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阿姆利塔·沙阿编译 | 穆祎璠审校 | 王泽媛编辑 | 李梓硕 穆祎璠编者按本文关注莫迪执政的“力量之源”，作者认为莫迪在政治上强有力的地位是因为其适应了新自由主义时代“超级资本主义”（hyper capitalist）变革的需要。自由派精英的传统智慧认为，莫迪的影响力来自他作为原教旨主义印度教领袖的吸引力，是因为他的支持者听信了印度教右翼有关宗教、历史和多数主义的说辞。然而，作者认为印度教特性远非当前印度政局的推动力，更强大的力量来自于新自由主义议程。作者指出，经济自由化与印度教特性是相辅相成的，而非自由派所认为的彼此排斥。
莫迪恰恰通过把握时代精神，构建了一个“发展主义乌托邦”，才获得了巨大的权力，进而使破坏民主程序、使用暴力都被合理化了。最后，作者指出，自由派知识分子通过选举竞赛和社群政治等陈旧的框架来审视莫迪，根本无法理解莫迪现象，遑论对其提出有意义的批评。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图源：网络 印度总理莫迪究竟从哪里汲取政治力量？这是一个被反复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发布废钞令、废除宪法第370条的时候，还是在疫情期间宣布封锁的时候。毫无疑问，在阿约提亚的罗摩庙揭幕仪式后，这成为许多人心中的问题。
莫迪是如何做到专断行事，不受民主程序的各个层面的制约，而其受欢迎程度也没有下降的？自由派学者的传统智慧认为，莫迪的影响力来自他作为原教旨主义印度教领袖的吸引力，数百万印度人受印度教特性中关于印度教徒遭受的历史性不公正和屈辱的言论影响而成为莫迪的崇拜者，他们相信莫迪有关在印度确立多数统治的承诺。对于许多有影响力的舆论制造者和政治分析家而言，这一解释是“公理性的”。最近关于罗摩神庙的争议似乎让这一解释更有说服力。作为一个研究莫迪治下的古吉拉特邦以及后自由化印度社会政治转变的学者，笔者发现这并不足以解释莫迪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当然，宗教的重要性，信奉印度教特性的志愿兵组成的庞大军队助长了莫迪的气焰。然而，我不认为印度教特性是印度当前动荡的驱动力，它必须与另一股更强大的推力相结合。印度教民族主义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崭露头角，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其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1989年，印度人民党才在议会中赢得了85个席位，这一趋势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持续上升（1991年120个；1996年161个；1998年182个；1999年182个；2004年138个；2009年116个；2014年282个），使印人党能够在各邦和中央组建政府。
20世纪80年代是世界历史和独立后印度历史上的分水岭。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苏联阵营即将崩溃和全球右倾化。在此期间，印度也开始放弃混合但明显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模式，转为资本主义经济，最终于1991年宣布开启经济改革。主流媒体的传统思维将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计划和印度教信仰视为两种对立的倾向。前者是外向和前瞻性的，披着现代化的外衣并承诺经济增长和世界互联互通，而后者则是孤立和原始的，身穿藏红花长袍的追随者重温着神话般的过去。就这种思维方式而言，发展与印度教特性并不相容，这一观点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被强调和重申。
例如，2014年，媒体报道称莫迪放弃了自2002年以来的反少数群体立场，立起了发展型人设。约吉·阿迪蒂亚纳特（Yogi Adityanath）赢得北方邦选举时，被描述为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新面孔，对抗以发展为导向的莫迪。根据这种观点，领导人可以交替地但不能同时表现出支持印度教或发展的倾向。有时，这两种想法会像不匹配的乐高零件一样挤在一起。“（印度人民党）有信心能够在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将其（印度教议程）与其发展议程相适应，”一位专栏作家在《第一邮报》（Firstpost）上写道。笔者认为，流行媒体对经济自由化或自由化主导的发展与印度教特性的对立建构，是错误的二元论。
事实上，印人党的崛起与结构改革时间线之间的一致性表明，经济自由化为印度教特性的扩散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这种协同作用在很多方面都很明显，但最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末沸沸扬扬的文化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对经济自由化现代化力量焦虑的印度教思想家成为“印度文化”的守护者。社会普遍认可，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电视转播的巨大影响及其对印度教特性产生推动作用，但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尽管这些连续剧也反映了广告商在消费主义经济中对同质化市场和可识别符号的商业需求。广告主要针对中产阶级，这是印人党传统的选票基础。
经济自由化极大地扩大了中产阶级的规模，推广了其文化价值观并刺激了野心。印度的中产阶级群体从1995-1996年的1.70亿至2亿（约占10亿人口的20%）增加到2021年的4.32亿（占总人口的30%）。到2046-2047年，这一比例可能会翻一番，达到总人口的61%。印度在世纪之交向全面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是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传播的背景下发生的。新自由主义鼓励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政府将包公共服务在内的所有活动私有化，并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和士绅化，以吸引跨国资金。21世纪初，印度各地区领导人频繁提及“印度大放光芒”（Shining India），并将新加坡和上海视为模范，这些都与全球趋势有关。
这也是印度政界人士对印度精英所怀有的愿望的认可，印度精英与许多后殖民国家的精英一样，梦想着效仿西方发达国家，或者至少效仿那些闪闪发光的亚洲同行。没有人比莫迪更理解这一重要时刻的意义。作为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他利用2002年社群暴力事件后的不稳定气氛和积累的巨大权力来推动该邦的快速发展计划。（机会主义地利用危机，这在新自由主义发展中并不罕见，正如内奥米克莱因在她2007年的著作《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崛起》中的描述。）莫迪华丽的“活力古吉拉特”（Vibrant Gujarat）峰会在国际舞台上宣传了他对品牌营销的理解，而古吉拉特邦道路、高速公路和城市美化项目的成功报道巩固了他的实干家形象和声誉。
印度为他的计划提供了一个更大、更具有纪念意义的舞台。在我看来，要理解莫迪的做法，就不能把他视为一位传统的政治家，而是一位从1991年印度经济开放中所包含的超级资本主义承诺视为使命的理论家。这一承诺本身及其带来的后果，包括大规模流离失所、不平等和经济损失，意味着人们在使用暴力方面达成了不言而喻的共识，并且愿意牺牲至少一些民主权利来追求发展乌托邦。笔者认为，这才是莫迪专制主义的力量之源，而非单纯的多数主义。经济自由化伴随着政策规定和用于升级和改造物理空间的资金，隐含着一个新的开始或现在被吹捧为“新印度”的暗示。
新印度社会和文化轮廓或美学的缺失造成了社会精神上的真空，莫迪试图用印度教特性的蓝图来填补这个真空。新自由主义发展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推进印度教多数主义议程。例如，自上而下的结构向占主导地位的多数群体给予特权；中产阶级化是对抹杀的许可；推广文化遗产以改写过去；建造隐含文化寓意的新公共建筑。令人惊讶的是，莫迪抓住了印度准备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的特殊时刻带来的各种可能性。他沉重的步伐让人想起旧式的僭主，而他的RSS背景可能会让他与身着卡其布的统治者并肩作战。但这些元素是一种新型政治的一部分，这种政治借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中的城市化、场景打造和品牌塑造的公式，并利用饱和媒体氛围以及营销来生产诱人的叙事。
例如，有意识地培养孤独人物的神话、命令来源的唯一性、广播中的声音、拉克沙群岛海滩上的孤独人物等待，都是为那些推崇无情威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的支持者而写的。这个形象可以是慈父般的、仁慈的，也可以是威胁性的，同时也能够承载印度品牌。可以说，莫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尽管他似乎稳坐驾驶座，试图通过传统政治的视角来理解这样一个无定形的实体是徒劳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通过选举竞赛和社群激进的陈旧框架来看待他，无法理解他所代表的现象，也无法对其提出有意义的批评。作者简介：阿姆利塔·沙阿（Amrita Shah），作者、记者和独立学者。
本文编译自“Outlook India”网站2024年2月01日文章，原标题为 Formula One: Where Does Narendra Modi Draw His Force From?原文链接：https://www.outlookindia.com/national/formula-one-where-does-narendra-modi-draw-his-force-from本期编辑：李梓硕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