和学术界，将被证明有损国家利益。他们未能对官方的主张进行必要的深入研究”“这种行为绝非爱国，而是对责任的放弃”。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还揭示了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大战略的若干重大问题。
一是国际体系的变化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印度独立后所坚持的中印边界，实质是19世纪英国同沙俄展开“大角逐”的产物；而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变化及印美关系、印苏关系的演变，是尼赫鲁政府确定对华政策的关键考量。二是基于档案文献的研究对国家利益的维护。边界是重大国家利益的标志，而依据传统、习惯、条约来确定边界合法性是通行的做法，其中以基于真实档案文献、地图进行的历史研究，来证实本国领土主张合法性的行为，则是国家战略文化和国家声誉的集中体现。三是决策者的战略思想对国家大战略的影响。
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治领导人和决策者的战略远见，而这种远见则基于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并主导着国家选择发动战争还是缔造和平。作者简介：戴超武，云南大学印度研究院创始院长、特聘教授
本文转载自“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2025年8月14日文章，原标题为《戴超武：〈印度对华战争〉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中印关系研究》。本期编辑：任徵淼本期审核：单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