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正在建立和增强对印度政府的决策影响力，这是理解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国家行为的典型案例之一。通过明确国民志愿服务团影响印度政府决策的动因和路径并引入权力地位衡量框架，可以解决相关因果机制确定难题，并据此将其影响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对外经济决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初期主动让步或推动团党相互让步;二是 2017 年以后否决莫迪政府多项政策，主张更多的经济和外交权力：三是2019 年大选之后，国民志愿服务团主导加强了印度人民党中央、邦、大区和区县四级组织的组织部部长制度，全面掌控了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人事工作，对莫迪政府的经济和外交决策具备更大影响力。
国民志愿服务团对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也呈现出相似的轨迹：2017 年后，国民志愿服务团转变此前的协调风格，主动涉入印度对华经贸和中印洞朗地区对峙等问题，推动莫迪政府以强硬立场处理两国分歧：2019 年以来，国民志愿服务团强势推动莫迪政府对华采取全面对抗政策，中印经贸关系等一些低政治议题被抬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国民志愿服务团还加强了主权概念下的民众动员，将其敌对思维下的一系列对华政策主张转变成莫迪政府的现实政策，中印竞合关系正被推向全面竞争和冲突状态。南亚研究小组特转载此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关键词：印度教民族主义 国民志愿服务团 印度人民党 对外经贸政策 印度对华政策 图源：网络
一、引言近年来，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上升的现象，民族主义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日益增强，
这引发了学界对这一现象背后深层次规律的探索。国际关系学者尤为关注民族主义对国家安全和外交行为的影响。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注意到民族主义强调主权思想和排他思维，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具备天然的现实主义特征，已成为与自由主义竞争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M.Wat）认为推行民族主义可以让民众变得更加团结和更有生产效率，从而提升国家的总体实力，实力提升反过来也能帮助国家更好地保持独立自主地位。民族主义可以对国家行为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既可以作为自变量推动外交决策转变，也可作为因变量考察外交政策导致的国内政治变化，很多时候两者还会相互作用并互为因果。
民族主义与政治暴力之间也具有紧密的联系，人们通常认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容易导致国家间冲突，尤其是那些诉诸历史负面经历的民族主义力量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偏好强硬手段和不妥协立场，会对国家的外交决策发挥重要影响力。不过总体来看对于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国家行为（尤其是对外决策）的影响机制、路径以及如何衡量了这种效应，仍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当前，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意识形态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对印度经济安全和外交决策的影响日益显著。这使得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影响力上升的典型案例之一。
那么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如何影响国家行为的呢?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的主要代表是 1925 年成立的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简称“服务团”）。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服务团陆续创建了数十个分支机构，并将它们称为“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当前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是服务团的政治分支。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的印人党政府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决策方面发生过多次重大转变，这种政策转变背后是否存在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作为印度教民族主义代表性组织，服务团是通过怎样的机制来影响国家行为的?
它在印度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对政府决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厘清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民族主义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从服务团建立的内部管理制度和团党协调机制出发，考察现实政治中印度团党的互动路径和权力关系，解析印度教民族主义为何以及如何影响中印关系。
二、文献回顾当前学界对服务团与莫迪领导的印人党政府之间权力关系的认知主要存
在三类观点。
第一，“领导人魅力论”强调莫迪的个人领导力。2014 年莫迪提出“发展纲领”胜选上台，并在2019 年5月以更大优势赢得连任。莫迪的个人魅力吸引了大量选民，在《印度教徒报》发起的一项调研中32%的受访者表示2019 年大选中如果印人党候选人不是莫迪，他们就不会给该党投票，这一比例甚至高于2014 年的27%。有分析认为，莫迪以更大优势连任是其获得更充分民众授权的标志。莫迪上任以来裁撤和重组内阁，大规模扩充了总理办公室（PMO）的决策权和行政管理职能，借此牢牢掌握了国家权力。莫迪对外展现的领导风格则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他强势掌控印度国家权力的印象。
第二，印人党“一党独大论”强调该党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助推其选情高歌猛进。以达利特（Dalit）得票率为例，2014 年之前印人党的达利特得票率约为 12%，2014年达到24%，已经超过向来以达利特代言人自居的印度国民大会党（INC，简称“国大党”）。2019 年大选中，印人党的达利特得票率更是上升到 33%。作为高种姓政党，印人党在低种姓阶层的支持率持续扩大。有观点认为，这种跨种姓支持表明印人党的政治权力已经能够比肩鼎盛时期的国大党。印人党长期执政态势明显也意味着它正在开创自己主导的新“一党独大”体系。老牌政党国大党连续两届在人民院处于弱势地位，这进一步增强了外界对印人党权力优势地位的观感。
第三，“团党相互依赖论”强调服务团的社会文化团体特征与印人党的政党身份，两者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并且互派高层领导干部交流任职，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态势。这种观点认为服务团和印人党在共同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思想下密切配合：服务团提供社会结构重建功能，印人党负责推行教派纲领。两者密切合作确保莫迪政府在宗教和文化议题上的一系列争议政策得以落地，印度正从事实上的印度教“多数统治”走向法理上的“多数统治”模式。本文注意到了这些观点的合理性，但认为它们也面临经验事实的挑战。
首先是“领导人魅力论”。尽管印度教民族主义已成为印度当前的主导意识形态，但莫迪第任期却政绩惨淡。为粉饰政绩，莫迪政府于2018 年修改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计算方法，使其任期前4 年印度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7.5%，但基于该方法辛格政府任期前4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 10.8%。任内 10年的平均经济增速也达到8.1%。莫迪政府接连出台了一系列引发争议的政策，导致其个人魅力持续消退、支持率不断走低；2017年1月“今日印度”的民调显示莫迪的支持率尚处于65%的高位，到2019 年1月支持率跌落到历史新低的 46%。
可见在2019年5月大选票之前，莫迪就已经遭遇了个人支持率大滑坡。其次是印人党“一党独大论”。2014 年，印人党成为印度人民院第一大党并成功组建执政联盟，但受政绩拖累印人党选情下降，在2018 年连续输掉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和拉贾斯坦邦等印地语核心地带的地方选举。2019 年大选周期开启后，莫迪和印人党的选情更是持续告急。有分析认为，莫迪及其领导的印人党最终能翻转不利局面并赢得连任，背后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服务团的助力。2019 年大选期间，服务团总计动员了110万基层志愿者，走访了印度55万个村庄中的45万个逐门逐户替莫迪和印人党开展大选宣传和动员工作。
特别是在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和拉贾斯坦邦等，服务团发动了当地所有“沙卡（Shakha）”，以全员出动的方式帮助印人党争取包括原住民在内的低种姓选票。这一事实打破了莫迪个人魅力和印人党基层动员能力强大的神话。最后来看“团党相互依赖论”。服务团和印人党共享意识形态，但服务团作为意识形态的母体组织，为包括印人党在内的诸多分支机构提供意识形态指导，在意识形态互动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团党之间确实存在干部交流，但一方面，服务团主导了干部交流。莫迪政府第一任期时内阁的66个部长职位中有41 人具备服务团背景占比达62%；
到莫迪政府第二任期，内阁的53个部长职位中有 38 人具备服务团背景，占比上升至71%。另一方面，这种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由于特定原因，服务团外派干部可以回归，如2014年被外派担任印人党总书记的拉姆·马达夫（Ram Madhav）在2021年选择重回服务团任职，而没有服务团背景的印人党干部基本不可能进入服务团管理层。正是考虑到服务团自莫迪执政以来在团党互动方面的主导地位，在相关讨论中实际上还存在第四种观点即“服务团主导论”。它强调服务团已全面主导了印人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人事，进而掌控了莫迪政府对重大问题的决策。
当前服务团对莫迪政府的影响日益显现，这已经与瓦杰帕伊政府时期完全不同。因此，印度国内批评服务团在背后“遥控”莫迪政府，但服务团多次否认相关说法。由于缺少一手研究资料因果机制难以确定和影响力难以衡量等原因，“服务团主导论”往往被认为是印度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攻讦，对此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的科学论证分析。
三、权力地位衡量与服务团内部管理和协调机制随着印人党长期执政态势明显，服务团参与公共政策的兴趣大增并相对提高了组织的透明度。在此条件下，本文收集并研究了服务团历届最高领导人的论述和著作、服务团的历史以及当前的决议和声明等一手资料，尝试按照“服务团主导论”的路径去理解服务团干预公共事务的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动因，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印度教民族主义影响政府决策的具体机制，验证服务团是如何分阶段全面干预和影响莫迪政府对外决策的。（一） 服务团权力地位衡量框架及操作化本文采用了狭义的权力定义，即权力是施加影响力的过程，目的是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行为。
这一定义有助于比较不同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大小。衡量权力有三条途径：一是控制资源，二是控制行为体，三是控制事件及其结果。第一种方法比较的是行为体控制资源的多少，但面临的挑战在于人们无法就权力要素由哪些特定资源或资源组合构成达成一致，还在于难以衡量行为体使用资源的意愿。第二种方法关注影响行为体的能力，优势在于可以同时纳入强制性权力和非强制性权力，但容易忽略行为体权力受到领域限制以及权力地位是动态变化的等客观情况。在特定态势下不同行为体可能会采取集体行动，即基于相同或不同的判断做出相同的决策。
第三种方法考察行为体控制资源或其他行为体达成其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它可以提供更易于操作的衡量指标和结果，既考虑了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和集体行动，也适合对不同事件的过程追踪，应用价值更为广泛。本文主要采用第三种方法，不过该方法在确定因果机制方面存在局限。例如，在考察服务团影响莫迪政府政策变化时需要排除团党一体两面的情况和服务团单纯为莫迪政府造势等可能性。本文采取三种方式处理这些问题：一是引入一定程度的变量控制，通过选择确定“路径案例”考察在控制其他条件下服务团及其主张对莫迪政府特定领域（如经济和外交）的政策产生影响的具体事件。
二是主要考察正面案例，即在确定影响机制“进行到一半”的情况下选择出现正面结果（即改变了行为体行为）的案例，同时本文在控制执政党的条件下将正面案例同瓦杰帕伊政府时期的负面案例（即未能改变行为体的行为）进行对比。三是引入标志性事件，以界定标志性事件的方式区分不同因果机制阶段的行为变化。依据这样的思路，本文明确了服务团权力地位的衡量框架（如图 1）。在后续的分析中，本文首先揭示了服务团总体意识形态主张及其在特定领域的政策主张，以确认服务团施加影响力的意愿。其次明确服务团内部管理制度和团党协调机制，以确认服务团对印人党政府施加影响力的路径。
最后考察服务团对印人党施加影响力的结果服务团不断细化和加强对印人党的管理和协调机制，增强了影响莫迪政府决策的能力，使得这种影响机制在不同阶段促成莫迪政府的行为变化。图源：“世界经济与政治”微信公众号文章截图由图1可见，行为体可以利用权力优势达成多种期望效果在本文的应用中表现为三种情形：
第一，服务团做出让步但印人党不让步，这种情况不体现服务团的权力优势地位，莫迪政府推进改革。
第二，团党相互让步，服务团迫使印人党在决策中部分采纳自己的偏好，莫迪政府修正政策后推进改革。
第三，推动印人党单方面进行让步，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否决印人党偏好的政策，莫迪政府无法推进有关改革；二是在否决印人党偏好的政策之后进而推动其执行服务团偏好的政策，莫迪政府按照服务团的愿景进行改革。这些情况体现出的影响力逐次增强，以让印人党否定自身政策转而执行服务团偏好的政策时体现出的服务团的权力地位为最高。在产生同样的让步结果时，相对于低政治领域（如文化与经济），让印人党在高政治领域（如安全与外交）改变政策时体现的服务团的权力地位更高。（二） 服务团及主要分支机构的意识形态主张服务团意识形态的直接起源是印度教社团领袖、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积极倡导者萨瓦尔卡（V.D.Savarkar）于1923 年提出的“印度教特性”思想。
萨瓦尔卡对印度教与“印度教特性”进行了区分。他指出后者强调同一个族群拥有同一片土地，它们有着共同的种族和文化特点都源自古印度吠陀（Vedic）的黄金时代，同一个族群、同一片土地和同一种文化三者缺一不可。萨瓦尔卡从血缘和文化出发提出只有祖地（出生地）和圣地（宗教圣地）都在印度的族群才真正属于“印度教徒民族”。萨瓦尔卡借此试图论证印度的民族国家身份。其思想透露出了强烈的印度教教徒多数意识“印度人要做自己土地的主人。受萨瓦尔卡思想启发，海格瓦尔（K.B. Hedgewar）创建了国民志愿服务团。
服务团第二任领导人马达夫·戈瓦尔卡（Madhav Golwarkar）进一步明确了印度的民族国家特征，认为“共同习俗、共同语言以及光辉和苦难的共同记忆”构成了印度基于本土文化的社会认同。作为戈瓦尔卡的得力助手，迪恩达耶尔·乌帕德亚雅（Deendayal Upadhyaya）提出了整体人本主义思想，强调社会文化领域“多样的统一性（unity in diversity）”，认为真正的宗教平等是平等地尊重所有宗教，并指责尼赫鲁主义在所有宗教中间保持中立的政策实际上导致了对多数群体（即印度教徒）的歧视。
服务团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强调“司瓦德希（Swadeshi）”理念，即印度本土大众化生产模式下的自给自足。“司瓦德希”最早来自独立运动时期的抵制英国商品和促进印度本土生产和消费的运动。这符合服务团历来的反自由主义和反全球化传统。达托潘塔·腾格蒂（Dattopant Thengadi）是服务团体系内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理论家之一，其贡献在于将“司瓦德希”融入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完善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经济理念。在其个人评论集《第三条道路》中，腾格蒂主张印度应避免走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道路，而要基于自身独特的文化理念去走“第三条道路”最终实现整体人本主义提出的平衡物质需求和非物质需求的理念。
他还指出印度要想真正独立，就必须避免和摆脱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依赖，并坚持自力更生的经济理念。腾格蒂在实践方面也为服务团贡献颇多，如参与创立了服务团的三大主要分支机构。一是印度工人同盟（BMS）。鉴于服务团一贯的反共产主义思维，戈瓦尔卡对当时印度工会组织强烈的共产主义倾向忧心忡忡，于是邀请拥有劳工运动经历的腾格蒂协助起草了成立印度工人联合会的计划。1955年7月23日印度人同盟正式成立，腾格蒂任创始主席。在腾格蒂的设计中，印度工人同盟强调其意识形态之锚必须是民族主义，而非任何其他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其信仰来自印度文化和自身事业最终必然成功的坚定信念。
印度工人同盟没有加入任何国际劳工组织同盟，同时自诩为“超脱于政党政治之外的真正工会组织”。二是印度农民同盟（BKS）。该机构创建于1974年，目标是实现印度农业的整体发展。印度农民同盟宣称自己不隶属任何政党，是由农民自己管理、专门服务于农民福祉的社会团体。尽管印度农民同盟与印度工人同盟都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但它们日常的斗争方式仍是游行示威和罢工，针对的对象不可避免地指向印人党中央政府或由印人党主政的地方政府。三是国民觉醒阵线（SJM）。为回应拉奥政府在 20世纪90年代初开展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腾格蒂于1991年倡导成立了该机构。
国民觉醒阵线致力于研究和推进印度的经济民族主义理论，其工作重点是抵制外国直接投资和反对跨国企业进入印度，同时反对国内的自由化政策，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在本质上是反劳工的。如今印度工人同盟、印度农民同盟和国民觉醒阵线已成为服务团内部最有影响力的分支机构。（三） 服务团对各分支机构的管理协调制度根据服务团章程，其最高领导人（sarsanghchalak）实行指定继承人制度。最高领导人是服务团的引路人和哲学家，可终身任职并在组织内享有广泛的领导权；总书记（sarkaryawah）仅次于最高领导人，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全印代表大会（ABPS）是服务团的最高决策机构，实行代表选举制；全印执行委员会（ABKM）负责日常管理工作，总部位于那格浦尔。服务团希望这种兼顾民主和集中的顶层设计能帮助该组织保持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和内部凝聚力。服务团还建立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和协调制度。第一种是全职干事（pracharaks）制度。全职干事在服务团志愿服务体系下成长，是服务团的主要管理力量。根据服务团章程，全职干事自愿放弃个人目标而服务国家。现实中的全职干事终身不婚，理论上无须承担家庭责任，可以真正地全身心投入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全职干事在服务团体系中的道德优越性和意识形态纯粹性。
一般情况下，服务团全职干事会参与组建和运营分支机构，但如果要进入分支机构任职，则不得在服务团内保留任何职务。这使得服务团与其分支机构可以在形式上保持相互独立，服务团在理论上也不会因为分支机构的负面影响而承担责任。第二种是联系人（prabhari）制度。服务团总书记配备有数位联合总书记（sahsarkaryawah）协助其开展日常工作。联合总书记属于服务团核心领导层。一般来说，每位联合总书记在各自分管的领域外会被指定联系几个特定分支机构，以加强与这些机构高层的沟通。第三种是组织部部长（sangathan mantri）制度。
服务团与其分支机构的日常联系和沟通主要是通过委派到该分支的组织部部长完成。组织部部长职位的特殊性在于其是负责分支机构的人事管理和外部拓展的专职人事干部（karyakartas），不得兼任其他政治职务，因此在服务团内部享有额外的道德权威。根据服务团的全职干事制度，派驻各个分支机构的组织部部长在服务团内不再担任职务，但可作为专职人事干部继续参加服务团的核心会议，因此能及时将服务团的最新指示和意图传达贯彻到分支机构；同时这些部长还能直接调动服务团基层人员，这也是其他外派全职干事所不具有的权力。
对于那些规模较大的分支机构，它们的下级机构（如邦一级）同样实行组织部部长制度。第四种是协调（samanvay）机制。在掌控分支机构高层人事安排的基础上，服务团给予分支机构独立运作的自主权。服务团主要负责调解分支机构内部和分支机构之间的分歧。服务团协调机制除全印代表大会和全印执行委员会等议事机构外，主要还包括与分支机构不同层次之间的定期会晤。一般来说，市级协调会每月召开一次，邦级协调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与分支机构全国总部的协调会则每年不少于三次。服务团还不定期组织各分支机构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讨论，在印人党执政时则会组织同盟家族成员与政府就特定议题进行会谈和协商。
此外，在内部协调机制不能调解矛盾的时候，服务团及其最高领导人还可以采取撤换分支机构领导层等方式对分支机构进行全面整治。服务团内部的凝聚力一直很强，虽然偶尔有一些反对声音，但反对者始终无法争取到足够多的内部支持，遑论组建竞争性的平行组织。例如世界印度教徒大会（VHP）前主席普拉文·塔嘎迪亚（PravinTagadia）持激进的教派立场，持续公开批评莫迪政府，服务团对其进行约束未果后，于2018 年指派世界印度教徒大会组织部部长召开选举大会迫使塔嘎迪亚辞职。此后塔嘎迪亚另行创建国际印度教大会（AHP），继续坚持自己在教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但这个平行机构缺乏竞争力，社会影响力难以与世界印度教徒大会匹敌，服务团借此成功整肃了内部纪律。（四） 服务团完善与印人党的团党协调机制服务团第三任最高领导人马杜卡尔·达塔特拉亚· 德奥拉斯（Madhukar DattatravaDeoras）提倡更积极地介入社会事务，他于 1980 年支持组建了政治分支印人党。自印人党成立以来，服务团就非常重视团党之间的协调工作，并为此做出了很多特殊安排。仅就联系人制度而言，协调与印人党事务的首任联系人是鲍拉奥·德奥拉斯（Bhaurao Deoras），他是服务团资深领导人，也是时任最高领导人马杜卡尔·达塔特利亚德奥拉斯的胞弟。
鲍拉奥一直负责联系印人党，并作为导师提携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等印人党骨干。1992年，鲍拉奥去世，在服务团内部被称为“拉朱兄弟”的拉金德拉·辛格（Rajendra Singh）接任联系人，辛格于1994年成为第四任最高领导人。随后接任联系人的是库帕里·西塔拉玛亚·苏达尔山（Kuppali Sitaramayya Sudarshan），他于2000 年成为第五任最高领导人。可以看出，协调与印人党事务的指定联系人皆为服务团内的核心高层，其中一些人后来甚至担任了服务团最高领导人。
仅从字面上的组织指导思想来看，印人党与服务团都强调印度教民族主义，印人党的党章也明确将整体人本主义奉为指导思想。服务团强调的右翼意识形态立场和长期目标往往被印人党以选举和执政的短期需要为由搁置或弱化。早在 1989年12月至1990年11月维什瓦纳特·普拉塔普·辛格（Vishwanath Pratap Singh）任总理的人民联盟（国民阵线）时期，作为执政联盟成员的印人党虽然仍对跨国企业持批评态度，但实际上已经转向支持经济自由化，后来总体上也支持了拉奥政府的经济自由化改革。1998 年瓦杰帕伊领导印人党选择搁置右翼政治核心纲领以换取中小政党的支持组成全国民主联盟（NDA）。
瓦杰帕伊出任总理，政府执政后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采取灵活态度，这引发服务团的不满，成为团党冲突的肇始。最终，失去服务团支持的瓦杰帕伊未能在 2004 年大选时赢得连任。对于服务团来说，得到的教训就是随着印人党成为全国大党乃至执政党，服务团需要采取措施防止印人党尾大不掉，维持服务团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在上一任最高领导人苏达尔山的支持下，当时担任服务团总书记的莫汉·巴格瓦特（Mohan Bhagwat）着手整顿团党关系：一是调整印人党高层和加强印人党的组织部部长制度。
巴格瓦特选择了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拉吉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任印人党主席（2005-2009 年和2013-2014 年两次担任）拉吉纳特·辛格上任后立即推动修改党章，允许服务团向印人党派出更多干部。此次党章修改加强了印人党的组织部部长制度建设，设立了更多的联合组织部部长职位，还加强了邦一级的印人党组织部部长建设，规定印人党的邦负责人在确定邦组织部部长时须征求党主席同意党主席在必要时有权指定邦组织部部长人选。服务团借此提升了印人党组织框架内的党主席权力，并加强了印人党中央和邦级机构的组织部部长制度。
这样在印人党执政的情况下，服务团可以借助党主席和各级组织部部长的双保险机制，制约出任总理的印人党代表在党内的权力。二是推动印人党高层的年轻化。2009年巴格瓦特正式接替苏达尔山担任服务团第六任最高领导人，是年大选阿德瓦尼（L. K. Advani）带领的印人党再次羽而归，这不仅导致党内士气低落，也使得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陷人低潮。此次大选失利还导致拉吉纳特·辛格引咎辞去党主席职务。随后，巴格瓦特以直接干预的方式重组印人党：首先是推动瓦杰帕伊和阿德瓦尼等印人党高层提前退休或淡出一线政治活动，其次是提携包括莫迪和尼廷·加德卡里（Nitn Gadkari）等意识形态立场更加坚定的年轻一代担任印人党高层。
2013年印度进入大选周期后，拉吉纳特·辛格再次当选印人党主席，他配合巴格瓦特选定莫迪代表印人党参选，并在此次大选纲领中强调了印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强硬立场。在全新的团党互动模式下，服务团及其分支机构积极参与了印人党的选举规划和竞争，并利用服务团的基层网络帮助印人党夯实了选民基础。三是提升和细化团党协调机制。莫迪当选总理后，服务团专门建立了与印人党合作的高级协调小组。
首次协调会议（samavya baithak）的成员包括时任印人党主席阿米特·沙阿（Amit Shah）以及两位印人党前主席彼时已进人莫迪内阁的内政部部长拉吉纳特·辛格、运输部部长加德卡里，代表服务团参会的是时任总书记苏雷什·乔希（Suresh Joshi）以及两位联合总书记苏雷什·索尼（Suresh Soni）和达塔特拉亚·霍萨巴勒（Dattatreya Hosabale）。这样的参会阵容可以说是服务团内部协调议事的最高级别。此外，巴格瓦特与莫迪达成一致提名时任联合总书记克利希纳·戈帕尔（Krishna Gopal）担任服务团和印人党的指定联系人，同时莫迪将与巴格瓦特直接联系（瓦杰帕伊时期是通过指定联系人传话）。
这种特殊安排有望确保双方在最高层次上进行及时有效沟通。随后，服务团还主导印人党按照服务团模式推进组织架构改革，改变其传统的中央一邦一区县的三级组织架构，转而同服务团一样在邦和区县之间设立了“大区（Vibhag）”，以响应印人党执政后团党在各层级的协调需求。通过这些安排印人党对服务团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人事依赖进一步加强，服务团也由此具备了影响印人党执政和国家政策的充分途径和强大能力。服务团在团党互动中的优势地位突出体现为莫迪政府的主动让权。瓦杰帕伊在执政时期频遭服务团掣肘、最终连任失败和被迫提前退休的遭遇给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莫迪也认为印人党无法独立于同盟家族体系而独享国家权力，因此他很快与服务团协商确定了权力分工模式：服务团主要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占据主导权，莫迪及其领导的印人党政府则主导经济和外交权力。莫迪希望通过赋予服务团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充分的权力，以换取其支持自己的经济改革和外交决策。鉴此，在文化和教育等民族主义传统议题上是难以将服务团权力与政府权力分离并单独加以衡量的。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由莫迪政府主导的经济和外交议题上，考察服务团在这些领域如何利用自身权力优势地位对莫迪政府施加影响以及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根据前文确定的衡量方法，可以将莫迪政府任期内服务团攫取经济和外交权力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4-2017 年为确保莫迪政府执政的良好开端服务团在一些经济和外交议题上主动让步或推动团党相互让步。第二个阶段是2017-2019年，随着服务团内部对莫迪政府的改革纲领日益不满服务团否决了莫迪政府的多项改革措施，自此服务团开始主张自身在国家经济和外交领域的权力，标志性事件是巴格瓦特于2017年9月的“十胜节”讲话以及莫迪政府宣布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第三个阶段始自2019 年5月莫迪第二任期开始，服务团进一步改进团党协调机制以加强对印人党的掌控，服务团全面攫取印人党经济和外交权力的标志性事件是巴格瓦特于2019 年 10月的“十胜节”讲话，其中全面提出了服务团对于印度发展的愿景，促使莫迪政府提出“自力更生的印度（Atmanirbhar Bharat）”理念，对照服务团的要求全面改变了经济和外交战略。
四、服务团分阶段主导莫迪政府对外经济决策本部分将详细论证服务团如何分阶段主导莫迪政府对外经济决策，
首先总结服务团在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政策主张；其次揭示服务团在相关立场下推动莫迪政府改变经济政策的过程及结果；最后寻找相关政策转变的证据和标志性事件，验证上述阶段划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一） 2014-2017年服务团协调处理团党政策分歧前文提及巴格瓦特在就任服务团最高领导人前后致力于整治团党关系，并未就对外国直接投资等具体问题公开发声。2014年大选周期临近，莫迪被确定为印人党代表，巴格瓦特于2013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要求服务团调整在自由化、私有化和对待外国在印投资设厂等问题上“不可调和的立场”。
巴格瓦特在这次演讲中透露出务实的态度，强调“时代在变化，我们的观点也要与时俱进，服务团不会被单一教条所束缚”。这表明服务团有意在印人党执政后单方面做出一些让步，以期弥合与印人党现实选举需求之间的分歧。莫迪政府执政后很快就出现了服务团通过内部协调机制达成团党相互让步的案例。2015年，针对前任政府于2013 年通过的《土地征收、修复和安置中公平补偿和透明性权利法案》，莫迪政府提出了《征地法修正案》，该修正案主要是取消了公共用地征地必须获得70%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和私人企业用地必须获得80%土地所有者同意的规定，同时提出国防、农村基础设施、保障房和工业走廊等征地项目免于社会影响评价的建议。
服务团多个分支机构对该法案明确表示反对，其中包括印度农民同盟印度工人同盟和全印原住民福利所（ABVKA）。它们认为政府无权不经过农民同意就征收土地，强烈要求保持征地须经高比例土地所有者同意和强制提供社会影响评价等条款。面对服务团内部多个分支机构的强烈反对，时任印人党主席沙阿前往服务团那格浦尔总部寻求帮助。服务团试图通过内部协调机制寻求妥协方案。在服务团的协调下，印度农民同盟代表与沙阿等印人党高层举行会谈，最终达成相互让步的方案：莫迪政府吸纳了同盟家族提出的六条修改意见，同盟家族放弃强制提供社会影响评价条款，并降低标准，接受征地仅需要获得51%的土地所有者同意即可。
由于这些修改意见存在明显不利于土地所有者的倾向，修正案未在议会获得通过。但在整个过程中，服务团展现出妥协和协商的态度这与在瓦杰帕伊时期服务团与印人党的正面冲突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根据印度宪法，土地立法是联邦和地方享有共同立法责任的领域，服务团内部达成妥协之后莫迪政府可在印人党主政的地方邦先行开展征地改革，部分弥补修正案在议会未获通过带来的负面影响。服务团一直反对阶级理念，认为基于阶级、种姓或宗教的言论会分裂印度社会。然而，服务团面临的阶级困境却是现实存在的，快速崛起的城市中产阶级支持经济自由化改革，广大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劳动人口则主张劳工权利，其中以印度工人同盟的立场最为激进。
当莫迪政府提出煤炭业私有化计划并有意结束印度煤炭公司的垄断地位时，印度工人同盟与其他工会一起表示反对，认为莫迪政府的这项决定是“反国家的”，并最终迫使莫迪政府承诺不会制订任何使印度煤炭公司私有化的计划。2017年，莫迪政府提出放弃印度航空公司的政府股份以推动其私有化进程，印度工人同盟随即提出反对意见，指责莫迪政府“拒绝帮助国有企业纾困，却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那些因为私营公司坏账而陷入困境的国有银行”。印度工人同盟与莫迪政府围绕印度航空公司私有化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这表明服务团已开始否决一些印人党偏好的政策，并利用其权力优势地位迫使莫迪政府单方面做出让步。
国民觉醒阵线坚决反对莫迪政府放宽外国直接投资准入的规定，认为印度引进外国投资无法让国家受益，如2014-2015年印度吸引外资达到310亿美元，但从印度市场流出的外资高达365亿美元，这显然不利于印度保持其国际收支平衡。国民觉醒阵线还表示不认可政府关于外国直接投资能带来经济增长和增加民众就业的说法，指出“过去25 年的经历表明印度融人全球化的结果令人失望，印度的就业增长率与减贫速率均在下降，国民收人差距扩大，普通人的境遇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尽管2016-2017年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013-2014 年的 360亿美元上升到600亿美元，达到历史新高，但这一成绩并不足以让国民觉醒阵线等组织转变态度，服务团内部对于莫迪政府经济改革议程的不满仍在不断积累。
（二） 2017-2019年服务团强势处理团党政策分歧莫迪政府上任之初的经济发展理念与服务团的经济发展理念差距很大。莫迪希望将他在古吉拉特邦推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全国范围内推广，但效果不尽人意，特别是 2017年7月推出的商品和服务税（GST）叠加此前的废钞措施给印度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这让服务团内部深信自己此前在权力分工和团党协调机制下达成的一些让步方案只是在鼓励莫迪政府不断试探服务团的意识形态底线，瓦杰帕伊时期的团党冲突似乎即将再度上演。这些问题最终促使服务团最高领导人巴格瓦特做出公开表态。
他于 2017 年9月发表的“十胜节”演讲成为一个合适的时机。对于服务团来说，巴格瓦特每年的“十胜节”演讲的影响不亚于美国总统每年发布的国情咨文。印人党赢得大选后，外界更是可以从每年的演讲中找到服务团如何评估印人党年度执政表现等信息。巴格瓦特此次演讲重点关注印度农业和农民，要求政府出台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确保农民日常生活的基本所需和来年从事农业生产的资金。他还明确批评中央和地方政府依赖持各种“某某主义”立场的经济顾问，认为这些顾问的建议脱离印度国情并背弃印度传统，巴格瓦特提出了购买印度产品的倡议，致力于实现“司瓦德希”。
在演讲中，巴格瓦特重申了服务团支持微小企业、商贩和个体业主的政策，强调它们在印度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这些群体也是服务团传统的支持者。巴格瓦特的这些批评同当年苏达尔山对瓦杰帕伊政府的批评如出一辙，但与瓦杰帕伊政府抵制服务团干预的态度不同，莫迪政府和印人党执政的地方政府争相做出回应。在巴格瓦特讲话之后的第四天，莫迪政府就宣布降低汽油和柴油税，以冲抵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同一天，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中央邦三个印人党主政的地方邦都降低了对燃料征收的地方税。莫迪政府还责令商品和服务税委员会于2017年11月出台减税措施，除对50大类的奢侈品和享受品继续征收高税率外，总计177 大类商品的GST率从28%降到18%，中小和微型企业税法合规的难度也同时降低。
2018年，莫迪政府进一步调整经济政策以迎合巴格瓦特提出的要求。他提出的年度财政预算不仅提高了包括手机、汽车零部件电器食用油和电视机零部件等进口产品的关税，而且宣布印度政府“将改变过去20年来持续降低关税的政策”。此次预算还创建了一个“国家医疗保护计划（Ayushman Bharat）”。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全民医保计划，面向超过1亿户的贫困家庭、覆盖人口达到5亿。与此同时，被服务团指责为“西方舶来品”代表人物的莫迪政府首席经济顾问阿尔文·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宣布辞职。
莫迪与自由派经济顾问切割的行为进一步彰显了服务团对政府事务的强大影响力。（三）服务团主导莫迪政府第二任期的经济决策服务团在2019 年大选中全面动员基层力量帮助印人党翻转不利局面并促成莫迪以较大优势赢得连任，这样的全力支持自然是希望换取莫迪政府的更大回报。然而印人党淡化同盟家族贡献、突出所谓“莫迪个人魅力”和印人党选举策略的做法引起了服务团的不满。服务团开始从内部制度人手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团党互动中的优势地位。在2019年7月的全职干事大会上，桑托什（B. L. Santhosh）成为印人党新任组织部部长，服务团认为他的意识形态立场更加强硬，在代表服务团调解团党分歧时将持更强势立场。
服务团还宣布将向印人党的区县机构派驻组织部部长，以进一步加强对印人党的意识形态指导和团党协调工作。这种细密的组织部部长制度安排是其他分支机构所没有的。在促使印人党全面按照服务团模式转变组织架构之后，服务团掌握了印人党包括基层组织在内的组织人事权，强化了对印人党的全方位掌控。2019年10月巴格瓦特的“十胜节”演讲是团党互动的又一关键节点，一个更加自信的服务团开始全方位进入印度的经济和外交决策领域，将莫迪领导的印人党政府更紧密地绑在了服务团的右翼意识形态战车之上。巴格瓦特首先提到了即将到来的腾格蒂百年诞辰，并呼应了他的“第三条道路”思想。
巴格瓦特指出世界主流经济思想无法解决当前各国面临的问题，已经到了制定和发展印度自己的经济理念、政策和体系的时候了，并要求“政府按照‘司瓦德希’理念推进经济顶层设计，让印度各方面都实现“自给自足’，让印度的实力和标准成为世界与之交往的基础”。巴格瓦特表示能够理解莫迪政府欢迎外国直接投资和在一些领域推进去国有化政策。与此同时他认为一些初创企业虽然是印度人在运营，但背后其实是外国企业的投资，因此需要额外关注外国投资，以“维护印度的国家安全”。此次演讲的内容体现了巴格瓦特及其领导的服务团干预印人党执政的强烈愿望，并试图通过将经济议题安全化等方式影响莫迪政府的经济和外交决策。
此次讲话正值莫迪政府参与 RCEP 谈判即将功成之际。对于莫迪政府来说，这是印度融入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的重要契机，但国民觉醒阵线和印度工人同盟等机构一直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大型示威抗议活动。这些机构引用印度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作为证据，尤其是指出2018年印度与东盟的贸易赤字高达约1050亿美元，证明印度经济不仅未能从相关自由贸易安排中获益，甚至受到了严重损害。巴格瓦特2019年的“十胜节”讲话深刻影响了莫迪政府对于参与RCEP的态度，莫迪政府于当年12月宣布退出RCEP谈判并表示：“我是根据所有印度人的利益去评估RCEP的，但结果并不乐观，因此无论是出于‘甘地的护身符’还是我自己的良知，都不允许我批准印度加人RCEP。
”东盟国家、日本和韩国等并不认可印度的做法，认为印度看待自身贸易赤字和自由贸易的眼光过于狭隘。最终，莫迪政府期待RECP其他谈判方会跟随印度的做法以促成该合作机制胎死腹中的想法落空。这是莫迪政府的外交失误，也是莫迪政府第二任期响应服务团政策主张的标志性事件之一。2020年5月莫迪政府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印度”计划，这标志着印度在经济发展理念上正按照服务团的理念和提出的方向转变。莫迪政府大幅调整了自由主义改革路线先后采取了 3000多项增加关税措施其影响波及70%的进口商品。莫迪政府还宣布将致力于实现“司瓦德希”，并强调这是印度“唯一的康庄大道（Eshah Panthah）”。
相关事实表明莫迪政府开始全方位推行服务团主张的经济发展理念，且此次的响应力度远超其第一任期。这标志着服务团全面加强了对莫迪政府经济和外交权力的掌控，体现了相对于印人党的全方位权力优势地位。
五、服务团逐步主导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本部分尝试运用前文的研究发现考察服务团对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与前文确定的三个阶段划分大致类似，在莫迪第一任期伊始，服务团在印度对华政策上总体呈现协调风格，2017 年后开始主动介入对华经贸合作和边界对峙等问题。莫迪第二任期开始后，服务团开始全面干涉和掌控印人党的对华外交决策。（一）服务团的对华敌对思维及其渊源为凸显对华理念的前瞻性和合理性，服务团的学者往往倾向于突出历史先贤对中印关系的预警，如戈瓦尔卡多次提到印度近代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印度教改革家辨喜（Swami Vivekananda）有关中国是一头“睡狮”、觉醒后将“侵略”印度的说辞。
这些引用通常无从考证，不过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凯觎中国西藏和敌视中国的传统是真实可考的，特别是自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服务团对西藏的历史和文化想象与建构就变得更加直白。印度独立后首任副总理兼内政部部长萨尔达尔·帕特尔（Sardar Patel）并未加入服务团，但他作为当时国大党内右翼势力的代表被服务团视为志同道合者。1950 年11月7日，帕特尔在给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信中表示：“中国军队进入西藏表明（作为缓冲区的）西藏消失，中国已经扩张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这种赤裸裸的对华攻击毫无事实根据，其根源在于帕特尔的意识形态偏见。在他看来，印度与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帕特尔对华认知充满恶意与偏见，随着他于当年12月5日病逝，其致尼赫鲁的信被看作他的政治遗言，经常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用来证明他们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先见之明。1959年，印度媒体发现中国在位于新疆与西藏交汇地带、与印度窃据的中国故土拉达克地区边界以东的阿克赛钦盆地修建道路后，服务团全印执行委员会专门刊发决议谴责中国，指责当时的尼赫鲁政府执行了“对华绥靖政策”。1962 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戈瓦尔卡推动服务团全印代表大会发表声明蔑称中国为“挑衅者”，呼吁“我们应该按照敌国的身份对待它”。
服务团全印代表大会这种图顾历史事实的声明迎合了在 1962年惨败后印度国内的恐华仇华情绪。戈瓦尔卡在其 1966年出版的《思想集成》中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和中印关系的看法。在该书中，戈瓦尔卡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国带来的“黄祸”是印度面临的“威胁”。这些歪曲的认知反映了戈瓦尔卡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也是国际社会质疑服务团具有法西斯主义特征的主要原因。为对抗所谓“中国威胁”，戈瓦尔卡提出服务团的职责是“通过教育和动员民众激发人民的集体意志，让我们的领导人不敢与侵略者达成任何不光彩的协议……不合时宜的停火只会让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士气低迷，最终会白白浪费他们做出的巨大牺牲”。
他这种盲目反华的立场也成为服务团对华思维定式的重要表现。值得庆幸的是，在印度国内服务团的极端反华思想长期以来并不占据主流地位。在历届国大党政府的主导下，中印双方逐步摆脱边境冲突的影响并着手缓和关系。1988年12月，印度时任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正式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了《中印联合新闻公报》，确认两国将“在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的同时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努力创造有利于合情合理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这使中印关系迎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期。瓦杰帕伊领导的印人党政府上台后抵制了服务团对其外交政策的干预，推动中印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003年6月瓦杰帕伊访问中国，其间中印两国再次发表联合宣言并明确印度“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印度政府首次就西藏问题做出明确表态也是瓦杰帕伊政府在外交上抵制服务团干预的又一例证。2005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双方达成政治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中印两国开始致力于通过特别代表会晤等机制寻求政治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二）服务团对莫迪第一任期对华政策的影响至辛格政府任内，中印关系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势头，但服务团的学者坚持认为中印竞争不可避免，印度需要从战略高度加以应对。
2011 年，服务团全印代表大会发布决议，要求辛格政府关注“中国带来的全面威胁”，并认为印度国内所谓中印两国“对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LAC）缺少共识”的说法只会“让印度严重低估两国的战略分歧”。服务团顽固的反华立场由此可见一斑。该决议还高度关注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商品，认为它们“冲击”了印度本土制造业，其影响还涉及印度安全、卫生、环境和其他战略利益，因此要求“政府遏制中国对印度经贸系统的影响，号召所有国民不使用中国产品以展示爱国主义精神”，同时要求政府“禁止中国制造企业在印度市场的自由扩张，禁止玩具、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等中国进口产品”。
从这份决议可以看出，服务团极力对中印经贸关系进行安全化解读，并试图施压当时的印度政府改变对华政策。2012年时值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50周年，服务团全印执行委员会发布决议，重申致力于解决印度的主权问题，肆意歪曲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基本事实。这表明服务团以边界问题定义中印关系的倾向由来已久。如前所述，民族主义往往关注主权和提倡以强硬手段应对国家间分歧。在这一点上，服务团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采取的做法同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组织并无不同。这两份决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服务团给莫迪政府制定对华外交政策的“指导说明”。
在莫迪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期间，服务团的这些主张先后成为印度对华外交的现实政策。首先来看莫迪的第一任期。2014 年莫迪政府上台伊始，中印关系尚基本保持稳定。2017年3 月，服务团全印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莫迪政府重新审视对华经济和外交政策，认为中国在阻止印度通过联合国机制制裁巴基斯坦极端主义组织“穆罕默德军（Jaish-e-Mohammed）”头目马苏德·阿兹哈尔（Masood Azhar）以及阻止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并提出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关切。在服务团发布这份声明之后，2017年5月莫迪政府即以中巴经济走廊“涉及主权领土”为由公开抵制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服务团推行的这套对华认知叙事逐步成为印度的官方叙事。莫迪政府开始持续要求中国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大肆炒作印中贸易逆差和中巴经济走廊等影响印度国家安全的议题。印度军方的军事学说和战略文件在对华方向上也日益显现出进攻性。这使中印关系明显承压，开始进人动荡时期。服务团注重印度国家主权和在主权概念下的民众动员。2017 年6月的中印洞朗地区对峙为服务团干预莫迪政府的对华外交决策提供了机会：2017年7月8—9日，服务团分支机构“印藏合作阵线（BTSM）”召集其他分支机构讨论如何发起抵制中国商品运动，它们联合要求印度商贩停止售卖中国商品，并劝诫印度教教徒不要使用中国生产的宗教用品。
显然，服务团在多个分支机构中刻意选择了比较边缘的“印藏合作阵线”，以呼应印度教民族主义强调的“西藏叙事”。随后，国民觉醒阵线在古吉拉特邦发起了抵制中国商品运动，并主张将2017 年定为印度的“反华年”。尽管面临来自服务团方面的巨大对华政策压力，但莫迪政府当时尚认为自己掌握外交主导权，因此坚持通过与中国谈判缓和边境的紧张局势。2017年8月28日中国发布消息表示中印双方达成共识，“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印度在中国发布消息后不久也发表简短声明，称中印就解决洞朗地区对峙问题达成一致，对峙现场的人员“相互脱离接触”。
虽然这一解决方案更多地回应了中国的关切，但巴格瓦特仍然肯定了莫迪政府处理洞朗地区对峙事件的方式，并强调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印度的胜利”，“明确向外展示了印度不会在事关国防和安全的问题上让步”。这也表明在莫迪第一任期服务团并未公开挑战莫迪政府“安全上遏制、经济上接触”的对华政策，因此服务团的一些分支机构在充分表达对华抗议立场和宣泄了其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后，并没有继续就洞朗地区对峙事件敲打莫迪政府。总体来看，服务团在莫迪第一任期干涉其对华政策时表现得相对克制。有研究认为，莫迪政府一直在抵制服务团提出的与华开展经济对抗的要求，而只要莫迪政府能够继续以服务团认可的强硬方式面对中国，就可以塑造自己偏好的对华经济和外交战略。
这也符合此前服务团和印人党双方达成的权力分享方案。此后一段时间，中印双方通过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等方式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并在双边经贸合作等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三）服务团对莫迪第二任期对华政策的影响如前所述2019年5月莫迪政府赢得连任后，服务团进一步细化和加强了对印人党的组织人事控制，莫迪政府也更加积极地响应服务团提出的政策要求，服务团的强势干预开始体现在安全议题上。2019年8月5日，莫迪政府宣布废除宪法第370条，将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一分为二。其中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涉及将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的行政管辖范围，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在亢奋的民族主义情绪鼓动下，2020年6月15日，印度前线兵非法进人中国境内的加勒万河谷区域并拒绝撤离，最终酿成流血冲突。事件发生后莫迪本人曾试图缓和事态，在6月19日对外表示“没有人进入印度领土”，但遭到印度右翼组织的集体批评，服务团公开表示莫迪的发言没有体现此前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一贯强硬立场，3包括国民觉醒阵线和世界印度教徒大会等分支机构再次发起反华游行示威和抵制中国商品运动。在服务团的压力下莫迪政府于2020年6月20日对外调整口径称是由于“印度官兵的英勇行动”使“外国军人没有进人印度领土”。
随后在服务团及其分支机构的持续施压之下，莫迪政府在对峙方向大规模增兵，还赴对峙争议所在地活动，导致中印对峙态势持续紧张。巴格瓦特也持续加大对莫迪政府的施压力度，将服务团对华敌对思维下的系列主张变成了莫迪政府的现实政策。在此情况下，中印经贸关系被多次提升到安全层面，莫迪政府开始配合巴格瓦特的提议打压在印中国投资者，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者。阿里巴巴投资印度本土支付工具 Paytm 、华为在印业务和字节跳动集团的手机应用程序TikTok 等都成为打压对象。中印关系不可避免地进人下行通道。
在2020年10月的“十胜节”讲话中，巴格瓦特首先肯定了莫迪政府近期在印中冲突中的应对策略和展现的强硬态度，提出印度应从军事、经济和外交三方面展现印度应对“中国扩张行径”的全方位实力，同时印度要注重与缅甸、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以孤立中国，从而在实力和权力范围两个维度上超过中国。巴格瓦特的讲话对莫迪政府既有肯定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具体操作方案，明确展现了服务团推动印度政府全方位对抗中国的政策主张。作为对巴格瓦特讲话的响应措施之一，莫迪政府专门制定了“对华产业替代”政策，试图以“印度制造”全方位替代“中国制造”并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2020年11月，在“自力更生的印度”框架下，莫迪政府推出“生产挂钩激励（PLI）”计划，首批项日覆盖太阳能模板和高能电池等 10个行业到2020-2021 财年印度国家银行宣称该计划已经覆盖60%的印度对华进口产品，涉及对华进口额395 亿美元（总进口额为650亿美元），并宣称印度对华进口依赖只要减少20%即可带来 80亿美元的GDP 增额。巴格瓦特在多个场合提醒印度民众“不要只喊口号抵制中国商品，还要打开手机看看保留了多少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如果对华依赖态势继续上升，那我们早晚要向中国低头”。
巴格瓦特肆意对中印经贸问题进行安全化解读，模糊了经济与外交议题的界限，其意图无外乎要持续激发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促成莫迪政府全面转变对华政策。按照巴格瓦特的政策提示，莫迪政府开始主动加大在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等周边国家的活动力度，试图利用一些国家的经济困难拉拢和打造反华阵线。莫迪政府还重点发展了同美国的战略合作。他深知尽管服务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总体持怀疑态度，但并不介意印度政府发展同美国的军事合作，尤其是以联合反华为目标的合作。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莫迪政府积极迎合美国的“印太战略”，2020年10月与美国签署《地理空间情报基本交流合作协定》，美印完成全部四项基础性军事合作协议。
印度积极参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首脑峰会，并促成峰会机制化，明确展现了以该机制为核心建立反华同盟体系的意图。2021年印度主办“马拉巴尔”联合军事演习，美日印澳四国全员参加，印美联手派出航母参演，共同展示了海上威慑力。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新版《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将印度定义为“志同道合的伙伴”以及“南亚和印太地区的领导者”。莫迪政府借此进一步提升了印美战略合作水平，其联美制华意图日益清晰。受服务团保守的经济理念和对华敌对思维影响，中印竞合关系被推向全面竞争和冲突状态。
六、结论本文研究发现印度教民族主义正
在系统地影响印度的国家行为，其影响范围覆盖低政治的纯经济议题和日益具备政治敏感度的国际经贸议题，乃至传统安全等高政治议题。民族主义对国家安全和外交行为的影响契合了今后一段时期内高政治议题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趋势。类似服务团这样的民族主义组织涉入国家对外决策的现象，成为民族主义及其组织影响国家行为的典型案例。民族主义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往往难以衡量，相关实证分析存在一定难度。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以服务团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影响印度政府对外决策的动因和路径，并从考察行为体达成期望结果能力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权力地位衡量框架，尝试解决确认因果机制时可能面临的难题，有望为理解民族主义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如前所述，民族主义具备天然的现实主义特征，当前已经成为反对自由主义及其制度霸权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本文关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案例研究印证了上述认识，有助于理解莫迪政府在重大经济改革问题上立场转换背后的意识形态动因，如莫迪政府在自由贸易主张和贸易保护实践之间前后矛盾的选择。在退出 RCEP 谈判和提出“自力更生的印度”之后，莫迪政府按照巴格瓦特的要求，试图利用印度经济规模和地缘战略地位在双边贸易谈判中争取更有利的条件，为此印度开始了与英国、澳大利亚和阿联酋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先后与毛里求斯和阿联酋达成了自贸协议。
2022 年4月，印度与澳大利亚签署临时性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协定（ECTA），双方预计在12个月内签署全面自由贸易协定。2022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官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印度等13 个国家成为初始成员。无论IPEF的最终走向如何，可以预见这些潜在的双多边自贸安排将持续受到服务团的严格审查。本文的研究还有助于理解民族主义与特定外交政策偏好之间的关系。服务团的对华敌对思维可追溯到印度独立之前，中印边境冲突只是进一步固化了这种对抗思维。在具备影响国家行为的能力之后，服务团的政策偏好转变成了现实政策，推动莫迪政府打造了声势浩大的全面反华策略组合，但总体的政策执行效果不尽人意。
在经贸领域，虽然美国在2022年第一季度超越中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服务团关注的印度对华贸易赤字不降反升，中印双边贸易额在2021年达到创纪录的1250亿美元，2022年第一季度印度对华进口飙升28%至277亿美元，对华出口陡降26%至不足49 亿美元。在外交领域，印度不断搞乱邻国局势试图火中取栗，但包括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在内的多数邻国并未对印度轻易屈服和盲目跟随，相反随着巴格瓦特在2022年发表“统一印度（Akand Bharat）”讲话后，外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服务团主导下印度对外扩张的意图。
如果说此前服务团对于“大印度”地理边界还停留在想象阶段，那么考虑到服务团当前对莫迪政府的强大影响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应该对印度未来的外交走向及其对地区秩序的负面作用保持足够警惕。展望未来，在印度重大的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以及敏感的国际经贸和外交议题上，我们都将看到服务团的更多影子。随着服务团不断加强对印人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人事控制以及团党之间的政策偏好日趋一致，人们将更难分离和衡量服务团在印度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实际影响力。随着服务团与印人党之间意识形态日益趋同和组织人事交流日益紧密，服务团对印度对外决策的影响力将更加全面且稳固。
全面认识印度教民族主义及其组织架构、内部关系和政策主张等将有助于我们研判印度对外经济和外交政策走向，为构建相对稳定的中印关系奠定基础。作者简介：谢超，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5期，原标题为《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对外决策——论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政策转变中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因素》本期编辑：刘派 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