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曹寅:屠龙者却成恶龙?反帝反殖的印度政府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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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曹寅:屠龙者却成恶龙?反帝反殖的印度政府其实…

作者 | 曹寅编辑 | 李梓硕 穆祎璠印度当下热映电影《第370条款》,该条款规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制宪会议有权建议印度宪法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该邦, 图源:网络 我在《战时印度的旅居华人》一书中有这样一个发现,独立后的印度共和国在对境内少数族裔的监控方面继承了殖民地时代的技术、制度和思维,因此印度历史分期中的殖民地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简单二分法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者声称他们创造出的是一个全新的,由印度人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度,拥有着一个与黑暗的殖民地时代截然不同的“光明未来”,但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挑战这种民族主义叙事,及其背后的诸多迷思。

他们认为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与英属印度政府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那些号称推翻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斗士延续、继承、甚至发扬光大了殖民主义。美国拉法叶学院助理教授Hafsa Kanjwal的新著《殖民克什米尔:印度占领下的国家建设》(Colonizing Kashmir: State-building under Indian Occup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再次将有关后殖民时代印度国家性质的讨论带到了聚光灯下。她试图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些以反帝反殖作为当下统治合法性的全球南方政治精英会不会只是殖民帝国的(可能更加糟糕的)镜像而已?

Kanjwal在书中进一步批评了“第三世界”概念。尽管大多数左翼学者将“第三世界”视为一个反帝反殖的思想资源,Kanjwal却认为第三世界的发起者们(民族主义精英)继承和复制了西方殖民帝国的殖民扩张和统治思维,并将其运用于内部边疆和边缘群体。她将这一进程称为“第三世界帝国主义”。印度在1950年代被认为是亚非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领袖。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亚非拉各国享有极高威望,印度的政治精英们也热衷于将其民族主义运动的经验传授给那些“尚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亚非拉兄弟“。但恰恰是这一时期,印度政府开启了其对克什米尔的殖民进程。

Kanjwal认为印度对克什米尔的占领是通过发展主义话语下的现代国家建设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后殖民时代的发展主义话语和现代国家建设项目都是建立在殖民主义知识体系之上的。尼赫鲁可能是最早试图用经济发展话语来争取克什米尔人臣服的印度领导人。他将克什米尔人描述为一群“醉心于简单生活和口腹之欲的人”。尼赫鲁的这一看法并非他自己的直接观察和体验,而是源自于十九世纪英国殖民地官员对克什米尔社会的记述。在殖民地时期,英国在克什米尔的殖民当局生产了大量有关当地风土人情的调查报告。在这些文本中,克什米尔被形容为物资匮乏,克什米尔人则被认为普遍贪图小利。

英国殖民当局基于“科学调查”而获得的地理和民族志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印度民族主义精英。因此,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在对克什米尔社会的认知方面几乎完全依赖于殖民知识体系。由于相信克什米尔人是一群“醉心于简单生活和口腹之欲的人”,印度政府认为只要在当地进行经济发展规划和积极宣传,使当地社会相信印度统治能够带来经济利益,那么克什米尔人将会衷心拥护印度的“占领”,并最终融入印度国家。1953年克什米尔发生政变,有独立倾向的领导人Sheik Abdullah被推翻,印度政府扶植Bakshi Mohammad建立代理人政府。

Bakshi在印度中央政府的授意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和经济政策,希望通过提升生活水平的方式让克什米尔人切实感受到印度统治的好处,最终让他们在情感上融入印度国家(emotional integration)。殖民占领克什米尔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将“占领”伪装成“日常治理”,让克什米尔居民、印度国民、以及国际社会都觉得从属于印度政府致力于增进克什米尔普通人的福祉。同时,所有的反对者都会被贴上“外来势力(即巴基斯坦)代理人”的标签。他们的行为被宣传为是对“日常”的干扰,他们也不被承认是土生土长的克什米尔人,因此也就被剥夺了反对的合法性。

Kanjwal试图揭露印度政府通过惩罚性措施和宣传机器所制造出的“正常克什米尔”幻象。Bakshi所领导的代理人政府尝试对克什米尔地方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行彻底改造。在印度中央政府的资助下,克什米尔政府招募大量教师、工人、农民、旅游从业者和电影制片人,并通过建设规模庞杂的公共基建和文化设施,力图让国家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国家力量在对社会基层进行监视的同时,也不断向克什米尔的穆斯林民众灌输着发展主义的理念,试图通过就业、食物、教育等日常议题来转移人们对政治议题的注意力。但是印度政府在克什米尔的国家建设项目不仅没有在当地构筑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反而加剧了当地的反印情绪。

克什米尔的国家建设项目为当地权贵提供了大量的权力寻租空间。政府旨在拉动经济而兴建的公路、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项目成为了权贵家族与承包商进行钱权交易的温床。裙带关系和腐败导致的低效和不作为不仅严重阻碍了克什米尔的经济发展,更让克什米尔人愈加相信印度政府是一个“具有剥削压迫性质的外来殖民政权”。在无法利用经济发展成果赢得克什米尔人忠诚的情况下,印度政府开始动用监视和暴力手段惩罚异见分子,企图震慑当地民众。强硬的政治打压进一步极端化了克什米尔穆斯林,并直接导致了1980年代的反印骚乱。为了平息骚乱,印度政府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用以维稳。

原本就不宽裕的用于发展经济的资金因此变得愈加稀少。经济发展的停滞、贪腐的横行、以及高压的管控导致了更多的不满和骚乱。直至今日,克什米尔仍然是印度政府最为担心的火药桶之一。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西方殖民主义给全球南方地区带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一方面,后殖民研究对西方殖民主义做了深刻批判;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民族主义精英提供了统治合法性和免责申明。诸如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肯尼亚等地的民族主义精英通过将自身国家内部问题全部归咎于西方殖民者,来遮盖其自身的极权、无能、裙带、和贪腐。

《殖民克什米尔》一书继承了印度庶民研究学派对精英民族主义的批判(尽管作者在书中认为庶民研究学派完全忽略了克什米尔的底层历史,从而强化了克什米尔是印度天然领土的国族史观),向我们展示了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南方国家是如何延续殖民主义的思维和方法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批判西方殖民主义遗产的同时,也应当了解全球南方政治精英们以“反殖民”为名而开展的殖民主义活动。作者简介:曹寅,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本文转载自“ 季风实验室”微信公众号2024年2月18日文章,原标题为《季风评论 | 曹寅:“第三世界帝国主义”与殖民克什米尔》本期编辑:李梓硕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