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罗汉·慕克吉（Rohan Mukherjee）编译 | 杨春雪 姜波审核 | 王泽媛编辑 | 沈欣 陈珏可编者按如何理解莫迪政府外交政策的新变化？其鲜明的民粹主义作派又是如何体现在外交政策之中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罗汉·慕克吉（Rohan Mukherjee）近日在《外交事务》网站上撰文指出，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显著的民族主义转向，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即是其试图弱化精英决策色彩，并更多地将“民众的意愿”纳入决策过程之中。慕克吉认为，当今印度正试图在国际社会中争取更高的地位，而莫迪政府的民粹主义叙事旨在使国内激昂的民众相信这一目标定能实现，因为该叙事通过强调莫迪本人的“草根色彩”来试图确立一个信念：印度人民党不仅能够使个人获得成功，还能够带领印度这个国家走向复兴。
慕克吉进一步指出，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基于自我定义的印度教文明价值观、强权政治交易、使用武力意愿以及承担全球责任的愿望，旨在实现印度的强国目标。但慕克吉也提醒道，需要对这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采取审慎的态度，否则很可能会弄巧成拙，进而引发其他国家的反对甚至将国家拖入非理性的深渊。因此莫迪政府必须谨防国内民众情绪的反噬，避免由此产生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破坏国家的既定战略目标。南亚问题研究小组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图源：网络 2024年3月15日，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前往古吉拉特邦（Gujarat）开展竞选连任活动。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亲密助手沙阿对印度人民党（BJP）的工作人员说，BJP既提高了普通印度人的财富，也提升了印度在世界各地的声誉。他说，只有BJP才能让像他这样的“三流党内成员”和像莫迪这样的“来自穷人家的茶叶贩子”成为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他继续说，只有莫迪才能让印度安全繁荣，对抗中国，并让印度获得国际认可。沙阿宣称，莫迪“不仅在印度，而且在全球都是最受欢迎的人”。沙阿在他的演讲中强调将外交关系和国内政策混为一谈是有原因的。不同于以往的竞选，印度的全球角色现在是政治的核心议题。
与十年前相比，今天有更多的印度人关心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普通公民的愿望前所未有地反映在他们国家的命运中。BJP利用这种新的趋势传达了一个自我强化的信息：如果该党能够让莫迪这样的“普通公民”在全球崭露头角，它也能让一个在贫困和虚弱中挣扎的国家取得同样的成就。类似地，如果莫迪能让印度安全、繁荣并广受尊重，他也能为印度选民带来同样的结果。观察家们将外交政策的大众化归因于莫迪的魅力和BJP的政治策略。莫迪无疑给国际话题带来了新的热点。除了某些特殊时刻，比如2008年印度和美国达成民用核协议，历届印度政府都将外交视为一个枯燥而专业的领域，基本上与民众无关。
相比之下，BJP的统治有一种为外交注入了国家目标的感觉，并将其转化为公民评估政府的一个关键维度之一。但从精英到大众参与国际关系的范围扩大有着更深层次和更可预测的原因。随着印度实力的增长，印度人民必然会对国际事务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并更加渴望得到全球的尊重和认可。莫迪能够从根本上抓住印度人日益膨胀的雄心并加以引导，这证明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精明之处。然而，以民族主义为基本内核的外交政策并不总是符合印度国家利益。当崛起的印度寻求全球认可时，往往会采取强硬的外交手段，招致反弹，破坏它们的崛起。随着印度影响力的增加，它的利益将开始与更强大的政府（包括美国）发生严重冲突。
过度自信的公众可能会成为印度政治领导层的负担，迫使其扩大与其他社会的小争吵，并将其推向更危险的战略和更不妥协的立场。
一、备受瞩目印度人，尤其是年轻的印度人和居住
在城市的印度人，对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感兴趣。去年一项调查显示，来自19个城市的5000名18至35岁受访者中，88%的人认为印度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很重要，83%的人同样认为印度应该成为七国集团的成员国。调查还显示，印度人支持政府处理外交政策的方式。在2022年的皮尤民意调查中，68%的印度受访者认为他们国家的全球影响力正在增强。尽管很难衡量这一认同感是否会转化为选票，但政治家们的表现似乎表明这是可能的。印度政党现在经常将外交政策和与之相关的民族自豪感纳入其国家和地方的选举策略中。
分析人士们不应该对印度人越来越关注全球政治感到惊讶。印度的经济自由化使公民变得富有，而富有的人往往对国际事务更感兴趣。例如，2005年和2006年对20多万印度家庭的外交政策态度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印度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群体中有82%的成员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或者无法回答有关外交政策的问题，而在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群体中这一比例为29%。当时，前一阶层的成员占全国人口的30%,而后者只占1%。尽管用于划分社会经济群体的官方类别已经发生了变化，但自2005年以来，印度的人均收入已经翻了一番多，这表明印度人的正变得更富有。
越富裕的人可能对全球事务就越感兴趣，部分原因是他们更有可能出国旅行，印度人也不例外。随着国家的繁荣，其出境人数创下纪录。在莫迪任期的十年里，年出境游客增长了近300%，达到1800万人次。在同一时期，居住在美国的印度裔增加了55%，达到220万。这些趋势仍在继续，就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2019年有近2700万印度人出国旅游，美籍印度裔攀升至近270万。现在印度在其他方面与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2018年，约有20%的公民使用互联网，2021年，这一数字达到46%。印度是一个正在发展和活跃的国家，这导致其对其他国家的意识不断增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日益增多。
但是全球化并没有减少印度的民族主义色彩。在2019年至2020年的一项调查中，72%的印度人完全同意“印度文化优于其他文化”，与2002年回答类似问题人数占比几乎相同：74%。因此，毫不奇怪，民族主义政党BJP从印度人对国际关系日益增长的兴趣中受益，或者BJP将该国的态度引导至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这在政府对来自其传统对手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潜在威胁和挑衅的有力回应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过去的政府更喜欢在幕后采取行动，而莫迪领导下的印度在2017年单方面越过了与不丹的国际边界，以阻止中国在有争议的领土上修建道路，并于2019年公开在巴基斯坦土地上进行空袭。
印度的民族主义转向可能会引起外其他国家的不满，但这并不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展状态。印度外交官越来越自信，印度民众对其国家受到的轻视更加敏感，印度人普遍认为本国已经“登上”全球舞台（原文：“arrived” on the global stage），这实际上让人想起了另一个曾经崛起的混乱的民主国家，十九世纪的美国。19世纪50年代，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带着一些恼怒写道，美国人如何依赖“趾高气扬的力量”，并“以威胁全世界的口气”，尽管他们并不具备与其言论相符的军事能力。他认为，美国民主已经变得“对任何针对自身的攻击或可以想象的侮辱都近乎病态的敏感”，同时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对任何一丝正义或公平竞争都不敏感。
今天，任何一位与印度打交道的西方外交官都可能会发出同样的抱怨。其他政治制度差异很大的新兴大国也有类似的表现。20 世纪初的日本刚刚在明治时代取得了经济和军事上的成功，狂热的民族主义和与当时的大国平起平坐的公众意识使日本陷入困境。而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迅速崛起以来，民众也是如此，同样是渴望国际社会对其的尊重。随着国力的增长，国家开始期望发展不如自己的国家对其敬而远之，而世界性大国则为其继续崛起腾出空间。
二、民族主义VS.国际主义莫迪并不是第一位怀有全球抱负的印度领导人。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也曾谋求印度的领导地位，并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期间积极致力于通过国际机构推行一种独特的外交政策——不与苏联和美国结盟。但尼赫鲁的努力只得到了国内少数精英的响应，广大民众则因贫困而无暇顾及国际认可等无形资产。相比之下，今天的印度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其民众希望领导人能够获得国内和国际利益。莫迪也成功地利用了一个更加坚定自信的社会和侨民群体来改善其政党的政治命运，并提高印度的全球地位。
在某些方面，莫迪能够如此有效地利用外交问题令人惊讶。这位总理在2014年上任时几乎没有外交经验。然而，这种不熟悉使他能够创造一种与世界互动的新方式，一种将外交变成大众行为艺术的方式（performance art for the masses）。作为一名习惯于绕过传统机构，直接吸引支持者并严格控制信息的民粹主义领导人，莫迪（及其政府）利用媒体和大型集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他们在伦敦温布利体育场（Wembley Stadium）和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为印度侨民举办了大型活动，为外交会晤发起了不间断的宣传攻势，并在世界各地有条不紊地开展社交媒体宣传活动。
该党不断接触各地的民众，试图争取支持者。即使遭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干扰，莫迪在两届总理任期内进行的国际访问也比他的前任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的两届总理任期多。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信息是一致的。它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政策范式，这种范式基于自我定义的印度教文明价值观、对强权政治的交易方式、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意愿以及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承担全球责任的愿望。这些政策源自印度宣称的成为全球领先强国的目标，并体现在各种举措中。例如，推广国际瑜伽日、拒绝在俄乌冲突中偏袒任何一方、对巴基斯坦采取强制外交以及积极的气候多边主义。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举措并不新鲜，印度政府一直寻求推广印度文化，抵制西方统治，胁迫巴基斯坦，并集体解决跨国问题。但莫迪领导下的BJP因其对印度文化的独特诠释以及愿意承担更大的外交风险（如2019年巴基斯坦袭击事件）而脱颖而出。当然，印度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不能完全归功于莫迪或其政府的举措（或前几任总理的举措）。这个国家得到了中国的帮助，尽管是间接的帮助。随着亚洲邻国和西方国家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印度的地位随着上升。尤其是美国全面极限施压中国，拉拢印度。只要印度能够帮助各国与中国竞争，印度将拥有大量国际合作伙伴，这使其在对外关系中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
印度仍处于发展的初期。但有迹象表明，根据美国情报官员的说法，印度于2023年在加拿大境内暗杀了一名锡克教加拿大国民，印度政府将其定为恐怖分子。加方谴责了这次袭击，并要求印方做出解释。印度没有寻求化解危机的方法，而是对加拿大庇护锡克分裂分子感到愤怒，并承诺保护印度的安全（同时也否认这些指控）。印方还采取行动驱逐加拿大外交官，并暂停向希望访问印度的加拿大人发放新签证。同年晚些时候，美国官员指责印方密谋暗杀一名锡克教美国人，引发了另一场争端。这些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但它们标志着印度一段时间以来所走历程的延续。
2013年，印度外交官德夫亚尼·科布拉加德（Devyani Khobragade）因签证欺诈指控在纽约被捕，引发了印度公众的强烈抗议。印度政府甚至撤销了对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的安全保护。自那以后，印度和美国开发出了处理此类争议的可靠手段。但随着国际秩序变得有争议，以及印度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多地被民族主义的国内政治所裹挟，印度将面临更多、更严峻的挑战。“民族主义观点自然会产生民族主义外交，这是世界需要习惯的事情，”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ubramanyam Jaishankar）在他2024年出版的关于印度的书中指出。
当然，大多数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民族主义的。但当外交政策本身变得民族主义时，它会带来弄巧成拙的风险。如今，印度卷入了域外暗杀的争议中。印度政府可能会发现自己卷入有关印度民主资格的外部质疑，海外印度人的待遇或中国与印度邻国日益亲近的争议。例如，印度可能会干涉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以打击外国批评者。印度可以在经济上制裁不顺从的小国。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经常采用这种策略。但他们也有能力控制后果。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的全球分量和影响力仍远未达到那个水平。受到日益自信的公众支持的民族主义外交也将限制妥协的空间，从而使此类问题难以解决。
例如，选民可能会反对一个在设定了很高的期望值之后却在保护国家利益和荣誉方面失误的政府。民族自豪感可能没有界限，但外交政策必须在高度受限的环境中运作。因此，印度的政治领导层必须谨慎行事，确保其民族主义外交不会破坏国家利益。与此同时，印度的朋友和伙伴将不得不适应其独断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为印度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上升腾出发展空间。作者简介：罗汉·慕克吉（Rohan Mukherje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项目常驻学者。著有《上升的秩序：崛起的大国和国际机构中的政治地位》。
本文编译自Foreign Affairs网站2024年4月4日文章，原标题为A Hindu Nationalist Foreign Policy，原网址为：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ndia/hindu-nationalist-foreign-policy本期编辑：沈欣 陈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