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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6月28日报道,印商界普遍担忧对华经贸合作存在“无法预见的挑战”。印商工部数据显示,印2022年在华新设198家企业,略高于2021年。在华印企涵盖制造、IT、制药、贸易、银行等领域,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等地。然而,因担忧“政治决策突然改变影响涉华业务”,印企对华市场投资热情不高。分析人士认为,中印边界紧张局势和地缘政治环境,尤其是莫迪政府希望利用“美西方对华脱钩”吸引对印投资,不利于印企对华开展新投资。印商界人士表示,印企对华合作需谨慎,必须提前搜集信息,以应对中国市场复杂性。此外,印企还表示,印正成为转口贸易中心——印商积极在华采购产品,再向全球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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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报》6月28日报道,莫迪开启3.0任期后延长多位高级官员任期,以确保政策连续性和政权稳定性。据悉,莫迪政府延长印情报局(IB)局长塔潘·德卡(Tapan Kumar Deka)、总理首席秘书PK 米什拉(PK Mishra)、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Doval)、总理顾问阿米特·卡雷(Amit Khare)等官员任期。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莫迪政府有望保持政策连续性、关键岗位忠诚度。然而,部分官员认为,莫迪政府此举可能损害官僚“士气”,并且破坏《全印服务规则》(All India Services Rules)——“只有极其罕见和特殊的情况下才有理由延长公职岗位任期”。
《印度斯坦报》《印度斯坦时报》6月29日报道,印外交部6月28日称,外长苏杰生拟代替莫迪率团参加7月3-4日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此前消息称,莫迪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印“先遣安全联络小组”(advance security liaison)小组也已访哈为莫迪访问打前站。目前,印方尚未透露莫迪缺席的原因,但印媒称“议程冲突”“中印关系紧张”或是主因。据悉,莫迪7月2至4日拟在人民院、联邦院答复有关总统致谢动议的辩论。分析指出,若莫迪缺席上合峰会,将与出席在意大利举行的G7峰会形成鲜明反差,减损印在上合组织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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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报》6月28日报道,尼泊尔在野党议员6月27日在议会围绕“一带一路”开展“激烈讨论”。6月25日,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在加德满都同尼外秘拉姆萨尔共同举行中尼第16轮外交磋商,双方同意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尼大会党议员要求普拉昌达政府向议会提交“一带一路”倡议协议,并要求其澄清对“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千禧年挑战协议”(MCC)的立场。尼前外长、尼大会党领导人萨乌德(NP Saud)表示“尼负担不起‘一带一路’贷款”,并敦促尼总理普拉昌达“不要引爆中印间的炸弹”。
近日,普拉昌达明确表示,“尼政府在实施‘一带一路’项目时更倾向于获得赠款而非贷款。如需贷款,尼政府将寻求中方降低贷款利率至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利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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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快报》6月27日报道,印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6月26日在印会晤缅甸副总理兼外长丹穗(Than Shwe),讨论缅局势、印在缅项目安全等问题。据悉,苏杰生表示印“深切关注”缅边境地区持续暴力事件,呼吁缅“早日回到民主道路”。苏杰生提出,希望缅“为印在缅项目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并优先解决违禁麻醉品交易、武器走私、人口贩运等突出问题。此外,苏杰生指出,莫迪政府关切遭犯罪集团诈骗被困缅东妙瓦迪(Myawaddy)的约100名印公民,希望与缅合作尽早将印公民安全送返。苏杰生表示,印方“随时准备向缅提供支持”。
《印刷报》《印刷报》6月27日报道,莫迪政府要求泰米尔纳德邦提供“富士康劳工情况报告”,以回应路透社对该企业在招聘中“歧视已婚女性”的指控。路透社调查发现,考虑到印文化习俗中已婚女性比未婚女性“承担更多家庭责任”,富士康斯克里伯鲁布德工业园(Sriperumbudur)工厂“系统性”拒绝招聘已婚女性。在招聘方面,未婚女性尤其是大学学历的女性是该厂首选员工。据悉,富士康在印备受追捧,许多拥有工程学位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得以进厂工作,月薪1.5万至2万卢比(Rs 15000-Rs 20000)。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该工厂曾因食物中毒事件关停一个月,泰邦政府称该厂存在“安全风险和劳工违规问题”。
中印贸易数据
《印刷报》《德干先驱报》6月27日发表印度对华经济政策系列文章——《印度对华经济政策明显混乱》《创新政经政策将使印在与中国接触时回旋余地更大》,认为印对华经济政策失误主因是印各部委利益分歧、专业性缺乏、职权范围不清。当前,印各部委应克服阻力,灵活调整对华政策、理性处理对华关系。本文作者郑嘉宾(Jabin T Jacob)系新德里湿婆·纳达尔(Shiv Nadar)国际关系与治理研究系副教授、印国家海事基金会兼职研究员。印对华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失误:莫迪政府在经济领域大力排华遏华,但印在产业发展和技术转型方面反而日益依赖中国。
当前,印各部委虽已在战略上达成共识——印必须对华竞争并超越中国,但在战术层面却分歧严重。以签证问题为例,电子和信息技术部(MEITY)、商工部要求放宽中方技术人员赴印签证,以解除印部分领域发展掣肘,但印外交部、内政部因出于外交和国安考虑则紧咬不放。究其原因,一是印各部委承受决策失误的代价大小不一。例如,对印外交部和内政部而言,决策失误代价大到难以承担。因此,上述部门会利用其在内阁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资格,推动对华经济政策优先满足“外交上对华强硬、充分考虑国内经济安全”的需求,而对其他部委的利益不管不顾。
二是个别部委缺乏跨界协调所需的专业知识——这是印通过普通公务员考试招聘非专业人员的恶果之一。印外交部很大程度上无法客观评估中印经济关系,而印商工部也不了解中国政治体制,导致决策出现重大偏差。三是印个别部委无法明确职权范围。印外交部是否有权利禁止有中国背景的应用程序?印有关部门是否能在了解中国法律和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制定对华经济政策?上述问题答案均未明确。无知、无能导致印各部委更容易不计后果地实施对华强硬措施,而决策者可能认为这些举措“越激进就越安全”,却从未意识到可能对印度利益造成的重大损害。
鉴于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经济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印决策者亟需主动调整对华政策。这主要涉及外交和经济两个方面:外交方面,印应该更密切贴靠美西方阵营。经济方面,印应独立制定对华经济政策(而非一味追随美西方等其他国家)。首先,印应重新考虑“排斥区域贸易合作机制”的立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不仅能助印工业发展并更好同中国竞争,还能进一步吸引中资赴印。当前一味鼓吹印“国内大市场”远远不够,印需要吸引包括中资在内的大量投资,才能创造大规模就业,推动印经济真正腾飞。
实际上,印如果既要在安全问题上对华强硬,又要在贸易方面限制中国,只能在其他方面做出妥协。一是加大力度参与中国主导的多边机制(例如金砖国家),以在其中开拓更多经济合作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印参与此类多边活动时应更多派出商业、工业、中小企业等部门官员,而非外交部官员。二是重新审视“中巴经济走廊”(CPEC)。印不能狭隘地认为参与CPEC只会损害印领土和主权完整,而应将其视作在巴塑造政经影响力的机会。抵制CPEC的最终结果是增强中国对巴影响力,而印巴关系却每况愈下。
三是撤销此前对中国记者的驱逐令。此举只会导致印更加依赖西方媒体认识中国,缺乏了解中国实情。印可以适当限制在印中国记者的数量,同时重点欢迎中国商业记者赴印报道。综上,莫迪政府第三任期可以继续出于安全和战略竞争顾虑对华施加限制,但是政府对华策略需要更加灵活。这要求印政府部门间提高专业度,并且克服部部门之间的权力斗争。印亟需更灵活、更有远见地思考中印关系——印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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