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C. Raja Mohan（拉贾·莫汗）编译 | 何志国审核 | 陈安澜编辑 | 代思佳 穆祎璠 导言 2006年7月，印度著名战略家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在美刊《Foreign Affairs》上撰文分析印度外交政策。彼时，站在新世纪的起点，莫汉参照“三环外交”和“曼陀罗”体系，将印度外交战略构想化作周边、“印太”及全球三个同心圆，并指出印度外交面临的三大阻碍，即印巴关系、经济制度及冷战立场。在回顾了自冷战结束以来印度外交的发展历程后，莫汉分析了彼时印度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进展并指出，阻止中国在印度周边施加过多影响力，并在东南亚同中国展开竞争，仍是印度外交政策中更为长远的利益追求。
此外，莫汉还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与其他大国相比，印度与美国将会发掘更多共识；印度永远不会成为英国或日本那样的美国盟友，但它也不会是一个在正式联盟框架内寻求战术独立的“亚洲版法国”。结合本文发表后十几年来国际格局的发展和印度外交的成败，尽管部分地区，如阿富汗及印度周边国家问题的发展与本文的论述相比略有偏移，但在整体国家力量对比分析和大国关系分析上，莫汉极富前瞻性和洞察力：一方面，印度对华遏制和竞争面更加突出，这也成为印度对华政策的主导和重点；另一方面，美国对印认识和美印关系变得更加积极，合作维度更加丰富，但在特定问题上，印度也的确并未完全遵循美国立场。
因此，时至今日，此文对理解印度外交依然极富参考价值。南亚问题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参考。2005年4月29日，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时任印度总理辛格在新德里签署了一项旨在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协议。B Mathur /路透社印度即将成为一个在国际体系中地位摇摆的大国(the swing state)。作为一个地域广大、多种族、富有经济活力的非西方民主国家，它将在未来几年的国际体系变革中发挥关键作用。美国已经认识到美印联盟的潜力，但要将这种潜力转化为现实，就需要因地制宜地同印度开展外事活动。
一、西方会支持印度崛起吗？
在冷战结束后失落了几十年之后，印度现在正徘徊在成为全球性大国的边缘。2005年7月，在印度同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签署核协议后，世界开始关注起所谓的“印度崛起”，但是这一突破只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印度外交政策发生的戏剧性转变的一个方面。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错误开端和未开发的潜力之后，印度现在正成为全球均势中的摇摆国家。在未来几年里，印度将有机会在21世纪最关键的问题上施加影响：建设稳定亚洲、推动大中东地区政治现代化以及参与全球化的治理进程。尽管印度的经济增长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但鲜少有人注意印度最近的外交政策。
与美国领导人不同，印度领导人不会刻意宣示新的外交政策方针。尽管如此，近年来，他们坚持不懈地努力提升印度的地区和国际地位，增强自身实力。印度已经做出了协调一致的努力以重塑其周边环境，在与两个地区竞争对手——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沟通中找到解决方案，并在非洲部分地区、波斯湾、中亚和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近邻”地位。与此同时，它拓展了与现有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双边关系。印度已登上世界舞台，正成为西方以外第一个经济强大、文化充满活力、多种族、多宗教的“民主国家”。随着国力的崛起，印度有潜力成为“政治西方”(political West)的主要成员，并在未来几十年的重大国际政治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印度是否能达成这一目标，并且在多久内达成，首先取决于西方大国是否愿意按照印度的方式与其接触。
二、印度的三个外交战略圈
在印度的战略构想中，世界被划分为三个同心圆：第一个圆圈包括周边邻国，印度寻求主导地位，并对域外大国的干涉拥有否决权。第二个圆圈包括横跨亚洲和印度洋沿岸的所谓延伸邻国和地区，印度寻求平衡其他大国的影响力，防止它们削弱印度利益。在第三个圆圈纵跨整个全球舞台，印度试图成为一个能够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大国。历史上有三个事件阻碍了印度实现这些宏伟的战略目标。首先，南亚次大陆的宗教分裂，先是1947年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然后在1971年进一步分裂为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这使得印巴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在印度国内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也存在宗教分歧。
与伊斯兰教的冲突还使得印度与在历史上联系紧密的国家，如阿富汗、伊朗和东南亚的穆斯林国家分割开来。巴基斯坦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伊斯兰国家，严重地制约了印度往中东方向的交往。这些紧张关系与地区内和全球性大国间的对抗交织在一起，严重压缩印度在这三个同心圆中的回旋余地。第二个障碍是印度曾奉行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使得印度在独立后经历了相对稳定的经济衰退，国际影响力也随之下滑。国家社会主义模式(The state-socialist model)导致印度回避与外部世界的商业往来。这导致印度与其自然市场和文化相似的周边地区长时间脱节。
第三个障碍是印度在冷战中的站位。印度的独立伴随着冷战的开始，为应对当时美国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支持，印度投向苏联的怀抱，这一冷战格局促使印度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近半个世纪的国际政治竞争中处于失利者的地位。尽管印度是所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在大多数全球问题上却站在了对立的阵营（苏联）一边。印度成功地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摆脱了上述两个障碍：国家社会主义让位于经济自由化和对全球化的开放，以及冷战的结束。突然之间，印度可以自由地重塑其外交政策——让自己更灵活地面对中国崛起，调整对其他邻国的战略方针，并开始和大国展开密切合作。
三、多维印度影响力近些年印度拥抱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全球化的格局，对印度的地区影响力产生显著影响。随着南亚次大陆各国抛弃旧有的社会主义秩序，印度处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利地位。尽管改革的步伐相对缓慢，但这一进程已开始取得进展。在2006年夏计划实施的《南亚自由贸易协定》标志着南亚次大陆市场将获得重新整合，而在1947年以前，南亚次大陆地区还曾是一片相对独立的地区市场。与此同时，在意识到周边较小邻国存在某些政治发展问题时，就不能对印度经济发展过分乐观了。尼泊尔争取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斗争，孟加拉国无休止的政治动乱和极端宗教势力的崛起，以及斯里兰卡激化中的内部矛盾，都突显着南亚次大陆国家在发展中走向失败的潜在风险。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未来面临诸多不确定：这两国能否击败宗教极端主义，建立起现代且温和的政权，对印度来说至关重要。印度促进周边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战略需要制止内部冲突破坏地区安全，同时还要解决印度自身与邻国的各种冲突。过去，大国之间的对抗，以及印度与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都使得印度维持地区秩序的努力复杂化。如今，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大国都支持印度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布什政府也开始尊重印度在区域安全问题上的领导地位。鉴于美国和印度在促进民主、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方面的利益趋同，印度不再怀疑美国意在削弱自身的地区影响力。
因此，为实现地区目标，印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合作。同时，解决印巴克什米尔冲突的外部环境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有利。克什米尔冲突对印度与大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无关紧要，这意味着印度也更加愿意寻求政治解决方案。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一直在朝向印度所预期的方向稳步变化，这一点尤为重要。1999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有限战争”(limited war)中支持印度，打消了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在地区冲突中倒向巴基斯坦的疑虑。但印度仍然对克林顿政府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过于积极和规范性的做法表示怀疑。
印度更习惯于布什政府的低调方式，后者避免直接介入冲突。布什政府还公开称巴基斯坦应对跨境恐怖主义负责，并前所未有地从巴基斯坦得到结束袭击的保证。印度并不完全相信这些承诺，但它仍然相信美国能够对巴基斯坦施加有利于印度的积极影响。上述事态发展为两国政府间的和平进程开辟了道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正常化将结束这场互相伤害的边境冲突，并有助于提升印度的地区和全球地位，印政府几十年来首次开始就相关问题认真谈判。尽管巴基斯坦对谈判的进度并不满意，但双方同意采取一系列建立信任的措施。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拒绝放弃领土的想法，但是他经常呼吁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进而把实控线两边的克什米尔人连接起来，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条件，建立共同的管理机构。辛格明确表示，印度领导层有政治资本去冒险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印度最近在解决与中国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方面也同样大胆。2003年，印度决定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寻求与中国达成和解，而不囿于传统的法律或历史主张。因此，在中国领导人2005年4月访问新德里期间，印度和中国就最终解决边境问题的指导原则达成了一致，两国政府也正在探索双方就领土分割问题都能满意的折中方案。
印度为克什米尔争端以及与中国的边界问题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表明印度终于开始克服自独立以来一直困扰该国的领土执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有核化可能在这方面起到了助推作用：尽管有核化最初加剧了印度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冲突，但它也让印度能够以更大的自信和务实态度处理领土问题。
四、努力摆脱束缚的印度
在解决上述任何一场冲突，特别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取得进展，使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边界问题的解决最终也能使印度军队从领土防卫的约束性任务中抽调出来，从而更多地参与到印度洋周边的维和与维稳军事行动中。尽管南亚次大陆局势紧张，但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军队一直处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最大贡献者行列。印巴关系正常化将进一步解放世界上部分“最好的武装力量”，以促进大中东地区、非洲和亚洲的集体利益。尽管克什米尔和与中国的边界问题仍未解决，但印度在其周边的影响力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大幅提升。
印度经济的外向性使其得以重建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印度正在与个别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等多边机构谈判一系列自由和优惠贸易协定。正如中国已经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一样，崛起中的印度也可能成为印度洋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动机。在被亚洲不同地区的区域机构边缘化几十年后，印度现在已成为东盟、东亚峰会、海合会、上海合作组织和非洲联盟首选的政治伙伴。此外，印度也成为一个主要的对外援助国；
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是受援国，现在正积极利用对外援助来推动贸易和政治目标。例如，自阿富汗塔利班倒台以来，印度向阿富汗提供了6.5亿美元的援助。与此同时，对石油的渴求激励着印度的能源公司在中亚、西伯利亚、西非乃至委内瑞拉等地区追赶西方和中国的脚步。在安全方面，印度一直积极参与军事外交活动。由于其军事力量的地区影响力，印度完全有能力协助稳定印度洋地区。军事上的存在有助于印度迎合美国的政治利益：打击恐怖主义，平息宗教激进主义，促进民主进程，保卫海上航线的安全等等。从2004年底印度海军迅速部署到海啸受灾地区的能力就可以看出，印度海军在印度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中一直处于最前沿。
印度海军也准备参与多边的军事行动。
五、国际协同（AXES）和结交盟友冷战的结束使印度得以自由地与所有大国接触——尤其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发现自己与美国、中国、日本和欧洲的关系都不紧密，于是迅速采取行动来修复这一局面。印度抛弃旧有的社会主义教条，开始为其商品和资本寻找市场，以推动长期被压抑的国内经济。与外国的经济伙伴关系很容易建立，贸易流动的增长为印度与其他大国关系的稳定奠定新的基础。印度作为外包目的地的崛起以及信息技术进步使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也让它有信心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苏联解体后仅仅15年，印度与大国的全方位接触就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印度以前从未同时与所有大国建立过如此广泛的联系——这不仅是印度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份额和潜在国力的结果，也得益于印度精明和坚持不懈的外交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关系的发展尤为重要且值得回味。许多人认为，这两个崛起中的亚洲大国之间的暴力冲突不可避免。但由于印度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积极接触中国，两国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的紧张关系已成为逐渐消退的记忆。双边贸易蓬勃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不到2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近200亿美元。事实上，中国将在几年内超过欧盟和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1962年中印边境线上曾发生过战争，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在2005年4月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期间，中国和印度宣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尽管就在1998年印度曾因核试验引发中国不满。印度还与中国合作，以对冲与巴基斯坦和其他较小邻国的冲突。在过去，中国倾向于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搭便车，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同时为追求长期战略利益巧妙地与某些政权交好。这使得印度在次大陆上的邻国在想要抵制印度“推动”它们走向冲突的解决时，可以打中国牌来应对印度。但现在，尽管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地位有所提升，但中国越来越避免在印度的争端中偏袒任何一方。
中国并不是印度想要接触和结交的唯一亚洲大国。日本也已成为印度的重要伙伴，特别是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过去几年改变了日本政治的风向之后。在2005年4月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新德里的几周后，小泉宣布日本与印度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尽管日本对印度1998年的核试验做出了严厉回应，那次核试验不仅促使日本对印度实施制裁，日本还试图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国际组织上谴责印度。)随着对中国崛起和美印同盟关系的担忧日益加剧，日本将印度提升为其亚洲安全长期计划的关键角色。日本认识到必须使亚洲经济组合多样化，同时也出于部分政治原因，日本政府开始将部分外国投资转向印度(印度已超过中国，成为日本的最大受援国)。
自布什政府上台以来，日本也对扩大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海上领域。印度也已认识到，在能源安全和维护亚洲力量均衡方面，与日本享有共同利益。日本积极支持印度参加2005年12月举行的首届东亚峰会——尽管中国不愿让印度参加。印度和日本都不希望将两国的政治关系完全建立在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之上，但双方都明白，深化各自的安全合作将开启新的战略选择，而亚洲民主国家之间加强协调或将限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印度与欧洲的关系一直受到限制，原因是印度政府对欧洲在全球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相当不满意。
印度感觉其和欧洲在对待美国的态度上已经互换了位置：当欧洲对美国的政策愤愤不平时，印度却不再像过去那样第一个跳出来尖锐地批评美国。随着悲观情绪笼罩欧洲，印度日益增长的乐观情绪使印度得以支持不受欢迎的美国政策。印度人一贯给美国和布什政府打很好的分数。例如，根据最近的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印度人比例从2002年的54%上升到2005年的71%。而衰落中的欧洲往往对印度的崛起持怀疑态度，而布什政府则完全同情印度的大国梦。尽管如此，印度与一些欧洲大国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仍在加强。虽然许多较小的欧洲国家对美印核协议持批评态度，但是欧洲的两个核大国法国和英国却表示支持。
尤其是法国在很久以前——实际上早于美国，就打赌崛起的印度将为高科技产品提供一个广阔的市场；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在印度1998年5月进行核武器试验后，法国保护印度免遭八国集团(G8)的愤怒。在过去几年中，英国也开始把握印度的经济机会，并在总体上尊重印度的地区和全球愿景。在苏联解体后，印度也努力与俄罗斯维持关系。两国解决了旧有半易货的卢比-卢布贸易安排(old semi-barter rupee-ruble trading arrangements)的遗留问题，重新制定1971年的和平友好条约，并保持军事合作。
2000年，当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接替鲍里斯•叶利钦时，印度的等待获得了回报。再度崛起的俄罗斯决心恢复并扩大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如今，印度与俄罗斯之间的唯一掣肘是双边贸易关系的弱化，以及俄罗斯在提升中国军事实力方面所提供的支持。
六、对美国的魅力攻势
在冷战结束时，印度与美国建立新的政治关系的前景似乎很渺茫。美国长期以来在该地区支持的是巴基斯坦和中国，而印度则与苏联交好，一些全球问题似乎让两国对立起来。然而，冷战结束后，印度开始向美国示好。在克林顿政府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甜言蜜语都被置若罔闻，部分原因是克林顿政府的官员过于关注克什米尔争端和核不扩散问题。克林顿坚信，克什米尔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核引爆点”之一，因此需要缓和局势。他强调“预防性外交”，并决心“限制、减少并最终消除”印度的核能力。当然，克林顿的做法直接触及了印度的核心国家安全问题——领土完整和保留核选项。
在美国要求印度限制核战略能力的压力下，印度进行了核武器试验作为回应。但即使面临美国的制裁，印度仍称自己是美国的天然盟友。尽管克林顿政府对结盟不感兴趣，但核试验迫使美国50年来首次认真接触印度。这种接触并没有解决核问题上的分歧，但它确实促使克林顿于2000年3月访问印度——这是22年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印度。克林顿的个人魅力，他对印度的真正同情，以及他在1999年巴基斯坦战争中出人意料地支持印度，成功地改善了两国关系的氛围，并以一种新的方式拉近了两国之间的外交距离。然而，布什改变了美印关系的战略前景。
布什确信印度的影响力将远远超出其近邻，因此重新制定了美国与印度接触的框架。他解除许多制裁并打开美印高科技合作的大门，为印度反恐战争提供政治支持，结束了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倾向巴基斯坦的历史，通过拉拢印度，从而重新定位美国在中印关系中的地位。印度通过支持布什政府在导弹防御、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应对全球变暖挑战来应对这些变化。2002年，印度通过保护马六甲海峡过境的美国资产，积极支持美国在阿富汗“持久自由军事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且同意在联合国框架外与美国开展多国军事行动，并在2005年和2006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两次投票中支持美国反对伊朗——印度昔日的盟友。
2003年夏天，印度还差点向伊拉克派遣一个师的部队，但在最后一刻撤回了部队。这些行动都标志着印度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虽然布什政府对印度不介入伊拉克事务的决定感到失望，但是他们认识到印度的外交政策正处于历史性的转变中，并坚信在战略利益引导下，印度将继续与美国开展更深层次的政治合作。自1991年以来，印度一直坚持与美国接触，原因在于它相信只有从根本上改善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关系，印度才能实现更宏伟的战略目标：提高其全球地位，并在与其他全球性大国的关系中获取国际影响力。然而，印度同时接触所有国家的能力可能很快就会结束。
随着中美关系加剧紧张，美国寻求制约中国影响力的策略，在对待新崛起大国的态度上印度将面临抉择：印度是选择在美中之间保持“不结盟”？还是说，印度当前的大战略已明显偏向美国？2005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和印度总理辛格公布了美印核协议，该协议在2006年3月布什访问新德里期间得到巩固，标志着美国在印度核问题上已经给出了最终答案。布什提出修改美国的核不扩散法——当然要得到国会的批准，调整全球核秩序以促进与印度在民用核能方面的全面合作。作为交换，印度承诺将其民用和军用核项目分开，将其民用核电站置于国际监管之下，并遵守一系列核不扩散义务。
长期以来，印度对此类政治交易的兴趣显而易见。印度未能在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起草之前进行核试验，因此在核秩序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印度既不愿意放弃核选项，但作为一个核武器国家，它不可能被核不扩散体制正式接纳。因此，印度希望改变核不扩散体制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对布什政府来说，该协议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核问题，而在于为美印之间建立真正的联盟奠定基础——在全球力量平衡发生变化之际，它鼓励印度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努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缺乏互信与合作的历史——部分源于过去的核争端——才使布什政府相信美印之间的核协议是必要的。
七、印度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吗？许多批评人士认为，布什政府建立联盟的希望是错误的。他们坚持认为，有着不结盟传统的印度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真正的盟友。但持此类观点的人误解了印度的不结盟立场，以及过去60年来印度现实政治的本质。与印度国内普遍存在的不结盟信念相反，在国家利益强烈推动下，印度印度并没有在结盟方面遇到困难。在1971年和平友好条约基础上建立的印苏关系，有许多联盟的特征(尽管印度声称这种关系与不结盟是一致的)；在很多方面，该协议都是对美国、中国和巴基斯坦结盟的经典回应。印度还与两个较小的邻国不丹和尼泊尔建立了以条约为基础的双边安全关系。
事实上，印度所谓的“道德政治”(moralpolitik)(相对于纯粹的权力政治，或称权谋政治Machtpolitik)与布什政府期望与印度结成联盟之间并无矛盾。印度正越来越多地用“负责任大国”(responsible power)的理念取代印度传统主义者所珍视的“自治”理念。人们认为，自治适用于试图保护自己免受大国竞争影响的弱国，但不适用于印度这样的新兴力量。随着印度开始认识到其政治选择具有全球影响，将不再那么反对在具体问题上选边站队。结盟和平衡是所有大国的必备品，对印度来说也是如此。
然而，印度有能力与美国结成同盟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与美国结成长期同盟。这将取决于两国共同利益的程度以及共同采取行动的政治能力。布什政府希望，这些共同利益——例如在平衡中国和打击中东激进宗教势力方面——将为长期战略合作提供基础。这一结果大体上是可信的，但美印同盟的长期存在绝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考虑到美国似乎无法建立基于平等的伙伴关系。在面对崛起的中国时，印度与中国保持地区均势的趋势并未随着两国宣布战略伙伴关系而结束。事实上，阻止中国在印度周边施加过多影响力，以及在东南亚与中国进行竞争，仍然是印度外交政策中更为长远的利益追求。
尽管西方国家对缅甸的军事政权感到担忧，但印度一直在积极干涉缅甸寻求中国支持的努力，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关系也正在迅速加强。2005年，当巴基斯坦推动给予中国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观察员地位时，印度迅速采取行动，将日本、韩国和美国也牵涉其中。鉴于印度一直以来不愿在亚洲和印度洋地区屈居
第二，而且与遥远超级大国——美国的合作也相对舒适，因此印度与美国加强安全领域合作是有结构性原因的。在中东，印度与美国在阻止极端宗教势力崛起方面也有共同利益，因为这对印度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一方面，印度拥有庞大的穆斯林人口——近1.5亿，居世界
第三，另一方面，印巴分治导致长时间紧张局势，印度过去曾采取行动以遏制极端宗教势力的蔓延。冷战期间，当美国与中东的保守伊斯兰势力结盟时，印度更倾向于该地区的世俗民族主义势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美国对塔利班采取模棱两可的行动时，印度与俄罗斯、伊朗和中亚国家合作，支持北方联盟来打击塔利班。现在，尽管一些印度人担心与美国结盟可能会使印度成为极端分子的主要目标，但印度不可能向极端势力妥协，因为这威胁到印度的统一。但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并不会自动产生同盟。两国之间的权力不平等，缺乏政治合作的传统，以及官僚主义阻力，都将继续限制印美战略合作的步伐和范围。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与其他大国相比，印度与美国将会发掘更多共识。印度认为美国的支持对印度成功崛起是必要的，而华盛顿也承认，印度在应对全球秩序和安全面临的新挑战方面可能发挥关键作用。作为加速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印度可以在确保其他发展中国家像它一样成功地实现转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克服发展挑战的同时抓住改革机遇。考虑到经济扩张的速度和规模，印度也将成为确保全球经济资源再分配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印度可能成为中东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角色。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印度在保障本国穆斯林权利和推动族群融合以及与巴基斯坦实现和平方面的成功，将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
为了确保与印度的长期伙伴关系，美国必须在“印度例外论”(Indian exceptionalism)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为捍卫最近签署的核协议而努力，制定一系列同印度深化合作的政策。然而，印度并不会心甘情愿沦为美国的附属，随时做好准备迎接美国在世界各地行动的风险。印度永远不会成为英国或日本那样的美国盟友，但它也不会是一个在正式联盟框架内寻求战术独立的“亚洲版法国”。鉴于当今全球安全挑战的严重性，美国需要的不只是顺从的盟友。相反，美国需要的是有能力和有兼容性的合作伙伴。与崛起中的印度进行合作有时可能会很困难，但印度愿意采取广泛行动，捍卫和促进与美国广泛的共同利益。
因此，支持印度的崛起符合美国自身的长期利益。
作者简介：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印度尼赫鲁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南亚研究教授，曾在新德里的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和政策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and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工作，是印度智囊团中的重要人物本文编译自Foreign Affairs网站2006年7月文章，原标题为Indi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原文链接为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06-07-01/india-and-balance-power本期编辑：代思佳 穆祎璠