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蔡晶编辑 | 关云逸 陈珏可 摘 要 华人移民印度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其在印度社会的发展并不理想。在传统印度教社会按照阶序原理统合和分割的社会形态下，印度教徒接纳并包容华人移民的存在，但同时倾向于将其固定于阶序链条底端，使之成为“事实上的种姓集团”，并以社会隔离的逻辑不与之通婚和交往。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华人也被“涵括”进印度教社会结构体系，成为阶序人社会中的一个特定角色，在阶序链条中有其特定的位置，且很难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华人和印度教徒的族群边界被凸显和固化了，印度华人无法通过充分的社会交往融入印度教社会，亦难以通过信仰改宗实现新的印度教社会认同。
因此，印度华人在形式上嵌入印度社会体系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相应的身份与角色，借此获得了印度社会的合法成员资格，并进而形成了某种趋同的行为模式，如职业世袭、内婚和社会交往的界限等，这一心理与社会过程，可以看作华人在印度社会的“阶序化”过程。这既是华人面对印度社会主流文化传统造成的社会隔绝的一种反应，也是华人在印度社会文化传统和自身文化传统双重影响下的生存状态。不仅反映了华人基于生存需要的生存策略选择，也凸显了华人基于心理和情感需要的族群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特点。
【关键词】印度华人 阶序化 印度教社会 文化认同 文化基因加尔各答塔壩的唐人街 图源：tripadvisor.com自18世纪以来就有华人移民印度，[1]他们主要集中在今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一带，大都为茶农和甘蔗园的工人。1911至1930年间和1949至1961年间，又出现了两波较为集中的移民潮，大都是为了逃避中国战乱。20世纪50年代是印度华侨华人最繁荣的时期，当时人数一度达到5~6万人，仅加尔各答塔壩地区就有2万余人，唐人街曾兴盛一时。但1962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直至1967年，印度华人此前苦心经营的经济、文化根基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加上印度政府强制驱离，华人开始离开印度。
20世纪70年代后，越来越多华人开始向欧洲、澳洲、北美等第三地迁移，致使印度华人数量锐减。目前在印华人不足7000人，这与世界其他地区华人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学界相关研究成果普遍注意到了印度华人社区日渐衰落的事实。同样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除了再移民他国者，仍有不少华人选择留在印度，此后的再移民也多发生于华裔青年。这些选择留在印度的华人，是印度少数族群的极少数，他们如何在印度独特的社会结构中寻求自己的位置？
观察再移民他国的印度华人，可发现他们并未割断与印度的关联，而是会定期回到印度，尤其是“回印度过春节”成为了一种“归家情结”，其身份认同也呈现出多重居间（in-between）认同模式，不仅表现出对祖国、祖籍地、住在国的混合认同，而且在移居他国后，“印度华人”成为一种自然的身份表述。这种现象体现了印度华人与印度社会怎样的意义关联？在被排斥和吸引之间，体现了印度华人怎样的情感和文化认同？本文试图建构华人在印度与主流的印度教群体及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图式，将“阶序化”作为分析印度华人的一个研究概念，以印度加尔各答华人为例，检视其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与印度社会互动的背景以及文化、社会和政治等相关要素的相互作用。
并通过对“人”的因素考虑，为分析华人在印度教社会中的生存模式与文化适应，以及其心理与情感认同提供新的视角。
一、印度教社会中的“阶序原则”与“阶序人”印度社会是一个具有显著文化、族群多样性的社会，各族群之间有明确的界限、社会隔离的显著特点和鲜明的文化独立性，以“分离并立”的形式共存。也即是说，印度社会的少数族群自洽地拼接镶嵌于印度社会，与作为主流的印度教群体和印度教文化之间有较明晰的文化边界。这是由印度社会的特点决定的。各个少数族群在寻求其在印度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过程中，在观念上拥有了一种价值共识，即“阶序”（hierarchy）。这一原则体现为一种体系化关系，反映了印度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
法国人类学者路易·杜蒙（Louis Dumont）将“阶序原则”界定为“一个整体的各个要素，依照其与整体的关系来排列等级所使用的原则”[2]，认为阶序是将对立面进行“涵括”（encompassing）的一种关系形式，即权威的一方在逻辑上将对立面置于阶序关系中屈从的位置上。种姓集团是以阶序原则缔结的集团，清晰而直接地表现出“对立面的涵括”的关系。它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种姓集团之间的隔离性，另一种是由种姓集团的不同分工而形成的连带性（或称相互依赖性），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特征由“阶序”整合在一起。
高级种姓因其生活的现实之需，依赖低种姓从事相应职业并为其提供服务。在印度教圣典《摩奴法论》中对此有明确规定，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专属职业和“特权”，即便是最高贵的种姓，也必须遵守。因此，阶序的涵括性就表现为：高种姓者必须接受低种姓者与其共存，这种接受与自己对立群体共同生活的条件就是,使其居于一个阶序意义上的下层。阶序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等级有所不同，其所强调的是隔离和互相依存的关系：有关阶序的明确规定造成了隔离，而分工决定了彼此的相互依赖。杜蒙认为，阶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涵括与被涵括的关系是基于宗教仪式上的“洁净”与“不洁”的观念，它区别了等级，是对立和隔离的基础，并成为社会分工的依据。
因为洁净天然地比不洁高级，为了避免被玷污，洁净必须与不洁隔离对立。同样，洁净的职业和不洁的职业也应当划清界限。杜蒙认为，基于洁净与不洁的上下序列原则是贯穿印度社会的基本原则，其他性质的关系都处于次要地位。这种判断非常中肯。印度种姓制度示意图 图源：bharatpedia.org在传统印度教社会，宗教性的阶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组织和人们的生活是阶序主义的。[3]印度教的宇宙观是超自然中心的，即认为世界纷纭万象是梵（终极实在）的幻化，并最终复归于梵。“梵我一如”是印度教的解脱境界，亦是终极理想。
万事万物就在通往梵的阶梯上，形成了一个有差别的序列，万事万物均处于这个序列中的一个固定的位置，代表了其与梵的距离。每一个人或社会集团都被自然地嵌入这个人与梵的关系链条之中，又因不同职业，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在接近梵的程度上是有差别的，因而成为不同的角色，实践不同的功能。处于这样的体系（组织）和秩序中的人便是“阶序人”。阶序人生来处在一个主要基于宗教观念的序列中界定自我，种姓实际上就代表了人在这个序列中所处的位置。阶序原则“是通过赋予每个行为体在等级结构中一个特定位置而形成的”[4]。按照阶序原理统合和分割的社会形态，影响了其对自我的界定及与他者的交往。
一方面，印度教徒承认他者的存在与自我具有同样的合理性，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秩序，因而自我认可并接受他者的存在；另一方面，印度教徒认为自我与他者在通往梵的阶序中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角色和地位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又通过限制交往、限制通婚等来保持和维系。[5]这种阶序意识和逻辑，可以说是划定印度教徒自我与他者界限的心理文化基础，使得因社会利益封闭起来的壁垒和分裂、孤立倾向成为种姓制印度社会的显著特征，决定了印度教徒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模式。正如在印度次大陆外族纷至沓来的历史上，印度教徒一方面接纳并包容其存在；
另一方面，倾向于将其固定为阶序链条上（大都为底端）的某一角色，不与之交往。这些外来族群，最终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被涵括于印度社会中，成为阶序链条中的一环，不同程度地保持着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相对独立的族群特性。
二、印度华人阶序化的表现如上所述，阶序可以说是印度社会整体基本架构的观念与规则，为语言、宗教、族群多元的印度提供了某种文明的同一性，并通过阶序原则包容各种习俗、信仰和实践。“阶序化”其实就是指非印度教群体与主流的印度教群体形成涵括与被涵括关系，嵌入阶序链条，“在种姓阶梯中获得一个被认可的位置”[6]，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印度教社会秩序、文化、价值、身份及认同，并进而形成某种趋同的行为模式与关系体系的心理与社会过程。华人移民印度的历史已有200多年，历经五代的繁衍，除了生产和经济回报，还有情感、归属和安全的社会心理需求，其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面临与印度的社会融入以及印度社会和文化传统以何种立场和态度接纳他们等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华人族群逐渐被涵括于印度社会中“阶序化”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被成为“事实上的种姓集团”印度华侨华人大多数是在英国殖民者统治时期迁徙而来。在1931年英国殖民当局迁都新德里之前，加尔各答一直是英国在印度统治的中心。20世纪40年代，加尔各答的华人数量曾达到5万之多，其中汉族以客家人和广东人最多。还有部分来自湖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山西、福建、甘肃和青海等地，大都聚居在唐人街。加尔各答是印度目前唯一留存唐人街的城市，有两个唐人街：一个位于孙逸仙大街（Sun Yat Sen Street），又叫“老唐人街”，另一个是位于加尔各答市郊的塔壩（Tangra），后者居住人口更为集中。
塔壩原本是沼泽地、垃圾场，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城市的边缘，也是主流社会和文化的边缘，是种姓制度下“不洁”的贱民的处所。华人所从事的制皮、制鞋、洗衣、镶牙等，也是印度教徒眼中的卑贱职业，再加上华人在饮食习惯上荤素不拘，喜爱吃猪肉、牛肉等，因而印度教徒也将华人置于阶序序列的底层，并以社会隔离的逻辑对待他们，不与之通婚或交往，而使其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种姓集团[7]。这是从印度教徒看待印度华人群体和与印度华人相处的方式而言的。印度华人群体本身并不具有种姓集团的特点和意义。首先，虽然印度华人存在多元宗教信仰，但印度华人不是以某一特定宗教为纽带缔结集团，也不存在因印度教徒改宗而产生的族群成员整合的问题，因此种姓制度或观念不会直接进入华人群体；
其次，印度华人虽然有多元宗教信仰，但没有人改信印度教，没有统一的，与印度教一致的宗教伦理，没有像印度教徒那样严格的仪式意识，没有所谓“洁净”的观念与相应的禁忌。再次，华人的世界观与处世方式与印度教徒具有显著差异，并不存在形成种姓的精神和现实基础。但从华人在印度的生存状态来看，在被当作种姓集团看待的过程中，华人也被“涵括”进印度教社会结构体系，成为阶序人社会的一个特定角色，在阶序链条中有其特定的位置，且很难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华人和印度教徒的族群边界被凸显和固化了。印度华人原本重血缘、地缘纽带的族群聚合模式和固有的生计模式以更加封闭、保守、内聚的形态呈现。
首先是职业专门化和职业世袭。从职业构成来看，华人从事的均为不依附于土地，具有灵活性、流通性的经济活动。20世纪60年代，华人有28%从事制革业，20%从事制鞋业，从事镶牙业、杂货业、木工或技工的各占10%，从事餐馆业、洗染业的各占5%，另有4%从事理发业，3%从事商业等。[8]木匠、鞋匠、制皮业者、镶牙师、盥衣者以及理发师等职业和其经济活动的内容等也是印度华人的身份符号之一。至今，印度华人仍从事这些传统的职业。这些行业只需要努力工作就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因此对受教育程度的要求并不高，而这又反过来限制了华人的就业机会。
因此，子承父业或者说“职业世袭”成为加尔各答华人的主要生计模式之一。[9]其次是内婚。华人与印度人通婚的情况非常少，有些家庭明确以“不能与印度人通婚”作为家训。再移民到他国的华侨华人在新的移居地也往往更倾向于与华人联姻。不仅如此，有些华裔婚姻依然由父母安排。父母在子女婚姻配偶的物色、选择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依然倾向于借助熟人圈子，在同种族群体中缔结亲缘关系，并秉承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10]比如印度华裔后代会从多伦多返回加尔各答寻找合适的婚恋对象，而加尔各答华裔青年则会返回广东省梅县去物色自己未来的新娘。
[11]再次是社会交往的界限。在印度华人最兴盛的时期，塔壩作为印度皮革生产的重要基地，除了经济业务上的往来，鲜少有印度人出入这一地域。但后来随着大量华人离开，越来越多的印度人进入到原本华人的生活地域，老唐人街也是如此。不少华人雇佣印度人作为帮工或佣人，但是与印度人之间社会交往并不存在任何情感性关联，少有其他领域的交流和社会性的交往。“职业世袭、内婚、社会交往限制”是印度教社会种姓制度的三大特点，但无论是哪个方面，都与出身、等级、洁净与污秽的观念有关，亦与宗教意义上的戒律有关。印度教规定，不同的种姓要从事不同的职业，否则就会在轮回中得到不好的结果，不同种姓之间不能通婚，是为了避免后代因出身和血统问题而社会地位低下，不与其他种姓集团的人交往，是为了避免沾染他人的“污秽”。
但在华人的生活原则里，这些意义都不存在。华人的职业世袭、内婚和社会交往限制均不涉及等级、出身或宗教意义，而均与华人在印度的生活处境、生存需要，以及自身文化基因的塑造有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世界他国华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职业与祖籍关联和内婚等现象，但印度华人面对的印度社会主流文化传统造成的社会隔绝，是华人很难通过自我努力破除的坚固壁垒，这种被以一种类似种姓集团的身份涵括进以阶序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框架的生存状态，是其他地区华人不曾遇到的特殊情形。
（二）接受阶序原则下的社会角色，凸显自我与他者的差别意识由于种族、职业、习俗等方面的原因，印度华人被作为印度教主流文化的对立面被涵括进印度社会，并在政治、社会地位上处于劣势，甚至遭到歧视，尤其在中印边境冲突之后，华人被定义为外国人，敌国之人，更加剧了华人与印度教社会的隔离。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与印度社会长期且持续的社会隔离，也促使印度华人形成了自我隔绝，缩紧了内集团，并强化了自我与他者的差别意识。首先，华人与印度主流社会保持距离，并试图保持自己的独特性。2005年9月，加尔各答塔壩华人在塔壩社区入口建立了一块指示牌，上面以中文、英语、印地语、孟加拉语写着“塔壩中国城”。
这个指示牌像是华人与印度社会的文化边界。将华人与外界社会隔离。塔壩中国城成为当地的“少数族群社区”（overseas urban minority community），一个大社会中的小社会。这里的华人对外部事务并不关心，不与政府打交道，除了生意上的交往，与当地印度人鲜少往来。可以说，“中国城”已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城，在地理区域上，华人与印度人共同居住，在语言上，华人也在地化了，能熟练地使用当地的孟加拉语。但是，华人与印度人之间的交往仍然非常有限。华人的活动区域、活动时间也非常局限。
整个中国城集生产、生活、娱乐和社交为一体，成为华人的活动中心。早市、中餐馆、培梅学校[12]是华人经常聚集的地方，华人也会经常举办一些佛事，成为其社会性交往的重要纽带。印度华人这种聚族而居的方式除了具有“唐人街”的普遍意义之外，显然还具有阶序社会下族群分割的特点：适应在印度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在与其他集团的社会隔离及排斥的氛围中，更多地采取集团内部交往为主的模式，既没有向上进行社会流动的渠道，也并不做向上流动的努力，因此，印度华人呈现为安于本分，默默无闻的形象。“塔壩中国城”的指示牌 图源：chinanews.com其次，印度华人内部产生了群体间的区隔，并出现了阶层化的倾向。
不仅华人的职业差异依族群团体而分化，不同的群体之间也较少来往。华人的职业具有与其祖籍地相关联的鲜明地缘特点。比如，梅县客家人主要从事制革业和制鞋业，湖北人多从事镶牙业，广东人多为木匠等。这些人群会因为原乡地缘关联有聚合在一起的愿望，而使他们形成这种愿望的原因是地域文化特有的文化基因。或者说，同一个地域的大多数成员在相似的风俗习惯、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一致的地域个性，作为华人在异乡生活的精神纽带，形成了基于地域差别的集团。在当地华人群体中，客家人是诸多语言群体中的一个。客家人在印度业已经历了250余年的历史变迁，根脉已延续了5代，不仅以族群聚居的方式居住于塔壩，是“最大的华人方言集团”[13]，有“第二梅县”之称，在生活习俗上也将原本梅县的文化习俗移植并传承了下来。
比如建筑风格、饮食[14]、节庆习俗[15]等。“由于保存了客家语言的，宣称客家正统的地位历史与文化的经验基础，形成共同属于一个社群的集体意识……相对于包括中国原乡在内的其他客家族群，凸显其客家本质的特性，以及塔坝的认同。”[16]客家人以此而感到非常自豪，瞧不起那些娶“外来人”为妻的人[17]，并且不但和印度教徒以及印度其他社会族群区隔，也不会将其他华人群体当成自己人。[18]老唐人街和塔壩的华人互相并不来往。[19]可见，塔壩客家人的族群界限十分鲜明。而这种特性也被带到了新的移居地。
比如，迁居到加拿大多伦多的印度客家人已远多过塔壩，在当地华人看来，多伦多简直是“新塔壩”[20]。
三、阶序化对印度华人情感和文化认同的影响 作为社会性存
在，个体总是会自动且自觉地缔结这样或那样的集团和组织。印度华人凝聚成具有明确族群边界的集团，嵌入印度社会的阶序序列，是历史、现实、文化基因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一现象对印度华人的情感和文化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阶序化”现象强化了加尔各答华人族群身份认同华人的阶序化现象首先是外部社会压力。“来自华人住在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影响华人社区的社会组织形式，同时也影响华人与当地人的同化或是民族隔绝。”[21]华人在印度的发展史，经历了英属印度、独立后印度发展的历史。最初来到印度的华人大多为商人和技工。
“与 18 到 19 世纪政治上发生剧变的中国相比，印度是一个安全、稳定并且充满机会的地方。中国人被印度充满大量机会的情景所吸引，纷纷出国到印度去谋生。他们的想法是赚到钱后就返回中国，很多人确实是这么做的。大量从广东出来的木匠就反映了这种趋势。他们是具有技能并且很具灵活性的第一批移民。[22]华人诚实、勤恳，很快获得了英国殖民当局的青睐，在木工和皮革制造业方面与英国殖民当局建立了密切、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使华人很快在加尔各答获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一些华人开始留在印度定居。华人真正开始大范围在印度定居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
20世纪初开始，为躲避国内战乱，第
二、三波中国移民进入印度。1946年，国内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华人对国内政局变化感到忧虑，于是开始
在印度定居，并很快地缔结起社会关系网络，以地域、方言、宗亲、政治倾向[23]等为基础构筑起相互依赖、相互信赖的集团。大都倾向于依赖宗亲关系和乡土关系来进行人际交往，并辅以职业性或社交性团体来补充和维系。1949年印度独立后，根据宪法规定，1950年1月以后在印度出生的华人可以自动成为印度公民。此前出生的印度华人可通过申请获得公民权，无法通过申请的也可以获得身份证明获得居留权。[24]印度宪法序言 图源：wikipedia.org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后，所有在印度的华人被定义为外国人、来自于敌对国家的外人，华人不仅失去了他们的财产、事业和生活，同时也失去了权利和尊严。
有些被关到集中营，有些被强制驱逐，个人的行动自由也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不仅使华人的政治认同无处安放，也使华人面临着生存困境和心理创伤，那些没能离开印度的华人主动选择避免进行任何可能招来媒体或印度政府关注的活动。他们几乎要被人遗忘，才能再度回到和平宁静的生活。[25]印度华人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成功与失败均受到政治因素的潜在影响。印度华人最初经济与社会地位的获得是与来自英国殖民当局的良好互动；即便从事的是印度教传统中被视为不洁的贱役，华人在自我认知上并未有“他者”或“贱民”的主观感知。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后，印度自官方到民间的排华反华浪潮使华人遭受了无端的歧视，不仅使印度华人意识到了与印度主流社会的疏离，也使华人自觉地采用了政治疏离的方式，在被歧视、被污名化的社会底层沉默地生存，这使华人与印度本土政治、文化的关系再一次凸显出来。“阶序原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印度社会“内外有别”的特点。即对种姓集团内部成员和外部群体区别对待，具有明显的社会距离。这种社会距离会在客观上影响到一切在印度社会生存的社会群体。因为作为社会上的人，必须是以“社会交往”作为前提，并以此获得安全感、尊严等心理需要。
阶序人社会的分裂和隔离性使印度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存在着一个个看不到的屏障，同时也限制了其他社会群体的社会交往空间和社会交往距离。华人在应对主流社会的排斥、隔离、歧视时，呈现出情境性与策略性的特点。他们以族群方式聚居在塔壩或老唐人街这样的区域，依旧从事着被印度人视为低贱的皮革制造等职业，不与外界打交道。以这样的方式居于印度社会阶序的底端，无法向上流动，难以与当地通婚并且融合,无法上升到国家精英阶层，而是以“华人”（origin）的身份代替地域关系和其他社会组织关系作为纽带，使华人自成一个特殊的集团。
（二）“阶序化”下的社会互动规则强化了加尔各答华人中华文化认同作为外来的移民族群，身处一个语言、风俗习惯、文化背景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为了在变迁了的世界中生存下去，就会作出接受支配社会文化的选择”。[26]但这种接受不必以完全脱离自身文化传统为标志。跨文化心理学家约翰·贝利（John W.Berry）认为文化适应主要取决两个维度。一是个体或群体对原有文化的维持意愿；二是个体或群体对主流文化的接触和参与意愿。[27]但当生存境遇出现较大的波动时，会自然出现对不确定或未知情况的规避。
[28]华人在印度社会遭遇的生存困境体现在政治、社会、文化边缘、阶序底层等多个方面，主流社会所设置的种种障碍使华人的融入异常艰难，因而对不确定性的规避程度较高，成为其行为调节的重要因素，从而削弱了其跨文化行为，增强了其自文化行为。因此，印度华人的生活较多地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基因，在熟悉的群体中寻求安全、社会交往和地位等方面的基本社会需要成为一种生存现实。在华人社会的传统里，人被持久而稳定地镶嵌在家庭和宗族这种基本的社会团体之中，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程度较高，个体比较重视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所受恩惠的回报和人情累积，也会对团体内外的界限和相处方式有所区分，因此个体会因情境（角色、身份、地位、场合等）不同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强调与他者维持和谐关系。
海外华人之间身份认同感的对象通常是血缘或者来自同祖籍地或家乡，讲同一种方言，牵系着“家”与“国”两大轴心。但对印度华人而言，“大时代的政治挤压下，传统国与家的形态都因世局波折而显得复杂。”[29]1962 年前后的印度，对当地华人而言是完全不同的印度，给他们带来了命运的剧变。但对大多数出生在印度的华人而言，印度已经是他们的“家”,他们不仅熟悉印度语言和文化，也存在独特的情感和社会纽带。加尔各答南顺教堂入口 图源：wikipedia.org唐人街在很大程度上整合了家庭、宗族和寺庙，给予其保护、守望相助和精神慰藉。
加尔各答华人以广东人和客家人为主，宗族和血统观念可谓中国人中最牢固的。他们集结而居后，迅速形成一张牢固的血缘关系网。以家族关系来经营企业。组织化的佛教朝圣与其他仪式活动也扮演着凝聚在地客家人超越家族之上的社群团结。这使华人在聚族而居的同时在行为上保持了一定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不至于在外来冲击下失却安身立命之所。哪怕世代生命延续或生存环境改变，这种文化基因却传承下来。使之与生活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区别开来。在印度出生的华裔依然遵循传统的中国家庭模式，强调孝道与家族观念、维持良好人际关系、服从权威、追先敬祖等。
印度华人依然具有承袭而来的家庭感情和人情。这种传统基因依然作用于再移民他乡的华人。印度塔壩对于再移民的华人而言，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保留着原乡的记忆，也不仅仅在于它是追先祭祖之地，更重要的是，这里曾经作为其安身立命之所的情感维系，在外在环境强大的社会隔离氛围下，以“熟人社会”建构起的亲缘，形成一种拉力，使他们形成一种故土情结。这种特点是印度客观的社会环境使然，亦是印度华人的生存诉求使然。四 、结语印度华人与印度社会的关联非常复杂。一方面，虽然人数极少，但印度华人并未完全被印度社会同化，反而以特殊的方式维系了其华人性（Chineseness）。
正如许多学者研究中所指出的，华人处于印度社会的边缘和社会隔离的困难处境，他们与印度社会缺少接触，相互疏离；另一方面，他们却表现出对印度华人社区的强烈归属意识。要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就需要回到印度社会—文化场域中，深入探讨印度华人与印度社会的关系形式。我们将“阶序化”理解为华人嵌入印度社会的方式，关注的是群体间关系的模式，以及少数群体适应主流社会文化的调适的方式。长期生活于印度教传统氛围中，作为印度社会主体民族的印度教徒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种文化影响，华人只能作为印度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并以群体的形式存在于印度既有的社会体系并部分地嵌入印度的传统之中。
这也是其获得印度社会成员资格的合法性身份符码。但并不能简单地以印度教宗教伦理下阶序逻辑来理解华人的阶序化现象。华人的阶序化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不能脱离历史逻辑和其与印度社会的互动来看待这一问题。注释：[1] 张秀明：《被边缘化的群体: 印度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7页。[2] 路易∙杜蒙著，王志明译：《阶序人I——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36页。[3] 尚会鹏：《论古代南亚国际体系——大法体系的特点及原理》，《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21页。
[4][5]尚会鹏：《论古代南亚国际体系——大法体系的特点及原理》，《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16页。[6]尚会鹏：《论古代南亚国际体系——大法体系的特点及原理》，《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23页。[7] 这可以说是在“阶序原理”作用下，印度教徒对待异民族的普遍方式。参见尚会鹏：《论古代南亚国际体系——大法体系的特点及原理》，《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22页。[8] 《華僑志：印度》，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2年版，第42-43页。[9] 在加尔各答班甸街（Bentink）有一条著名的“鞋街”，过去有几百家客家人开办的鞋铺，目前只剩下不到30家。
比较大的是钟氏“萬興號”（鞋店招牌原文如此），三代经营。根据店主钟彬芳介绍，这条街的华人鞋店除了有些租给了印度人，其他有不少都是子承父业的情况。在塔壩中国城中的南京饭店、宝岛宾馆等华人经营的生意也大都如此。[10] 比如塔壩华人会希望女儿嫁到加拿大，已在加拿大居住的印度华人常常利用春节期间返回印度加尔各答过年，顺便介绍或物色婚配对象。[11] 章立明：《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华裔的全球“做家”实践》，《公共外交季刊》，2021年第1期春季号，第60页。[12] 位于塔壩中国城内，1925年由当地华人捐资兴建，并于1951年再次修葺扩建，曾是华人教育的摇篮，但2010年已停止招生，目前已空置多年，仅作为当地华人举办各种活动的场地使用。
[13] [日]山下清海：《印度的华人社会与唐人街——以加尔各答为中心》，《南洋资料译丛》，2010年第1期，第54页。[14] 由于在印度社会的文化适应，客家饮食的形与神有了一定的分离，虽在形式上仍是客家饮食，但在口味上已经印度化了。[15] 比如新春游园、建造牌楼、醒狮队表演等均是与梅县习俗一脉相承。[16] 潘美玲：《印度加尔各答华人与客家研究议题评析》，河合洋尚、张维安编：《客家族群与全球现象》，大阪国立民族博物馆2020年版，第74页。[17] 梁慧萍著，胡修雷译：《加尔各答的华侨华人：移民模式与职业特性》，《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28页。
[18] Ellen Oxfeld Basu, Blood, Swea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55-57.[19] 根据笔者于2019、2020年在加尔各答的调研，老唐人街的华人在谈到对塔壩华人的认知时，多谈到塔壩华人的这一特点。[20] 章立明：《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华裔的全球“做家”实践》，《公共外交季刊》，2021年第1期春季号，第65页。
[21] 亨德里克·塞里、许烺光著，陈睿腾、游国龙译：《世界各国的华人族群研究导论》，张禹东、庄国土、游国龙主编：《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46-47页。[22] 梁慧萍著，胡修雷译：《加尔各答的华侨华人：移民模式与职业特性》，《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25页。[23] 指支持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不同政治阵营。[24] 潘美玲：《印度加尔各答的客家移民》，《客家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页。[25] 塞弗林·库克（Severin Kuok）著，陈宛郁译: 《印度的中国移民：1962年边界战争之影响与认同问题》，《全球政治评论》，2015特集第2期，第64页。
[26] [美]C·恩伯、 M·恩伯著，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7页。
[27] J.W. Berry,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46 (1), 1997, pp.5-34.[28] E. Karahanna, et al., “Levels of Culture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Glob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3 (2), 2005, pp.1-20.[29] 纪录片《边界移动两百年》，台北客家电视台客家委作者简介：蔡晶，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大学心理文化学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转载自“南亚观察”2023年3月28日文章，原标题为《姜景奎专栏 | 蔡晶：印度华人的“阶序化”现象及其情感与文化认同》，原载自《南亚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1期“姜景奎专栏”本期编辑：关云逸 陈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