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印度国歌有两种，一种是泰戈尔创作的《人民的意志》（Jana Gana Mana），称为“National Anthem”；另一种是查特吉创作的《致敬母亲》（Vande Mataram），称为“National Song”。这种复杂的国歌制度设计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中的穆斯林问题关系密切。《致敬母亲》出自查特吉19世纪80年代创作的小说《阿难陀寺院》。该小说反映了一群印度教托钵僧武力反抗穆斯林统治者的故事。《致敬母亲》是小说中一首反复吟唱的歌曲，对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被甘地称为印度的国歌。
小说充满暴力反穆色彩，而且既反对穆斯林统治者，也反对普通穆斯林。《致敬母亲》将印度比喻为伟大的母亲，并具象化为杜尔迦女神，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发展为影响深远的“印度母亲”崇拜。暴力反穆色彩和偶像崇拜嫌疑使得穆斯林强烈反对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使用《致敬母亲》。1937年，印度国大党试图通过关于国歌问题的声明调和这一矛盾。印度制宪会议期间，尼赫鲁建议以《人民的意志》取代《致敬母亲》，但遭到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1950年1月24日，制宪会议以主席声明形式宣布《人民的意志》为国歌，《致敬母亲》享有同样地位。
1957年后，印度政府通过重新解释该声明，将《人民的意志》解释为具有法律强制性的“national anthem”，将《致敬母亲》解释为“national song”，但不具法律强制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这种国歌安排越来越遭到印度教民族主义挑战。印度国歌争议凸显了印度的民族国家建构困境。关键词：印度国歌 《人民的意志》 《致敬母亲》 印度穆斯林 民族国家建构图源网络国歌是重要的国家象征。根据印度内政部命令，印度国歌是泰戈尔《人民的意志》（Jana Gana Mana）第一节，有完整版本（完整演奏第一节）和精简版本（仅演奏第一节开头和末尾两行）。
印度政府门户网站则指出《人民的意志》和《致敬母亲》（Vande Mataram）均是国歌，不过《人民的意志》是National Anthem，《致敬母亲》是National Song。《致敬母亲》和《人民的意志》到底哪首应成为国歌，曾在印度引发巨大争议。印度国歌既有National Anthem又有National Song的安排就是为解决争议产生的妥协方案。但该方案并未最终解决争议，争议持续至今。争议的产生与穆斯林问题密切相关，反映了印度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
一、《致敬母亲》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深度融合《致敬母亲》产生较早，成为民族独立斗争的象征性歌曲也较早。1881-1882年，孟加拉作家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ee）在由其本人创办的期刊《孟加拉》（Bangadarsan）上连载小说《阿难陀寺院》（Anandamath），1882年又结集出版。该小说以1770年孟加拉大饥荒为背景，描写了一群托钵僧反抗穆斯林统治者的故事。小说第一部分第十章有一首《致敬母亲》（Bande Matraram或Vande Matraram） ，歌词大意如下：我向您致敬，母亲！
您的流水丰沛，物产丰盈，南方的季风为您带来清凉，以及翠绿的收获季。母亲，夜晚在月光下颤动，枝叶和鲜花灿烂，甜蜜的微笑，轻柔的细语，给予我们无穷的喜悦和赠礼。虚弱无力？为什么会这样，母亲！您拥有七千万人声音的力量，无数双手举起利剑，又令您的力量倍增！母亲，我向您深深鞠躬，因为您的无穷力量，因为您是拯救者，驱逐了敌人的军队！您是我们的智慧和律法，您是我们的心和灵魂，我们身体的力量就是您的！母亲，您是我们手臂的力量，您是我们心中爱的香火，您的形象我们在每一座圣殿塑造！您是杜尔迦女神，十倍力量的拥有者，是财富女神，高居莲花宝座之上，我向您鞠躬，因为您赐予我们言辞，赋予我们智慧。
我向女神鞠躬，您的流水丰沛，物产丰盈，向母亲鞠躬，您是无瑕且无与伦比的！我向您致敬，母亲！深绿色的、多样的外衣，喜悦的面庞，以及永恒的恩典之地！《致敬母亲》歌词（图源：scroll.in）《阿难陀寺院》大受欢迎，到1892年已出第五版。小说中反复歌唱的《致敬母亲》更是译为多种印度地方语言广泛传唱。这首歌与印度民族主义的兴起相呼应，迅速成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标志性歌曲。“致敬母亲”也成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标志性口号。1882年，孟加拉一次文学团体集会即演唱了这首歌。1896年，泰戈尔为该歌谱曲，并在国大党年会上演唱该歌。
这是《致敬母亲》第一次在重大的政治场合使用。1905年，印度总督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宣布分割孟加拉，引发反对分割孟加拉的民族主义运动，成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分水岭。《致敬母亲》在这场民族主义运动高潮中发挥很大鼓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国歌。1907年，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早期领袖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 Ghose）说《致敬母亲》已成为孟加拉人民的咒语，一夜之间所有人都成了爱国主义宗教的信仰者。1905年12月2日，甘地在《印度观点报》（Indian Opinion）发表文章：“据说，这首歌如此受欢迎，因而已经成为我们的国歌。
它的感情更加高尚，比其他国家的国歌更加温柔。其他国家的国歌包含贬低他人的感情，《致敬母亲》则完全不存在这样的缺陷。它唯一的目标是激发我们的爱国感情。它将印度视为母亲，并为之歌唱。” 此后《致敬母亲》一直作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歌曲广泛传唱。甘地在1915年的演讲中将《致敬母亲》称为“美丽的国歌”。1917年，负责监控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警官J.E.阿姆斯特朗（J.E. Armstrong）报告称几乎没有哪一份革命文件不以“致敬母亲”为标题。
二、穆斯林的反对声音与国大党国歌决议随着《致敬母亲》
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取得某种程度的国歌地位，其引发的争议也日益激烈，最主要的反对意见来自穆斯林，因为穆斯林认为这是一首反穆歌曲。1905年，一份孟加拉语小册子号召穆斯林不要演唱《致敬母亲》。1908年12月30日，赛义德·阿里·伊玛目（Syed Ali Imam）在全印穆斯林联盟阿姆利则年会上发表主席致辞对“印度最发达的省份”（指孟加拉省）使用教派主义口号“致敬母亲”作为民族主义口号表示失望，认为印度的民族主义是在民族主义旗帜掩盖下的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呼吁国大党领导人放弃借宗教感情鼓动民族主义的斗争策略。
1920年至1922年，甘地领导开展第一次不合作运动，“致敬母亲”和“安拉至大”成为运动的共同口号。围绕《致敬母亲》的争论更加激烈，一些穆斯林反对使用作为民族主义口号的“致敬母亲”，也反对作为国歌的《致敬母亲》。1920年，孟加拉语刊物《伊斯兰之光》（Islam Darshan）发表文章称：“唯一至尊的安拉的赞词‘安拉至大’与印度教徒向印度母亲表达敬意的‘致敬母亲’联系在一起不可接受，它将穆斯林推向了偶像崇拜。”1928年孟加拉地区刊物《伊斯兰教法》（Shariat-e-Islam）一篇文章说：“我们必须提醒你们，根据伊斯兰教法，吟唱《致敬母亲》对于穆斯林而言是禁止的。
”印度共产党创建者之一穆扎法尔·艾哈迈德（Muzaffar Ahmed）在其自传中说《阿难陀寺院》“从头到尾充满着教派仇恨”，《致敬母亲》“对我这样从小接受一神论教育的穆斯林男孩是不可接受的”。关于《致敬母亲》的争议在1935年后形成新高潮。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通过，1937年印度举行省立法会议选举。国大党在省立法会议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在多省组建政府。在此过程中，《致敬母亲》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一些地方的政府和学校出现了强制歌唱《致敬母亲》的现象。因此穆斯林联盟将《致敬母亲》列为与国大党谈判的重要议题。
《致敬母亲》地位问题因之成为全国层面的大争论。1936年4月11日-12日穆斯林联盟孟买年会第6号决议提出：“全印穆斯林联盟本次会议强烈谴责国大党漠视穆斯林的感情强行将《致敬母亲》作为国歌的态度。全印穆斯林联盟认为这首歌不仅是反伊斯兰的和搞偶像崇拜的，而且肯定破坏了印度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成长。本次会议进一步号召在各级立法机关和公共部门任职的穆斯林成员不与这首令人不快的歌曲发生联系。”1937年10月16日-18日，穆斯林联盟举行勒克瑙年会，真纳批评国大党将国歌《致敬母亲》强加于所有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与穆斯林联盟的强烈反对使得国大党不得不认真考虑《致敬母亲》是否适宜作为国歌。
1937年10月17日，国大党领导人苏巴斯·钱德拉·鲍斯致信尼赫鲁，建议就该问题征询泰戈尔意见。10月20日，尼赫鲁复信称：“我不知道由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通过正式声明是否有必要，但我们的认识应当清楚。我争取得到了一本《阿难陀寺院》英译本，我正在阅读以了解这首歌的背景。看起来这首歌的背景确实会激怒穆斯林。……毫无疑问，现在反对《致敬母亲》的声音是教派主义者制造出来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迎合教派主义者的感情，但应满足真实存在的不满。”可以看出，一方面尼赫鲁认为《致敬母亲》的争论是以穆斯林联盟为代表的教派主义者制造出来的，不同意向教派主义的诉求妥协，一方面又承认穆斯林对《致敬母亲》确实不在不满情绪，国大党需要回应这种情绪。
不过当时尼赫鲁还没有解决方案，而是希望在加尔各答与泰戈尔等人会面征求其意见。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国大党在加尔各答举行年会。10月26日，泰戈尔致信尼赫鲁谈国歌问题，对尼赫鲁和国大党产生了直接影响。泰戈尔说：“对我而言，这首歌第一部分表达了温柔忠诚的精神，描绘了我们祖国的美丽和慷慨。这两点十分吸引人，我发现可以毫不困难地将这一部分与该歌的其他部分切割，与这部小说的其他部分切割，与因一神信仰而产生的所有感情切割。”关于《阿难陀寺院》，泰戈尔说：“我承认班吉姆的《致敬母亲》整首歌结合其语境来读的话，确实可能会伤害穆斯林的感情。
但是一首从原始版本中选取了两节的国歌，不会总是提醒我们想起整首歌，更不会总是让我们想起整个故事。它已获得了其独立地位，它所激发的感情我看不出冒犯任何群体的地方。”泰戈尔建议一方面承认《致敬母亲》和《阿难陀寺院》确实会伤害穆斯林的感情，一方面主张继续使用《致敬母亲》，但仅采用没有争议的前两节作为国歌，将前两节与其他部分切割，并将《致敬母亲》与《阿难陀寺院》切割。该建议非常有效地回应了国大党的关切，因此迅速国大党被采纳。尼赫鲁根据泰戈尔的建议起草了一份声明草稿，经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修正后发表。
国大党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又将该声明纳入了决议文本之中。因此该声明反映了国大党对《致敬母亲》问题的正式立场。该声明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承认穆斯林的反对意见具有一定正当性，但认为这首歌已“具有了特殊的全国性的重要意义”，发展成为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能放弃《致敬母亲》。该声明还特别指出“这首歌提到了三亿印度人民明确显示出这首歌适用于印度全体人民”，因此这首歌并未将穆斯林排除在外。
第二，认为这首歌的前两节流传更为广泛，前两节“用亲切的语言描绘了祖国的美丽和丰饶。从宗教或其他任何视角看，这两节都没有可以反对的。演唱这首歌绝不是为了挑战印度的任何一个群体，也从来都不会被看作是冒犯了任何一个群体的感情。”因此该声明建议，在全国性集会中演唱《致敬母亲》时只演唱前两节，同时允许组织者选择其他替代歌曲。
第三，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指定尼赫鲁、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等4人组成分委员会继续研究国歌事宜。1937年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声明试图既回应穆斯林联盟的抱怨，又避免引发印度教徒反弹，但效果却恰恰相反，一方面印度教徒反对切割《致敬母亲》，一方面穆斯林联盟也不满继续使用《致敬母亲》。为了平息不满，国大党还在报纸上发表了泰戈尔的信，试图借泰戈尔的声望安抚民众，但却使泰戈尔陷入舆论旋涡。泰戈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拉玛南达·查特吉（Ramananda Chatterjee）在《现代评论》（Modern Review）上公开发表文章与泰戈尔唱反调，称《致敬母亲》既无偶像崇拜，也不反穆斯林。
真纳和穆斯林联盟对国大党的有限妥协也不满意。1938年3月17日，真纳致信尼赫鲁要求国大党放弃《致敬母亲》。4月6日，尼赫鲁回信提醒其注意1937年10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声明，指出国大党并未正式确定任何歌曲为国歌，《致敬母亲》与民族主义运动相联系完全出于民众自发形成的感情，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建议使用前两节作为国歌，这两节没有任何词句冒犯任何人。放弃《致敬母亲》会“造成无尽的伤害甚至破坏民族运动”。
三、《致敬母亲》与印穆教徒的对立立场真纳和穆斯林联盟要求完全放弃作为国歌的《致敬母亲》，极端印度教徒不但强烈反对放弃《致敬母亲》甚至不同意仅使用《致敬母亲》前两节，尼赫鲁则强调放弃《致敬母亲》会“破坏民族运动”。这三种立场交织在一起，凸显了国大党的政策选择空间非常有限，其根源则要从《阿难陀寺院》和《致敬母亲》本身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的角度分析。（一）《阿难陀寺院》对穆斯林充满敌意《阿难陀寺院》反映的是孟加拉地区的托钵僧反抗穆斯林统治者的故事，对穆斯林充满敌意。比较典型的文本包括：小说第一部分第十八章詹纳南达（Jnanananda）大声疾呼：“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渴望这些捣毁这些织布鸟的巢穴，夷平穆斯林外来者的城市，烧掉这些讨厌鬼的围栏，将它扔进河里，再次净化大地母亲！
兄弟们，这一天已经到来！我们导师的导师，我们的最高保护者……今天被囚禁在穆斯林的监狱！难道我们的剑不锋利吗？” 小说第二部分第四章塞塔南达(Saytananda)说：“我们追求的不是俗世的权力。我们想要的是将穆斯林彻底铲除，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神的敌人。” 小说第三部分第一章：“每天有成百的大地之子（santans）、每月有成千的大地之子跟随詹纳南达和巴巴南达（Bhabananda）的步伐，组成队伍，向四面八方出击攻击穆斯林。无论他们在哪遇到国王的官员，他们都会抓住并抽打这些官员，有时甚至会杀死这些官员。
他们会将发现的政府资金劫掠回家。无论何时他们碰到穆斯林村庄，都会将它付之一炬。” 小说第四部分第一章：“一旦他们看见穆斯林，村民们就追上他并将他杀死。当晚一些人结成团伙闯进穆斯林区域，焚烧他们的房子，抢夺他们的财产。许多外国人被杀，许多穆斯林剃掉胡子，在身上抹上泥土，开始呼喊‘诃利’（Hari）。当被查问时，他们会局促地说：‘我是印度教徒’。”《阿难陀寺院》英译本（图源：www.amazon.in ）通过分析上述文本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小说将穆斯林视为外来者，只有清除了穆斯林才能“再次净化大地母亲”。洁净与污染是重要的印度教思想，实际上是将印度和印度教的复兴建立在消除穆斯林影响的基础之上；
第二，小说将穆斯林视为“神的敌人”，实际上意味着矛盾不可调和；
第三，作者建构的反抗叙事不仅暴力血腥，而且同时针对穆斯林统治者和普通穆斯林。穆斯林只能剃掉胡子、呼喊“诃利”，自称为“印度教徒”，这可说是查特吉为普通穆斯林设定的出路。（二）印度教民族主义与《阿难陀寺院》的反穆因素J.麦克伦《印度民族主义与早期国大党》指出，“小说出第一版时本来写的是孟加拉印度教徒起来反对英国人，为避免当局抓到把柄，以后各版才改为反对穆斯林统治者”。从本文掌握的英译本看，《阿难陀寺院》各版本间的文本变化和主题转变有限，反穆情绪一以贯之。特别是从《阿难陀寺院》具体文本看，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将穆斯林统治者而不是英殖民者作为印度教徒的反抗目标有其深刻思考，并非权宜之计。
小说设定的历史背景是1770年孟加拉大饥荒。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57年普拉西战役中获胜，实际上控制了孟加拉。1765年，莫卧儿皇帝颁布敕令授权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取得财政管理权，但其他权力仍保留在孟加拉纳瓦布手中。因此1770年英国人已进入孟加拉，但名义上的统治者仍是穆斯林纳瓦布。托钵僧反抗的目标是穆斯林纳瓦布还是英国殖民者，抑或是将两者同时作为反抗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小说第一部分第七章指出1770年孟加拉尚未落入英国人之手，他们只是征税者，对孟加拉人的生命和财产不负任何责任，对孟加拉人生命和财产负有责任的是穆斯林纳瓦布米尔·贾法尔（Mir Jafar）。
在米尔·贾法尔统治下，孟加拉走向毁灭。小说将孟加拉饥荒归因于“穆斯林统治者未能保护我们”。由于穆斯林统治者的失责，印度教生活生活方式和印度教认同都已经或者即将丧失。“我们已失去我们的宗教生活方式，我们的种姓地位，我们的自尊，我们的家庭联系，现在我们即将失去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不驱逐这些大胡子的堕落者(bearded degenerates)，我们的印度教认同（Hindu identity）将荡然无存。” 根据小说的叙述逻辑，穆斯林统治的混乱无序使得印度教的传统生活方式被破坏，而重建印度教传统生活方式的途径是驱逐穆斯林，净化“大地母亲”，复兴印度教以建立印度教认同。
小说第三部分第一章有一段话：“特别是，每个人都因穆斯林的统治混乱无序而对穆斯林不满。因为印度教的生活法则消失了，很多印度教徒热衷于建立印度教认同。” 小说第四部分第八章进一步提到重建印度教生活准则（Hindu rule of life，Hindudharma）的途径是经由英国统治，“除非是英国统治，否则永恒法则（Eternal Code）不可能重建。”对于为什么必须经过英国统治，小说有一套逻辑：内在知识是印度教永恒法则的主要部分，但印度教徒已失去内在知识产生所依赖的外在知识。印度教必须从英国人那里引入外在知识，然后“真正的永恒法则将会再次闪耀”，“只要印度教徒不够聪慧，德行有亏，不够强大，英国人的统治将一直保持下去。
他们的臣民将愉快地生活在英国人的治下，并自由地信奉其宗教。”这是作者建构的印度教复兴的途径，即驱逐穆斯林并接受英国人的统治。小说结尾，一个名为“治愈者”（the Healer）或“至尊者”（the Great One）的神告诉萨蒂亚南达（Satyananda）“穆斯林的统治已被毁灭”，“英国人将作为朋友而建立统治”，要求托钵僧放弃斗争。因此小说对穆斯林的敌意不是一时的、偶然的权宜之计，而是其建构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小说反映的这种态度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印度的民族主义潮流一致。
当时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英国人为印度带来了善政，并不将英国作为反对目标。最典型的是1885年印度民族主义者建立了国大党，但当时的国大党并未将反抗英国统治和争取印度独立作为奋斗目标。可见，《阿难陀寺院》对穆斯林的敌视根深蒂固，而且具有相当的暴力色彩，不但敌视穆斯林统治者，而且敌视普通穆斯林。更关键的是这种敌对情绪不是偶然的情绪化表达，而是深深植根于查特吉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理念。对于这样一部充满暴力反穆色彩的小说，穆斯林是不可能满意的。1937年尼赫鲁第一次读到《阿难陀寺院》的英译本时也不得不承认“确实会激怒穆斯林”。
（三）作为歌曲的《致敬母亲》同样令穆斯林不满1937年国大党声明试图切割《致敬母亲》和《阿难陀寺院》，以缓和穆斯林的反对情绪。但《致敬母亲》是《阿难陀寺院》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致敬母亲》由主人公反复吟唱，在建构和推动情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小说主人公在回答驱逐穆斯林的力量来源的问题时吟诵了《致敬母亲》的第三节：虚弱无力？为什么会这样，母亲！您拥有七千万人声音的力量，无数双手举起利剑，又令您的力量倍增！这是强调孟加拉七千万人民的力量足以驱逐穆斯林。在此语境下，《致敬母亲》的反穆意味十分明显。
《致敬母亲》使用的数字是“七千万”，这是印度第一次人口统计中孟加拉地区的总人口。因此一般认为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将穆斯林人口计算在内，其祖国母亲概念也包括穆斯林在内。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七千万人”的力量是用于驱逐穆斯林的。因此《致敬母亲》很难与《阿难陀寺院》切割，1937年国大党声明将《致敬母亲》与《阿难陀寺院》切割的努力也因之大打折扣。即使完全不考虑《阿难陀寺院》的反穆背景，《致敬母亲》本身也存在穆斯林不能接受之处。通篇分析《致敬母亲》，可发现其歌词将祖国比喻为母亲，其母亲形象不是一般理解的世俗形象，而是杜尔迦女神。
杜尔迦女神被奉为自然界创造和毁灭能量的化身，集各种暴力于一身，为了保护生命就会表现出毁灭性倾向。因此这首歌本身就存在将祖国母亲神格化的倾向，这种神格化的倾向随着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逐步发展成“印度母亲”崇拜，并且有了“印度母亲”神像，建立了“印度母亲”神庙。伊斯兰教是一神信仰的宗教，反对偶像崇拜，很难接受“印度母亲”崇拜。更何况这种神格化的“印度母亲”还具有暴力倾向，这种暴力倾向很大程度上又针对穆斯林，就更令穆斯林难以接受。《阿难陀寺院》建构了一套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理论体系，《致敬母亲》又进一步将印度教民族主义具象化为神格化的“印度母亲”。
印度社会是一个高度宗教化的社会，仅依赖一般的民族主义动员效果一般，因此需要这样一套带有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话语。《阿难陀寺院》和《致敬母亲》正好满足了这些要求，因而获得了巨大影响力。特别是在反对分割孟加拉的民族运动中，《致敬母亲》成为民族运动的国歌，与印度民族运动的前途深深纠结在一起。1905年甘地说：“这首歌如此受欢迎，因而已成为我们的国歌。”1939年6月29日，甘地说：“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喊”，“我将它与最纯粹的民族感情相联系”，“对我而言，它不是印度教徒的歌曲或者仅对印度教徒有意义。
”正因如此，国大党很难放弃《致敬母亲》。但真纳和穆斯林联盟不接受国大党立场。1938年12月26日-29日穆斯林联盟帕特纳（Patna）年会第2号决议再次批评国大党：“尽管穆斯林将《致敬母亲》视为偶像崇拜，而且鼓动对穆斯林的仇恨，但国大党漠视穆斯林的感情将《致敬母亲》作为国歌强加给穆斯林和其他群体。”
四、《人民的意志》与充满妥协的印度国歌方案1947年8月15日，印度正式独立。独立后的印度仍有几千万穆斯林，而且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国大党人主张建立世俗主义国家，希望放弃存在争议的《致敬母亲》，但制宪会议内部要求将《致敬母亲》作为正式国歌的呼声非常高。（一）作为替代选项的《人民的意志》尼赫鲁早在1937年9月1日即表示《致敬母亲》不适合作为国歌，因为它包含太多普通人不好理解的词汇，它反映的民族主义也不适合当前的民族主义。但对于《致敬母亲》之外的选择，尼赫鲁并无更深入考虑。1947年8月4日，尼赫鲁致信拉金德·普拉萨德谈及8月14日午夜政权交接仪式称，交接仪式细节必须认真考虑，否则可能会引发困惑和反对意见。
他建议第一项议程是演唱《致敬母亲》第一节，最后一项议程是演唱伊克巴尔《国歌》（Sare Jahan Se Achcha）一节或两节。但1947年8月5日，尼赫鲁关于政权交接仪式的安排发生变化，他建议第一项议程是演唱《致敬母亲》第一节，最后一项议程是演唱《人民的意志》第一节，在演唱《人民的意志》之前演唱伊克巴尔《国歌》的部分内容。可见直到1947年8月5日《人民的意志》才进入尼赫鲁考虑范围。《人民的意志》进入尼赫鲁视野并非偶然。这首歌由泰戈尔创作于1911年，共五节，其中采用为国歌的为第一节。
《人民的意志》第一节展现的是对祖国的热爱，但这种热爱之情没有向神的崇拜转化，因而不存在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转变为偶像崇拜的问题。因此《人民的意志》比《致敬母亲》更适合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更加符合尼赫鲁的世俗民族主义理念。《人民的意志》第二节虽然没有采用为国歌，但更为明确地呼吁各宗教信徒团结在祖国周围，表达了教派团结的梦想，进一步切中尼赫鲁和国大党希望建立印穆团结、教派团结的和谐社会愿景。泰戈尔创作的《人民的意志》（Jana Gana Mana）（图源：https://bharatstories.com/）国大党加尔各答年会于1911年12月举行，第一天演唱了《致敬母亲》，第二天演唱了《人民的意志》。
1937年10月底，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发表关于国歌问题的声明，并表示将组建委员会考虑合适的国歌曲目。11月3日，定居印度的爱尔兰裔作家詹姆斯·亨利·考辛斯（J. H. Cousins）致信《马德拉斯邮报》（Madras Mail）建议采用《人民的意志》。他认为《人民的意志》确认了印度的多样性，并赋予印度真正的统一性，尤其是该歌的第二节呼唤统一使其更适宜作为国歌。这可能是最早提出将《人民的意志》定为国歌的呼声。二战期间，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在新加坡建立“自由印度政府”（Azad Hind Government）。
1943年，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指示将《人民的意志》译为印地语（个别字句做了调整）并谱曲，将其定为国歌。尼赫鲁考虑将《人民的意志》定为国歌可能就是受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影响。1947年8月25日回应关于国歌问题的质询时，尼赫鲁说：“经过小的修订《人民的意志》被东南亚的印度国民军（INA）接受为国歌，随后在印度也十分流行。”尼赫鲁的建议得到广泛响应，支持《人民的意志》的理由正是尼赫鲁不愿明言的教派问题。1948年11月8日，《阿姆利则集市报》（Amrita Bazar Patrika）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新印度是世俗国家，《人民的意志》赋予人们统一的感情和兄弟之情，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耆那教徒、祆教徒都会接受这首歌，因此更适合作为国歌。
尼赫鲁1948年8月25日在制宪会议的发言回避了教派问题，而是说《人民的意志》的曲调更适合乐队演奏，更适合在国外演奏，《致敬母亲》不太适合国外的管弦乐队演奏。如前所论，《致敬母亲》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纠缠在一起，尼赫鲁1948年8月25日讲话企图为国歌问题定调，但制宪会议内部要求将《致敬母亲》定为国歌的呼声此起彼伏。1948年11月5日，中央和比拉尔省(C. P. & Berar)的制宪会议代表塞斯·戈温德·达斯（Seth Govind Das）称希望将《致敬母亲》定为国歌并写入宪法，还称：“如果音调不适合管弦乐队演奏，我认为这是管弦乐专家可以解决的困难”。
甘地也在会外明确表示支持《致敬母亲》。1947年8月23日，甘地强调《致敬母亲》不是宗教口号，而是纯粹的政治口号，不存在对穆斯林的冒犯，呼吁所有人合唱《致敬母亲》。（二）拉金德·普拉萨德关于国歌问题的声明由于围绕《人民的意志》和《致敬母亲》争论不休，制宪会议一直不能做出正式决定。1947年7月22日，制宪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旗问题的决议。7月29日，中央和比拉尔省(C. P. & Berar) 制宪会议代表H. V. 卡玛斯（H. V. Kamath）向制宪会议主席拉金德·普拉萨德建议，既然印度国旗已确定，那么应同样组建特别委员会讨论国歌事宜。
拉金德·普拉萨德则以确定国歌事宜会比国旗花费更长时间为由暂缓讨论。1950年1月24日是制宪会议成员正式签署宪法的日子。1月26日宪法就要正式生效，制宪会议亦将解散，因此制宪会议必须作出决定。1月24日，制宪会议主席拉金德·普拉萨德说：“有一件事一直有待讨论，即国歌问题。之前大家认为这件事可能需要提交制宪会议，由制宪会议以决议形式决定。但现在大家认为，与其以决议形式作出正式决定，不如由我就国歌问题发表声明更好。因此，我愿声明如下：名为《人民的意志》的作品（包含其歌词和曲调）是印度的国歌。
政府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授权对歌词做出修订。《致敬母亲》在印度的自由斗争中发挥过历史性作用，将拥有与《人民的意志》同样的地位。我希望这会令制宪会议诸君满意。”当日制宪会议闭幕式上演唱了《人民的意志》和《致敬母亲》两首歌。1950年1月24日拉金德·普拉萨德关于国歌问题的声明是一个充满妥协的解决方案。它没有像国旗问题那样以决议形式做出决定，因为两方意见针锋相对，各不相让，难以达成共识，只能以制宪会议主席声明形式做出决定，回避辩论和表决环节。这种回避是不得已之举，一方面它暂时解决了国歌问题的争论，同时也埋下了合法性不足的隐患。
五、《人民的意志》与《致敬母亲》地位的差异化发展1950年1月24日声明与1948年8月25日尼赫鲁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尼赫鲁说：“独立后我们接受《人民的意志》为国歌，这对我而言是非常高兴的事。我为做出这个选择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对此感到满意。” 但1950年1月24日声明只是一个妥协方案，并没有完全解决国歌问题。1953年印度政府出版物关于国歌的表述是“两首印度的国歌（national song）竞争国歌（national anthem）的地位。它们是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致敬母亲》和泰戈尔的《人民的意志》”。
1953年印度政府第一次编辑出版《印度年鉴》。该年鉴在“国歌”（national anthem）一节指出：“1950年1月24日《人民的意志》被接受为印度国歌（National Anthem of India）。同时曾在印度自由斗争中发挥历史性作用的《致敬母亲》将拥有同样的地位。”此后1954年、1955年、1956年《印度年鉴》均继承了这一表述，并将《人民的意志》和《致敬母亲》同时列入“国歌”（national anthem）一节。可见直到1956年，印度政府并未对《人民的意志》和《致敬母亲》的地位做出严格区分。
到1957年《印度年鉴》表述发生了变化，开始将national anthem 和national song 分开表述。national anthem 一节指出“1950年1月24日，泰戈尔的《人民的意志》被接受为印度的国歌”。national song一节指出“在国歌（national anthem）被接受的同时，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致敬母亲》因在印度自由斗争中发挥了激励人们爱国热情作用将拥有同样的地位。” 此后历年《印度年鉴》均继承了这种将《人民的意志》（national anthem）与《致敬母亲》（national song）分开表述的做法。
经过上述比对，可断定到1957年，印度政府对国歌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即不再含混地将两首歌均视为national anthem，而是将《人民的意志》视为national anthem，将《致敬母亲》视为national song。这种变化的依据是严格从字面上对1950年1月24日声明做出再解释，即只有《人民的意志》才是national anthem，《致敬母亲》享有的“同样的地位”则解释为national song。区分national anthem 和national song的方案仍然来自于尼赫鲁。
1948年8月25日尼赫鲁制宪会议发言说：“看起来《致敬母亲》应继续成为印度的国歌（national song）,但国歌（national anthem）应是《人民的意志》。”1950年1月24日声明并未完全体现尼赫鲁1948年8月25日发言精神。到1957年印度政府对1950年1月24日声明做出再解释，引入了national anthem 和national song的区别。此后1958年、1959年、1960年等历年《印度年鉴》均反映了这种区别，显示出印度政府区分national anthem 和national song 的政策具备延续性。
直至今日，印度政府仍严格区分national anthem 和national song。这看似只是文字游戏，但其意义随着印度国歌政策的细化而逐渐凸显。1971年印度通过《禁止侮辱国家尊严法案》。该法案第3条规定：“任何人故意阻止演唱印度国歌（Indian National Anthem）或在集会演唱印度国歌时制造混乱，将被处以最长三年的有期徒刑或罚金，或者两罚并用。”1976年英迪拉·甘地政府推出宪法第42修正案，将印度公民基本义务列为宪法第51A条款，其中包含尊重国歌（national anthem）的要求。
其中不管是《禁止侮辱国家尊严法案》第3条还是宪法第51A条款，规定必须得到尊重的都是national anthem，而不是national song。因此具体到公民行为规范，national anthem具有强制性，在演奏时必须起立致敬，否则将受到惩罚，而national song 则是非强制性的。这种差异性的规定与1937年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声明的精神一致，即避免强迫穆斯林等宗教少数群体演唱《致敬母亲》。《致敬母亲》和《人民的意志》的作者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和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图源：Inindianexpress.com）
六、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与国歌争议再起尼赫鲁、英迪拉·甘地设计的国歌方案
在国大党占据主导地位时期不会引起太大争议，一方面《致敬母亲》保持国歌地位，但不强制演唱，因而不会引起穆斯林等宗教少数群体的不满，一方面由于国大党的强势地位，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无力挑战国大党。但20世纪
八、九十年代后，尼赫鲁等设计的国歌方案遭到越来越多挑战，具体表现
在：
第一，指责《人民的意志》献媚英王，应予修正或弃用。对《人民的意志》的指责在独立前即已存在。1937年国歌大争论中，《人民的意志》被提议作为国歌替代《致敬母亲》，迅速成为攻击的靶子，理由是《人民的意志》是泰戈尔献给英王乔治五世的颂歌，歌颂英王当然无权作为印度国歌。泰戈尔创作《人民的意志》是1911年，同年乔治五世访问了印度。根据一些英文媒体报道，《人民的意志》就是在歌颂乔治五世。面对献媚英王的指责，泰戈尔不得不给予回应。1937年11月20日，泰戈尔在一封信中回应质疑：“一位在政府里有影响的朋友再三请求我写一首赞美国王的歌。
他的请求令我惊异，惊异中混杂着愤怒。在这种激动的情绪下我写下了这首歌。……人类命运世世代代的驾驭者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乔治五世或乔治六世或其他什么乔治的。我‘忠诚’的朋友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无论他多么忠于国王，他在理智上都不能要这首歌。” 1939年3月29日，泰戈尔再次回应称：“如果我回应那些质疑——他们认为我是如此无比的愚蠢以至于为乔治四世或乔治五世大唱赞歌，将其比作人类漫长历史上朝圣之路的永恒引导者——只会侮辱我自己。”1950年1月24日制宪会议将《人民的意志》定为国歌，但献媚英王的传闻在当时就未完全平息，并且绵延至今。
2015年7月8日，印度人民党领导人、时任拉贾斯坦邦邦长卡兰·辛格（Kalyan Singh）就指责泰戈尔的《人民的意志》赞美英国统治者。
第二，指责《人民的意志》歌词包含信德，但印巴分治后信德已不在印度境内，因此应予修订以符合印度现实。桑吉夫·巴特纳加夫（Sanjeev Bhatnagav）向印度最高法院起诉联邦政府，要求将《人民的意志》“信德”一词删除，因为信德已不在印度范围内。2005年，印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民族性（nation-ness）不是由领土边界决定的，而是由泰戈尔诗中描绘的非物质因素决定，驳回诉讼请求。为防止其他人提出类似诉讼，最高法院还对其课以罚金1万卢比。但最高法院判决也无法平息对《人民的意志》的指责。
2020年12月1日，印度人民党领导人、联邦院议员苏布拉马尼安·斯瓦米（Subramanian Swamy）致信莫迪称《人民的意志》歌词不符合独立后印度的实际情况，如歌词中包含“信德”，但信德已不在今日印度境内。建议使用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及其印度国民军1943年修订的国歌版本。
第三，要求比照《人民的意志》，在学校和政府机关等强制演唱《致敬母亲》。1993年，印度人民党在德里上台执政后，立即命令政府举办的学校只能将《致敬母亲》作为国歌。2006年北方邦举行邦议会选举，《致敬母亲》成为选举辩论的焦点话题之一。针对国大党宣布不会强迫在学校演唱《致敬母亲》的表态，时任印度人民党主席拉格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表示如在该邦获胜将强制演唱《致敬母亲》。2016年新德里居民高塔姆·R·莫拉卡向德里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修改《禁止侮辱国家尊严法案》，给予《致敬母亲》与《人民的意志》同样的地位。
2017年10月17日德里高等法院承认“《致敬母亲》在印度人民的感情和心理中占据着独特而特殊的地位”，但拒绝接受该诉讼请求。2017年，最高法院针对类似诉讼再次做出判决，强调宪法第51A条款仅规定尊重国歌（national anthem）为公民责任，并未提及national song。2019年7月22日，印度人民党领导人阿什维尼·库马尔·乌帕迪亚耶（Ashwini Kumar Upadhyay）又向德里高等法院起诉要求给予《致敬母亲》与《人民的意志》同等地位。印度人民党前主席拉格纳特·辛格（图源：Wikipedia）
第四，认为《致敬母亲》比《人民的意志》更能体现民族精神。与《人民的意志》相比，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度人民党更青睐《致敬母亲》，其潜台词是希望以《致敬母亲》替代《人民的意志》作为国歌（national anthem）。2014年12月17日，国民志愿服务团领导人莫汉·帕戈瓦特在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著作集《致敬母亲全书》（Samagra Vande Mataram）发布会上说“‘致敬母亲’是象征每个印度人心灵的词语”，建议人们阅读这本书，如不能阅读起码要在家保留一本。2016年4月2日，国民志愿服务团总书记巴伊亚吉·乔希（Bhaiyyaji Joshi）强调《人民的意志》是宪法决定的国歌应得到尊重，但《致敬母亲》体现民族精神，才是真正的国歌。
2020年8月15日是印度第74个独立日，莫迪在推特上分享了由印度作曲家协会组织多名印度音乐人制作的新版《致敬母亲》MV，并称之为“对我们伟大民族热烈而深情的致敬”。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度人民党强调尊重《致敬母亲》，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2021年1月17日，北方邦部长阿南德·斯瓦鲁普·舒克拉（Anand Swaroop Shukla）公开声称那些呼喊“印度母亲万岁”和“致敬母亲”的穆斯林将得到国家的尊敬。
七、结论民族主义
在西欧的出现是为了填补神权退位造成的信仰空缺，即将对神权国家的敬畏转变为对民族国家的热爱。这种转变本身是在由神权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变中发生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国家或民族作为神崇拜，不过这种崇拜限定在世俗国家范围内。但由于印度是一个高度宗教化的社会，单纯引进西欧式民族主义不足以激发民众的民族热情，需将民族主义提倡的对本民族和本国的热爱转变为宗教式的崇拜。《致敬母亲》的出现正好满足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这一要求，因而一方面成为印度民族运动的战歌，一方面又成为“印度母亲”崇拜的重要催化剂。A.G.努拉尼认为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民族主义是印度教徒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印度人的民族主义，将爱国主义转化为宗教，又将宗教转化为爱国主义，而这种与宗教密切相关的爱国主义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印度教徒对《致敬母亲》的喜爱是根深蒂固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度人民党等利用《致敬母亲》宣传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民族主义有其意识形态上的必然性。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催生了“印度母亲”崇拜，同时“印度母亲”崇拜又为伊斯兰教义所不容。这是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难以达成共识，导致印巴分裂的原因之一。印巴分裂后特别是20世纪
八、九十年代以来印度国内提升《致敬母亲》强制性乃至要求由《致敬母亲》替代《人民的意志》作为国歌（national anthem）的呼声此起彼伏，而穆斯林对强制演唱《致敬母亲》又决不妥协。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国歌问题上能否达成妥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印度民族国家建构能否行稳致远的重要试金石。西欧式民族主义从历史中寻找资源，建构一系列用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象征物。但这样的民族主义在印度没有引起太大反响，需对西欧式民族主义进行再创造。所谓再创造即将世俗的民族主义转化为具有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具体到印度就是将对祖国母亲的热爱转化为对作为神的“印度母亲”的崇敬。
这种转化不止普通印度教徒需要，而且为甘地等国大党领导人所支持。甘地1935年支持在贝纳勒斯建立“印度母亲”神庙即是将“印度母亲”神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印度国歌之争深刻反映了印度民族国家建构面临的穆斯林困境。印度民族主义转型及其面临的挑战还为观察世界范围内宗教与民族、国家及政治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样本。作者简介：齐仁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南亚观察”微信公众号2022年9月6日文章，原标题为《姜景奎专栏｜齐仁达：印度国歌争议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文章原载于《南亚东南亚研究》2022年第4期“姜景奎专栏”，封面配图来自https://open.spotify.com/track/69ZZFJM6ZqHBoFOkVadOoP，文章内容有删改本期编辑：代思佳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