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林民旺编辑 | 江文轩 穆祎璠 摘要 2020年开始的中印边境对峙，重新将喜马拉雅山的地缘政治博弈拉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中印作为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大国，一直是影响和塑造跨越喜马拉雅山的合作与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角。随着喜马拉雅山两侧大国的兴衰变迁，近代以来的四百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大博弈。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喜马拉雅山的地缘政治大博弈同样经历了深刻的历史变迁。在回顾这些历史变迁的同时，应注意的是，地缘政治大博弈将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开启而重新回到喜马拉雅山地区。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南亚问题研究小组特此转载，供各位读者参考。
关键词：喜马拉雅山 地缘政治博弈 中印关系图源网络2020年6月，中印边防部队在两国边境西段爆发加勒万冲突，导致双方士兵伤亡，由此引发的中印边境对峙事件迄今尚未彻底结束。这场对峙事件是冷战结束以来时间最长的边境对峙事件，不仅导致了人员伤亡，而且严重破坏了边境管控机制，而印军在边境地区首先开枪也打破了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加勒万冲突事件，意味着喜马拉雅山的地缘政治博弈进入新的阶段。大自然的天造地设，使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横亘在世界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之间，而中印分别居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北麓和南麓。
作为喜马拉雅山脉两侧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印关系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喜马拉雅山的地缘政治格局。喜马拉雅山地区既可能是两个大国角力的战场，也可能是沟通、交流与合作的桥梁。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中印关系发展主流是“跨越喜马拉雅的牵手”。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中，都以“跨越喜马拉雅的牵手”作为访问主题，凸显两国的友谊与合作。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时，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呼吁，“中国是南亚最大的邻国，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中国期待同印度一道为本地区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让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30亿人民共享和平、友谊、稳定、繁荣”。
然而，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过程中，喜马拉雅山两侧共同携手合作的时代或将于不久之后终结，以地缘政治博弈为主导的互动模式将回归到喜马拉雅山的地缘政治中。
一、喜马拉雅山地缘政治的四百年变迁
实际上，地缘政治博弈从未缺席喜马拉雅山地区。自17世纪初以来，喜马拉雅山地区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地缘政治变迁历程。第一阶段是自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后期，此时存在一个跨越喜马拉雅山的宗藩体系，清政府及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主导着这个体系。在这一时期，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区存在着一个以中国西藏地区为核心的包括布鲁克巴（不丹）、哲孟雄（锡金）、廓尔喀（尼泊尔）、拉达克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宗藩关系网络，它是一个在清代的宗藩体系之下具有地域、民族特色的次级体系。清政府并非直接管理喜马拉雅山区的各个藩属国，而是由西藏地方政府（包括驻藏大臣、噶厦政府）负责管理，在形式上是清朝“藩部之藩属”。
17世纪中期，西藏地方在恢复内部稳定后，逐渐恢复了喜马拉雅山南麓国家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朝贡与藩属关系。在此过程中，清政府及西藏地方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控制程度有强有弱，整体上看，在政治上有相当强的控制力，并且存在一整套体现彼此权力地位的朝贡与政治仪式。清政府对喜马拉雅山南麓统治程度最强的时期是乾隆中后期。1792年，清政府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实际上把整个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和北麓的统治进行了正规化和程序化。与此同时，18世纪英国逐渐殖民印度后，也曾尝试侵占喜马拉雅山南麓国家，但是在强大的清朝面前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
直至19世纪中后期，随着清朝的衰落，跨越整个喜马拉雅山脉的宗藩体系才逐渐解体。第二阶段是自19世纪中后期至1951年，这是英属印度主导整个喜马拉雅山的时期。在清朝衰落的过程中，英属印度以通商为借口，以战争或者金钱收买的方式，逐步将不丹、锡金、尼泊尔、拉达克侵占为其“保护国”，甚至将部分领土直接纳入英属印度的版图中。英属印度在侵占喜马拉雅山南麓后，继续谋划向喜马拉雅山北麓扩张，为此发动了两次侵略西藏的战争，意图将中国西藏地方分裂并独立出来，变成英属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缓冲区”。为此，英属印度不断扩大在西藏的影响力，同时在西藏上层中大量培植亲印的分裂势力。
面对英属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扩张，清政府自顾不暇，逐渐接受了喜马拉雅山藩属体系被迫渐趋瓦解的现实。但是，对英属印度在中国西藏的扩张，清政府及后来的民国政府却在艰难之中努力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中国的政治，大体抵挡住了西藏分裂势力与英属印度等外部势力的勾结，保住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第三阶段是自1951年西藏解放至2014年，此时大致形成了中国和印度分居喜马拉雅山两侧、中印势均力敌的地缘政治博弈态势。1947年大英帝国退出南亚次大陆，印度获得独立。印度不仅继承了大英帝国的殖民遗产，而且继承了大英帝国的霸权主义心态，相继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尼泊尔、锡金、不丹）签订新的“保护国条约”，继续维持对这些小国的政治控制。
另外，印度仍然试图在中印之间搞战略“缓冲区”，寻求推动西藏分裂势力的独立诉求。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外部势力推动西藏地方分裂的进程也自此终结。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加强在其“后院”的实际控制。其不仅越过大英帝国当年的地理控制范围，还趁机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并且最终于1975年正式将锡金吞并为印度的一个邦。在喜马拉雅山北麓，中国在西藏和平解放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了政局。随着1959年以大和尚为首的分裂势力逃出西藏，西藏开始一系列民主改革，并最终于1965年9月1日成立西藏自治区。
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使喜马拉雅山两侧的经贸、人员、宗教等来往都被切断。冷战在喜马拉雅山上得以呈现，中印的敌对导致喜马拉雅山南麓和北麓的联系被切断了，开始了彼此相互隔绝的进程。第四阶段是自2014年以来，中国的影响力开始越过喜马拉雅山北麓，逐渐对南麓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中印关系开始逐步走向正常化，喜马拉雅山两侧的经贸、宗教交流也随之得以重启。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喜马拉雅山上的冷战对立状态也随之结束。中印两国围绕喜马拉雅山展示了以合作为主的竞合关系博弈。
然而，经过冷战后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印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寻求同印度进行跨越喜马拉雅山的合作，但是印度却担心中国经济影响力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扩大，拒绝同中国的合作，选择同美国等国家共同遏制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影响力拓展。就整体而言，印度在安全、防务、经济上仍主导和控制着整个喜马拉雅山南麓，但是中国的影响力实际上已经逐步深入到南麓。纵观近代以来的四百年，喜马拉雅山经历了至少四个阶段的地缘政治大博弈。其间，参与地缘政治大博弈的大国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有些小国已经衰落甚至不复存在，而环绕着喜马拉雅山的政治、经济、宗教格局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影响喜马拉雅山地缘政治的根本因素一直没有变化，那就是大国实力竞争对政治影响力和政治空间的影响。
二、喜马拉雅山地缘政治的百年变迁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喜马拉雅山地区也不例外。过去的一百年，是喜马拉雅山地缘政治发生巨变的一个世纪。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深受美苏争霸的大格局影响，域外力量不时涉入喜马拉雅山的地缘政治博弈之中。1962年之前，中印默契合作，共同抵制美苏对喜马拉雅山区小国的影响。印度将喜马拉雅山南麓当作其“势力范围”，而中国也不希望西南周边出现敌对大国。因此，形成了中印合作抵制域外大国渗入南亚小国的地缘政治态势。1962年后中印形成事实上的敌对关系，印度借助美国反华，和美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进行密切合作，共同组建并培训印藏边境警察部队，设立军事基地来监控中国核设施的发展，共同支持在印度的反华分裂势力。
1971年中美关系改善后，美国放弃了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支持反华势力的做法。相反，印度在获得苏联的大力支持后，继续支持和培养反华的武装力量，还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进行势力扩张，并于1971年肢解了巴基斯坦，1975年吞并了锡金。由此也逐渐形成了中国、美国、巴基斯坦为一方，印度、苏联为另一方的地区战略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才结束。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没有意愿继续在南亚进行战略投入。由于中印最主要的压力来自单极霸主美国，因此这一时期中印关系得以改善。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印同时削减在喜马拉雅山边境上的军事力量设施，努力构建双方在边境上的相互信任措施，并且积极推进划界谈判。
然而，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以印制华”的战略逐渐成形，美国重新打起了“西藏牌”，并涉入中印在喜马拉雅山边境上的对峙之中。从经济上看，过去一个世纪，喜马拉雅山的经济重心由南麓逐渐转移到了北麓。过去，大英帝国在控制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过程中，逐步将联系喜马拉雅山南北麓的主要贸易通道从北边的尼泊尔迁移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大吉岭等地。借助加尔各答港口的对外贸易联系，喜马拉雅山地区同外部世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样，由于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经济重心在南麓，乃堆拉山口成为当时西藏地方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
英属印度对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经济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力，这体现在方方面面。西藏地方在经济上对英属印度形成高度依赖，日常生活生产物质的需求在供给上更是形成对南麓的高度依赖。当时西藏地方流行的是印度卢比，而控制喜马拉雅山地区商贸的商人则多半是印度人和尼泊尔人。联系喜马拉雅山南北麓的道路主要通往印度，而不是通往中国内地。当时的道路情况是“条条大路通德里”“条条大路通加尔各答”，甚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初期，运往西藏的粮食也依赖经由印度向北通往西藏的道路。随着西藏和平解放，中国内地跟西藏的道路逐步开通后，西藏对印度的经济依赖程度逐渐降低。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喜马拉雅山南北麓的经济联系就此被切断了。20世纪80年代重新开启跨越喜马拉雅山的贸易通道时，南北麓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就很弱了。2006年，乃堆拉山口重新开放，但是，喜马拉雅山地区繁荣的经贸场景再也没有重现。在道路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中国已经规划要将公路、铁路修到靠近尼泊尔的吉隆、靠近印度的亚东等地。同时，中国和尼泊尔宣布要构建跨喜马拉雅山的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但是这些互联互通的计划都遭到印度方面的强烈抵制。从宗教上来说，过去一个世纪，喜马拉雅山地区的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传播更加多元化。
西藏吐蕃王朝的扩张，促成了藏人及藏族文化向喜马拉雅山南麓传播。之后，西藏内部的宗教之争，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和壮大后，更是导致藏传佛教其他各教派向喜马拉雅山南麓迁移。在过去百年历程中，随着英属印度推动西藏分裂，印度收留西藏的分裂势力集团，导致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影响越来越大，进而造成藏传佛教各个教派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皆有分布，由此也扩大了藏传佛教不同宗教教派原本就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与此同时，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教势力在削弱，印度教徒逐渐减少。印度由此而担心，未来喜马拉雅山地区可能变成一个完全由藏传佛教主导的区域。
宗教与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同样构成了喜马拉雅山地缘政治博弈的一部分。在2006年中国首次主办世界佛教论坛之后，印度为了争夺宗教上的影响力同样举办了一个国际佛教大会，以此进行对冲和抗衡。不论是喜马拉雅山地区经济重心的迁移，还是藏传佛教教派的传播迁徙，都离不开地缘政治博弈的大背景。它们一方面构成了地缘政治大博弈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地缘政治博弈的产物。
三、新时期喜马拉雅山地缘政治博弈的端倪自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印关系开始持续下滑。2020年6月，中印在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边境西段爆发了加勒万河谷事件，直接推动中印关系进入地缘政治博弈的“新常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印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边境较量将演化为长期相持的趋势。自2013年中印在喜马拉雅山区的边境爆发帐篷对峙以来，边境不稳定的态势已经逐步浮现，边境对峙开始变得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2017年的洞朗对峙被认为是中印冷战后边境对峙的最高点。
然而，2020年中印西段边境局势再度紧张，此后边境局势多次出现反复，迄今没有从根本上缓解对峙造成的紧张态势。一定意义上说，中印围绕喜马拉雅山的边境对峙和争端并没有降温，不稳定的态势甚至已经扩展到了边境全线。另外，中印在喜马拉雅山区边境地带的战场建设并没有放松。双方都在沿着实控线建造更加坚实的哨所和军营，以供大规模部队在冬季驻扎停留，同时加强的还有边境地区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直升机停机坪和各种军事设施的部署基地。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军事意外，双方都是基于最“糟糕”的情况进行谋划布局，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边境军备竞赛的“安全困境”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并没有急于要给中印边境对峙“降温”。其目的是在中印边境争议问题上展示“强硬”的态度，以服务于印度外交大战略的调整和转向。印度借着中印边境局势的恶化，一方面向美国显示中印关系的“敌对”态势，另一方面则向美国显示其在共同围堵和“消耗”中国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而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参与遏制中国的印度，正是美国求之不得的。二是中印在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竞争将“常态化”。随着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客观上给印度造成了战略空间被挤压的感觉。
为了缓解印度的焦虑，中国表示欢迎印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还不断邀请印度加入相应的三方合作机制。同时，中国还提出建设中国—印度—尼泊尔经济走廊，以及构建“中印+”的新型合作模式等。此外，中国也逐步开启了一些没有印度参与的南亚合作机制，并且正在逐步将这些合作机制正式化。2020年7月，中国主持召开了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四国外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视频会议，又于当年11月召开中国、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五国副外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视频会议。2021年4月27日，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六国外长举行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视频会议，就抗击疫情、疫后经济复苏等国际和地区合作交换意见。
同时，会议还提出成立中国南亚国家减贫与发展合作中心和中国南亚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2021年7月8日和9日，这两个机构先后在重庆、成都得以正式启用。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这些合作在印度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印度、不丹和马尔代夫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加入其中。与此同时，2021年10月14日，中国同不丹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在北京和廷布签署《关于加快中不边界谈判“三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不方称将与中方一道落实好备忘录，坚定不移地推进两国划界谈判工作，致力于加强两国的合作关系。这很大程度上也表明，不丹对印度阻止其同中国的边界谈判和发展关系上，正越来越彰显出“独立自主”的姿态。
三是印度同中国在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博弈中，将由“防美抵中”转变为“拉美防中”。印度过去将喜马拉雅山南麓和整个南亚地区当作其绝对的“势力范围”，防范任何其他大国染指。但是近年来情况出现了变化。譬如，过去印度视不丹为其拥有绝对掌控力的“后院”，不允许不丹跟任何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建立外交联系。但是近年来，印度却积极促成美国和不丹建立联系。2020年印度还同美国一起游说孟加拉国加入“印太战略”。可以发现，印度在南亚及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外交中，已经实现了从“防美抵中”向“拉美防中”的转变，由此导致南亚地区格局越来越呈现出“美印vs中巴”的“两极格局”。
与此同时，印度与美国在南亚政策上的协调一致性逐渐增强，加大了南亚区域内小国发展对华关系的压力，使南亚小国面临来自“域内霸主”印度与“域外霸主”美国的双重压力。中印围绕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将是长期性的。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国的影响力将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不断扩大，这必然导致中印的地缘战略博弈进入长期化；另一方面，印度在2014年莫迪执政以后，其对外政策模式不断重塑。冷战结束后，印度采取“平衡外交”周旋于大国之间，在大国的关系天平上“游走”。自2014年莫迪上台至今，印度更倾向于成为一个领导型大国。
在经济上，印度要跟中国“脱钩”；在战略上，则奉行“亲美脱中”政策，配合推进美国主导的“四边机制”（QUAD）和“印太战略”。莫迪政府的这一大战略也将是长期化的。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印度外交在经济开放政策的引导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将对外政策转向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搁置了印度“不结盟”外交的历史情结，转而拥抱西方。印度的内政发展也给这一趋势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方面是印度国内左翼力量的衰落，右翼力量的崛起；另一方面是印度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使其更偏向于亲近西方，而大量留学海外的印度人回国，也有力地推进了这一进程。
总之，不论如何，地缘政治的大博弈重新回到了喜马拉雅山地区。只是，这次的地缘政治大博弈将如何展开，仍然有待继续观察。（注释略）作者简介：林民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山大国际观察”微信公众号5月15日文章，来源于《东亚评论》总字第37辑，原文标题为《山大【东亚评论】跨越喜马拉雅山的地缘政治博弈》本期编辑：江文轩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