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Mridula Chari编辑 | 刘派 陈珏可Deoli营地 图源：“Gourd Wang”知乎账号中印1962年10月爆发战争时，Andy·谢时年18岁，在西隆的一所寄宿学校就读。一天早上，他被叫去了校长室，警官们要求他和其他几个印度华人收拾行装和他们一起出发。一星期以后，谢被塞上了一列火车，它将送他横穿全国，到达拉贾斯坦邦科塔市（Kota）附近的Deoli小镇。虽然谢出生于印度，然而他在阿萨姆邦迪格博伊（Digboi）经营饭馆、以及在加尔各答从事制鞋和家具业的家人出身于中国。
他们都属于那3000名被集中起来送到关押营地等待战争结束的印度华人。战争仅持续了一个月，从10月20日至11月21日。但谢和其他一些人直到四年后才离开营地。现在，由于印中深陷洞朗的边境对峙，Deoli关押营地幸存下来的印度华人们想要在加拿大渥太华讲出他们的苦难，他们中许多人从营地中获释后都移民到了该国。8月24日，由该关押营地幸存者组成的组织——1962年印度Deoli营地被关押者协会将在印度驻渥太华高级专员官邸外示威，以宣扬他们的经历、要求印度政府即使不对当年如此大规模的强制迁徙道歉，至少也要承认该关押营地存在的事实。
该协会发言人Lin Sheng说，“我们将这件事升级就是因为边境问题。印度政府55年来从来不承认这些关押营地，哪怕是在提及边境问题时也一样。”尽管计划中的抗议恰巧与边境紧张局势升级同时发生，该团体在洞朗对峙开始前已经筹备了几个月之久。协会会员Ma Joy说，“这一时间并不很妙，但是我们已经动员了参与者并申请了一份许可。继续做下去，现在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但我们意识到无论是平时还是现在，永远不存在最好的时机。我们只是想要在还有记忆的时候把这件事流传下去。”Lin Sheng说，这并不是该协会第一次公开提及关押问题。
第一次发声是在2012年，当时该组织在加拿大举行纪念仪式，纪念关押事件发生50周年。2015年，一小批被关押者及其家属在新德里公开披露他们的经历（见下文链接）。Barbed wire at Deoli: Indian Chinese who were interned after the 1962 war want an apologyLin Sheng说，这并不是该协会第一次公开提及关押问题。第一次发声是在2012年，当时该组织在加拿大举行纪念仪式，纪念关押事件发生50周年。2015年，一小批被关押者及其家属在新德里公开披露他们的经历。
一、生于营地在中印战争之前，Deoli营地曾被用于安置犯人，诸如领导了1930年吉大港军械库袭击案的孟加拉自由战士，以及退出印度运动的领导人（如Jayaprakash Narayan）。二战期间，英国人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战俘关在这一营地中。在分治之后，该营地成了逃离新成立巴基斯坦的信德人的难民营。该营地的第一批印度华人是在战争高潮的1962年10月被关进来的，然而羁押一直持续到1963年1月。Ma Joy是现居美国加州的内容营销人员，她是少数几个生于该营地的人之一。尽管她是听着家人在那里的经历而长大的，她第一次对自己的印度朋友提到这件事还是2012年，当时协会举办了50周年纪念活动。
她说，“这是一道伤疤，尽管我们在家里会提到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对我（加尔各答的）学校或（在德里的）大学的朋友们提过。对印度出身的人说这件事尤其困难。他们对此并不知情，都被吓坏了。”尽管Ma Joy的家人最后一批离开营地，但他们并不是第一批被关押的人。1963年1月，她全家得知自己所居住的地区所有出身中国的人都被收拢起来。于是他们也收拾行装进了营地。当年的春节是1月25日，全家人和行李一起坐成一圈等待消息。Ma Joy回忆说，家人告诉她，在枯坐一天之后，他们终于打开了几个报过。他们只能坐在原地庆祝节日，而同时陆军的卡车开了过来，他们只好再次整装出发。
Ma Joy的母亲当时已经怀上了她。她父亲全家19世纪80年代移居印度，开设了一家锯木厂。他的父亲是一名承包商，他雇佣华裔木匠在厂里工作。Ma Joy说，厂里面的工人先被关起来了。其中许多人已经和本地女人结婚成家，他们被迫抛下家人。在此前的几个月里，这些人也被送到了这座营地，Ma Joy的祖父此前还承诺要照顾工人们的家人。在Ma Joy一家自己也被关进营地之后，他们就和工人们的家属断了联系。
二、空耗年月协会前主席Andy·谢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1962年10月底来到Deoli营地的那天早晨。虽然被关押者早上就到了，直到下午5点他们才获准进入营地。全天没有给他们发放食物，当他们最后进入营地的时候，只有装在黄麻筐里传给大家的干面包和几乎没有掺奶的一些茶水。谢先生回忆道，面包硬得像石头。就算蘸着茶水，面包也完全没有变得软一些。他沮丧地把面包扔到墙上，结果面包就那么弹了回来。他回忆说，“有些老人用石头把面包破开然后整个泡在茶水里。我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吃上东西。”四年中，谢先生在营地里无事可做。
白天时，被关押者们可以互相交流，但晚上就被关回自己的营房。他回忆，“我们不再考虑自己的未来。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第四年的时候，我想：‘天呐，我现在都21岁了。我们之后怎么谋生？我们还能出去吗？’这种焦虑真得很伤人。”Andy·谢及家人 图源：“Gourd Wang”知乎账号一些被关押的人的确先于其他人离开了，但是他们去的是中国。印度向中国派出了三艘船，船上搭载的是数百名选择去中国的印度华人。其中许多人代代居住在印度，此前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数十年以后，除了后来转去西方国家的人以外，协会（主要由移居海外者组成）并没有找到哪怕一个（从中国）返回印度的人。
三、沉重损失谢先生
在营地的生活打断了他的学业，他对此抱憾至今。1963年，时任印度内政部长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视察了该营地。一些被关押者对当天还记忆犹新。谢先生对夏斯特里说他还在读中学，问他可不可以在附近的城镇上学，或者安排一位老师到营地来。夏斯特里说，他做决定前必须要和德里的上级机关协调。此后再没人过问这件事。Michael·Cheng也对失学耿耿于怀。在被带去营地的时候，他刚刚开始自己在大吉岭的学业。在营地有一些志愿者为儿童提供教育，但其中学识最渊博的人很快就选择去了中国。
那些留下来的人做生意很棒，但学识不行。Cheng说，“我们在营地里什么都没学到。钱很少，我们没有铅笔也没有纸。我们只有石板。所以大多数人后来就根本不去上学了。我们就是光玩。”石碑——Deoli营区的历史 图源：“Gourd Wang”知乎账号
四、重建人生到谢先生一家1966年获释时，他们
在丁苏吉亚的饭店已经被拆毁。他们的家具厂和制鞋厂也不复存在。他们在搬去加尔各答之前，在谢先生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借住了三个月。谢先生为了补贴家用不得已在饭店打工。他的一个弟弟去了中国求学，而他的妹妹们和另一个弟弟继续在印度读书。谢先生1973年移居加拿大。由于中途辍学，他在一家制造重型电气设备的工厂谋到了一份工作。他说，“在获释时，我觉得生活就要有起色了，但并非如此。我们连养家糊口都很困难。”对于协会主席Cheng先生来说，最糟糕的是他获释的方式。他回忆道，“我们就直接被丢到了加尔各答的街边上，然后他们告诉我们，现在得自谋出路了。
”Cheng先生14人的家庭不得不分散住到诸多亲戚的家里。他和一家开洗衣店的一起生活。尽管Cheng先生回学校上了几年学，在16岁读到七年级时，他就辍了学——他的年纪已经可以接管父亲的鞋匠生意了。虽然谢先生和营地里许多人一样移民去了加拿大——该国允许持英联邦护照的人移民，Cheng和Ma Joy去了美国。在离开营地多年后，Ma Joy问自己的母亲，为什么她们不在开战的时候离开印度。她回忆说，“我的母亲告诉我，她们只是觉得没什么事情。他们在印度经历了二战，即使在印度独立以后依然做着自己的营生。
哪怕看到了某些征兆，他们也觉得不会有什么事的。”
五、Deoli营区的历史Kekari、斋普尔和Mewar地区过去常常有掠夺者肆虐。为此，
在1844年前后组建了一支名为Kota支队（Kota Contingent）的辅助部队。1852年，托姆少校（Thom）设立了Deoli兵营。1857年，由于Kota支队发生哗变，J·D·麦克唐纳上尉从Ajmer到此组建了一个Meena营。1858年，该部参加了科塔远征，并在科塔围攻和攻坚战中表现突出。1859年在Deoli设立了Tonk-Haraoti Agency[4]，该机构存续到1934年。1903年，“Deoli非正规部队”将基地设于Deoli，该部现在以科塔支队Deoli团第42营（42nd Deoli Regiment of Kota Contingent）为人所知，通常也称为Meena营。
Deoli团第42营参加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此后一直属于现役部队。随后，1917年6月还组建了该团第43营，并加入现役部队。这两个营1919年都因作战英勇而受到表彰。但两个营未能撑到1922年的部队大合并，它们在1921年12月10日解散。1922年，A·G·M·霍格上校（Hogg）组建了Deoli的Meena兵团（Meena Corps Deoli）。1931年该团再次被解散，其角色被1932年的王家高尔瓦尔步枪团（Royal Garhwal Rifle）取代[5]，后者在该营地负责关押营地的防务。
在印度独立运动时期，该营地内关押了若干名吉大港军械库袭击案的孟加拉领导人。由于“退出印度运动”的爆发，该营地于1940年重新启用。在此期间担任王家高尔瓦尔步枪团驻营地分队指挥官的，是巴基斯坦前总统阿尤布·汗将军。1942年，从尼姆奇（Neemuch，属中央邦）调来CRP（即Crown Representative Police，总督直属警察）负责监管被关押在Deoli营地的领袖，包括Rahul Sankritanam、S·S·Battlewala、Jayprakash Narayan、S·K·Dange、Sudhir Bose、Keshav Dev Malviya、Harish Dev Malviya等。
1942年时，这里还关押着德国、日本、意大利的战俘。1948年，该营地再次启用并更名为信德难民营，用于在分治期间安置来自卡拉奇的大批难民。1957年，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RPF）第4营调至本营地。1962年，这里转为关押华人的营地。随后在1967年，巴基斯坦战俘关押于此，直到1968年10月。1969年，在孟加拉国解放斗争中，孟加拉难民也被安置在该营地。从1977年到1979年，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第19营以这里为基地，并使用本营区开展训练。1980年，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将该营区移交给中央工业安全部队（CISF）。
CISF后备第1营自1980年起驻在本营区，后来随着1984年1月8日新兵训练学校的设立，该部调到了Barwaha。该学校现在名为“中央工业安全部队Deoli区域训练中心”。
本文转载自“Gourd Wang”知乎账号2023年7月31日文章，原标题为《1962年印度华人问题——在加拿大居住的印度华裔希望印度为1962年战争期间的关押行为道歉》，原文编译自scroll网站，原标题为Chinese-Indians in Canada want India to apologise for interning them during 1962 war，原文网址为https://link.zhi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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